引言

中国史学萌芽甚早，源远流长。若从孔子修撰《春秋》算起，至今已两千多年了。《春秋》之后，尤其秦代之后，历朝历代，无不有史，这一现象为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所无法比拟。据估计，我国现存古籍之中，十之七八可以归入史部，中国史学之发达由此可见一端。

在中国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清晰的学术传统，代代相继，绵延不绝。一是著史撰史的传统。孔子笔削《春秋》，可以视为著史传统之发端。因为《春秋》已经超越了更早的《尚书》史料汇编的性质，也并非述而不作，只是整理鲁国的史料而已，而是寄寓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贯穿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所以孔子自叹“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更为典型。他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囊括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多年的历史，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后世史学的典范。司马迁之后，撰史修史的活动代代接力，汇成著名的“二十四史”，代表了传统史学的正史范式。在正史的纪传体之外，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还存在编年、纪事本末等多种体裁，这些史籍与正史一起构成了史部书籍的主干。上述历史编纂活动，均以一定的观念预设为旨归，或贯通上下古今，或总括一代之人事，都是一种综合性工作。这种历史编纂学的惯例，可以称之为中国史学的史撰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几乎都隶属于这种传统。

在这一传统之外，中国古代史学还有另一种传统，即考史注史的历史考据学传统，或可简称为史考传统。史考不作系统性的大规模著述，而是专门从事具体史书史实的注释考订。与史撰工作关注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本身不同，史考工作聚焦于历史的记录，即史料和史书。史考观念同样源远流长，这一观念大概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说法。公羊、谷梁、左氏传注《春秋》，既有对《春秋》书法的注解，又有对其中史事的考证。三国时谯周撰《古史考》25篇，对史记中的史实错误进行订正，开考史专著之先河。但此书在宋元之际散佚。史注中的名作首推南朝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其注对《三国志》原书进行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对有关三国的文献史事，颇下了一番广集博采的搜考功夫。《隋书·经籍志》有刘宝的《汉书驳议》，姚察的《定汉书疑》，即最早的考证之作。历史考据学的真正发达是在宋代，这一时期对史料的考订批判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司马光写定《资治通鉴》后，自为《考异》30卷，为考史之模范。史考之业至清乾嘉而大盛，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乃其荦荦大者。他们研究版本、校正文字、阐明训诂，考求其中的天文历法、地理沿革、职官制度等内容，解决了不少疑文晦义。乾嘉学者对旧史的清理，不但为利用史料史书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还完善了考证的方法和工具，史考传统由此臻于极致。史考传统与史撰传统平行发展，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

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的史学传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造和重建。古代史学的史撰、史考两种传统都发生了一些变异乃至巨大变异，但这两种传统本身却并未中断，而是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样态。

古代的史撰、史考两种传统在近代实际上已演变为史观、史料两大派别。史观派注重理论思想，致力于大规模的编史著史工作；史料派崇尚材料，沉潜于具体史籍史实的细密考订。史观派由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发端，依据进化论、民主观念重构中国历史，在体裁上也有重大突破，推广了章节体。唯物史观派踵武其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历史体系，编著新式通史成为其主要的存在方式。可以说，史观派的工作是通过编史著史来体现的。史料派始于清季民初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金石之学，他们主张利用文字材料与实物材料相互参证以考明史实。五四时期胡适、顾颉刚发起的“疑古”运动，突破经学的束缚，以考证为基本手段，展开对史书史迹的审核辨伪，为乾嘉之后考证学的新高。1928年成立、代表官学正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中心，强调语言学、考古学的地位，同样是考证学的重镇。1949年后，史料派进入长期的蛰伏沉寂状态。直到1990年代国学复兴，考证活动再次大张旗鼓地铺开。

分别承袭史撰、史考两种传统的史观、史料两大派别长期以来并非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而是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强力介入一直处在冲突对立之中。百年中国史学史，可以说是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在这场世纪较量中，在某些极端时期，两大史学阵营中的学人几乎谁都不拿正眼看对方，谁得势就压对方，入主出奴，是丹非素。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来势迅猛，摧枯拉朽，沿循传统路径补史考史的活动被视为旧学之残余，成为革命的对象，在被打倒之列。五四前后，高举科学旗帜的史料派以新面目登上史坛，到二三十年代，已然居于主流地位。有人认为，自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起至194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这种观察与感受当然有问题，因为“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的，不仅有疑古学派，还有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史语所派”，把持各大学势力的更不仅只疑古一派。但如把上面引文中的“疑古学派”换成“史料派”，则这种观察和感受就异常准确了。在社会史论战中一度非常风光的史观派当时的确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他们的文章多发表在当时二三流的杂志上，著作多出版在声望不大的书店，名牌大学也根本没有他们的讲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成果受到主流学术界的轻蔑。1945年出版的由史料考订派主持撰写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编者自认为是一部从1840—1945年百年史学史的总结。在这个总结中，史观派几乎没有任何地位，除肯定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没有任何一位史观派学人和史观派的著作（尽管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入围，甚至有的章节直接把史观派学人看作是“宣传家”而非“学问家”，认为他们的研究除了“贡献混乱”外，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显示出史料考订派的傲慢与自负。

但随着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的到来，史学界也乾坤倒转。史观派从边缘进入中心，从异端变为正统，从“旁门左道”摇身成为主宰。史料派则被一步步地放远到史学界的边缘，到1958年的“史学革命”，他们多数又被当作白旗拔掉，史料派从整体上被打翻在地，名声也被搞臭，他们的治学路数和成果也被轻蔑地视为价值不大的“繁琐考据”，以致在被当作“繁琐考据”典型——考证洪秀全有无胡子——的例子中受到尽情的嘲弄与奚落。1949至1958年的历史学可以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漫长冲突的余波，而从1959年以后史学界的冲突则转化为史观派内部的对抗和厮杀。这时，史料派已被完全打倒，史观派的内部争端遂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史料考订派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在适宜的环境里仍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1960年代初，当史观派因“以论带史”的口号颇失颜面时，史料派适时地发出了“论从史出”的呼声为自己的存在辩护。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当史观派因“影射史学”而发生信誉危机时，史料派则进而倡导“回到乾嘉去”，表达出自己要重返中心的愿望。19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全面变动，学术界重振“国学”的声浪日甚一日，调整学术谱系的呼吁不绝于耳，从1980年代开始的对王国维、陈垣、顾颉刚特别是陈寅恪等史学大师的纪念活动愈演愈烈，……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史学界人心的变动，史料派向中心的大步复归，标志着史料派与史观派的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大史学流派的冲突看来并没有随着20世纪的终结而终结。

史料史观两派冲突的根源究竟何在？最根本的可能源于对史学性质的不同认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百年来不同的主要思潮和学派。假如认为“史学只是史料学”，那么就是史料考订派，假如认为史学是寻求规律的科学，最重要的是史观和解释，那么则可能是史观派。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了研究门径和方法的不同。将历史学作为史料学和文献学，考证则是最主要的方法；将史观作为史学的生命，则致力于对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解释，就离不开援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广而言之，综观20世纪中国史学的风云变幻，总离不开一个“史学是什么”的问题。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理解“史学”？乾嘉时期的章学诚早已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所谓“史考”，当是今天的“考证”，所谓“史纂”，当是今天的“编纂”。清季及民初史学界，无论是沿清代考据之学疑古之风，从事古史整理与辨伪者；还是沿清代赏鉴古玩好嗜金石之风，进而为殷墟甲骨流沙坠简之研究者；抑或应用西洋考古、地质、人类等科学以从事发掘，而作史前文化之研究者等等，都是所谓比次之书，考索之功，即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史学界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可能相当于章学诚所谓的“史纂”，而“千千万万在各种学报中”发表的论文，在人们看来，则“都是史考”，“不是史学”，有的学者之所以不赞成单纯的“史考”，就是因为不认同“史料即史学”的主张，包括由此衍生出来的“证而不疏”的戒律，认为“在‘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支配之下，……‘证’的范围则退缩到材料的真伪这一点上”，而“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史学研究是无从开始的”，不仅如此，还会由此产生“太重视小的考证”，“常常忽略了大问题”，以及“对于时代完全不管，为史学而史学，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等若干流弊。总之，“证据”、“材料”、“实证”不等于“史学”。

史学离不开实证，“拿证据来”、“跟着证据走”当然是史学的戒律。但是，“拿证据来”“只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或如张荫麟所言：“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1）正确充备之资料；（2）忠实之艺术的表现。” 实证研究只能证实或证伪某些“名物训诂”中的问题及史事的搜求与确定等局部的或范围有限边界清晰的问题，如竹书《周易》、帛书《周易》与传世《周易》的异同等等问题。问题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就不是实证方法所能解决而非得援用一定的学理来说明不可，这就进入了解释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非“史观”即较大规模的“预设”不能为功。且不说一些大型问题如确定社会形态不是“拿证据来”所能应付，即使是一些中型甚至小型问题也非“拿证据来”所能完全奏效。如孔子诞生的时间问题可以实证，儒学长期主导中国社会的原因问题却是“实证”不出来的。回答这种小型问题，亦必须要么援用“唯心史观”，要么依据“经济决定论”，要么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相关概念。这也就是顾颉刚当年所坦言的：“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收集和考订资料，但历史决不等于资料，包括那些至为准确的资料，——历史存在于资料的背后。可以说，真正的历史研究开始于资料全部考订准确清楚之后。把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就是把手段等同于目的，把前提等同于派生物，把砖瓦砂石等同于房屋，把布帛针线等同于衣服，把五谷杂粮等同于美酒，把猪羊狗牛等同于佳肴，把桑叶等同于蚕丝，说“史学只是史料学”，事实上是对史学本身的取消。“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 “真正的历史只有当历史学家穿越时间的屏障开始解释活生生的人时才得以存在。” 那么，“史学”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以人为中心”、“以生活为中心”、“以时代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也就是说，“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换言之，史学不是以“史料”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而是以“历史”本体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历史本体就是现实人生，而这，既需要“史料”，也需要“史观”也即“理论”，——作为历史本体的现实人生没有某种“理论”作参照与工具是永远无法说明的。20世纪，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之所以风起云涌，一派繁荣，原因即在于此。“史学”究竟是什么，虽然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的定义，但“史学”之中必须既包含史料，也包含史观，还包含方法，则已无须多说，殆无疑义。总之，史料与史观、考据与义理、实证与阐释、思想与事实、见识与功力、综合与分析、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便无法构成完整的史学。

不幸的是，20世纪的中国史学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对史学性质内涵的偏颇理解中度过的，执两用中的为学取向始终未占主流。不同学派主要是两大学派的对立于是不可避免，他们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中国史学发展的总体图景。因此，本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追踪描述，也是以史观、史料两大学派的离合为基本框架的。当然，学派流变不能等同于全部学术史，学派归属也不能展现学人的完整面目，甚至学派本身带有后见之明的色彩，与当时学术、学人的实况存在一定出入。因此有学者就不赞同分派以论学。然而，学术史叙事却终究离不开派别的区分。通过划分流派来梳理学术史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历来如此，中外皆然。不划派根本无法叙事，至少是无法很好地叙事，否则将难以处置、驾驭如此繁多、芜杂的文献、事件和人物。学术史不同于一般的论著目录索引，简单的堆积罗列并不合格，而尤其需要清晰分明的脉络线索。这个线索当然只能是学术的“薪火相传”、知识的承上启下、学问的师生授受，分派叙述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学术史中的“学派”，人们通常在以下3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在实体的意义上，二是在“同门”的意义上，三是在工具和方法的意义上。前两种由于存在比较明确的形式上的联系或精神上的传承，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如“年鉴学派”与“兰克学派”就早已为学界公认。最可能引发争议的是第三种纯粹“方法”和“工具”意义上的“学派”，这主要是在学术史上徒具“学派”之名而并无“学派”之实的学术群体，换句话说，一些以这派那派命名的学术群体在当时当世可能并不以本名存在，甚至有的本名仅是后世的人们出于某种方便所赋予的某种称呼而已，再进一步说，那些名号众多的“学派”，许多仅充当了一种学术史家的叙事工具，它们自己并非当时当世的学术史事实本身。比如，在讨论两汉学术史时，人们常常使用“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概念，实际上，这两个概念也是后人对治学路数不同的两群学者的指称，而且这两路学者存在并争斗了近400多年，其成员既不同时，也不同地，根本称不上是什么真实的“学派”，它们只是史家的叙事工具而已。但不能不承认，析分出今、古文后，两汉的学术史叙述起来更方便了。后来著名的“乾嘉学派”，可能也是如此。所以，运用“学派”这一概念工具进行学术史考察本身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必要，问题的要害在于是否能够运用得当，最终有利于学术史脉络的把握和认知，而不是妨害学术史真相的呈现。

这里必须申明，本书是在相对意义上使用史观派、史料派的概念的，切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史观派、史料派是相对的，只是一种大致的区分，主要是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无论对哪一学派来说，史观、史料无疑都是历史研究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但对不同的学派而言，史观与史料毕竟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正是这种同中之异，使我们能够将他们分别划入不同的阵营、路线。史观、史料两派的区分从不意味着史观派毫不理会史料考据，史料派与史观理论完全绝缘。再者，两派是动态发展的。史观派有倾向于重视史料考据的阶段，如1940年代中后期；史料派也有关注史观理论的时期，如1949年之后。况且，在某一时间段，一些学者处于中间状态、临界状态，立场徘徊游移、定位相对模糊的情形也不鲜见。还有，我们使用的“学派”这一概念工具，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概念的内涵是从对象身上的某些特征提取、抽象出来的，但这些特征综合成这个概念的内涵后，就作为对象的重要特征而被强调了。这种概念并非对象的真正定义，而是一种观念的构造。只有借助于这种观念构造，才能将复杂现象秩序化。由于它只是分析经验的概念工具，与经验事实不会完全对应重合，因此无需由经验整体去证实或证伪，并不排除例外现象的存在。因此，不应望文生义，将史观、史料两派的区分做僵化的、绝对化的理解，非要将一种观念与它所处理的对象严格对应。那样，就无异于胶柱鼓瑟，尽失历史本身繁复变化之妙。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论述20世纪的中国史学时，除以史观派、史料派为基本分析工具之外，还特别使用了“新史学”与“新汉学”一组概念。这与史观、史料两派的区分并不冲突，它们之间大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新史学”与“新汉学”分别代表了史观与史料两派所塑造的两种不同的学术形态。清末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1980年代复兴的社会史，构成“新史学”的谱系，五四以来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1980年代的古籍整理以及1990年代以后的国学复兴，则同属“新汉学”的脉络。

与史观、史料两派的世纪较量相呼应，“新史学”与“新汉学”也经历了一场百年轮回。“新史学”肇始于20世纪初以梁启超和国粹派为首领的“史界革命”，它以西方民主政治观念为准绳，以欧日文明史学作参照，猛烈抨击传统正史，努力塑造一种旨在培育新国民、以社会民众为主体、主张与各种社会科学联合共治的新史学。不过，“新史学”不久就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而功成身退，逐渐转入低潮。然而，真正将“新史学”挤向边缘而几至断流的是1917年后“新汉学”的兴起。以胡适、顾颉刚为领袖的“新汉学”内承乾嘉汉学的考据传统，外接西方的科学精神，将文籍考订之学推进到一个新境域。1920年代“新汉学”迅速蔓延，一举取代“新史学”成为主流派。至1928年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创立，“新汉学”正式成为官学正统，达到巅峰状态。此为“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第一次交替。

第二次交替开始于1929年后唯物史观派的崛起。唯物史观派接替梁启超成为“新史学”的传人，它的亮相意味着“新史学”的重生。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唯物史观派的挑战和冲击下，“新汉学”出现下滑和分化。1949年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唯物史观派摇身变为主宰者，“新史学”成为主流。在新的语境下，“新汉学”急剧萎缩，至1958年“史学革命”宣告集体陷落。不过，史考传统仍在艰难地维系着，史料考订整理工作没有完全中断，只是由于唯物史观的笼罩而不得不呈现出一种新面目。“文革”期间唯物史观派新史学趋于完全意识形态化，事后“新汉学”趁机出来平衡和矫正，1980年前后“回到乾嘉去”一度抬头。但是直到1989年，唯物史观派新史学的核心地位一直未能动摇。

1990年代，“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第三次交替启动。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唯物史观派出现下沉，“新史学”的旗帜转移到复兴的社会史手中。同时，随着“国学热”的涌动，实证传统的地位空前提高，“新汉学”再度泛起。不过，这已是它在史学领域内最后的回光返照。最终，“新汉学”自立门户为文献学，找到了自己的学科归属；社会史研究所代表的“新史学”成为历史学的主导。“新史学”与“新汉学”实现划界分治，它们长达一个世纪的争夺拉锯遂告一段落。

由于上述基本线索的存在，本书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进程的勾勒和描述，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考量评估。也就是说，本书所从事的，不是一般性的概述或综述，不是百年成果展，而是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门研究。既然是围绕特定的问题而展开，就肯定会有所取舍，特别是有所牺牲、有所遗漏，不可能包罗这一时段内所有的学者和著作。或许，在这幅学术地图中，相当一部分读者难以搜寻到自己的位置，这实属遗憾和无奈。毕竟，我们只是从某一角度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轮廓的素描，而不是企图构建一幅包含所有细节的全息图像。

此外，本书的考察并非单纯从学术史、史学史内部进行的，还兼及学术史演进的外部语境。“学术史”从来不是“学术”一方单独写就的，而是“学术”与“社会”双边互动共同执笔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的认识似乎最为到位。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这位历史学家说，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因此，“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出他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以至于可以把他们写的历史看作是“由时间与地点在内的环境塑造成的”。所以，他主张：在研究史学之前，应先研究史家，在研究史家之前，应先研究时代与社会环境。如果这些看法没有大错，那么由此而得出的一个结论便是：史学史特别是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理解某些学术史的大关节、大转折时，社会学考察还应处于基础地位。这里事实上已牵扯到学术的“内史”与“外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唯物的观念，将学术史的演化完全看作是消极的、被动的、次要的、派生的，固然有问题，但在“重估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思潮影响下，又将学术史的变迁完全视为主动的、自动的，将“学术”本身看作可以脱离社会与时代因素制约的“自足体”，也有着同样的或同等程度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划清学术史研究中的“外缘理路”与“内在理路”之间的边界与限度。在某种既定学术“典范”确立之后的常态时期，从纯知识的角度所作的内在考察当然是主要的；当新旧“典范”交替、学术方向转折的革命时期，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所作的外在考察则应当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内在考察这时也必不可少。

因此，本书的基本思路之一，就是努力将一些史学史上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关键问题作社会史的处理。社会转型、时代思潮、重大事件、政治冲突、思想论战、历史转折等外在因素，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内化为史学存在的学术基质的？换言之，史学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变迁”？史家通过著述究竟是如何反映他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我们如何才能从史家对遥远社会的描述与评价中，剥离出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来？不理清上述问题，则不足以透彻地理解与把握史学在20世纪所发生的变迁。“正史”规范的式微，“新史学”的出现，“古史辨”派的崛起，“史语所”谱系的生成，“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的奠定，特别是50年代“五朵金花”的盛开、80年代和90年代学术风气的嬗替等，均非“内在理路”所能充分说明。20世纪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承平的世纪，而是一个从社会到经济、从政治到思想、从文化到学术均与“传统”发生巨大裂变的世纪，是一个各种“主义”与社会理念纷纷登场检验自己的魅力的世纪。在这样一个“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的历史大势面前，特别是在几度出现的“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民族、阶层和个体生存方式与生存机会的选择，老实说，始终处于积极的地位，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转型与发展，在更多的时间内，不能不具有从属的性质。所以，从“外缘理路”来思考与论说20世纪中国史学，至少是有着某种最低限度的历史合理性的。

当代西方史家伊格尔斯说：历史学“是必须从实践着它的那种社会文化的与政治的整体结构之中加以考察的”，“一部史学史只考虑到历史学规范内部的因素乃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把一部史学史和各种体制以及进行学术工作的社会的和思想的环境分隔开来”。他本人在考察20世纪西方史学流变时，也贯彻了这一思路。伊格尔斯所阐明并身体力行的应该是学术史研究中的一条通则。我们在面对和处理20世纪中国史学这一对象时，同样难以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