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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历史有两种内涵，既是“往事”本身，又指对往事的“记录”。一般说来，对往事本身的研究，称为本体论，关于对往事的记录的研究，称为认识论。就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而言，历史本体是最基本的内容，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本身的考察占首要地位，如关于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制度的研究等。对历史客体本身的认识和重建是史学研究者最起码的职责。但在理论层面，或者历史哲学的层面，近几十年来，人们的普遍兴趣已由本体论转移到认识论，不再追问历史本身是如何演变的，而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形成情有独钟，这就是所谓的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了。以往反复讨论的本体论问题被悬置起来，现在很少有人谈论历史的一般进程、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模式一类的问题了。
关于历史认识论的探究无疑大大增强了历史学家的批判反思能力，使之对自身从事的活动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认识论的进展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客观的历史真相、最后的历史真理是不可能被发现的。但是，本体论研究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不应当就此被排除和抛弃。把历史研究归结为认识论问题，归结为主观的思想和活动，而无视历史中的客观存在和物质基础，将导致一场“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莱特”的错误。历史哲学终究是有其不可否定和不可离弃的客观对象及其问题的。对历史本身的关注和探索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历史学最终从属于对历史过程本身的探讨，整个历史学的最终目标在于推进对历史本身的认识。本章就聚焦于历史本体问题，依据古今中外学者的有关成果，对历史发展过程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困惑作一初步的探讨。
人们在阅读历史或书写历史时，往往产生下面的困惑：人类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是对一个已经预先设定计划的实现，还是一个由人来创造的未知过程，是什么力量使历史呈现出这种面貌而不是另外的面貌？更明确地说，人类历史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还是某种外在于人的因素作用下的产物？这样我们就遭遇了历史理论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经典难题——自由意志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关系。
对于这一难题的解答，存在决定论和选择论两种互相冲突的观点。决定论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某种独立于人类主体之外的客观或主观的力量，起着支配性作用。黑格尔说：“人在脱离了上帝的情况下……他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总是与他的本意和愿望完全不同。”
这表明，在人的意志之后仍受某种关系所支配。赫尔德提出过严格的决定论。“作为人类历史自身的文明纯粹是一种自然现象。各种事件严格地交织在一起；连续性没有中断；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发生的一切只会在那一时间发生，而且任何其他事件均不会发生。”
形象地说，“世界好像是一个卷着的巨大的毛毯，图案花纹早已织好，只是在随着世界的推移在逐渐展开而已。宇宙又好像是一本早已写好了的书，时间老人在一页一页地翻着，但每一页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早已确定了的。”
与决定论相对立的是选择论。选择论认为，人是历史活动中的能动因素，社会是人的活动场所，历史是人主观选择的产物。选择论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一位英国学者说：“如果人的自由是实在的，这个世界便实在是非决定的。”
简单地说，人的自由选择活动使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非决定性。存在主义者将选择论推到极致，他们认为，人有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绝对的，任何情境都不能构成对自由的限制。
中国古代史学家反复讨论的天人关系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决定与选择的矛盾。古代“天”的内涵很广，不只是指神、超自然的力量，也包括各种客观条件。历史的沧桑变幻，人事的祸福顺逆，究竟是天命决定的，还是人自己主宰的，古人有着种种不同的思考。钱穆对此进行过总结，他把历史演进视为理与欲，即客观规律及其决定性与主观意志情感及其能动性相统一的产物，“天理只能限制人事，规范人事。只有人事可以表显天理，领导天理。历史须求天人不相胜，而循至于天人合一。不能有天而无人，亦不能有人而无天。人之能事，在能先天而得天时，后天而奉天道。历史由人来创造。”历史发展的成败得失与治乱兴衰全是由人处理两者关系的不同做法所致。他说：“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兴衰治乱，皆由人类内心理与欲之分合之分数多少而判，此乃人类历史一条不可易的铁律。……理属自然，如天所命，故曰天理。欲则起自人生，由人所出，故曰人欲。”而理属天，欲属人，“理欲合一”也就是“天人合一”。正确处理好理欲关系也就是要做到“须是天人不相胜，而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界”。他说，这是中国古人发明的一条历史大原则，“此实是一条历史真理，人道真理，颠扑不破”。
历史仿佛一条河流，在决定与选择之间蜿蜒延伸。因此，历史观也应当是决定论与选择论的融合。决定论揭示了历史过程的深层本质，选择论揭示了历史过程的表层特征；决定论从宏观层面勾勒了历史过程的基本轨迹，选择论从微观层面描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本身；决定论勘探到了历史事件的间接动因或远因，选择论寻觅出了历史事件的直接动因或近因。决定论要以选择论为条件并通过选择论来实现，选择论要以决定论为依据并在其制约之中进行。
决定论有多种类型和形式，根据决定因素的不同，可分为神意决定论、自然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精神决定论等。上述几种决定论都是一元决定论，尽管它们各自反映出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认知水平，并抓住了历史演变历程中的某一侧面，但其偏颇性也一望可知。以今天的认知来看，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足以支配和左右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一切方面，否则历史就没有多样性可言了。无论是神意、自然，还是经济或其他什么东西的作用和影响的大小强弱，都人言人殊、见仁见智，永远也争不出结论来。真正具有说服力是一种结构决定论，它综合了历史发展中的多种因素，认为是整体决定了历史的行程。
人类社会系统由许多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子系统构成，每一个系统都是由一系列要件构成。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内部各因素按照一定的方式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关系。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结构：“（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
社会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部分组成。经济基础主要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人们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和思想道德关系以及依据这些关系形成的设施和制度的总和。历史的运行过程就是这个巨型结构的运行过程。生产力是历史运动的起点，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关系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动，上层建筑也会或迟或早地得到更新。这样，人类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人类社会仿佛一架机器，其运行依赖于各个部件之间的配合和协调。马克思把社会有机体看作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人的主观意志是从属于这个庞大的结构的。
中国古代盛行的“时势”说，是对历史发展中结构性、综合性因素作用的朴素表达。“势”指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时势”说即认为历史的发展受当时形势支配而不得不然。这在关于古代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辩中有集中体现。柳宗元《封建论》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这就是说，封建并不是圣人有意规定的制度，并不是圣人的意志所决定，只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在传统史学中，“势”的作用并没有被绝对化。西方学者马克莫安认识到：“一个人只能通过对‘势’的各种因素全面分析后估计出‘势’的趋势如何起作用……然而这种趋势并非必定不可逆转；只有他自身变化是必然的。随着宇宙的不断进化，势也在不断改变，但它们变化的方式既不是预定的也并非绝对不可避免的。人必须尽其所能去影响它。”
结构决定论揭示了人类历史运行的客观机制，考察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舞台。它关注的是历史客体。这些历史客体包括：各种自然条件，如地理环境、气候状况等；人们实践活动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军队、教育文化机构等；已经物化的精神产品，以及风俗、习惯、传统思维方式等。也就是说，自然界和社会无不属于历史客体范畴。历史创造活动是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客体是主体实践的条件和对象。主体不是在真空中创造历史的，它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一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
历史中的人的活动无法摆脱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先天制约。无视这种制约，任意驰骋主观意志，只能受到历史的惩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外在的社会条件既推动又制约着人类主体的行为。齐天大圣本领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人的主观能动性再强，也离不开外在因素的支撑、超越不了客观条件的限制。社会外在因素不能保证某种可能性一定实现，但能保证某种不可能性一定无法转化为现实。其强制力就体现在这里。正像人不可能走出自己的皮肤一样，人也不可能完全走出社会经济文化所织成的巨大网络。
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对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制约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面貌。“人类行为总是发生在制度和文化的结构——强有力、无所不在、隐而不现的结构——范围之内。……这些制度上、文化上的结构约束着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行动，从早起对镜子刷牙到晚上卧床看小说，无一例外。……社会结构不能决定人的行为，却会在每一时刻限制着人可能作出的抉择。即使社会结构本身遭受变迁的冲击，其约束力依然存在。”
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在更高层次上形成一种新质。观察历史、研究历史必须具备整体的眼光。但整体由部分组成，整体离不开部分，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部分对整体也发生作用。因此，仅仅抽象地谈论整体是不够，还必须分别对人类社会结构中几种主要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加以具体考察。
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活动的舞台。地理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是由岩石、地貌、土壤、水、气候、生物等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在地理环境诸要素中，地形、土质等变化极其缓慢，只有气候有显著的变动。梁启超说：“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
缪凤林认为，“生人地理息息相关，地有变迁，人之动作随之，古今史实因之改观。必明乎今昔地理之不同，与之相应之人事，始能察其变化之故耳。”
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可归结为以下三方面：
1．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地理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地理环境多种多样，主要可分为三类：（1）干燥的高地及其广阔的草原和平原；（2）大江大河流过的平原流域；（3）沿海地区。在第一种情况下，只能过游牧生活，如蒙古人。他们的财产不在于固定的土地，而在于随他们漂泊的畜群；第二种地理条件下，土地肥沃，易于进行农业生产；而处于第三种情况的沿海居民，凭靠茫茫大海，多从事商业和航海事业。
“土壤、气候和季节的差异，必然会使人们不得不把这种差异带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去。”
在沿海和沿河的地方，人们发明了钓线、钓钩而变成了渔民和以鱼为食的人。在森林地带，人们创造了弓箭而变成猎者和善战的人。在寒带，人们就穿起猎获的野兽的皮。赫尔德认为，要使某些工作方式或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就必须有一定的自然条件作为前提。例如，捕鱼或航海在干旱的高原是不可想象的，在缺乏矿藏的地方就无法发展冶炼技术。
再如，希腊是一个多山地、丘陵，狭小、地形复杂、海岸线复杂，多海湾、海峡、岛屿的地区。多样性的地理条件和狭小的土地，即便有一些地区适宜农业，也无法大规模发展，向海外移民、航海经商几乎成为当时人们自然的选择。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方的地理条件差异很大，因而造成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由于地貌、土质、气候等地理条件的差异，影响到社会经济中物质产品、生产部门、人口密度、城乡分布的不同特征。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形成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和以长江流域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从局部范围来看，又可以分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区域、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区域和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区域。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有所谓15英寸等雨线的概念，在等雨线的东南，平均每年有至少15英寸的雨量，适合发展农业，人口茂盛。而在等雨线的西北，气候干燥，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司马迁分析汉代各地区的经济情况时就注意到地理条件的影响，他说，南方地广人稀，鱼米之乡，生产技术虽落后而物产丰富，不用买他处物品，就能没有饥荒，结果人懒而无私蓄，“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灾，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史记·货殖列传》）可以看出，地理条件和区域经济的形成具有直接的联系，制约着社会经济状况。
2．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政治制度有制约作用。国家政体与地理环境有关。在黄河流域、恒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都曾建立过伟大的王国。亚洲因其平原的广阔而建立了专制国家，如果不实行专制制度，就会形成割据，使国家陷于一盘散沙，而这种割据的局面是与其地理性质不相容的。相反，欧洲的领土却天然地划分为一些不大不小的国家，这种自然地理成为欧洲国家实行法治、人民爱好自由并保持独立的前提。一个国家疆域的大小影响其政治制度。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家适于由君主治理，而大国多实行专制制度。
土壤的肥沃程度与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间也有密切关联。“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
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多数人统治的政体”。
地理环境直接关乎政治统治的成败。“地者政之本也；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管子·牧民》）“立民之道，地著为本。”（《汉书·食货志》）清代赵翼用“地气”盛衰解释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出周秦至明清时期中国历代政治中心由关中转入中原洛阳、开封，最后又转移到北京的过程，认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廿二史札记》卷二○《长安地气》）王桐龄认为，周灭殷、秦统一天下，虽然有多种原因，其中地理因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都岐丰，东带黄河，南绕渭水，西北山麓绵亘，势极雄固。殷都朝歌，土地平衍，无险可扼。此地势胜于殷也。”同样，秦统一中国，与其所处之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秦居关中，据上游，扼地势之要害。”
地理条件影响着国家政治的盛衰兴替，尤其都城的地理条件的优劣关系到一代政治统治的安危治乱。杜佑认识到：“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通典·州郡四》）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对政治兴亡具有重大意义。
地理是国际政治的基础之一，就像象棋的棋盘。作为政治地理学一部分的地缘政治学把地缘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如疆土的大小、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家领土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国家的人口和民族的自然属性等，对国家的影响方式是多样的，地理状况如位置、地形、地貌及气候等，对一个国家的潜力具有直接影响。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相比，地理因素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也是较为确定的。例如，秦国统一天下，由每个国家的空间分布及相邻位置，来决断国家的利害所在、动向如何，从地缘政治出发，制订远交近攻的策略，从而按部就班、有步骤地消灭了六国。
3．不同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精神面貌、性格心理也有一定的影响。自然环境的联系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即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
地理环境“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
一般说来，居住在高原上的人粗犷、好客，易于冲动；生活在平原流域的人则表现得怯懦、守旧和呆板，因为“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沿岸居民则表现得勇敢和喜欢冒险。
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宗教及法律等会发生巨大的影响。热带地区和寒冷地区之间形成明显的差异，炎热的气候使人体格纤细、脆弱、力量萎顿、怯懦、怠惰；而在寒冷的气候下，人的身材魁伟，精力充沛，勇敢、耐劳和精神有一定的力量使人能够从事长久的、艰苦的、宏伟的、勇敢的活动。
因此，“热带民族的怯懦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
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同风貌也可从地理条件的差异来加以说明。“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而周边居住的少数民族“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通典·边防序》）。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古以来，凡居中国之地者，南人之文化，必高于北人；南人之武勇，必劣于北人。故南人恒为北人所制，此殆地形、民族之公例然哉。”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存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造成学术文化的不同。中国黄河、长江两流域，广为平原，“无冈峦崎岖起伏，……气候四时，寒燠俱备，然规则甚正，无急剧变化，故能专形成一种平原的文化”，其人“以尊平和为天性”，“绝不含神秘性”，“其文化为现世”的，缺乏“颖异深刻的美术思想”，而“伦理的人生哲学最发达”。
可以说，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基础、最长远的制约因素，但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人类文明在源头上的差异首先来自地理环境。气候的变迁、河流的改道、资源的枯竭，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崩溃、一个民族的灭绝，或者一种文明的消失。即使被视为“地理环境决定论”代表的孟德斯鸠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自然因素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起了极大的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大自然和气候几乎是野蛮人的唯一统治者”，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德风尚、法律规则和风俗习惯等社会因素就越来越占首要的地位。因为民族精神不仅仅取决于地理环境和自然因素，一旦一个民族确立了社会准则和法律体系，它们就会反过来成为影响民族精神的力量。
主张地理史观的英国史家巴克尔认为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与人类文明达到的水平成反比，因而自然规律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自然环境的影响毕竟主要作用于人类的幼年时期。
赫尔德也看到了地理环境影响历史作用的有限性。人类每一种族都和它的地理环境密切相联，地理环境给生活其间的人塑造了独特的体质和精神特征，使每个种族一旦形成就成人性的一种特殊类型，一种永恒不变的类型。此后，环境不再能改变该种族的人性，而只能将此人性代代相传（正像在一个环境里所形成的一种植物，在移植到另一个环境时仍保持相同不变一样）。
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地理环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和变化。正如黑格尔就认识到，从量的方面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的意义估计得太高或太低，比如，爱奥尼亚的温和的气候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可是这个温和的气候并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它并没有再产生其他的荷马。
同时，人类也不是自然环境的被动产物，克制自然力量的能力日益增加。自然环境对人发生影响，并决定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特殊道路。另一方面，人的能力和劳动反过来也改变着自然环境。人的本性就是在与气候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向前发展。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对自然进行改造，可以把荒野变为良田，从而扩大人们的生活环境。
历史是在人类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不断调适中发展的。
我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社会历史中经济条件的作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猪狗彘之蓄，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中之以孝梯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但是，他们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强调义利之辨，把谋利当作“小人”的本性，而不承认物质利益能影响人们的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普遍意义。司马迁则认为经济利益是人们的普遍要求。他指出，不仅各种违法乱律之徒是为了求利，就是朝中的贤人和岩穴的隐士，也是名曰求名实为求利。（《史记·货殖列传》）他赞同管仲的“仓房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主张。（《史记·管晏列传》）杜佑提出：“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通典·自序》）因此，他将“食货”列为通典之首，又以田制居先，“地者，谷之所生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通典·食货一》）
从长远的眼光看，经济因素一直在社会基础或底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几乎是一个永恒的矛盾，而人们解决这一问题的不同方式（经济活动）就常使社会呈现为一些不同的类型。
科技史家威廉姆斯说：“尽管文明有许多方面，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物质生产能力的大小。”
经济的力量是神奇的，它能使对立的国家走向合作。列宁说：“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他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
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充分阐述并且造成重大影响的莫过于马克思。马克思通过解剖当时历史上最发达、最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得出结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如下表述：“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这种认识被当作经济决定论，似乎过分夸大经济作用。
历史发展并非经济—政治—文化依次决定的过程，而是更为复杂。波兰“波兹南学派”的理论家L.诺瓦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包括三个主要方面：（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2）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3）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社会意识。它们说明了每个社会与之相关的三个环节或基本领域，即经济的环节、政治的环节和意识形态的环节。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是解释其他两个环节的基础，其他两个环节是“上层建筑”，它们“取决于”经济。
根据诺瓦克的看法，这种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局限性太大。事实上，上述三个环节或基本领域都有一个物质的层次、一个机构的层次和一个意识形态的层次。这些领域是“同构的”，每个领域都是由三个层次组成。这样，物质的层次不但包括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而且包括政治领域的强制手段和文化领域的教育手段。机构的层次则由经济机构、政治机构和文化机构组成。所谓意识形态的层次，包括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参与者的共同的知识和观念。诺瓦克认为，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观点的缺陷恰恰在于把“物质”同“经济”混为一谈，忽视了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物质层次，不能把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完全贯彻于政治的环节和文化的环节。根据“三层次论”，从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个形态不是单纯由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而需要通过每个环节的物质层次的作用及其不同组合来解释。
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整体论来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径直提出一种“多元决定论”。“无论在开始或结尾，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地起作用的”，“归根到底由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的”。马克思看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种要素的并存，相对地突出了经济要素的重要性，但并不主张把所有其他的要素都还原为经济要素。他分析道：马克思描述的是“链条的两端”，其一是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另一则是上层建筑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对独立性。可见机械地理解经济的决定作用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线性因果观，而是结构因果观。
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解释确有其缺陷和不足。首先，“历史的社会变动的原因，至为繁复，若可用经济要素以解释，同样也可用政治、宗教、教育、道德、或其他以解释”，不管何种历史观，“皆据一方面为立足点，都犯逻辑上以偏概全的错误，如各人在各面观察桌子，其所立方向时间的不同，或光线与视觉之不同，而其所得到的现象亦有不同，单依据个人一方面观察之所得而认为是桌子的本身，这当然是靠不住了。”
“要考察社会的情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质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经济并不在社会变化中最终起决定作用。
其次，经济因素不是纯粹的、完全独立的，“一切经济本身的性质，其背后均有人类的理智或意识的作用在那里支配它”，“一切经济都离不开人的关系，人的力量”。
“人类意志的表现，往往也是许多物质条件的表现。”譬如人类先有意志要生存，就不能不造房屋制衣服种稻麦发明其他一切的器具，来维持他的生存。所以，“大部分的物质建设，都是人类意志的表现”。
“经济原因为文化之一部分，而与人心势力互为因果，断不能以经济而忽人生之精神方面。”
再次，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内在的关系是把关系者与所有关系打成一片，换句话说，关系者的存在是依于所有关系，而所有关系又依于关系者。反之，外在的关系，关系者与所有关系各各独立。”经济因素与人的思想意识的关系属于外在的。例如，我们最多只能说没有经济条件，不能使人研究高深科学，但有了经济条件，其研究的科学的内容，并不受经济的影响。“经济是使思想可以发生的条件，如身体健康、政治安宁帮助思想可以发生的条件一样，而不是决定思想内容的条件。”
最后，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条件和物质环境，构成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管子的“衣食足然后知礼仪”之说，一直被作为经济决定论的最好注脚。其实，此话有两种大不相同的理解：一是衣食足而后必知礼仪，一是衣食足而后可知礼仪。衣食足一为充足条件，一为必要条件。依社会实际来看，衣食足而后不知礼仪者大有人在，饱暖思淫欲即经济富足而道德败坏的铁证。至多可以说，衣食不足的人不能知礼仪，衣食足而后可以知礼仪。可见把经济因素作为充足条件是不能成立的，它只是一种必要条件。
缪凤林指出：“经济史观为近世言社会革命者所最乐道。人类动作之起于经济或物质需要者，亦巧历难穷。然经济或物质虽为人类生活之要素，人类亦必先得生活，然后可以为学术、政治、道德、宗教之动作，喻如崇楼杰阁之下层基础，诚非过论。然楼阁形式万殊，其中布置暨所居之人更千变万化，未始有极，而其基础则较简单而不甚有悬殊。尧、舜、周公、老聃、孔子之恃经济以为生，与凡民无以大异也。而其禅让、制作、著书、设教，则旷世难遇。谓以简单之基础，能决定上层变化之一切乎？”所以他认为：“历史现象，错综繁赜，固未可尽以经济解释矣。”
经济因素有时的确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不是人们的全部活动都源于经济动机。罗素指出，当舒适的生活得到保障时，个人和团体所追求的将是权力而不是财产：他们也许以追求财产来作为得到权力的手段，也许为获得权力的增加而放弃财产的增加，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是经济的。
将全部历史活动简化、归结为经济活动是一种极端的做法。
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小视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而定。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认为，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经济基础广泛地决定着市民社会内将个人联结在一起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的关系，个人的权利、财富和尊严要么完全由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决定，要么完全按照他们提供给市场的经济能力来决定。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是由经济来决定一切，适者生存，社会关系减少到了最基本的几种形式，很少有繁文缛节和文化分异的立足之地。然而，在一个“纯粹的传统社会”里，居统治地位的人们往往是借助于法律、文化、宗教仪式及其他一些手段掌握和控制着进入上流社会的途径，他们以荣誉和教养为个人价值的主导原则，凝聚他们的主要是传统和宗教。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依赖于他们正巧拥有什么，而是取决于他们被法律或文化术语定义的一切，取决于他与生俱来的身份、血统是否高贵，是不是特定家族的成员，有没有在相应的文化模式里受过教育，有无受尊重的气质。
恩格斯在晚年也对他们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做了校正和补充。恩格斯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情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成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或许正如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观的革命意义，与其说是它发现了经济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永恒的最终的决定意义，倒不如说它揭示了经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总体性、支配性影响功能。卢卡奇早在上世纪之初就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的本质。”
总之，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经济决定论的立场并不可取。我们应当剥除包裹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教条主义外壳，吸收其合理内核，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历史洞察力，对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变迁加以积极的关注和精细的研究。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揭示了人的政治特性。政治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一般的社会现象之一，正如人类一定要生活在自然界中一样，每一个社会成员也一定要生活在政治环境中。从现代意义上说，政治是人们围绕着特定的利益，借助社会公共权力，在对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总和。政治离不开权力，有人即认为，政治是权力现象，是对权力的运用和追求。先秦法家就主张政治之道的主要内容是法、术、势。韩非认为，“先王所期者利出，所用者力也”。近代西方政治学的鼻祖马基雅维利也认为，“政治就是夺取权力、掌握权力的必要方法的总和”。
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政治生活来源于社会生活，又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政治活动、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均不能单独存在，它们与社会各个领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它们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政治系统由政府机构、政党、社团、领导人及公民构成。在系统的要件中，其中一项的变化会引起其他部位的变化。
政治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关键部分。如果我们把经济子系统看作是物质和财富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的话，那么政治于系统则是对经济活动中生成的政治资源进行权威性价值分配的过程。没有政治过程社会就不能运转。政治过程履行着社会的关键性功能，政治系统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孟德斯鸠就认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中，政治制度是主要的。
政治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制度、政策制约干预经济发展。要准确理解政治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必须澄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经济的反映，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的层次关系。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从较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支配性的，但就某一具体的历史时期来说，政治力量直接而强大，有时可能反过来决定经济。
卡尔·波普尔认为：“政治权力能够控制经济权力。这意味着政治活动领域的一种极大的扩大。政治权力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权力及其控制就是一切。不应该承认，经济权力可以支配政治权力；如果必要的话，经济权力应该受政治权力的打击和控制。”
雷蒙·阿隆对马克思经济决定的认识进行反思后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学，至少当它以预见的形式出现时，是以缩小政治的作用提高经济的作用，即以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后国家消亡为前提的，但是政治作用并不能因为经济作用的增加而缩小。不管在何种经济和社会制度下，政治问题始终是存在的，这是因为由谁掌权，怎样决定当权者，怎样行使权力，当权者和被治理者之间配合或矛盾的关系如何等问题都是由政治所决定的。政治作用和经济作用同样都是基本的、独立的，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生产和集体资源分配的组织方法影响着权力问题的解决方法，权力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反过来影响生产和资源的分配问题。那种认为生产和资源分配的某种组织会自动解决领导权问题并使之不复存在的看法是错误的。”
例如，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施和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十分突出。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一次又一次地中断了商业资本积累和增值的过程，减弱了工商业对农业发展的促进和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侵蚀，导致了我国社会分工的不发达和产业结构的严重畸形，而且，小农广泛而长久地存在，造成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王权崇拜等种种问题。再如，始于18世纪中期持续约一个世纪的英国议会圈地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它基本清除了英国的自然经济残余，使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体制基础上明确建立起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卷入市场，从而率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政治斗争或革命的结局也直接影响着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形态。如蒙元击败南宋、清朝入主中原，都使当时的经济面貌有很大改变。
第二，政治制度和政治设施规约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国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是政治领域内的“利维坦”，人类社会大规模的政治活动几乎都与国家有关。黑格尔曾神化国家，认为“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决定性因素”。体现、贯彻国家意志的法律、机构是一种强制力，人们的言行必须在其许可的范围内。国家的力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例如，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社会生活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了通过科考猎取功名利禄，知识阶层消耗了大量精力，他们足不出书斋，眼不离四书五经、诗赋文章。他们一次次地出入科场，即使穷困潦倒、头白身衰，仍锲而不舍，不能自拔。科举制度还限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它将整个知识阶层的头脑都铸入一个固定模式中，使他们依附于正统思想，缺乏独立意识和创新思维。难怪唐太宗发出“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感叹。科举应考心理甚至渗入了民族性中。李大钊曾痛心地说：“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所作的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生活都不生关系。是甚么残酷的制度，把我们的民族性弄成这样的不自然！”
僵化了的科举制扭曲了士人的心理，毒化了民族的精神。
第三，政治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学术的面貌。充满活力的政治生态能够促进学术的繁盛。例如，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治对文化的兴盛发挥了积极作用。佛罗伦萨充满生机与创造力的共和政治，实现了个人与集体间的动态平衡，保证了人民的广泛自由，造就了绚烂的文化景观，一跃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而后来政权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专制体制造成了文化的僵化局面，文艺复兴的精神在佛罗伦萨消失了，它的时代也随之终结。
乾嘉史学形成也与当时的统治政策直接相关。清朝统治者夺取全国政权后，为巩固政权和迅速消除反满意识，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在学术思想领域里的控制。清朝政府大兴文字狱，对不满其统治和触犯其忌讳者进行无情的镇压。因此广大知识分子缄口不谈国事，不敢修当代史。他们逐渐把自己的精力转向古书校勘、古籍整理上来，因而考据学一枝独秀，最终使学术发展出现偏向。
第四，政治变动尤其是政治斗争使整个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政治斗争往往导致革命的发生。从概念上说，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政府政策及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发生了迅速根本性的转变。
亨廷顿说：“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和合法性模式，动员新社会集团参与政治，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接近新的政治价值标准与合法性的新概念，由新的、更有活力的政治精英掌握政权，以及建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就政治参与的扩张而言，一切革命都包含着现代化；就新的政治秩序模式的建立而言，某些革命还包含着政治发展。”
革命就像火山爆发和地震，是长期积聚的社会能量的集中释放，是历史发展中的质变。英国1860年革命、法国大革命、中国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这些重大政治事变，都使历史出现了跃进，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航向，其力度与深度是常态下的社会改良所无法比拟的。
不过，以政治为历史之主体的政治史观却不恰当。其一，政治为人类生活之一方面，不足以解释人类全活动之全体。其二，经济与科学因素在人生中影响日增，故社会事实，多非政治所能解释者。且政治状态为外象，其造成之原质散在各部，不宜轻忽。
因此，在以往社会中，政治力量虽长期居于显要地位，但不是历史演变的根本动力。
文化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探讨》中就搜集到160多种定义。近年来有难以计数的释义涌现。泰勒认为文化属于精神观念范围。他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文化是社会的神经。人之所以能组织社会，区别于禽兽，就是因为有精神的生活，或叫狭义的文化。E.哈奇指出，文化从三个方面决定了人类的行为：（1）人类通过学习获得了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与行为的模式。（2）虽然许多文化成分处于意识知觉的水平以下，但它们仍然决定着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语言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一种文化的支系统，语言决定着听说双方的理解和表达。（3）文化模式既构造了思想，也构造感知。根据文化学的研究，文化的功能有创造、同化、开拓、调节、凝聚等。
文化是人生活的第二层空气。文化不单纯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不是他们的附属物，不是比他们次一级的东西，而是与它们等价独立的事物。同时，文化也不是凌驾于其他因素、变量之上的支配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而只能与它们共同发挥作用。韦伯认为，思想文化并不只是“经济状况的反映，或曰是其上层建筑”。思想文化因素是自主的，它们能够以同等的重要性同经济因素发生交互影响。
在古代中国，文化的作用比政治、经济似乎更为根本。
文化思想能够对社会政治变革产生先导作用。学术文化被视为社会变革的动因。“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春秋之季，老子、孔子、墨子兴，新理大明，天下始晓然于旧俗之未善。至战国时，社会之一切情状，无不与古相离，而进入于今日世局焉。”
战国时期社会的变革，如族制、官制、财政、刑法之改革，归因于老子、孔子、墨子的学说。而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由一批启蒙思想家、哲学家鸣锣开道的。如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无情地揭露和批判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宗教神学，竭力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推崇“天赋人权”，抨击中世纪的神权和王权。这些文化思想的进展为社会政治变革铺平了道路。
学术文化甚至具有左右世界的巨大力量。“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栖息之世界，于其中而求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乎？将以威力乎？亚历山大之狮吼于西方，成吉思汗之龙腾于东土，吾未见其流风余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将以权术乎？梅特涅执牛耳于奥大利，拿破仑第三弄政柄于法兰西，当其盛也，炙手可热，威震环瀛，一败之后，其政策亦随身名而灭矣。然则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者也。”
更有一种文化决定论的主张，将精神文化视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例如钱穆说，文化是历史的体，历史是文化体外化出的相，即体之种种表现，“也可说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或说是现象，在现象背后则必有一体。看着种种相，自能接触到这个体。可是我们也该明白须有了这个体，才能发生种种相。”
因此，从体相和本末合一的角度说，历史即文化、文化即历史；从体相和本末相分的角度说，文化是本与体，历史则是末与相。他指出：“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马克斯·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原因的分析则是一个典型例证。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于西方世界，除物质因素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在起作用。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即合理地追求利润的态度。自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基础。加尔文主义重视尘世，承认今生就是工作的思想，使人们把自己在尘世中的活动看作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行为。由此职业上升到天职的地位，新教徒要服从上帝的召唤，为神圣的荣耀而劳动。同时，苦行主义教规不许他们把这些财富用于消费，这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当谋利活动与消费的限制结合在一起时，“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因此，韦伯认为新教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
“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
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不可能的。
中国没有成功地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主要原因是缺乏类似的宗教伦理作为激励力量。在传统中国社会，精神的因素（儒教与道教）阻碍了物质的发展。虽然儒教也是一种入世伦理，但儒教惧怕、抗拒任何变革。它崇尚中庸之道，按其理想培养出来的君子是适应不了资本主义的。它主张理性适应于此世，而不是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它重视家庭伦理和血缘关系，所有共同体行为皆系于“人”，而不系于“事业”，这样的社会格局中发展不出理性的非个人化的企业体系。道教与儒教尽管差异很大，但在妨碍资本主义上是一致的。道法自然，主张宇宙是和谐的，人们无须改造现有的秩序。道教主张隐居，与清教鼓励人们四处闯荡开拓创业相悖。中国人宗教伦理的这些特点，使资本主义难以产生。
在新一代的年鉴学派史学家那里，文化被提升为历史变迁的首要因素，“心态”或文化不能再归划为历史经验“第三层次”的一部分了。在他们看来，第三层次根本不是一个层次，而是历史事实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心态结构不可以被归结到物质因素。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并不优先于文化关系，也不能决定文化关系；它们只是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场所。按照这种观点，不可能用文化层面以外的经验来推论解释文化实践。人们是用文化的、心理的符号或密码来型解周围的世界。而一切实践活动，不论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的，都依赖于这些文化，心理的符号或密码。
总之，文化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如果说经济、政治因素是历史活动的硬结构的话，那么文化力量就是一种软结构，有时软结构比硬结构的限制性更强，更让人难以挣脱。但文化只是历史多面体的一面，文化并非历史解释的唯一维度。毕竟历史结构本身是多元的，将多元归结为一元，把复杂还原为简单，结果只能导致历史面目的扭曲。
社会历史的一切过程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共同结果。社会是人的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人，社会历史就是人类有意识活动的历史，每一个社会现象都留下人的活动的轨迹，打上人的意志的烙印。“历史现象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人的领域。在人类世界之外，我们不能在这个词的特殊意义上说历史。”
人类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根本不同，它在受到外界环境和自身规律制约的同时，还具有鲜明的目的性、能动性，因而人类历史也是主体选择的历史。“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上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自然界尤其是无机界中的发展，表现为“原因——结果”的过程，直接受因果关系的支配；而社会历史的运动，表现为“原因——目的选择——结果”的过程，中间插入了目的这一主观环节。原因并不能直接地决定结果，而只是为结果的实现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种可能性到底哪种成为现实性，则是由主体的目的选择决定。
那么，人类的历史选择或历史创造是如何实现的，其动力机制是什么呢？
选择是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在客体的多种发展可能性中收缩自由度的过程。主体能够进行选择的依据主要有两方面：客观环境的可能性空间和主体需求的多层次结构。
客观环境的可能性空间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中各种可能性、趋向性的集合。它反映在主体身上，就形成了不同的目的、计划、措施，不同的方式、方法，对自己的活动不同的反思和调整。可能性空间是选择活动的前提条件。例如对新的社会制度的选择，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视野里，存在着高于该国家和民族的现实社会制度两种以上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为“参照系”，以社会制度价值评价的“样板”资格提供主体选择的客观尺度。历史常常会走到交叉路口，需要人们做出抉择。假如历史发展只有唯一的一种可能，一种结局，像钟表那样机械，人们便不会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
社会生活未来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但这多种可能性对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来说不是等价的，其中有好坏、优劣之分。所以，人们就不可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多种可能性，必然会有取舍。由于人们之间的需要和利益存在差别，甚至是根本对立的，这就决定了即使对同一种可能性，人们也会得出不同的评价，从而作出不同选择。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使人的选择成为必需。在可能性空间中，何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取决于人的自觉活动，取决于人的选择。戊戌政变前夕，袁世凯可以在光绪帝和西太后之间进行选择；东汉末年，王莽可以在维持刘汉政权和另立新朝之间作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当事人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性。
现实的可能性空间并非无限的，而是在既有的现实条件和环境的制约范围之内。这些可能性的数量是主体不能随意增加或者减少的。例如，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后，却一心要复辟帝制，试图使一种不可能性转化为可能性，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再如，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精神道德水平，因而只是在定都天京后实施了很短的时间就无法推行下去了。这都说明了客观环境的边际制约在起作用。
人的需要是历史选择的主体因素和动力源。需要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从事劳动以及各种实践活动的一般目的和内在动机，“人们是在争取满足自己的需要当中创造他们的历史的。”
需要及其满足，推动着人们去劳动、创造，发展生产力，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劳动技能；需要及其满足，推动着人们调节各种社会关系，是人们改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一切旧有的社会关系，从而进行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革的内在原因。人们劳动、创造，都不是活动的目的本身，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某种需要的满足。需要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主体的需要及其对需要的意识是选择的出发点。
生存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因而成为历史发展的初始动力。当一个部落或国家在遭受自然灾害难以存在下去时，往往会发动战争，用武力夺取土地、粮食等基本资源。这并非出于好战的野性或膨胀的贪欲，而是迫于生存的压力。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多属于这种情形。以历史上的匈奴来说，受自然条件制约，匈奴畜牧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小，一遇到狂风暴雨、严寒大雪，或旱蝗虫灾、畜疫流行，牲畜便大量死亡，社会经济急剧萎缩，人民饥饿困毙，部族濒于绝境。据专家研究，每一次匈奴南下，皆与北方气候的剧烈恶化有关。当气候严寒，低于正常年份时，往往就是匈奴大规模南下、中原王朝与匈奴发生战争的时候。而当气候进入温暖湿润期，北方水草丰美，游牧民族无须南下，北方边疆也就相安无事。阿拉伯半岛历史上出现过四次干旱，大量人口涌向周边地区，也是为了满足衣食住等基本需要。
武则天能够最终登上皇位，则与她不同于普通女性的特殊需求有很大关系。主体需求会导致不同的历史结局。例如，普通的中国女性的角色期待是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武则天则要掌握权力、统治天下。在15世纪，中国具备了超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技术，但却没有出现哥伦布，没有取得发现新大陆推动历史前进的业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体需求不同。中国发展航海技术的目的不是征服和掠夺。
人类追求自身需要的满足，需要所派生的欲望、热情、利益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的基本需要来源于人的生存本能，因而具有某种客观性和自发性。但对人而言，需要又是被意识到的需要。欲望就是人对需要的自觉意识。欲望使人的需要明朗化，是人对某种事物既感到缺乏又期待满足的一种心态。“欲望的特点在于无限性，即欲望永远没有得到完全满足时。一个欲望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
欲望的无限性推动着人类历史的无限发展。而强烈的欲望激起人行动的热情。应当承认，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历史选择活动不受高尚理想的导引，而来自恶劣私欲的冲动。
康德发现，正是人恶的本性驱动人们为自我利益而奋争，促使他去追求荣誉、权力、财富和地位，从而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出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第一步。”
维柯认为人性本恶，“人类由于受到腐化的本性都受制于自私欲和自爱的暴力。这种自私欲迫使他们把私人利益当作主要的向导，他们追求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事物，而不追求任何对伙伴有利的事物，他们就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欲控制在或引导到公道方面去。”
正是人们对自我私利的追求构成历史运动的动力。杜尔阁也认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是人类非理性的激情和野心。在他看来，假如理性支配一切，进步不久就将陷于停顿状态，因为人们如果有意识地避免战争和动乱，各民族人民则永远不会汇合到一起而始终停留在被此孤立的隔绝状态，社会进步也就无从谈起。他说：“利益、权势欲和虚荣心制约着世界舞台上各种事件的不断更替，并用人类的鲜血浇灌大地。”
黑格尔认为，恶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说：“人们认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更伟大的思想。”恩格斯进一步解释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恩格斯又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强调说：“卑贱的贪婪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
人的活动都是由欲望或冲动引发的。欲望和热情是人们进行历史选择的推动力。傅立叶认为社会运动的规律是情欲引力。万有引力和情欲引力是两个主要规律，而情欲引力又是最主要的、第一位的规律。所谓情欲引力就是人类活动不可或缺的实际需要，它“在一切人民中间，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始终不变的”。
情欲始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基础。精神和人类热情二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黑格尔认为“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源泉”，由自私欲望产生的冲动，“比起维护秩序和自制，法律和道德的人为的、讨厌的纪律训练，对于人们有一种更直接的影响”。
而“热情这个名词，意思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是人类全神贯注，以求这类目的的实现，人类为了这类目的，居然肯牺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的东西，或者简直可以说其他一切的东西。”黑格尔甚至断言，“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
黑格尔把自私、恶劣的欲望描述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因，人的行为和历史无非是一幕热情的冲动和表演。正是这种“热情”驱使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热情源出于人们的需要、利益和欲望。
人们受自利心驱使而迸发出来的恶的力量成为历史进程的推力。
热情并非全由私欲产生，还有源自理想、正义、使命、责任等高尚情感的，这种热情同样能够推动历史的车轮。马克思、恩格斯等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革命激情，孙中山为共和理想奔走呼号的热情，以至范仲淹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士大夫的责任感焕发出的热情，以及许许多多为国家、民族、社会而奋斗、而奉献的人们的精神、勇气和热情，这些超越了个人私利、常常是牺牲了个人私利的高尚的热情，不但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而且对历史进程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权力欲具有政治意义，统治者的权力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角逐，除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外，各诸侯的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征服天下的欲望也是主要推动力。成吉思汗、拿破仑的大规模军事扩张行动，也是一种权力的争夺。两次世界大战则进一步升级，众多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世界霸权的激烈争夺，最后重新确立国际秩序和格局。这种权力欲的喷发，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加速或延缓、正面或负面的作用，总之是大大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某些个人的物欲、贪欲、享受欲也对历史有所作用。古代帝王好大喜功、穷奢极欲、贪图享乐的行为比比皆是。秦二世修建阿房宫、骊山墓，动用了比修筑长城还多的人力物力，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说，“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慈禧修建颐和园，也是为满足个人享受。其他掠夺强占土地、人口、金银财宝以饱私囊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由个人贪欲引发的行为，往往劳民伤财，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酿成事变或政变，使历史的发展出现转折。不过，出于私欲的大兴土木，客观上也可能产生积极的后果。如万里长城的修筑，在一定时期内保护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大运河的开辟，也大大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这都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由于人的需要是社会性需要，在社会生活中，人的需要采取了利益的形式。利益总是由需要引起的，人们争取利益、实现利益，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需要是利益最原始、最发端的规定。正是主体的个体需要，使利益具有唯我性与排他性。主体的个体需要是利益最深刻、最隐秘、最顽固的根据和支撑。需要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需要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是利益最直接、最本质的东西。
利益源于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的矛盾。利益是基于人物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利益以需要为自然基础，以社会关系为社会基础。单独的主体可以有需要，但不能形成利益关系。与其说是需要推动历史的发展，不如说是利益推动历史的发展。
利益是历史杠杆的支点。提出过完整的利益学说的爱尔维修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的。”因为感性的人必然追求使自己幸福的东西，所以“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
“如果说自然界是服从运动的规律的，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的规律的。”“利益在世界上是一个强有力的巫师，它在一切生灵的眼前改变了一切事物的形式。”
他有一句名言：“河水不能倒流，人不能逆着利益的浪头走。”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物质利益方面的需要是劳动的目的和内在动力。人们首要的利益就是吃饭充饥、穿衣御寒的需要。为了养活自己及其家属，人们必须去从事劳动或其他活动。“使野蛮人留在湖上和林中整整六个月，教他们扳弓结网，安设陷阱的，是饥饿。在各个文明民族中使一切公民行动，使他们耕种土地，学一种手艺，从事一种职业的，也还是饥饿。”
梯叶里指出，某种制度、某种社会事业的产生，取决于社会中部分人的需要。这些人行动的目的是保障自己的利益。出于自己的利益，他们会为之行动。利益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力源泉。如果某项制度违反大众的利益，大众就会起来反对，如果统治者保护这种制度，大众就会起来反对统治者，这样就形成了阶级之间的斗争。
国家、法律等政治设施都是基于人们的利益而产生的，并且随着这种利益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了生活，人必须种地。要使人去播种，收获必须属于耕者。为了这个目的，公民们彼此之间订立了一些协定和法律。”
既然法律制定了，就必须委托几个人去执行：这些人就是最初的官吏。
人们正是基于一定的利益关系，首先是经济利益关系而联合在一起，构成了阶层、阶级、民族、国家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社会组织，建立了反映一定经济利益要求的各种政治团体和党派。不同的“公民等级”存在着利益的“矛盾”，这些等级集团称为不同的“阶级”。
社会不同集团、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利益冲突。贫民起义、国家改革、统治者对内对外政策、对外战争、无不与利益有关。利益是社会不同等级、不同集团矛盾斗争的基础，是历史上一切大小事件的基础。
在国际关系中，利益原则是最基本的。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法、美等国积极推行的绥靖政策就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而不是维护国际和平。中国战国时代的连横合纵政策也是因国家利益而采取不同的对外策略。
人们在政治、思想和道德等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基于利益的不同。“利益支配着我们的一切判断”，人们永远服从自己的利益。人们的意见纷纭，在于他们的利益各异。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发现意见惊人地分歧的原因”，因为这些分歧是“完全系于他们的利益的差异上的”。“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在道德问题上，还是在认识问题上，都是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公共利益支配着国家的判断。”
“人们的意见是听命于人们的利益的，……这个利益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因此，伯林说：“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
利益又有个体与集体之分。有着相同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的人们，集结成一个利益群体。利益使利益主体不单纯从自己的需要冲动出发，而是把自己所属的利益群体的需要冲动与自身的需要冲动融合起来，将两者的融合体转变为共同的欲望、动机、目的，最后导向行动。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阶级利益都是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是人们进行活动的初始动力，集体利益以普遍存在的无数个人利益为基础，但在社会中，个人利益依附于集体利益才能充分实现。在对个体利益的追逐中逐渐产生了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个体为了维持生存，与自然界的敌对力量进行斗争，防御野兽的侵害和获得食物，这一切实际需要就形成人们的“公共利益”，它促使人们联合起来，互相帮助，即“人为了养活自己，或者为了减少自己对于狮子老虎的恐惧，必须与别人联合起来”。人们交往的愿望来自人们的感性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这种以公民们的需要为基础的结合乃是肉体的感受性的直接结果”。
集体利益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说：“彻头彻尾的个人利益，成了建立社会的唯一基础。”
边沁说，社会利益仅仅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社会利益总是一种虚构的利益，只有个人利益才是真实的利益。“‘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
个人利益放大、扩展、延伸形成集体利益、共同利益。“人处在野蛮情况下只希求它自己的福利，娶得了妻子，生了儿女之后，就希求自己和他所属的那个家庭的福利；进入了公民生活之后，就希求自己和它所属的那个城市的福利，等到那个城市的统治推广到若干民族，他就希求自己的和民族（或国家政权）的福利。如果若干民族出于战争、相约、联盟和通商而联合在一起，他就希求他自己的和全人类的福利。”
由此，集体利益的原则就在人们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将那股追求私利的个人行动所驱发的动力转移到推动历史的轨道上来，并由此促进各民族向一致的方向发展。
亚当·斯密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经济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利己主义目的。人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的完全是私人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利益又被其他人的利益所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顾及他人的利益，由此产生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并进而发展为社会利益。可见社会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人们的共同利益通过个人对私利追求的驱动而得以实现。共同利益原则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个人私利的追求则是直接推动力，前者制约着后者，并通过后者推动历史的发展，使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成为可能。
以上主要讨论了主体选择过程中主观意识因素的作用，实际上，客观环境的限制性也不可忽视。当充分地顾及外部社会条件的制约作用时，主体选择也就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选择。社会选择是指“历史主体按照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统一，能动地对客体（自然、社会乃至自身）进行判别、取舍、作用和创造的活动和过程”。
在社会选择中，人对外部世界进行着适合自身需要的、有目的性、创造性的选择。它是主观性、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如此说来，“自由”，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是在社会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的自由。人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制约。首先，人的选择受到既定客观条件的制约。人的选择总是面向未来的。而现有的客观条件，是人们选择之前即已存在的东西，人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选择，而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因此，它就成为人们选择的一个基本制约因素。制约主体的选择的社会物质条件，包括社会历史所能提供的现实的物质条件；家庭、家族、阶级集团，乃至整个社会物质需要的强制，等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个人主体在体力和智力大体相当，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一部分人选择了同自身条件相当，又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职业，另一部分人则最终选择了虽然没有超越自身条件的极限，但并不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职业，这就是社会物质需要的强制性。秦始皇时代的普通百姓不会渴望拥有电视、电话，秦朝的军队也不会试图装备飞机、大炮。在整个封建时代，普通百姓只会渴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真命天子”，而不要碰上“昏君”和“暴君”，他们绝对想不到要选举出一个“总统”。人们在进行选择活动时，总是会避开明显的不可能性，不会把它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能够意识到的种种不可能性构成了主体需求的边际制约。当主体需求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时，某些东西也就不会进入人们的选择视野，这样，某些历史事件也就永远不会发生了。
其次，人的选择受到自身状况的制约。选择必须与主体自身所处的社会物质条件相适应，选择只能是适合于自身状况的选择。比如说，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广泛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尽力避免大规模的阵地战，不与敌人死打硬拼。这就是针对自身兵力较少、装备较差的实际状况而做出的正确选择。
第三，人的选择还受到他人选择的制约。在现实中，所谓人的选择通常总是某一部分甚至某一个人的选择，在此之外，无疑还存在着他人的选择。它们之间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使其中任何一部分人的选择特别是其结果都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这一点在博弈性的选择中最为明显。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指出不同人的目的、意志互相冲突，最后产生的历史结局与每个人的期望都不符合，说明的就是这种不同人的选择互相制约、干扰的情况。
决定论的缺陷不容回避。决定论倾向于将历史视作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强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构的作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将人从历史中完全抹除。“人的确受制于各种社会结构和文化过程。但没有人的行动，结构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人类都是在特定的制度下活动的，可是制度就是结构化了的社会实践和人的生活习性。实际上，作为制度化了的社会关系，结构就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结构主义只看到结构对人的决定作用，却忽视了人创造结构和修改结构的力量。”
如果存在严格的决定论，历史的发展就变得一目了然，人们就能够为自己制定一个“社会日历”，除了按这个日历活动之外再也无所作为了。
严格的历史决定论造成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排斥道德判断。然而，历史是事实与价值的复合体，事实是外在于人的主观的客观规定；价值是人的绝对的超越指向，带有绝对的性质和意义，充当人的行为的终极尺度。历史不只是事实的堆积，而且是对永恒价值的维护。“人类所以可贵，在于心灵，而心灵之中，尤必有共守之轨范，以防心智之轶越。是故史中隐寓道德之质素，实自然之势；而史家之于人格，实亦当加以注意者也。”
如果人只是社会结构的奴隶，一切历史事件就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人是无力改变的。既然如此，对历史人物进行价值判断就成为多余的了。
只有当人是自由的，具备选择能力时，追究其历史责任才是必要的。历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类似法官断案：（1）他们都必须追究有关行动是由什么思想支配的（如杀人，或是卫国杀敌，或是谋财害命，或是正当防卫，或是过失杀人）；（2）他们都必须追究某个当事人的责任（如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追究纳粹党和希特勒的责任）。
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当时整个社会结构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话，纳粹头子希特勒只是加速了其爆发的时间。这种说法实在是减轻了希特勒个人的罪行。其实，若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执政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其他人，历史完全有可能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希特勒绝不是被动、消极的历史的工具，他的主观选择理应受到道德谴责。
决定论倾向于从客观环境方面寻求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原因，而不太追究个人的责任。根据以赛亚·伯林的看法，任何决定论，强调历史事件之所以按某种方式发生，是因为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人们之所以在过去和今天按某种方式进行活动，是因为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如果决定论的假设是正确的并能充分说明现实世界的话，那么，很清楚，通常所理解的人的责任这个概念就再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事态，而只能用于想象的或设想的事态。”
这样的“历史决定论”似乎排斥了“个人的选择自由”和“个人的责任感”，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的整个责任推卸到物质因素和客观规律的头上。伯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褒贬或讨论某些行动的可能的替换方法，褒贬历史人物的活动，变成了一种荒谬的工作”。或者说，“一旦我们把责任从个人的肩上推卸到某些体制、文化或物质因素的因果作用或目的论作用的身上，要求我们对历史产生共鸣或责任感还有什么意义？”
“人对于历史是必须负责的；而且越是在历史发展中占据着枢纽地位的个人，其责任也就越重大。决定论的分析只能开脱个人所不应负责的部分，但决不能解除其一切应负的责任。”
决定论容易导致对历史特殊性和多样性的轻忽。当代非决定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卡尔·波普尔认为，决定论者企图借助经典物理学的方法揭示隐藏在历史进程中的“节奏”、“模式”乃至“规律”，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原因是历史过程与自然过程不同，自然过程可重复、可复制，而任何社会现象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假说向来不是全称命题，而只是关于某个个别事件或一些这样的事件的单称命题”。
决定论视野中的历史是一般性、一致性占主导，差异性、多样性、特殊性处于非常次要的位置。
选择论与决定论相反，它凸显了历史活动中主体的作用。主体的情感、认知、需要都会对历史过程有所影响。选择论使人重返历史舞台的中心，填补了结构决定论造成的“人”的空白。它以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为焦点。选择论充分注意到历史过程的主观目的性。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有自觉意图的，总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的有思想、有计划的行动。离开了目的性，整个人类历史将变得不可理解。选择论突出了人的自决力量，使历史完全成为人的历史，使人具有了作为创造者所应有的尊严。
但单纯的选择论也存在着误区。它从人的主观特性出发，摒弃历史过程中的自然因素，排除普遍的客观因果律，从自由、选择活动的不确定性推导出历史过程的非决定性，因而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这种历史活动的主体，与其说是现实的人，不如说是抽象的人，因为它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条件缺少应有的注意。毫无疑问，在某些环境中，人们总是面临选择并具有作出不同选择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却总是由一定的环境加之于人的，总是相对的、有限的，绝不是可以不顾自然和社会的决定因素的完全的自由。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不能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只能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决定论与选择论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席勒说：“如果事件的进程完全是决定的，那么一切蕴含着非决定的观念、信念和说服就必然全部是以幻想为基础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可供选择的道路、没有离析、偶然和可能了……反之，如果事件的进程不是决定的，我们就似乎否定了能够认识和设计进程的唯一假设。”“如果一切事物都是决定的，那么一切就被一个巨大的非人的命运的浪潮无可如何地卷带前进；如果任何事物都是非决定的，那么我们就把自己出卖给了一个到处能够打乱宇宙秩序的、反复无常的魔鬼。”
因此，我们主张一种有限度的决定，实际上称之为“限定”更确切。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A．Goldenweiser）曾这样区分“限定”与“决定”：“限定”只是划下一个可能变异的范围，而“决定”则是指出某一必然的结果状态。
与“决定”相比，“限定”的程度较弱，更易容纳目的意志因素，为历史中的主体选择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同时，选择也是有限度的选择，而不是任意妄为、无拘无束的。将人类历史完全看作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必须正视外在客观因素的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提出了三时段理论。他把历史分成三个不同的层面，三个层面分别遵循不同的时间旋律，具有不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他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的序言中，布罗代尔对这三个层面作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时间量度，即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长时段是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起作用的那些因素，如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生产率限度、社会组织、思维模式等。它是一种几乎不动的历史，布罗代尔称之为“结构”的历史。中时段包括价格曲线、人口增长、国民收入等。它是一种缓慢而有节奏的历史，布罗代尔称之为“局势”的历史。短时段是事件的历史，事件与具体的人的思想和行动相联系。尽管布罗代尔的这一理论注重“结构”、“局势”，贬低“事件”，但他关于三个时段的划分本身兼顾了决定和选择。结构对历史的干预是决定性的，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妨碍着或左右着历史的前进。另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都有促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事件的历史是短暂的、迅速的，仿佛历史潮流掀起的泡沫，但它是最激动人心的、最富于吸引力的。因为在事件的历史中，人最为活跃，个人的力量、意志得到充分的表现。三个时段理论体现了一种总体史观，包容了地理、社会和人，将历史发展的外在因素和人的主观活动联系起来了。
人类历史是决定和选择的统一体。从最长远的眼光看，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可能最为重要，它基本上决定了人类的初始面貌和大致的活动空间。但这一最根本、最长远的决定因素，对于生命非常有限的一代代人们来说，却常常并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次之，则可能是不同民族国家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它们常常在一开始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基本性格，但这一决定因素也常常由于其作用随着文明的发展趋于减弱和地域的越来越不可改变而不宜太多地被人们考虑。然后立足于一个较长远的观点，可能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一般要比政治制度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政治制度又比看起来更为炫目的战争、政变等事件作用更持久。然而，就此简单地把自然环境、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及事件等因素与历史的不同时段两两对应而构成一种多层次、多时段的决定论并不恰当。历史中的非决定因素也不容排除。例如，同样立足于一个较长远的观点，与由社会经济及其人化了的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相比，由人们稳定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意志所构成的“心态”也经常起着一种并不亚于前者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全然拒绝考虑历史中的偶然性，有时—个事件、甚至一个人物也可能改变时代的方向。
这就是说，历史最终呈现的面貌，是由客观环境和主观目的共同塑造的，是决定和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之，结构决定论与自由选择论都有其焦点，也都有其盲点。我们认为，历史既非单独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也不纯粹是自由选择的，而是决定与选择的双向互渗。
历史如同一张由偶然性与必然性经纬交织而成的网，变幻莫测的历史事件和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都悬挂在这张网上。历史又像一条偶然性与必然性碰撞交汇而成的河流，欢歌与呜咽、畅笑与叹息都随波而起。偶然性使历史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似乎充满奇迹、不可捉摸；必然性给历史涂上一层宿命的色调，似乎一览无余、干瘪乏味。偶然与必然充满着矛盾，而又缺一不可、无法割裂。它们仿佛历史快车上的两个轮子，只要历史在行进，它们就会转动不止。
历史中的偶然与必然，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聚讼纷纭的问题。目前国内流行的看法认为，历史必然性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合乎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定如此的趋向，是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历史偶然性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非确定性的东西，它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能这样出现，也可能那样出现。历史必然性是隐蔽在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性的东西，靠无数的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历史必然性处于支配地位，它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历史偶然性则居于被支配地位，对历史的发展只能起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色彩的作用。
这种重必然轻偶然的观点植根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理性是“人类在实证基础上运用逻辑方法寻找并揭示客观对象在时间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带有普遍必然性的因果关系结构的独特方式”。
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进入了一个理性的时代。康德即认为，“我们构想这个世界，就仿佛它那存在和内在规则都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理性而来的”
，理性是历史的目标和推动力。霍尔巴赫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自由意志是一种不现实的幻想”
，因为“人在他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是在必然性掌握之中的一个被动的工具”
。斯宾诺莎说：“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反之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以一定方式存在和动作。”
黑格尔则指出，历史是世界精神通过理性支配世界的过程，“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
“‘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
对理性的高扬决定了黑格尔在偶然与必然关系上的基本态度。偶然性属于“感性幻象”，是感性水平上对靠不住的外在现象的主观认定即尚未达到本质性认识时的感性想象。感性认定的偶然性背后都隐匿着必然性。必然性作为“理性的狡计”，“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物任其摆布的，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它不被偶然所动摇，而且利用它们、支配它们”。
偶然性只不过是必然性的一种表现，是实现必然性的外在的激发或机缘。偶然性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作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存在着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超出人们的自觉控制，愈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发现这些规律。”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说：“让巨大的结果从微小的原因发生，引用一些轶闻奇事作为广泛而深刻的事件的第一原因，这在历史上已成了常见的笑话。这样一个所谓的原因，看来不过是一种机缘，或外在的激发，事件的内在精神并不需要这种机缘。所以历史的那种阿拉伯式彩画，让一幅巨大的形象从一根细柔的麦管中发生，虽然是聪明的，但也是极肤浅的办法。”
不难看出，黑格尔、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观点，奠定了国内流行看法的基础。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作具体说明。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被一块落下的屋瓦砸伤。在常识看来，这是纯粹偶然之事。其实未必。因为此人所以走在某一路上，是因为在某时候有特别的事情，不能不于某个时间出门，依着所要走的路程，依着时间的快慢，正好到达这条路上；而在屋瓦方面，或因年久失修，或因雨漏致坏，而砸在此人头上时，又或因受到狂风吹摇，这阵狂风又有一定的方向和速率。这样看来，落瓦砸人事件由种种原因凑合而成，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和意外。我们之所以仍将其看作偶然事件，是因为我们不能预知屋瓦何时毁坏、狂风何时来临。这表明貌似偶然的现象背后有必然性在起作用，只不过当事人对这种必然性缺乏充分认识而已。
与此对立的一种观点认为，在历史中，必然性无足轻重或根本不存在，偶然性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17世纪法国科学家和思想家帕斯卡在《思想录》中写道：“假如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了一点，那么全世界的历史都要为之改观。”意思是说，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短了一点，她就不会那么迷人，安东尼就不会迷恋她，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就不会出现罗马帝国时代。这样，欧洲以后的历史就会有所不同，而因为欧洲历史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世界历史的面貌也将发生重大变化。1916年英国历史学家J.B.伯里发表了一篇题为《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的论文。伯里认为，历史并不是由像成为科学主题的那种因果序列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偶然的“两个或更多的独立链索的冲突”。
关于1814—1914年间政治变革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机缘”的作用。机缘就是各种具有重大影响的细小事变，其实也就是偶然性。决定19世纪欧洲地图的大权操在亚历山大、腓特烈·威廉·梅特涅等人的手中。而俄皇亚历山大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又与他同克律德纳夫人的相遇有关。克律德纳夫人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完全是“机缘”凑巧，她预知将与亚历山大相遇。而亚历山大与克律德纳的“二人盛德之结晶，便是神圣同盟”。
历史的面貌取决于亚历山大个人的命运遭际。“假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利普没有被杀掉，而是活到了自己的天年，那么亚历山大也就不会有他那一番生涯。又假如亚历山大不是死在三十三岁的壮年，而是活到了他手下将军的平均年龄，他们一般都是长寿的——即活到七十岁或八十岁——那么历史也就会完全改观。”
有人嘲笑那些相信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的人，认为他们就像罗丹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相信他的雄鸡的喔喔而啼唤来了早晨的太阳”。尼文斯推崇偶然性的作用，他说：“不测的疾病、气候的改变、一封文件的丧失、一个男人或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这些都曾经改变过历史的面貌。”
费希尔宣称，历史中看不到节奏和模式，只有一个接一个的突然事件，像一个浪头盖过一个浪头一样。他说，埃及革命转变的关键在于1884年伊林·巴林爵士因重伤风暂时嗓音失调的缘故，于是他无法顺利下达关于戈登到达喀土穆时应遵循的指示。希腊国王亚历山大被他蓄养的一只宠物猴子咬了一口，于1920年死去这个意外引起了一系列事件，以至于有25万人死于这只猴子咬的一口的说法。
《欧洲史》一书的作者K.费舍认为：“人类命运的发展只是一些偶然的、不可预见的力量的游戏。”
雅斯贝尔斯也指出：“世界历史看上去就像偶然事件的堆积……是泛滥的漩涡。就这样它由一种混乱转向另一种混乱，由一种贫困转向另一种贫困。”
关于1815年滑铁卢之战拿破仑的失败，许多人将之归结为偶然性因素。例如，有一种说法，拿破仑在战役前夕患上感冒，影响了其军事才能的发挥。也有人说，法军战前的侦察工作做得不够充分，以致骑兵在发起一次决定性的进攻时掉入一条大堑壕里，从而导致整个战役的失利。又有人说，大战前夕天下大雨，拿破仑只好把发动战斗的时间推迟几小时，结果贻误了战机。还有人说，双方相持不下，谁的援军先到达谁就获胜。支援英军的普鲁士军队统帅布留歇尔是个慢性子，再加上下雨，走得更慢，而作为拿破仑援军的法国将军是一个急性子，但走到半路放弃主要目的去追击一支敌军。结果在双方等待援军望眼欲穿之际，是慢腾腾的普鲁士军队先到达战场，拿破仑只能一败涂地了。以上种种情况如果有一项发生改变，滑铁卢之战就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上述两种观点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因而都不免陷入偏颇。前一种观点忽视了偶然因素对具体历史的作用，把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与任一时期的具体历史等同起来，似乎任一时期的具体历史发展都是非如此不可的“必然”，从而使历史的必然性绝对化；后一种观点则一味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偶然因素，总是试图用纯粹偶然的事物来说明历史发展的主线，否认历史演变的总趋势。这两种观点都是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强分轩轾，扬此抑彼。
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讲，历史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是同等重要的，并没有主次先后之分，也不存在谁决定谁、谁支配谁的问题。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力量对比常常是不均衡的，有时偶然因素表现得异常活跃，有时必然性的作用似乎不可抗拒。偶然性位于历史发展的表层，往往一目了然；而必然性隐蔽于历史的深处，不容易被人察知。就像一条河流，水从源头涌出，中途汇合各个支流，最终归入大海，它有一个总的流向。但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情形比这复杂得多。沿途的地形地质状况不一，河床时宽时窄，时直时弯，河水时深时浅，水流时速时缓，有时还会决口泛滥。从源头潺潺溪泉直到入海河口的浸浸巨流，这条河的面貌已经大大改观，沿途的沙洲、滩石、波浪、漩涡以至泡沫，使我们眼前的这条河流几乎每一时刻、每一段落都不停地变幻、不可捉摸。
历史也是如此，表层的、直观的是偶然性，而深层的必然性需要观察者的概括、抽象才能发现。偶然性与必然性在时效上有所区别。必然性具有长期性，偶然性具有瞬时性。必然性在长时段的历史中缓慢地发挥作用，偶然性在短时间内释放能量。偶然性时刻在历史舞台上晃动着身影，而必然性隐蔽在幕后，导演着一幕幕悲喜剧。
其实，偶然性与必然性分别作用于不同的层面上，必然性更多地体现为对总体历史的影响，反映为一种总趋势，偶然性对具体历史发挥作用。“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总和是客观原因决定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具有确定性，它形成了历史必然性；而其中哪一种可能性在现实中实现出来，则是由主观目的决定的，它是非确定的，表现为历史偶然性。”
比如说，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这块特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地域内，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趋势就是一种高度成熟和长期延续的农业自然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政权形式、意识形态、乃至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灵的存在，这种总趋势是必然的，只要外部条件不改变，它就必然呈现为这种发展状态。但是，在这一总趋势的具体过程中，究竟出现哪些王朝，其统治时间长一点还是短一点，疆域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社会矛盾尖锐还是缓和等无数的具体事件和过程，都取决于无数的偶然因素，如领导者的才能和品格，采取的方针策略，乃至发生过哪些意外的天灾人祸，等等。
必然性规定了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确立了一个大致的活动范围。偶然性则直接影响历史发展的细节，直接体现为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总之，二者从宏观、微观共同作用于历史进程。
笼统地说，必然性是历史中确定的、稳定的关系，偶然性是多变的、不确定的关系。不过，要认识偶然性与必然性在历史中的实现机制，必须准确把握它们各自的内涵、特征及作用。
最早提出“历史偶然性”这一概念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学者J.B.伯里。他说：“偶然性意味着不可理解。”这就给历史偶然性蒙上了一层不可知论的神秘色彩。美国历史学家悉尼·胡克曾仔细分析过含义模糊的偶然范畴。他指出：“所谓偶然乃是不发生关系的意思，即与规律所蕴涵的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无关。”“如果一个事件是作为两个事变系列的交叉点而发现的，而这两个事变系列又得分别由两种互不相关的规律来加以描述的话，那么，这个事件就是偶然的。”
偶然性是与必然性无关的一种特性，被视为历史过程中的残余物，一些无法理解的东西。斯宾诺莎说：“一个现象之认作是偶然发生的现象，唯一的原因，就是由于没有深刻的认识，现象的原因，为我们的知识蒙蔽了。”
“一旦人们的认识深化，深入到某种隐秩序中，那么偶然性就成为必然性。”“偶然性只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驿站，是暂时性的存在，它在客观上是可以被排除的。”
总之，偶然性不具有合理性，是非正常的。
然而，现代自然科学的进展推翻了这一认识。一些当代科学家指出，偶然性是事物存在的一种客观模式，在事物性质中是更为基本的。量子力学对微观现象随机性的揭示、分子生物学对遗传基因随机突变的发现，以及系统科学对各类系统中存在的随机噪声和涨落现象的分析，无不表明了偶然的客观性。现代自然科学已将偶然性作为一种回避不了、消除不了的客观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偶然性不是事物外在的、个别的、局部的、非本质的、暂时的和不稳定的联系，而是具有普遍的、根本的意义。根据目前的认识，必然性的客观性弱化了，越来越联系于主体的认识，越来越带有一种主观的色彩。
偶然性则越来越具有客观性了。
这一发现对我们理解人类历史有重要启示。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任何一条必然性法则都不可能覆盖全部历史。如果否认了偶然性的存在，历史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所以，偶然性绝非必然性的附属物和比必然性次一级的东西。
偶然性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随机性。偶然性因素的出现是不可预测的，它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是不可预测的，它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是不必然的。二是不可重复性。每一偶然性因素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时空坐标。具体的时空交叉点上产生的偶然性都是独特的、非类同的。偶然性是绝对的一次性事件。由于具有这两个特征，偶然性使人类历史多姿多彩、千变万化、充满悬念。
人类历史中偶然性的存在，其根源在于历史是有目的、有感情、有所作为的人的活动。人的活动不仅受理性支配，还受到欲望、冲动等非理性因素的驱使，同时具有自觉性和盲目性。承认了偶然性的存在，就承认了人不是必然性或规律的“傀儡”或“玩偶”。偶然性的作用空间正是人自由活动的舞台。离开了偶然性，历史只是物质生产不断发展或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历史，人的位置就无足轻重了，人除了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之外无所事事。
长期以来，必然性被认为是客观的、预定的、不可改变的。人类历史就像一架运转着的机器，“人的一切动作、运动、变化，人的各种不同的状态、变革，都是经常受各种普遍的法则支配的”，甚至人的感觉、观念、意志也“都是他的各种特性以及推动他的那些东西的特性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对人来说，一切都是必然的，一切都是存在物的固有本质早已预先决定好了的。
任一同质的事件或现象，都表现为同一的形态。必然性意味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某种结果一定会出现，没有其他可能和选择。
必然性通常被人们与因果联系放在一起。因果联系揭示的是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依赖关系。结果对于原因来说，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即有因必有果。因果联系的存在保证了必然性的实现。正如霍尔巴赫所说：“宇宙本身只不过是一条生生不息的原因和结果构成的链条。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必然的。”
这种因果必然性往往被绝对化。玻恩指出，单一因果关系“将所考虑的系统孤立起来，对可变的因素加以限制，改变条件，直至结果很明显地依赖于单一的因素”。
它作为一种严格的确定性强烈地排斥着偶然性。经典科学研究的因果关系大多是单值因果。在这种因果类型中，原因的作用总是得到唯一的结果，前因与后果之间具有严格的确定性。
现代科学，尤其是概率论，刷新了人们对因果联系的认识。在新发现的统计因果中，原因所引起的结果不是唯一的，而且它仅仅确定着结果出现的统计趋势，亦即给一个或一组原因，它仅以一定的概率实现某一结果。
这种因果联系并不排斥偶然性。概率论认为，对于大量事件的系统，个体的出现和运动是随机的、不确定的，但作为个体的集合来说，它们的出现和运动方向是必然的、确定的。按照机械论的观点，“规律所表述的情况（属性、关系、发展方向等）是不变的、毫无例外的，但是，统计规律却只能作为占优势的趋势而出现。这种趋势无法在每一个单独的事件或现象中被观察到，只有通过对大量事件或现象的研究从整体上得以发现”。“统计规律或概率规律不同于以‘纯粹的形态’表现的必然性，它所体现的是客观事物发展进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概率论使线性因果变为统计因果，既摆正了必然性的位置，又为偶然性提供了容身之地。
哲学家金岳霖提出的“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金岳霖在谈到殊相或个体的变迁时，指出：“个体底变动，理有固然，势无必至。”
“理”与“势”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范畴，在金岳霖那里，“理”表示共相的关联，“势”表示殊相的生灭。所谓“固然”是指普遍有效，没有例外，“一定靠得住”，是“事物之无可逃的”。“理有固然”是指殊相的发展包含内在的法则，“势无必至”，则表明个体或殊相的变化并非预成或预定不变，而是有其偶然性。就因果关系来说，尽管它是“理有固然”，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它的某一个具体实现却是“势无必至”，即并非在任何情形下都会得到实现，而要看其他相应条件是否具备。引申而言，上述意义上的“势无必至”，也可以表述为“事无必至”：“事”与“理”相对，更直接地与殊相、个体等相联系；“事无必至”意味着特定的事物或现象并不必然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其中蕴含着具体事物的发展往往存在着多重可能、而非仅仅只有一种演化方向之意。
这样，事物演化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就交融在一起了。
必然性还存在一个程度强弱的问题。必然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必然性包括两种形态：充分的必然性和非充分的必然性。充分的必然性，就是“只要如此，就会这般”，是一种事物之间的确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少任何一种特定的因素，历史事件仍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当社会的、政治的紧张局势逐渐加大，已达到了爆发的边缘，以至于许多很不相同的关键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可以提供引爆火药箱的火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奥国太子斐迪南大公被刺杀引起的。但如果太子不被刺杀，当时欧洲的紧张局势也能促使我们去猜想，其他某些主要的事变，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非充分的必然性，是指“只要如此，就可能这般”，是事物之间的一种不确定关系。
例如，人类历史中的阶级分化具有充分的必然性，而由谁来扮演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角色则只有非充分的必然性。劳动生产率的相对不发达直接导致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劳动分工的存在必然产生阶级和阶级的分化。当参加实际劳动或体力劳动的人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大量时间，以至于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社会就要发生分化，一部分人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这样，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劳动与享受、生产与消费由不同的人来分担就成为基本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的条件下，阶级分化具有充分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谁来充当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至多只有非充分的必然性。跻身于统治阶级或社会管理阶层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文化水平、相应的经验和能力等等。但拥有这些条件的人不一定能进入统治集团，很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被埋没、被压制，而个别目不识丁、不学无术的人却可能成为社会的管理者。
必然性并非天生的，而是由可能性转化而来的。最初，历史是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历史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最后只有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其他那些可能性则夭折了。由于曾经存在过的那些可能性因素随着后来历史的延伸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后人能看到的只是那种变成了现实的可能性，以至于人们会产生错觉，认为当时只存在这一种可能性或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能变为现实性，这种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从而低估了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比如，北宋灭亡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存在四种可能性。第一种是金不但占领和统一了北方，而且南下消灭了宋的残余势力，最终统一中国。第二种是南宋政治力量重整旗鼓，收复中原。第三种是北方的抗金力量与南方的反宋力量联合起来，灭掉金和宋，建立一个新政权。第四种是金统一北方后，镇压了抗金斗争，但未能消灭南宋，从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历史的发展选择了第四种可能性，排除了前三种可能性。由于宋、金以及北方抗金力量等种种因素的组合，使宋金南北对峙由可能性转化为一种必然性。
必然性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由可能转化为现实，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条件不可能一成不变，必然性也就具有了相对性。必然性离不开各种条件、机缘的凑合，而不是命中注定的、无法抗拒、自动实现的。尤其就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而言，必然性有可能起作用，也有可能作用甚微，不直接决定最后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历史条件是否具备，而这些条件不少是偶然性因素。偶然因素的突然涌现，常常会使一种必然性发挥作用的条件消失，必然性也就中止了。
有一种典型的说法认为，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在一定的时间出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方，无疑是一个纯粹偶然的现象，但是，只要是造就伟人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形成，即使我们把“这一个”去掉，也迟早会出现“另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不管这个替代者是好些还是差些。虽然拿破仑和希特勒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和国家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每当社会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其角色一定会由一个人来扮演。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注定的，伟人的出现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种看法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一维性、不可逆性。“历史不是橡皮筋，不可能在一时变形后，还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也不像在固定轨道上奔跑的列车，一时误了点，但还照常到达预定的车站；更不像有人常说的那样，一时偏离方向，但最后还会回归到正常的轨道。”
历史是一刻不停地在向前发展着的。在历史静止不动的前提下，如果秦始皇不统一中国，还会出现一个赵始皇、楚始皇统一中国；如果洪秀全不出现，还会出现一个李秀全、张秀全发动金田起义。但历史不可能保持静止。如果秦始皇不出现，其他国家能够任用良将能臣，大体上维持大国之间的势力均衡，战国时代就可能长期延续下去；如果洪秀全不发动金田起义，清政府能及时采取有效的赈灾措施，起义就可能不会发生了。这样，秦始皇、洪秀全的替代者也就出现不了。众所周知，历史不可能是静止的，历史环境一旦改变，某种机遇一旦消失，英雄人物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所谓必然出现的历史人物，离开时势的配合也会力不从心，无法扭转历史的航向。
人们习惯于把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都归结为历史的必然。例如，不少教科书这样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隋文帝结束南北朝的对峙局面，是这种必然性的再次显现；清兵入关，推翻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因为清朝政权正处在上升时期，还是历史的必然；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是因为中国的落后，也是历史的必然；戊戌变法的流产，是因为资产阶级力量太弱小，又是历史的必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例子说明，在一些人看来，凡是已经变成现实的，就是被历史证明是必然的。
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原因，长期以来，均被说成是：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为全国的统一准备了条件，各国实行的郡县制和君主集权，为出现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因此，经过战国而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样的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仅仅如此解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既然统一在战国时期就是必然，为什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会出现几百年的大分裂呢？既然统一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难道经过两汉之后，生产力又倒退了？既然统一是人心所向，难道这时人们又不要求统一了？历史的必然性还起作用吗？在我们看来，战国后期当然存在着实现统一的某些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着继续分裂下去的许多因素。如果不是恰巧出现秦始皇这样一个具有如此巨大贪欲和权力欲、如此坚强的毅力而又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中国的统一很可能在这时甚至很长一个时期内实现不了。也就是说，秦的统一既有一定程度的客观必然性，也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们应该看到，在一个有限的历史时期内，历史的节奏往往直接与一些偶然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已经发生的，不一定就是必然的。
以往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把历史必然当作外在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存在。我们知道，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历史处处打着人类意志的烙印。将历史必然与人类意志对立起来，将人类意志完全排除在历史必然的作用过程之外，实际上是抹杀了人的主体性。所以说，“历史必然是人类各种意志力的交合，我们可以在不甚精确的意义上说：存在着不依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但不能说：存在着不依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
从微观上说，历史偶然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某个人的意志；而从总体上看，历史必然是人们众多意志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偶然还是必然，都与人类意志选择密不可分。
现代系统科学特别是混沌学和耗散结构论的发现，为我们深入认识历史中偶然性与必然性提供了新的依据。
196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仑兹在计算一组流体方程时发现，在一特定的方程组中，一个微小的误差可以导致灾难性后果。这一发现导致了后来混沌学的建立。当天气系统处于混沌状态，一个小小的摄动，就可能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蝴蝶效应”：依赖于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换个形象的说法就是：“今天北京的一只蝴蝶扇动空气，可能改变下个月纽约的风暴。”
“蝴蝶效应”同样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当巨大的社会力量形成对峙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无处不在的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临界点，即社会历史处于混沌状态，这时一个小小的随机扰动，都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一个小小的机缘、一个小小的力量都可能决定哪一方面获得胜利。正如分水岭上的一股小势力会决定流水将注入大西洋还是太平洋一样。例如，明朝灭亡李自成建立政权后，刘宗敏强占陈圆圆、拷掠吴襄，似乎无关军国大事，但对正面临投靠清朝还是倒向李自成大顺政权的艰难抉择的吴三桂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李自成农民军刚刚攻占北京，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而且控制着华北大部分地区和华中一部分地区，拥有几十万军队；清朝也正处在上升时期，它在大大小小的对明战争中，掠夺和积累了大量财富，拥有14万劲旅，并开始招抚明朝的残余势力，正野心勃勃地准备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可以说，李自成政权与清朝势均力敌、不相上下。这时历史达到一个临界点。但上面提到的细小事件却打破了这种平衡，促使吴三桂下决心投靠清朝，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最终清王朝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如果陈圆圆事件不发生，吴三桂极可能倒向李自成，那么17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就要改写了。
可见，一个小小的突发事件，足以造成灾难性后果或戏剧性变化。少了一颗钉子，丢了一块蹄铁；少了一块蹄铁，失掉了一匹战马；少了一匹战马，失掉一个骑手；少了一个骑手，输掉一场战争；少了一场胜利，失掉一个国家。从少了一颗钉子到失掉一个国家，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充分体现出一些偶然的、微不足道的细节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耗散结构论也非常重视随机因素的作用。它认为，当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时，它就包含着很大数目的分叉，在靠近分叉点时，系统“会呈现出很大的涨落，这样的系统好像是在各种可能的进化方向之间‘犹豫不决’，通常意义下的著名的大数定律被打破了。一个小的涨落可以引起一个全新的变化，这新的变化将剧烈地改变宏观系统的整个行为”。
社会历史正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系统，它时常会进入非平衡态。一个随机性事件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列宁，俄国革命将会完全两样，但却是一个很微小的力量促使德国人允许列宁返回俄国。
同时，现代系统科学也并非只见偶然性，不见必然性。洛仑兹即认为，“蝴蝶效应”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它是气象系统大小标度纠缠在一起的结果。“蝴蝶效应”本身是必然的，而具体的初始条件、某个小小的摄动是偶然的。“蝴蝶效应”产生于混沌系统，混沌不同于紊乱，它具有两重性，即宏观上的无序与微观上的有序。有序中隐含着内在随机性，而随机性中又有潜在的有序，正如玻恩所说：“即使偶然性也不是完全任意的，因为存在着一些机遇律，它们是用数学上的概率论表述出来的。”
这样，偶然性与必然性就统一起来了。
最后，我们来澄清一个误解，即偶然性与必然性呈递减趋势。
所谓偶然性呈递减趋势，是指“随着时间的进步，偶然性在人类历史进化中将会越来越不重要，而机缘对于事件过程的力量也就越来越小。”
这种笼统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偶然性包括由自然力量造成的偶然性和由人的力量造成的偶然性两类。说由自然力量造成的偶然性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呈递减趋势大致正确。在古代，一次自然灾害可以毁灭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如克拉特文化、哈拉帕文化、迈锡尼文明的毁灭均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今天则不然，即使大规模的地震、水灾发生，也不至于使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消失，因为人们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越来越强。在过去的战争中，气候的突然变化，如气温骤降、风向转变或大雨滂沱，可以改变一场战争的胜负；如今军队作战的适应能力大大提高，气候因素的作用随之减小了。在农业社会中，干旱、水灾造成某一地区的人们无法维持生活，常常会引起社会大动荡；而现代社会，灌溉系统发达、交通运输便利，灾情可以迅速得到控制，不会蔓延成大的动乱。
但由人造成的偶然性却不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递减。有人也许会说，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逐渐降低将导致由个人造成的偶然性的减少。其实不然。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没有降低，降低的只是个别个人即英雄或伟人的力量，普通个人的力量相反却增大了。过去，只有伟人或英雄才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全局性影响，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而现在，有时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一个国家的存亡。比如说，高科技战争中，由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负责控制的细小环节出现差错，这场战争就可能失败，而这次失败又可能使这个国家也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中的偶然性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因为原来只有少数个人有能力造成影响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现在多数人都能造成这种偶然性。所以说，即使人的力量再扩展、社会再进步，偶然性的作用也不会衰歇。
与偶然性相对的必然性同样不存在递减趋势。有人认为，随着人们对必然性认识的深入，必然性的作用会越来越小。其实并非如此。目前，与人们认识能力的增强相适应，必然性正逐渐由外在转化为内在。在以往，必然性对人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强制性规定。但当人们对必然性有所认识之后，必然性可以转变为一种符合人的意志的自我约束，成为隐而不露的规定。变化的只是必然性的作用形式。例如，当我们认识到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性后，可以自觉主动地通过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水平来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是一个利用、驾驭必然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性不但没有减小或消失，而且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人类历史并非在不断战胜必然性的过程中前进，而是在不断战胜必然性的盲目作用中前进。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必然性是永恒的、无条件的。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以生产力相对不发达为前提的，当生产力高度发达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必然性就不再起作用了。但是，旧的必然性消失，新的必然性就会很快产生，必然性本身的作用仍会存在下去。
总之，历史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交织在一起，互为补充。它们没有主次轻重之分。要全面地认识偶然性，离不开必然性；要准确地把握必然性，也离不开偶然性。偶然性不是个别的、多余的，必然性也不是注定的、不可避免的。随着人类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的进步，历史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具体内容和作用形式都将有所改变，但却不会衰减甚至消失。
人类历史由无数个人构成，个人是社会最小的单位。由于禀赋、才能、机遇尤其是地位的差异，每个人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黑格尔把所有社会成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再生产的个人”，即一些以个人利益为指南，追求自己个人目的的人；第二类是“世界历史个人”，即“伟大的历史人物”，因为这些人自己的特殊目的关联着世界精神意志所在的那些重大事件。前一类是群众，后一类则是英雄。不过，英雄与群众的界限并非绝对的，当有参与社会事务的足够的权利和机会时，群众也可以成为英雄。
例如，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直接领导者不是革命党的领袖，而是下级军官。
英雄史观的代表卡莱尔宣称：“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而已。”他将英雄分为六类，他们分别是神、先知、诗人、教士、文学家、帝王。他们如同茫茫黑夜中的北极星，“从上帝手中直接取得了自由的权力”，是每个时代的“救世主”。
他将历史发展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君主们身上。因此，人们应该崇拜英雄，人民群众除了崇拜英雄之外不需要再做什么。英雄崇拜是与人类的存亡共始终的，“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英雄崇拜就永远不会消亡”。
英雄被黑格尔视为“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与那些追求蝇头小利而碌碌奔波的群众不能同日而语。作为“世界历史个人”，他们能站在时代的最高处，把整个时代都囊括于自己的胸中，把这个时代的事业化成他们自己的事业。
黑格尔不同意用平庸的标准衡量伟大的历史人物。如果谁在英雄身上看不到超常之处，那说明他仅仅是个平庸的人，没有伟大的心胸和眼光。黑格尔在“仆从眼中无英雄”这句名言之后，又加上一句：“但是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只是仆从。”
这就是说，仆从只有仆从的心灵和视野，他只能注意到英雄的生活琐事和寻常嗜好，而无法理解英雄所具有的睿智、勇气和能力。所以，“人民是助唱队——他们消极、被动；只有英雄们建功立业，担负责任。”
在黑格尔眼中，雅典民主派领袖伯利克里的业绩，是一个一心一意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的“绝对高尚”的人；亚历山大，这位亚里士多德的弟子的精神，就像碧空中的一轮皓月，把最高尚、最灿烂的影像留传给后世；恺撒这位征服者为世界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舞台；拿破仑这位权倾一时的皇帝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甚至英雄人物的罪行也得到辩解开脱。黑格尔认为英雄人物的一切行为都有天然的合理性，他所犯下的恶行和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甚至是难以避免的。“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伟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
狄德罗则把伟大人物比喻为一棵大树，“它使栽种在附近地方的一些树木都枯萎了，它闷死了生长在他脚下的植物；但是它把自己的顶尖一直耸入云中去，还把树枝远远地伸张开来。它把树荫赏赐给曾经来到、正在来到和将要来到它的伟大躯干旁边休息的人们。”
如托尔斯泰所说，一个道德完美的庸夫仍然是庸夫，一个浑身弹孔的英雄仍然是英雄。在他们眼中，英雄是历史的主宰，而群众是微不足道的。英雄是红花，群众是作为陪衬的绿叶。
雅斯贝尔斯的英雄史观更彻底。雅斯贝尔斯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完全归于伟大的杰出个人，把群众视为历史的消极因素。他认为，“历史是代表杰出的个人的不断推进，各个杰出的个人号召其余的人追随他们。凡是听到并理解他们的人都加入到他们的前进运动。”
雅斯贝尔斯把伟大的思想家看作人类的精神向导，是立足在一个“超越了时代的时代”的独创性人物。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期是历史的中心，而轴心期的形成是少数先哲的业绩。在中国，是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和诸子百家；在印度，有《奥义书》和佛陀；在伊朗，是琐罗亚斯德；在巴勒斯坦，是从以利亚、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等先知们；在希腊，则有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及许多悲剧作家和修昔底德、阿基米得等思想家、科学家。
他们的探索活动使人类意识觉醒，产生了理智和个性，使人以自己内在的世界来抗拒外在的世界，超越自身和外在世界。
多数西方思想家都认同英雄史观。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我们的学说是：有上等人，也有下等人，一个人是可以使千年的历史生色的——也就是说，一个充实的、雄厚的、伟大的、完全的人，要胜过无数残缺不全、鸡毛蒜皮的人。”英国史学家布莱克提出：“历史变迁依赖于领袖个人的重要作用。他们能在危急关头独立负起为整个社会发展选择政策的责任……在这一意义上，生与死的意外事件，以及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培养领袖个人特性的全部生活经验，在事件的发展中可能起到根本作用，也许它们可以在好几代人的时间中影响整个民族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肯定精英伟人的历史作用。在谈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时，他们写到：“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维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
中国学者中也不乏主张英雄史观者。最突出的是“战国策”派的陈铨。他说：“人类意志是历史演化的中心，英雄是人类意志的中心。”人类生存的意志、生存的权利是平等的，但人类的智力是不平等的。所以他们担任的工作也是不平等的。“人类社会上无论任何方面的事业，创造领导，都只有靠少数的天才。他们是群众的救星，他们是宇宙伟大的现象。天才就是英雄。英雄不仅是武力方面，政治宗教文学美术哲学科学各方面，创造领导的人，都是英雄。”英雄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其所以能够号召群众，作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完全因为他的人格，有这样一种神秘伟大的力量。”他呼吁人们崇拜英雄。
钱穆也强调少数杰出人物在历史创造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说，领导、创造和维持历史的是少数杰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便是“在人事中有杰出的人，起领导作用，主持历史命运的”。
有人才有历史，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有少数人来创造、维持并使其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只是少数。……人群所更需要者，乃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
历史中的英雄之所以伟大、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为一般人所不具有的独特的创造能力。李凯尔特声称，在历史中，“对创造新的文化财富的推动几乎总是来自个别的人物”。
斯宾格勒认为只有具有伟大人格的英雄或伟人，“才具有创造的能力，能够有效地修正整个阶级与整个民族的型态”。
在汤因比看来，社会是行动的场所，行动的源泉则是组成社会的个人。不过，只有少数人，即那些具有普罗米修斯秉性的人，才是创造性活动的真正源泉。他指出：“所有的社会性的创造行为，都是个别的创造者的工作，或至多也不过是少数创造者的工作；而且在每一次继续不断的前进中，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被抛在后面的。”
这种创造有四种：一是完全之新发现或新发明，二是取旧有之式样而改良之，三是将旧有之式样集合而加以特别之注重。四是采纳一种旧有之行为式样，身体力行，并鼓励领导他人行之。
卡莱尔认为，历史上的英雄虽然分为不同的类型，具有不同的特点，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素质”，都具有确知某一时代需要的“超人智慧”，具有超乎寻常的历史洞察力。“英雄所具有的首要特点在于他可以透过事物的表面看到事物本身。”
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认为，精英人物具备克里斯玛特质，即“具有特殊的品质，使他超出一般之上，并被认为是超自然的超人，或者至少具有非凡的特殊才能”的人物。即使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人物也是不可缺少的。
假如缺少了若干精英人物，历史的面貌将会有很大不同。罗素说：“假如由于某种不幸，有几千个有突出才能的人在襁褓之中就夭折了的话，现在的生产技术就会和18世纪的情况很少有什么不同了。”
梁启超假设说：“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顗，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他称这些人物为“历史的人格者”。梁启超还说：“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凯、孙文、吴佩孚等人，甚至于连我梁启超都没有了去，或把这几个人抽出来，现代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能预料。”
尽管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可能被夸大，但他们的活动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力量。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西方的恺撒、拿破仑，他们的选择都对历史的发展进程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英雄的选择可以影响历史发展的走向。例如，张学良选择发动西安事变，一方面，使国民政府改变以往的消极姿态，全力抗击日寇，使中国免遭灭亡的命运；另一方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共产党成为国民政府联合的对象，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在以后的长期抗战中壮大了自身力量，具备了与国民党抗衡的实力，最终使中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可以说，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张学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精英人物的选择作用如此巨大，其奥秘在于他们能够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将个人意志上升为集体意志，将个体选择转化为群体选择。拿历史上实行改革的帝王来说，他们能够有所作为，关键不在于有新思想、有进行变革的主观意愿，而在于他们拥有的权势和社会地位。可以设想，一个具有新观念、新思想的厨师或轿夫，有能力将他们的主观选择推广到社会上去吗？不同寻常的社会地位使精英人物做出不同寻常的业绩来。是权力将他们的力量放大了无数倍，使他们在历史活动中鹤立鸡群，拥有呼风唤雨的神力。
不过，英雄在历史选择、历史创造过程中也不是随心所欲、任意妄为的，也要受到时代的制约。每个现实的人都生活在一张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在依靠这张网络生存的同时，又必须受到它的约束。政治、法律、制度和国家机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个体进行活动的框架。人们普遍认可的生活方式、道德规范、意识形态，构成了个体活动的软环境。软环境的生态平衡是不能被轻易打破的。总之，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个体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处于社会的框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时势造出英雄之后，英雄才能造时势。黑格尔把伟大历史人物视为世界理性的工具和手段，认为伟人不能超越时代精神所给他划定的界限。“个人作为时代的产儿，更不是站在他的时代以外”，“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
“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
“一个伟人就是杰出的个人，他既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同时又是它的推动者，既是历史力量的代表，同时又是这些力量的创造者。这些社会力量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人的思想。”
因此，“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英雄与历史，有双重的关系。一方面他可以代表群众的意志，发明，创造，克服一切困难，适合时代的要求。在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事先认定时代的要求，启发群众的意志，努力，奋斗，展开历史的新局面。”
与英雄相比，普通群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其历史地位却远逊于英雄人物。黑格尔否认群众活动的创造性意义，把群众视为构成历史的消极材料，认为群众的活动是无意识的。在他看来，群众“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
“所以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部分人。”
斯宾格勒把人民视为“乌合之众”、“暴民”和历史的“渣滓”。
汤因比认为，大多数民众缺乏创造力，他们的行为方式是机械模仿，是模仿、追随和服从具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历史的运动、文明的起源、发展与衰亡，都取决于具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
雅斯贝尔斯也蔑视民众的历史作用。他说：“群众不意识到自我，千人一面，数量极大，缺乏特性和文化传统，没有基础，一团空虚。群众是宣传的对象，不负责任，他们生活在意识的最低水平上。”
默默无闻的群众似乎成为历史的附属物、残余物。
不可讳言，在选择历史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方面，普通群众比英雄伟人要弱得多。但普通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完全抹杀。卢梭说：“是人民构成人类，不属于人民的人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用不着把他算在数内。各种等级的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则人数最多的等级就最值得我们尊敬。”
黑格尔也承认，作为“再生产的个人”，群众的活动是社会的活生生的基础。正是依据他们的劳作，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才得以保存下来和进行再生产。他们的活动维持着或再生产着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如果没有他们的活动，一切都会陷入僵死的状态。斯宾塞说：“如果你希望理解社会进化的种种现象，单靠阅读历史上统治者的传记（由那贪婪的拿破仑到那阴险的腓特烈），纵使你把眼睛读瞎了，也达不到目的。”
英雄人物固然伟大，但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群众而单独发挥作用。“一将功成万骨枯”。建功立业、名垂史册的英雄伟人背后是无数平凡人物的奉献和牺牲。梁启超说：“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正是由于英雄人物的“个性”已经变成“集团性”，“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另一方面，“群众的人格者”的集团性、时代性，也“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梁启超认为英雄与群众不能分离，英雄要依靠群众才能创造历史。
在历史舞台上风光无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似乎永远是英雄伟人。“人事之演进，其直接动力固在全人类；而此无数之人类，非能人人有所作为。于是以心智境遇时势种种关系，而有若干优秀者起，创其伟大事业，遗其无限势力于后人。”群众则是默默无闻的。但沉默者未必是软弱者，群众力量的弱小只是表面上的。“一二伟人之事业，表面上诚若能支配人事，然实际上实以群众势力为多。‘群众，无意识者也；惟其无意识，其进以渐，其为力方为强大持久。’”“群众之中，其视若无关轻重者，往往能于无意识中呈其势力，即伟人亦无可如何也。”例如，“铁工铸舰，误用劣料，其后舰队临阵，水入不行，虽勇将猛卒，亦必歼败无疑。”
当群众的能量以间接的方式释放出来时，也足以改变历史的结局。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化程度的加深，英雄伟人左右历史的力量正日益衰减，群众在历史中地位正逐渐上升。
1819年圣西门写了一篇短文，设想法国突然损失了三千名科学家、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他又设想，假如法国把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方面的这一切优秀人物都保存下来，而只是不幸地失去了国王的兄弟、公爵殿下等，同时还失去了一切高官显贵、一切国家参事、一切负责做报告的议员、一切元帅、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甫、省长、各部的全体职员和全体法官，此外还有上万名的养尊处优的最大财主。
前一个假想如果真的变为现实，圣西门认为法国就要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为三千名优秀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为国家制造最重要的产品”“管理对整个民族最有益的工作”“使整个民族在科学、美术和手工业方面收到成果”。这些人“在全体法国人当中对祖国最有用处”“能促进祖国达到最高的文明和最大的成就”。法国如果失去这些人，就要面临一场灾难，而再要重新培植这样一批人才，“至少需要整整一代的时间”。如果后一种假想成为现实，圣西门说，这些人物突然死亡只会使人出于人道主义而“懊丧”，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因为这些王公显贵、主教、元帅、省长和财主，并没有用自己的劳动直接促进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进步。而且，补上出缺很容易，足能完成这些“大人物”承担的职务，会完成得比他们高明。
列宁很欣赏这篇《寓言》，在笔记本上摘述了一段话，并标上“圣西门的名言”。圣西门提到的这三千名科学家、艺术家和手工业者，虽然不是愚昧无知浑浑噩噩的小民，也都不是直接掌握权力的大人物，实际上仍属于统治阶层之外的一般民众。列宁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
雅斯贝尔斯也不得不承认，随着技术工业的发展，过去对历史毫无反映的农民也卷入了“历史”之中。每个人都在学习读写，群众正在变成整体和决定性的因素。社会共同体已不可避免地成为群众决定的世界，只有被群众吸收的东西才能保存下来。今天的历史之路毫不留情地要经过群众。雅斯贝尔斯对科技时代群众日益卷入历史感到深深的忧虑，认为群众的上升是一个危险的征兆。然而，雅斯贝尔斯没有表现出尼采式的极端态度。他推测，“真正精神的理性的艰苦努力在群众内部发展起来，也是有可能的”。
普及教育可能会使大批人走上精神崇高之路，世界或许也会上升到历史的顶峰。
梁启超提出了英雄的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递减的观点。他说，“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古代常常只有一人，到后来发展到若干人，再到后来，“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无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在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更明确指出，“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这里所表现出的民主主义观念是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
关于普通群众在历史选择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内理论界有一种流行观点，即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长期以来，这一命题被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和更替的历史，这就为确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奠定了基础。既然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历史，那么人类社会的历史也首先是物质生产者的历史；既然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活动，对于社会的发展也就起着决定作用。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首先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并且通过在这个基础上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改革以及精神领域等方面的活动，来创造历史的。
所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人民群众的活动，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历史的结局。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沁园春·雪》抒发的也是这样一种感慨：“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的洪流已将历代帝王们的文治武功席卷而去，只有今天的人民大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他们将超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创造空前伟大的业绩。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曾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如果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似乎所有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当主角，显然与事实不符。研究政治史、军事史、教育史、艺术史、宗教史等，是不能离开帝王将相和上层人物的活动的。他们高明的或愚蠢的决策，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行动，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等等，在不同的领域内，不同的历史人物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所以不能说所有历史全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事实上，在历史上劳动群众是作为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者而活动的，他们总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只有大规模反抗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涨的时候，劳动群众才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实际的历史是各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共同创造的，不过作用或大或小而已。完全抹杀精英们的历史作用，将他们的作用只限定于消极方面，都是违背历史常识的。
钱穆说，历史只是一大人事，因此每个人及其活动都与此一大事有关，“亦可说每一人尽是历史中的主人，每一活动都是历史中的成分”。“就人事来说，个人乃是一切人事之枢纽。……每一个人，在人群中，在天地间，实各自成为一中心。”
历史是由人的共业造成的，“历史由人主动，乃由人的共业所形成。纵使在此许多人物中间，也有少数杰出的英雄，又有多数无名无传的群众，但在这两端之中层，却还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响。其作用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业。”
总之，无论说英雄选择历史，还是群众创造历史，都是笼统片面的。历史是由英雄和群众共同创造的。不过，不同人物在历史中的角色和作用确有差异。英雄人物位于历史舞台的最前端，广大群众则站在英雄的身后。英雄和群众分属于历史选择的不同层次，即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所以他们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有差异。相对来说，精英人物的个体选择对历史活动的影响直接而明显，给人一种引导历史进程的印象；群众的群体选择对历史发展的干预多以“人心向背”的方式表现出来，要间接得多，缓慢得多，但并非不起作用。如果把精英人物比作舟，则民众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英雄的个体选择与群众的群体选择相悖逆时，英雄也难保不被历史的巨浪所掀翻和吞没。群众和伟人影响历史的着力点也是有区别的。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主要的基本的历史创造者。但伟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或十字路口，当群众茫然无措、漫无方向时，伟人就要充当指路人的角色。但是，指路人也是需要在得到群众认可时，他的主张才能通过群众变成实践。历史中的英雄与群众，犹如人的头脑与肢体，二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才能活动自如，否则，无论是头脑萎缩还是肢体瘫痪，都无法顺利完成动作。总之，历史的选择不是由英雄或群众单方面达成的，二者都是历史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