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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希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西南联大研究所）
迄今为止，由于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原理而非中国哲学史、地处云南边陲的现工作单位环境和条件的限制，笔者还不是冯友兰哲学思想的专门研究者，只能算作这项研究事业的业余爱好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冯先生在现代中国哲学艰辛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典型的代表性和强大的影响力，使得每一个哲学后来人，浏览也好，拜读也好，情不自禁也罢、心向往之也罢，反正都愿意（即便不愿意也必需）读一读、想一想冯先生的著作。今天，在凡是能买得到、借得到总之见得到冯先生本人著作及有关他的纪念文集的地方，没有读过冯先生书和文（不论一部还是全部）的哲学工作者恐怕真是微乎其微了
，如果真有这样的“学者”则一定会让人诧异并怀疑他（她）是不是真有哲学素养的学者，笔者在这一方面也不例外。幸运的是，当年在北大求学的高年级时，就曾仔细读过冯先生的《三松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简史》（当时买了一本，被人一借不还）、《三松堂自序》（单行本）、《三松堂全集》第一、四、五卷，并作了一定的摘录和详细的主题索引（后两册也买到了）；另一方面，读了以后，深深为冯先生哲学思想之表里上下的深沉、淳厚、清爽、旷达所吸引，更感于冯先生哲学历程的悲壮性（有时并非他想找事、事却偏要找他，有时他不照哈哈镜而有人却硬拿哈哈镜照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非他所愿又不能回避的场面则充满了戏剧性），就在研究生二年级时即1987—1988年间，写了一篇《中国学者的中国气派——〈三松堂自序〉与〈韧的追求〉合评》，投与《读书》杂志，发表于1989年第七、八合期，不过标题已被改为《中国气派与马克思主义——读两位学者的学术回忆》，而此时我已毕业还乡，工作多日了。这是我作为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的业余爱好者的一个小小的心得。
现在回过头来检索这篇一、八年前的习作，深感愉快的是没有犯那种“用哈哈镜”照人的毛病，总体上基于自己的认识写出了平和之论，只是有两点，认为胡适本人渗透着浓厚的美国味，“冯先生在运用了西方学术的逻辑思辨后就停滞不前了”，恐非持平之论，当属幼稚之言。但笔者在文中提出“中国气派”的主题，以此作为在东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致力于中国现代哲学开拓的学者能有出息且大有作为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并肯定冯先生毕生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旧邦新命”所作的努力，“正是这种民族自豪感构成了作者的中国民族文化修养的风貌。首先要有这种民族感情，才可能找到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交融的历史背景下面的现代中国哲学学术之路。不论作者的学术观点如何，这正是作为中国学者的冯友兰在东西方文化大交流的舞台上所展现的中国气派！”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并没错也没有过时，进而还有弘扬的必要。特别是近些年陆续出席了若干次关于冯友兰先生思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耳闻冯学研究者们的由衷之言、目睹冯学研究事业的中兴之盛，心想我们云南学界对于冯学研究的义不容辞之责（冯先生应运而生的哲学思想体系正是在抗战时期的云南和盘托出的），感念曾祖师爷（我们的师承关系是冯友兰先生辈—张岱年先生辈—汤一介先生辈—陈来先生辈—我辈）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和年青后学的养育之恩，就忍不住要再就“中国气派”说几句话，话题就是本文的标题。
众所周知，冯先生是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故时限为1937.11—1946.5），
创立国内一流的哲学体系、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哲学大家的。对此，时至今日我们还为冯先生的原创力而钦佩、叹服并总想或出于好奇、或出于景仰而问一个为什么。当然，这与冯先生过人的天赋是分不开的，和冯先生的后天学养已臻瓜熟蒂落之境、时势也呼之欲出、水到渠成之功有关。但我想，这里面还有一个潜存于冯先生的鸿篇巨制、千言万语之中的原动力和催化剂，那就是冯先生在西南联大已自然玉成的中国学者的中国气派。而要对此有一个真切的了解和明白，那就不仅要去“原”冯先生在联大其言（如诸多专业研究家所做的那样），而且还要去“原”在联大的冯先生其行，这就是我这个业余爱好者在此所要做的挂一漏万之事，因篇幅与学力所限，只能采取“拾英”、“集锦”、“鸟瞰”式写法了，以期为“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这个大课题先抛一块引玉之砖。
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常生活情况，我们所知不多，但从下述先生本人自叙及他人回忆的实情，不难看出先生的生活状况算不得贫寒，却也够不上阔绰，总之是艰难、辛苦的。
长沙临大文学院因长沙校舍困难，只好设在长沙以南一百多里的南岳市（在衡山脚下）。兵荒马乱之中，师生共赴国难，辗转千里，漂泊江湖，生活之窘之迫，可谓在劫难逃。“在这里，教师同住在一座楼上。楼在山坡上，每次到饭厅吃饭，要上下爬二三十级台阶。大家都展开工作。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案子的书，考订《周易》。学术空气非常浓厚”。
在此地，冯先生讲授“朱子哲学”，后来讲稿汇编、修订成书，就是那部开冯氏哲学思想体系之先的《新理学》
。在此间，先生和众师生，时有“亲知南渡事堪哀”、“江山半壁太凄凉”之感，确为当时国家蒙难、民众遭殃之艰危时势之写照。
不久，长沙临大所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日寇进逼武汉、威胁长沙之际，奉命西迁入滇，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先生加入走广西经越南赴云南这一路，途中坐汽车受伤造成左上臂骨折，在河内住院（医疗手段较原始）
一月方痊愈，而后到昆明，又转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并与经京、津、香港、越南而来的夫人及四个孩子团聚，“知道他们从香港到海防这段海路上遇见大风，冒了很大危险”。
等到昆明校舍问题解决了，先生一家又随文学院搬回昆明，这才在联大安顿下来，一住八年。由此可见先生南迁一路辛苦备尝。
昆明时期西南联大校园之简、宿舍之破、设备之陋，是和平时期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而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学生们背井离乡，经济拮据，不少人学习之余不得不勤工俭学以维生计。“教师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贴补。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
但“那时文章不值钱，有时一篇文章的稿费才够吃一碗面”。
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还写道：“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
就是勤工俭教也仍不够花。“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我也列在卖字的之内。可是生意不佳。我卖字始终没有发市”。
为解生活之困，恰好冯宅旁边有个小学。“叔明（即冯夫人——引者）一度在院里设了一个油锅炸麻花，学生下课了就来买麻花吃。”
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也约集了几家联大家属，自己配方，自行动手，制出一种糕点，名叫‘定胜糕’，送到昆明的一家大食品商店冠生园代销”。
当时昆明还受到空袭的威胁。“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又成前方重镇”。
这种威胁更加大了，为防空而疏散，先生一家先登华街，再小东城角，又龙泉镇（离城十七八里），搬迁多次。当时先生“每天都在联大上课或办公，只能住在城里，周末才回家。孩子们也不在家，常常只有叔明一个人在家，很觉得孤单，简直有点害怕”。
后来一德国朋友送了一条狗帮忙守护，才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因此先生夫妇赠其美名“玛丽”，先生之女宗璞还为此写了一篇小说《鲁鲁》。“鲁鲁”即玛丽。总之，国难真是到家了。联大老校友们后来回忆都要提及此情此景。而一位年青教员曾撰一联贴于北门街宿舍，很能代表当时人们的心情。联曰：
天下事总如斯，尽他芸案萤窗，只赢得数卷残书，几茎华发；
昆明居大不易，值此米珠薪桂，但愿能半年克敌，一路还乡。
冯先生的心情亦当如此吧！当然先生不会像后生那么性子急，但拳拳之心，期期以盼，是肯定的。
此外，此间先生兄弟回籍奔丧一事颇值一提。1944年冬，冯先生母吴太夫人病故。先生与弟景兰赶紧上路回河南，先由昆明飞重庆，又坐船至宜昌上游三斗坪上岸步行几天又乘船至老河口，换坐公共汽车而南阳，终抵老家唐河县祈仪镇。可谓跋山涉水、披星戴月、昼夜兼程、千里奔丧。而后为先妣举行了祭、葬之中华传统仪礼，“葬母，赤脚走在行列前”
，并含悲涕泣，撰写了感天动地的祭母长文。办完丧事，因日军向豫西进逼，才与弟离家而南阳，而丹水，而淅川，又过武关，越秦岭，到西安，转天水，飞重庆，再飞昆明，真是一心尽孝，满程风霜，在联大一时传为盛谈。朱自清先生为此赋诗赞先生“饮水知源木有根，瓣香贤母此思存……趋拜曾瞻慈荫暖，论交深信义方淳。长群理学尤沾溉，锡类无惭古立言”。
当然，比较之下，冯友兰先生在联大更重要的是他的校务活动、校外活动，最重要的则是他的创作活动，先讲前者。
从有案可查的历史记载来看，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决策管理层的最重要官员之一，教学研究层的最显要教授之一，公共交往层的最首要人物之一：
哲学心理学系首批受聘的十一位教授，他居其一，而后年年受聘，自始至终，并于1942年被教育部定为部聘教授；系主任，即教授会主席，他为首任。
文学院院长一职，1938年1月20日胡适受聘未到任，4月19日由冯先生代，10月18日受聘直到1943年3月11日至8月12日由杨振声代，1945年1月10日由汤用彤暂代，1946年5月29日由雷海宗暂代。
冯先生在此要职上实际上一以贯之。
以下是一长串有关冯先生任职的联大大事记：1937年9月28日，推定冯友兰为长沙临大课程委员会十三委员之一；1938年4月19日，西南联大首次常委会在昆明举行，议决设立建筑设计委员会，请冯友兰代胡适任委员；10月6日，受聘为“编制本大学校歌校训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主席；11月8日，改组校图书设计委员会，建筑设计委员会，仍请冯友兰任委员；12月6日，请冯友兰为校务会议司选委员，被推为召集人；12月13日，又被推为与北平图书馆合作之征辑中日战事史料委员会委员；1939年10月17日，改组校舍设计、图书设计两委员会，仍请冯友兰任委员；1941年11月5日，受聘为聘任委员会委员及主席，推定冯友兰、汤用彤代表本大学在昆各学术团体共同发起在昆举行泰戈尔先生追悼会，并筹备有关事宜；1942年6月24日，被推定与吴有训等会同黄钰生商讨联大附属学校整理办法，被推为召集人；10月7日，推冯友兰、钱端升起草宣言，对在英同盟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之谴责轴心国家摧残教育之罪恶，并向各被侵略国教育家致敬宣言，表示响应，21日该宣言稿经核常委会修正通过发表；12月30日，受聘为“文池奖学金委员会”委员；1944年2月3日，被选定与汤用彤一道为印度来华研究生拟定下学期研究计划；1945年10月30日，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委员，并被推为主席；1946年3月13日，受聘为图书迁运委员会委员。
另据《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记载：
1940年7月1日，西南联大第10次评议会推举冯先生与陈岱孙等八人为留美自费生奖学金申请书审查委员；1942年9月17日主持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会议；1945年8月20日，联大常委会议推定冯先生参与商讨师范学院处置问题。
而西南联大所有最重要的会议，冯友兰先生都是当然的与会者之一，而且都是“受聘”、“应请”去的，如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芩三巨头组成的联大常委会会议，先生有列席资格，而联大教授会议、聘任委员会会议及如上所述的其他议大事的会议，冯先生都具出席资格，并经常被推举为主席或召集人。顺便提一句，著名的联大校训“刚毅坚卓”，就是在冯先生列席的第九十五次常委会上制定的。
至于冯先生所属的清华大学的校务会、评议会等最高层会议都是要请他出席的。
由此足见冯先生乃西南联大的元老重臣，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大人物”，因而他在校外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有大影响，被视为鸿儒、贤达、名士而广为各方关注而经常被推到社会生活的热闹场所（或高层、或中心、或前沿）进而引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在所难免了，有些事冯先生连躲都躲不掉，这大概就是所谓“人怕出名”、“树大招风”的道理了。但不管世人怎样评说，在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于公于私，冯先生在小的方面也许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其实人人难免如此，所以大可不足为奇），而在大的方面，冯先生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人格、族格、国格要求的，是对得起良心、责任和正义的。在那种困苦的情况下和岁月中，冯先生没有跑到“红尘”外和国外逃避战乱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坚决留下来与国与民、与学校与学生同呼吸、共命运，恪尽职守，忠孝两全，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评定冯先生是一个老老实实、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至于他作为一个称职的官员、负责的教师——他自己说一星期才回一次家，那也是因为忙于公务的缘故，恰恰以他为人夫、为人父的“失职”证明了他于公的称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的普通人，更是有史可鉴、有口皆碑的事情。他主持的联大文学院大师云集、巨著迭出，冯与金岳霖、贺麟、汤用彤、熊十力等均能相处甚善，与朱自清、闻一多等烈士相交则形同莫逆，正是对冯政绩、人品的最好证明（在思想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领域与冯争论的各方对手对冯先生的种种阶级分析性、政治评判性、主观偏见性的语言，无论对错均不在此列，另当别论，况且诸多人身攻击性诘难本身就不足为训）。而他作为一流学者的一流创造，更是我国在抗战中最优秀的文化收获之一，这在下节我们将专门提到。这里我们只想把冯先生当时社会政治活动的若干特写镜头如实地拉回来重播一下以进一步证明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一长段鉴定式的话：
1938年7月7日晨六时，在蒙自旧海关旷地出席抗战周年纪念集会并讲演，“言一年来中国之胜而非败，语极乐观”（吴宓评语），指出：“中国方面坚持持久战，大有希望。各城一时失陷，不足悲观。我军最后胜利之日，将在日本资源耗尽之时。”“战争固能破坏，然同时将取得文明之进步。一年来已可见各种进步。然学术界之效率则有减退，对此我等须做更大的努力。”
此后先生经常有时事论评见诸报刊，如《论“唯”》（1939.1），《战争与人生》（1939.5），《汪清卫的行为与先贤道德教训》（1940.3），《论救国道德》（1940.10），《抗战的目的与建国的方针》（1940.2），《儒家论兵》（1944.7），《儒家论将》（1944.8），《墨家论兵》（1944.9）等等，忧国忧民，献计献策，既冷静，又达观，不乏切中时弊、深得要领之见，而又于逻辑的精思与哲学的领悟中款款道来，在诸多论家中自有理论转灰为绿之气派。
若以此为抗战中之名篇名演说当不为过。
1939年9月18日上午，出席联大“九·一八”国耻八周年纪念大会并讲演，该讲话刊于19日《云南日报》。
1940年3月1日，出席全校月会。会上全体师生对汪精卫卖国十分气愤，一致决议通电声讨。同月发表专论痛斥汪逆。
1943年2月至6月，在国内休假期间往成渝讲学。其间在渝讲演前蒋介石约请吃饭，“席间先生谈及河南灾情，要求蒋减轻粮征收；陈立夫亦曾宴请冯，同席有范争波；曾往重庆北大同学会，遇傅斯年，经他介绍见张国焘，谈及联大情况；婉言谢绝孔祥熙所拟请任孔教会长一职；赵纪彬多次来访言新华日报有人拟请先生去谈新理学事，冯认为彼此无共同语言而未去。”
1943年7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评议员。
同年秋某日，在蒋梦麟住宅出席联大国民党党员教授会议（自蒙自迁昆明后不久，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员。蒋梦麟转达此令时除法学院陈序经不同意外，余均未发言表态。冯本人“只好默认了”，但没办任何填表手续，只由蒋发一党证了事。参见《三松堂自序》，《全集》第一卷，第102页），决定以联大区党部名义致函蒋介石参议国事并推举冯起草。会后冯即草拟信稿，数日后又至蒋宅交由众人讨论。信中有“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语，又谓“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与会者赞赏信稿，以为“当代大手笔”（陈雪屏），“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雷海宗）。蒋收信后亦“为之动容，为之泪下”（陈雪屏依所见而言）。不久蒋复信联大区党部，表示同意立宪。
1943年秋，战地服务团举办译员训练班，联大动员学生报名，冯先生长子钟辽报名并开始受训；冯先生还与潘光旦、朱自清、钱端升等十教授应校方要求演讲动员年轻学生踊跃从军，听众一时积极报名，超过规定名额，“讲演后先在校门外见有大字报劝学生对报名从军应慎重考虑，先生将大字报撕去，说‘我怀疑写这张大字报的是不是中国人’”。
11月29日又出席联大知识青年从军讲演会，与梅贻琦、闻一多等勉励青年从军。同年，长子钟辽从军西征。“因为此打电报至前线，知钟辽情况很好”。
冯后将长子从军记写于《祭母文》，以此为荣。
1943年，“因法币贬值，先生命冯契致函陶希圣，要求增加中国哲学研究委会经费。蒋介石待以室同意增12000元”。
同年“因河南灾情严重，先生倡仪赈灾”。周修业回忆：“时罹水火之故乡同胞深获慰藉。”
早在1938年7月，联大有为抗战献金运动，冯先生认捐75元，为文、法两院之首，并为清华第十级毕业生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实在是师生共勉之语。
1944年8月初，与闻一多、吴晗等十一位教授出席第五军在昆明北校场军部举行的时事座谈会。
同年3月，蒋梦麟问及对政府有何意见，“先生说舆论对孔祥熙、宋子文黄金案不满，希望严惩贪污”。
1945年3月，在重庆第三次为中央训练团讲演两周，此间曾与蒋介石谈话，“言及联大区党部信时，蒋表示‘共党问题要政治解决’”。
又言及吴太夫人丧事，蒋表示慰问，后又送来回字挽词，“我觉得很有面子”，并计划将来修父母墓时将这四字刻在碑上，还托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写了墓志盖字，又托云大教授刘文典作了一篇墓志文。
蒋以一国首脑之尊安抚一介书生之痛而使冯受感动，于蒋于冯均属人之常情。
1945年4月，被国民党河南党员代表大会选为国民党“六大”代表，经犹豫而接受了。自谓这也是对当年上层未选自己入国民参政会而不满的一种表示。5月到渝与会，被大会预备会选进主席团，照例应邀赴蒋介石宴，单独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能当中委，蒋未置可否，后再无此事。大会期间，陈诚、孙科先后宴请部分代表，冯曾出席。26日，向朱自清等谈国民党“六大”情况，“使余等大失所望。老头子毫无远见，彼全然背弃自己之信念，迟早将引起反抗”。
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冯先生的预见。
1945年8月15日，与梅贻琦同赴云南省财政厅长宴，席间传来日本投降消息，为之欣然又预感内战快要爆发，为之默默。
在“一二·一”运动中，冯友兰先生又怎样呢？事实可归结如下：他经历了全过程，并恪尽了本职守；一方面参与校方会议，决定向当局抗议军警、特务暴行，并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宋子文、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派军政大员来昆彻底查处此事，11月29日联大民国三十四年度第二次教授会推举冯及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朱自清、赵凤喈、燕树棠、闻一多为抗议书起草委员，并以冯为召集人。下午即与张奚若等7人起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并立即向报界发表，对地方军政当局妨害人民正当自由、侵犯学府尊严之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另一方面又苦心劝导学生复课。12月16日出席第十次教授会临时会，会议讨论通过善后决议。“一二·一”运动至此结束。冯先生后来回忆说“我在此次运动中充当了两派调和人的角色”，“可是两头都不满意”。值得一提的是：12月3日，冯先生出席了“一二·一”烈士入殓仪式；1946年1月16日又列席联大常委会会议，讨论“一二·一”死难学生安葬问题。
现在看来，他没有共产党人那么高的革命觉悟，但他的确为维护学校、学生的权益而奔忙、费心、尽力；他不是闻一多，不可能像闻一多那样拍案而起直到奋然以身殉道，倒在血泊中，但他的确尽己所能地做了该做的好事且把事情都做在明处、实处，而且闻先生遇害后，清华不再提供住宅，正是冯先生夫妇激烈士遗孀带孩子们到冯宅来住，两家分住前后两院。后来他们一家经组织安排到了解放区。冯先生一家则迁住清华。
这无疑属君子之义举，人格之上品了。天地良心，冯先生完全过得去，真善人也！
除了社会政治活动外，冯先生在文化教育上也是众望所归的大忙人，以他学问之尊、声望之隆、身份之贵，他想不忙也不行呵！有时身不由己而成人之美，恐怕又是声名之一累吧！但行善积德无异于行侠仗义，凡增加益智之事，冯先生总是乐于从命的。请看下列记载：
1938年、1942年，均在八月，为云南省教育厅举办的中学在职各科教员暑期讲求讨论会讲演，题目分别为《道德问题》，《人生境界》。
1940年8月29日，在云南大学会泽院主持中国哲学年会第四届年会开幕式，致开幕词并报告筹备经过。30日在会上宣读论文《人生中底境界》。31日出席会务会议并报告编辑委员会会务，宣布《哲学评论》复刊。会议决定设立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中国哲学研究两委员会，分由贺麟、冯友兰任主任委员。两会均获准受蒋介石侍从室资助。
1940年还往重庆出席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参与学术评奖。会上，《新理学》获一等奖，华罗庚获理科一等奖。
1941年4月约27日，“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出席清华大学三十周年校庆纪念日。会上黄子坚转达张伯苓之意，谓清华与南开为‘通家之好’。清华校长梅贻琦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先生当即上台发言。略谓若叙‘通家之好’，北大与清华亦为‘通家之好’，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出身清华，先生自己是清华文学院院长而出生北大，此外，还可举出多人。他人亦争相举例说明，气氛异常活跃。”
1942年11月8日下午，在北门街南菁学校内出席联大师院附中开学典礼并代表来宾致词。
1943年2月至6月，在休假赴川讲学期间，在成都曾受李约瑟访问，李氏牢牢记住了冯氏的著名论断：道家是“一个根本不反对科学的神秘体系，这是世界上从未见到过的。”
1944年11月11日，出席中国哲学会昆明分会第二次讨论会。会上，洪谦先生分析出冯先生新理学的基本命题无有内容、空无意义，从玄学立场讲，反不如传统玄学之富于诗意，足以感动人心情。所以冯先生新理学的玄学将会被维也纳学派取消，但传统玄学则依然有其哲学上的地位，“冯先生本人当即提出答辩，金岳霖及沈有鼎先生亦发言设法替冯先生解围。这是中国哲学界近来很有趣的一场辩难”（贺麟语）。
1946年5月4日上午九时，联大结业典礼隆重举行。
由冯先生撰写纪念碑文并当场宣诵，回顾了联大非凡的历程。盛赞“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盛赞联大三校“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盛赞“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盛赞有史以来“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盛赞“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典礼中有学生合唱《国立西南联大进行曲》，其《引》、《勉词》、《凯歌词》亦为冯先生所撰：
“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同光，愿同心同德而歌唱”。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山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了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了的家乡！”
“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这哪里还是人们平时所见、日常所想的那个文弱的先生！智者的才华，战士的豪迈，哲人的高明，喷薄而出，澎湃开去，活生生一副文化大侠的雄伟气派！笔者窃以为只有用三“溢”——“才气横溢”“热心洋溢”“豪情奔溢”才能更贴切地烘托出先生的这种英武气派。冯先生的阳刚之美在今天恐鲜为人知了，而这种大气派又确实存在，它不在冯先生的装束和表象上，而正在冯先生的灵魂和血脉中；就冯先生人生的片断讲也许我们无从谈起，而从冯先生的人生的全程看，我们就能一览无余！真好学者，乃大气派！半个世纪后，联大北京校友会又公推先生为名誉会长，可谓适得其人也！
惊叹之后当归根到底：冯友兰先生本着一个忠臣孝子的民族自尊和祖国自爱，在中国历史上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人格、族格和国格即气节的时代，自觉自愿、不屈不挠地与大中华、小联大同心同德、共甘共苦、善始善终，堪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典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楷模。他固然没有以铁和血来救国，却依然以犁为剑去抗战，论道德有古贤风，论文章乃大手笔，立功则求其实，立德则求其善，立言则求其优，以其海纳百川之雅量，而成众望所归之贤达：官方尊重他，民间推举他，他的优点引得人入胜，他的缺点也值得人出神，这当然不是十全十美，却肯定就叫至真至诚。这正是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坚持抗战的冯友兰先生作为中国学者的中国气派！
心诚则灵！冯友兰之所以能成为并恰好在西南联大成为一代哲学大家（而不仅仅是哲学研究巨匠），其奥秘正在于此！这是一位用满腔爱国心血浇灌出了一棵哲学智慧之树的真正的哲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