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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
（中央民族大学）
对宇宙和社会矛盾运动的认识，不仅是专业学者必须面对和回答的理论问题，而且是政治家必须解决的指导思想问题，从而深刻影响着亿万人的实际生活。远且不说，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贵斗哲学，大国实行的是实力政策。其核心思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事物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是第一位的，而且斗争具有不可调和性与对抗性；落实到人类社会，便认为国家、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关系。于是生物学野蛮的竞争规则大行其道，表现为殖民、征服、侵略战争，直到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人类的兽欲恶性发作。不仅殖民大国、强势集团奉行贵斗哲学，被压迫被侵略被奴役的国家、民族和广大劳动阶层为了生存和解放必然起来抵抗，也不得不奉行贵斗哲学，用正义的力量去制服非正义的力量。当然，这两种贵斗哲学在社会性质上是相反的，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革命的。于是有反法西斯战争和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运动及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强权政治和迷信武力之所以能够风行，归根结底在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前期发展必须靠直接掠夺广大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源、财富来推动。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个转折点，它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以武力为手段以奴役世界为目的的国家极端主义要招致毁灭性报复，世界大战对所有的人都是一场灾难。接着长达半个世纪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是第二个转折点，它使人们认识到，集团之间的政治对抗是没有出路的，随时可能转化为热战；核武器如用于战争，将带来人类的毁灭。于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的呼声逐步高涨。资本大国也转而主要靠经济手段来获得利润，并以政治军事的手段为辅助。然而，冷战思维的惯性还在发生作用，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作为贵斗哲学的继续和新的形态，仍然肆虐于世界，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们越来越不得人心，被人们看作是新时代的逆流。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成为“地球村”的时代，国家、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超出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和解共存、双赢共荣的思想正在取代强者为王、以邻为壑的思想而成为主流思想。是和平还是战争？是对抗还是和解？决定着21世纪人类的命运。
在国内，以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在此之前我们实行的是激进的贵斗哲学，具体表现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发动社会批判运动，而其顶点便是“文化大革命”，制造“意识形态恐怖”，煽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国家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揪出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强调稳定、团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于是我国出现了经济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崭新局面，并以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活跃于国际社会。尔后，中央更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致力于在发展的基础上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维护民众的权益，建设一个安定有序、公平正义、政通人和、经济繁荣、诚信友爱、人民安居乐业、人与自然和谐的小康社会。进而又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这一治国和外交方略深得民心，体现了中华贵和文化的精神。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理论结晶，真正的哲学家是时代的号手。对于20世纪社会矛盾运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感觉最敏锐、理论转换最及时的哲学家是冯友兰先生，对于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最早出来用贵和的观点加以重新解释的哲学家是冯友兰先生。在1986年写成、198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里，冯友兰先生对张载的对立统一思想“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作了现代的解释，认为“仇必和而解”是对客观辩证法的一种重要认识，它的特点是在承认对立面斗争的同时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也可以称之为“仇必仇到底”；而张载的辩证法思想是“以统一为主”，认为“仇必和而解”，这是两种辩证法思想的根本差别。这个看法提出以后，理论界有人批评冯先生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思想是全面的，既强调对立，也强调统一，不能用“仇必仇到底”来表述。诚然，马克思说过：“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
列宁也说过：“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讲又统一又斗争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矛盾统一性和斗争性在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并不相同。马克思、列宁都是革命家，他们的使命是要发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因此他们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中不能不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断批评“阶级调和论”，这是由历史条件造成的。列宁就说过：“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毛泽东在《矛盾论》也说过：“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面的相互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如此看来，冯先生用“仇必仇到底”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也没有什么不对，革命时期的辩证法必然如此。问题在于时代变化了，建设时期的辩证法在强调的重点上必须有所转移，而我们却没有及时做这件事。冯先生在1990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指出：“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
，因此革命政党当然要主张“仇必仇到底”，即将革命进行到底。可是“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变”。
回顾建国以来我们的理论与实践，从强调阶级斗争到强调团结稳定，从以斗为贵到以和为贵，我们经历了三十年才把这个大弯转过来，虽然有些晚了，但一转过来就很快见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迅速得到发展。冯先生对辩证法的重新解释正符合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符合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从哲学上体现了时代的重大变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它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相结合，高高举起了贵和哲学的大旗，这在当时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与之比肩的。
贵和哲学是不是不要必需的斗争了呢？不是。冯先生指出两点：第一，“所谓‘和’，并不是没有矛盾斗争，而是充满了矛盾斗争。所谓‘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就是矛盾；‘所谓
缊、相荡、胜负、屈伸’，就是斗争”。
一个有生机的统一体，内部必然是多种成分的交错、互动、竞争。第二，“两个对立面矛盾斗争，当然不是‘同’，而是‘异’；但却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又是‘和’”。
这就是说，“和”所包含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应造成对抗和分裂，矛盾和斗争以维系和巩固统一体为目标和前提。我们不能把贵和哲学理解成庸人的不讲原则的一团和气；贵和哲学恰恰是承认矛盾、能按公平原则去及时解决和协调矛盾的哲学。孔子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这段话人们反复引用，但往往忽略了下面一段话：“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和谐固然重要，还需要礼义加以节制。古代的礼，有宗法等级制度的时代局限性，如果我们弃其具体意义取其一般意义，即社会秩序，并加现代的解释和转换，那么可以理解成：和谐要符合社会公共生活规则，要遵守当代民主与法制的秩序。我们不能与敌对势力和谐，我们不能与犯罪行为和谐，这需要以法治之。而民事纠纷的处理，也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的。
贵和哲学摈弃了急风暴雨式的集团对抗和激烈冲突的斗争方式，主张用和风细雨式的对话、和解、协调、妥协的方式解决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对于国际政治生活有重要指导意义。有实力的西方大国如果仍然迷信贵斗哲学，以为靠武力威胁和发动战争便可以称霸世界，那么必然引起更加普遍的反抗，并激发出民族和宗教的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世界将永无宁日，强权国家亦不得平安，对抗下去，人类有可能被带到可怕的灾难之中。未来将会如何呢？对于人类的前途，冯先生有担心，但总体上是乐观的。他在他一生最后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最后的一段文字里说：“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联合国可能失败。如果它失败了，必将还有那样的国际组织跟着出来。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冯先生的哲学向来是“要言不烦”，他的上述伟大的遗言也是“要言不烦”，精确地指明了哲学的时代精神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他是位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相信人类理性的觉醒和力量。我们要继承冯先生的事业，把贵和哲学接着讲下去，让它传播到更广更远的地方，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