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梅良勇
（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冯友兰先生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哲学大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所写的不朽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在该书的绪论和总结中，他以“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心态”对元哲学（元哲学是对哲学进行反思的学问。它以哲学为研究对象，是关于哲学性质、特征、功能和方法的理解和体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哲学的概念、判断和命题，构建了其新时期的元哲学理论。学习和解读冯友兰在新时期关于元哲学的根本观点，对于加深对《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价值的认识，进而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负的方法是冯友兰研究哲学的性质的一个重要方法。负的方法又称“烘云托月法”，其特点是不先说某物是什么，而只说它不是什么。
冯友兰用此方法研究哲学的性质得出四个重要结论。
第一，哲学不是初级阶段的科学。
在人类知识发展的初期，哲学是一切知识的总汇，曾被认为是人类知识的总名，后来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知识被称为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是初级阶段的科学。如有些学者在论及少数民族的哲学史时，就把它们的原始的宇宙发生论当作哲学，把初级阶段的科学当作哲学。这实际上把初始阶段的科学当成了哲学，把哲学当作初级阶段的科学，这是不对的。在冯友兰看来，真正的哲学不是初级阶段的科学。
第二，哲学不是太上科学。
太上科学，就是最高的科学。“哲学是太上科学，”作为一种通行的哲学观，是有深远的哲学史背景。从古希腊哲人“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到德国古典哲学寻求“全部知识的基础”和提供“一切科学的逻辑”，就其实质而言，都是把哲学定位为对“普遍规律”的探求。毛泽东就是这一派的最突出的代表。在毛泽东看来，哲学是人类知识发展到现在的最高的产物。他说：“什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这样，毛泽东就用垒宝塔的方法，一层一层地把哲学提高到太上科学的地位。冯友兰对此不以为然。他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人类精神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反思”，“是以当时的自然科学为根据的，但它并不是‘太上哲学’……它是对于当时科学的反思。从反思中得出辩证法。‘太上哲学’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冯友兰用哲学反思说对毛泽东的“哲学太上科学”说提出不同看法。在冯友兰看来，毛泽东的哲学太上哲学说曾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冯友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主持教育的人把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集中到北大，成立一个统一的哲学系，要建立统一的哲学。”
历史证明，这种做法不利于新中国的哲学繁荣。
第三，哲学不是科学大纲。
大纲是系统排列的内容要点。冯友兰不赞同把哲学视为科学大纲。他说：“认识论和辩证法……也不是从这些知识中拼凑出来的科学大纲，”“每个时代的大哲学家的哲学，……亦不是从那些知识之中拼凑出来的‘科学大纲’……‘科学大纲’是可能有的，但是没有用的。”
可见，冯友兰并不反对科学大纲，而是反对把哲学视为科学大纲，因为从科学大纲中，无法得出哲学。冯友兰回忆道，建国之初，当时的哲学工作者根据毛泽东的哲学观，认为要学习哲学，必须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基础，规定哲学系的学生在大一、大二必须先学一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于是，就开了一些类似某种科学大纲或概论的课程。结果学生既没有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有全面的认识，更没有从其中总结出什么哲学来。冯友兰认为，“这种制度，从实践上证明是行不通的”。
第四，哲学不是科学
。冯友兰深入思考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首先，它揭示了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他说：“每个时代的大哲学的哲学都是以当时的包括科学在内的，各方面的知识为根据而建立起来的。”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冯友兰强调哲学与科学区别。他说：“哲学与科学是不同的。”在他看来哲学与科学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各有不相混淆的特点。冯友兰还说：“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科学。”这是由哲学的性质决定的。真正哲学的性质是对实际无所肯定，而科学则是对实际有所肯定。我们知道，哲学、科学都由命题构成，但如果一个命题对实际有所肯定，它就不是哲学命题，而是科学命题了。冯友兰尽管也认为哲学应以科学为根据，然而哲学与科学迥然不同，科学的研究只能以客观的事实为根据。这是科学的基本精神，也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强调哲学与科学的不同，是冯友兰哲学的一大特色。
正的方法是冯友兰研究哲学性质的又一重要方法。正的方法就是直接表达事物的性质是什么的方法。
冯友兰曾在《新编·全书绪论》中用正的方法界定哲学是什么。他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
在冯友兰看来，所谓反思就是“批判”。“批判”的原意是思考、分析和审查。现在有些人把批判庸俗化了，把“批判”当作否定，批判就是否定、打倒。这是不对的。冯友兰还认为反思的承担者是人类精神，反思的对象（即哲学的对象）是认识。认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反思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包括真、善、美诸多方面。因而哲学就是人类精神对认识的反思即对真、善、美这三个方面的分析、思考和审查。冯友兰又说：“哲学史上的大哲学体系都是一套人类精神的反思，……但都是一个包括自然、社会、人事各方面的广泛的体系；所以在内容上看都是一套完整的‘精神现象学’。”
在他看来，人类精神的反思是人类精神生活达到很高阶段的产物。冯友兰还把反思上升到人和动物相揖别的高度。他说：“能够反思是人所以高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特征。其他动物都是有感觉的，都有感性认识，但大概不能把感性认识升高为理性认识。它们的认识大概不能有这样的飞跃。它们大概不能有概念，因此不能思，至于反思，哪就更不能了。”
在冯友兰看来，感觉是人和动物共有的，理性认识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认识包括思和反思，而哲学就是反思，即对思的思。这个观念，早在其著作《新知言》中就有所显现。冯友兰说：“假使我们只要用一句话，说出哲学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对于人生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这种思想，所以谓之反思，理由有二点。就第一点说，反思底思想，是以人生为对象底。以人生为对象底思想，仍是在人生中。在人生中思想人生底思想，是反思底思想。就第二点说，思想亦是人生底一种主要底活动。以人生为对象而思之，不免也要以思想为对象而思之。这就是思想思想。思想思想底思想是反思的思想，思想是人生中底光。反思底思想是人生中底光的回光返照。”
这种说法是就哲学的研究对象来谈哲学。所谓人生底是指哲学以人生为对象；所谓系统底，表示哲学必须有系统性，即有实质的系统或形式的系统；所谓反思底思想，也就是“思想思想的思想”。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点，缺乏明晰性。到了新时期冯友兰结合中国哲学的传统，提出了“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的观点。
在他看来，人是有说有笑，能歌能说，有血肉，能思能想的活生生的动物。这种动物，在知、情、意三方面的天赋才能，都应该予以全部的发展，其需要也都应该予以全部的满足。有鉴于此，冯友兰肯定了劳动的重大作用。他说：“人生的两件大事，就是吃穿。为了吃穿，人们就需要劳动，以生产吃穿的资料。”
冯友兰还赞同金岳霖所说的“哲学是概念的游戏”。
在《新编》中，冯友兰曾多次提到金岳霖的这一说法。他说：“金岳霖在英国剑桥大学说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消息传入北京，哲学界都觉得很诧异，觉得这个提法太轻视哲学了。……现在我认识到，这个说法说出来了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金岳霖在剑桥的提法，不过是用简单的话说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冯友兰认为，金岳霖的《论道》是“概念的游戏”，他自己的“新统”即新理学哲学体系也是“概念的游戏”。
冯友兰认为哲学的方法是理论思维。
在他看来，哲学的对象是极其广泛的，因此它所用的概念必然是极其抽象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方法是理论思维。我们知道，哲学所讨论的问题牵涉到整个的宇宙，而宇宙、物质等概念都是极广泛和极抽象的概念，再加上理论思维中有些问题，是不带感性成分的。因而哲学问题，首先必须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所谓理论思维主要是用概念的逻辑的思维。同时，也应重视抽象的作用。因为抽象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抽象。离开抽象，不但不可能有什么理论，连话也不能说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用抽象概念比较多。抽象的弊端是易流于空虚，概念的弊端是易流于僵化。从本质上说，空虚和僵化都是与丰富多彩、变化无端的客观存在不相符合的。黑格尔反对“抽象的共相”，赞同“具体的共相”，从而把一般和特殊结合了起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与理论思维相对的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思维。它所表现的共相或概念，须有特殊化、个性化，叫人看起来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诗人反思是通过形象思维来表达的；哲人反思用的则是理论思维。诗人使用形象思维表达对人生的反思，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诗人反思比起理论思维来，有一点恍惚、隐晦，但读者如果懂得了诗人的意思，就会觉得很深刻、简明。哲人的理论思维的结晶就是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最高成就，也是它的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
这就是说，哲学是理论思维的最高形式，是理论思维的最美丽的花朵。
在《总结》中，冯友兰还提出了“真正的哲学是理智和直觉的结合”
的论断。他认为，哲学家对于哲学中的主要概念，不仅要有理智的理解，而且要有直觉的感受。这里的“理智”是指理性思维即哲学思维；这里的“直觉”是指未经充分逻辑推理的直观感受。直觉不是天赋的认识能力，而是以获得的知识和累积的经验为依据的。它植根于实践和认识的逻辑活动。直觉可以转换成概念，这样它的意义就有了明确性和可言说性。“概念与直觉，不可偏重，也不可偏废”。
冯友兰以此观点来分析中国哲学史上的理学和心学的分歧。他说：“理学和心学的分歧，其根源就在于此。理学偏重分析概念，心学偏重运用直觉。……心学认为理学支离，理学认为心学空疏。”
冯友兰认为，如果认识到真正的哲学是理论与直觉的结合，那“心学与理学的争论亦可以息矣”。
1947年冯友兰在美国讲学时，美国的一位哲学教授告诉冯友兰，他最怕学生家长问学习哲学有什么用处。冯友兰依照其提出的“境界说”，对常常困惑美国哲学教授的“哲学有什么用处”问题作了初步的回答。他说：“哲学的功用是训练人成为完人，完人的最高成就是与宇宙合一。”
到了新时期，冯友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功能论与其哲学功能观相结合，提出了对哲学功能论的新体会。他认为：“哲学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首先，哲学能够在反思中发展、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古今中外的哲人对此多有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对此也有精彩的论述。恩格斯说：“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又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冯友兰显然继承了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并加以深化。冯友兰有鉴于哲学是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提出了在反思中发展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著名论断。他说：“学习哲学的活动，是对于人的精神生活作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发展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
人可以在反思中了解逻辑结构、体会哲学的真理，学会运用抽象概念，理解和形成对世界的看法。
其次，哲学可以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说：“哲学所能使人达到的全部精神状态应该称为境界。”
哲学是如何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呢？他认为，在哲学反思中，人可以对于自然、社会和个人的行事有一种理解、看法和态度，这种理解、看法和态度即他本人的世界观。人都是照着他自己的世界观生活的。如果他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又对之深信不疑，他的精神世界就丰富了。他的行动就勇敢了。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这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这个‘地’就是人的精神境界。……中国哲学说：哲学是供人受用的，享受的。”
哲学可以安顿“人的灵魂”，可以使人找到“安身之命之地”的精神家园。哲学可以使人进入天地境界，可以使人极高明而道中庸，可以提升人格，开拓人的视野，使人具有圣人气象。冯友兰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实际，创造性地揭示了哲学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功能，并把理论思维的发展和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结合起来，用以说明哲学的价值和功用。这是冯友兰的独到之处，显现出超越前人的哲人品格。
对于理解，体会哲学，冯友兰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首先，要学习哲学。冯友兰认为，学习哲学，应该是一种活动。学习哲学就是对精神生活进行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有所了解，学会使用概念的逻辑运作，从而发展、锻炼人的理论思维。其次，要体会哲学。学习哲学绝不是记教条，背格言。靠记教条，背格言不会使人的精神境界发生什么变化。只有当人对于他的精神活动进行反思，才会得到一些体会，增加一些理解，懂得一些道理，才会自动地丰富、提高他的精神境界。再次，要体验哲学。由于哲学是使人“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重要的是养成圣人气象，培养圣人人格。哲学重在体验，这样，才能进入“天地境界”的层次。复次，哲学家不同于哲学教授。哲学教授是“照着讲”，是从文字上了解哲学概念；哲学家则“接着讲”，他要把哲学概念作深入的理解，并融入他的生活中，在继承中创新。哲学家对于哲学，不仅要有理智的理解，而且要有直接的感受，因为“真正哲学是理智和直觉的结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新时期冯友兰的元哲学观是与时俱进的，圆融的。他对中、西、马的元哲学观进行了研读，根据自己的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活动，提出了较为独特的看法。他用负的方法和正的方法来解说哲学，用二重功能说来阐明哲学的功能，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如沐春风。他正确地处理了“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关系，既重视传承，更重视创新，强调哲学是人学，令人深思。可以说，冯友兰新时期的元哲学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新唯物论色彩，但也有某些回归性，带有新理学的印痕。他的新时期的元哲学观是对中国哲学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理解，有助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笔者相信，冯友兰新时期的元哲学观必将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