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以盎司的历史

去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重新开张，举办了盛大的庆祝，聚会中为5000位来宾都提供了香槟。一位敏锐的、来自《时代周刊》的记者夏洛特·柯蒂斯注意到，聚会中用到了80个箱子，一共960瓶酒，可装7680杯3盎司 （约8毫升） 的酒杯。不知为什么，这个细节在报道中一被点出，博物馆的聚会一下子生动起来，时髦的纽约社交场风光赫然展现在眼前。读者看到了人头涌动，看到了女人们互相打量穿着，交递寒暄，甚至体会到了在香槟作用下产生的浮华和尊贵的满足感，即使香槟的量并不多——平均一个人一杯半。以上全为柯蒂斯女士的细节所呈现。我想，这就是历史，也是新闻应该的写法。在歌剧《日本天皇》里，普巴（Pooh-Bah）有句话也是这个意思。他说南吉普（Nanki-Poo）被处极刑时，头立项上，仍对其颔首三次。然后补充道，这是一个“为了逼真而加的确凿细节，否则这就是一种贫乏而难以服人的叙述”。我不是说柯蒂斯女士的叙述“贫乏而难以服人”，相反，她的叙述准确、写实，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范本；但是，她的叙述之所以出色、生动，令人过目不忘，正是在于她运用了“确凿的细节”。

普巴的话让我刮目相看，简直把他奉为专业历史学家了，至少是历史写作主要原则的创建者。诚然，确凿的细节是他编造的，如果你是历史学家，这叫学术不端，如果你不是，这就叫小说手法。不论如何，他对确凿细节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不错的。他知道它能产生逼真的效果，没了它，叙述就贫乏而难以服人。他和我，虽然都不明白这其中原理何在，但历史学家已经长期使用此道了。头一个就是修昔底德，他坚持精确描述地形——“城市的外貌和方位，河流和港口的样子，海和国家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相对位置”。

确凿的细节具有巨大的修正作用。没有它，对历史的叙述和阐释都容易流于无效。它是一条严格的标准。它要求历史学家运用它、尊重它，以达到真实，或者是人所能达到的真实。它可以防止人们因为偏爱自己的理论发明而远远偏离事实基础。在汤因比的高度，空气的味道令人兴奋，视野也足够广阔，但人和房屋在脚下都小得看不见了。历史学家不管多么相信他发明的理论，如果它们不能被确凿细节所支持和佐证，那么他们所写历史的价值也就和普巴对行刑的想象一般无二。

我相信，最为明智的方式是经由证据达至理论，而不是抄其他捷径——今天很多持修正史观者就那么做。所有情况下，卓有成效的办法是首先积累材料，然后把它们整理为叙述的形式，在此过程中看着理论或历史规律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写历史对我来说是个极为刺激的内心寻宝游戏。我正在写一本书，时间段是1914年前的20年（请读者原谅，我所有的例子都来自我自己的书，毕竟那是我最了解的事）。 我正写到德雷福斯案期间，在法国议会重开之日，所有人都以为军队会发动政变，英国观察家也做此预计。军队进入巴黎，复辟王储被招至前线，暴民在街上叫嚣作乱，但等到这天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共和国依然健在。到这个关口，我已经搜集了非常多的确凿细节，一切都指向一次军事政变即将到来，如此一来我不得不解释它为什么没有来。我停下来想了一想。一会儿，我发现我写道：“右翼分子缺少政变最为关键的化学元素——一个领袖。它有声高但规模不大的狂热分子支持，但要撼动一个民主国家的现存政府，要么需要外国援助，要么需要一个独裁者。”我想这算是个历史规律，当然是个温和的规律，但是属于我自己的规律。我取得这条规律是应了材料的需要，我感到极大的满足和骄傲。这种时刻不是每日必来，有时写一章也等不来一次，但当它到来，它留给我的是愉快的成就感。

我信奉以盎司来计算历史，我不相信用1加仑 （约3.7升） 水壶端上的历史，其呈现者更急于建立某种历史的意义和目的，而不是事实。坚持历史有意义到底有没有必要？我们不会问小说家他为什么这么写小说，也不会问诗人他写诗的目的是什么。我记得，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必有什么确定的目的。 那么历史为什么不能如它自己本身——人类活动的记录——那样去学、去写、去读呢？那已经是最为精彩动人的主题了。坚持寻找目的把历史学家变成了先知——那又是另一个领域的事了。

再回到我自己的体会：确凿的细节不能每次都得出什么结论，但能时时揭示出历史的真实，让你脚踏实地，不违背现实。梅西耶将军是给德雷福斯定罪的人，在事件爆发期间他成了右翼的英雄。我研究他时发现，在上流社会的聚会上，当梅西耶将军一脚迈进房间，贵妇们纷纷离座起身。这就是那种值得我研究一个星期的细节，它描绘了特定时期的那个群体，那些人，那种心理状态，比我能写出的任何东西都更为生动，并且言简意赅、不占篇幅——这是意料之外的效果。它成了一个缩影、一个具象、一个画面。读者能够看到，甚至深扎入脑中，被记住。

同样的情况还有——这次是语言而不是画面——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1896年关于国际仲裁的一次演讲，这是当时的一个重大话题。在这一章中我写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传统是非军事化的、反帝国主义的，闭门自顾的，与欧洲那些缺德的军备竞赛和组建常备军是不同的，它树立了一个以非武力手段成就力量和正义的榜样。在寻找说明这一传统的例子时，我在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艾略特的这些话，还没有别人引用过。他说：“建立海军，建立大规模的常备军……放弃美国特色……建立海军，特别是战列舰是英国和法国的政策。它永远不该是我们的政策。”

多棒的例子！话语中的信心、坚定，说话人德高望重的权威——那些人、那个时代、那种观念，还有什么没有传递出来呢？我从这些话语中第一次清晰地看到美国反军事化传统的本质和成色，所谓美国梦的本质和成色。这个例子中的细节不仅仅是确凿的，同时还反映了历史的一角。

当我找不出这种细节的时候，就感觉茫然若失。1890年，美国国会第一次授权建造了三艘战列舰，两年后建第四艘。紧接着，1895年，这个国家和大英帝国产生了严重争端，大家知道，叫委内瑞拉危机。危机中随处可见挥舞的拳头和沙文主义的战争叫嚣。三年后，我们和西班牙开战。西班牙海军不再与英国旗鼓相当，但也不可小觑。那人们禁不住要想，在这两次危机中，美国海军到底有多少实力？1890年授权建造的战列舰5年后实际下水了多少？1895年当沙文主义者尖叫诉诸战争时，什么样的军舰在保护我们的海岸，是比投入进攻的少得多吗？这些是我认为有必要知道的信息。

但出乎意料的是，查遍教科书的那一时期，我找不到答案。那些研究美国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历史学家，研究扩张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甚至研究海军的都不关心这些一眼看去与他们不太相关的细节。对那个时代身肩战和决定之重任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些信息至关重要。每年都会出版美国史，我一本一本查去，在这些问题上都一再重复，和前作大同小异，没有更多的洞见。为了求得这些信息，我最终只能写信给华盛顿海军部的海军史主任。

我要说的不是在1895年和1898年我们究竟有多少战列舰（现在我终于知道了），而是为什么这些精确的、数据性的事实会不见于专业历史学者的叙述中。普巴说，没有事实的叙述就是“贫乏而难以服人”，此时我也想如此评论。

当我遇见一个没有例子佐证的普遍性结论和结论性的叙述时，我就会突然警觉，并想：“给我证据。”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写，宣战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那么这是一个由细节佐证的叙述，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昏暗的一天。但如果他仅仅写到那是昏暗的一天而没有提到下雨，我就想知道他的证据何在，是什么让那天变得昏暗。再比如，他写道，“全体人都有一种好战情绪”，或者，“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那么，如果他之后没有补充什么证据的话，我就会认为他在毫无节制地做一些无凭无据的叙述。当我写作时，比如我写，19世纪90年代的法国时尚圈举手投足学的都是英国。想象我自己为读者——这个复杂的“复调游戏”每时每刻都在我的书桌前上演——我的反应一定是：“给我证据。”接下来两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接着写道：“格雷菲勒家族和布里德耶家族和威尔士亲王关系亲密，博彩是朗香（Longchamps）的习俗，跑马在尚蒂伊举行，障碍赛马在欧特伊，赛马俱乐部里不受欢迎的人被称为‘黑球’（black-boulé）。夏尔·斯旺 的原型夏尔·阿斯在他的名片上印上了英文的‘先生（Mr）’。”

就算确凿的细节不为佐证结论，它也能使叙述更加形象、易懂、愉悦，简言之，好读。它帮助表达，别忘了，表达，是最大的目的。用抽象术语写出的历史不能传递任何东西给我。我理解不了抽象，既然作者喜欢以己度人的话，我想象我的读者也理解不了抽象。无疑我是看低了读者。许多严肃的思想者以抽象词写作，许多人甘之如饴，也受益良多，而且我猜，也是乐趣无穷。我尊重这种能力，但我只能望而兴叹。

我在《八月炮火》中最喜欢的视觉细节，不知为何，是一个关于尼古拉大公的。他因为身材十分高大，6英尺6英寸 （约1.98米） ，所以当俄国人把大本营设在火车车厢里时，他的副官都要在门洞上贴上白纸，以提醒他低头。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不重要的东西，在我多年的工作中，从这本450页的书中那么多的材料里脱颖而出，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我完全无法解释，我就是记住了它。我对那白纸条是那么着迷，以至于我用了一整段来描写俄国在巴拉诺维奇的大本营，就是为了把这个细节合理地塞进书去。

另一次，我却失败了。我读到，德皇给他老婆的生日礼物长年不变：由他挑选的12顶她必须戴的帽子。此处你就能看出确凿细节在传达人物性格方面的作用。这个片段值得用在一整本写德皇的书里，甚至是写德国的书里。但它也标志了我《八月炮火》的一个小小的悲剧，因为我没能把它插入书中。我的笔记都记在卡片上，而关于帽子这事的卡片一开始的内容是为第一章准备的。第一章未能用上，只好挪到第二章备用，结果又没用上，直到全书写完，它转移到了一个标着“未使用”的包裹，静待他日。

另一件关于道格拉斯·黑格将军的事在书中找到了位置。此事同样传递了人物性格，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英国军官团当时的作风和状态。在19世纪90年代的苏丹战事中，黑格在私人包裹驼队中有一头“驮着红酒的骆驼（a camel laden with claret）”，跟随他穿过了沙漠。这不单单是社会史上的鲜活案例，就是词语“驮着红酒的骆驼”本身也极富美感，更是一个“双内头韵（double and inner alliteration）”，是辞格上的奇迹。这当然又拉进了一个语言学的新话题，必须另写一篇文章才能探讨得全。

因为不能容我在此讨论透彻，我只能提及一点，词语有独立的力量，对历史写作的影响须详加注意。它们的自主力非常强大，完全可以在读者脑中造成作者始料未及的印象。显然它们的这一特性对所有题材的写作都适用，但对于敏感的历史写作则尤具杀伤，因为历史需要准确，用词不慎会出现作者本无此意，而读者深会其意的差错。对《八月炮火》的评价中，有至少一半都说我暴露了将军们的愚蠢。我写书时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我意在表达的是将军们陷入了环境、训练、观念以及时代和国别造成的民族冲动交织而成的圈套中。我全无表达愚蠢之意，而是悲剧和宿命。很多评论者都理解这点，当然是聪明、敏锐的读者（能理解的多半是这样），不过还是有许多人不断在用“愚蠢”这个词，让我越来越难过。

文字具有逃离作家控制的能量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但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所以只能点到为止。在我言归正传之前再说一句：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出在我对写作的艺术和历史的艺术同样感兴趣（我希望这么说不会太过激：我认为历史是艺术，不是科学）。在写作中，我一直被文字的音律所诱惑，为文字的发音和意义的互动而着迷。最近我在写作中先写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介入就开始了，所有事像树枝被不可逆转地压弯一样被改变了。”这是一个发给读者的信号。（有时在历史叙述中，作者在长篇大论地介绍了复杂的背景知识之后，会感到有必要挥舞一面小红旗，对读者说：“快醒醒！有事要发生了！”）可郁闷的是，当我写完了这一段，我却被迫承认，事情并未像树枝被压弯那样不可逆转地改变。但是我却极不情愿放弃这个编排精致的修辞。我该因为它是个好句子而留下它吗？或者因为它不是好的历史而去掉它？历史胜出了，这个比喻将失传了（虽然你看，我正在这里拯救它）。文字是极具诱惑的危险东西，要谨慎使用。我首先是个作家呢，还是历史学家呢？长久以来的争论占据了我。但是并不必要非黑即白。这两种功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有冲突。二者的融合就是目标。长期来看，最好的作家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我仍然回到“盎司”的话题。最有效的视觉“盎司”是要在描述外观之外，还能传递出与性格或环境有关的信息。描写让·饶勒斯皱巴巴的白袜子就刻画出了他衣着随意，符合人们对工人领袖的预期印象。要想传达出约翰·弗伦奇爵士严肃的面孔和暴躁脾气，还有骑兵军官的虚荣，就要写他喜欢扎骑兵领巾代替衣领和领带，常给人一副处在窒息边缘的样子。

我有史以来发现的最棒的确凿细节是关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的。他是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工厂法案》和《童工法》的起草者。我把这个细节用到了我的第一本书《圣经与剑》里。时人记述道，他是威斯敏斯特区样貌最为纯洁、最为白皙、最为高贵的人，在他典雅的额头上，“每一缕黑发都卷曲盘绕，仿佛有一种责任”。一句话传递了人物的外貌、性格以及时代的氛围，这句话真是举世无双。

小说家有着便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编写确凿细节。比如，想要创造一个忧郁、内向的角色，他们就虚构那样一个外形。历史学家则必须忠于他找到的材料，而有时，他们也可以把描述对象同读者脑中熟悉的形象联系起来。例如，说霞飞将军长得像圣诞老人，这句话一写出，那幅画面就击中了我，我开始想象霞飞的大肚子、多肉的脸、白色的唇须，还有和蔼慈祥的面容。不过我忘了圣诞老人是有腮须的，而霞飞没有，当然，大体意思是到位了。还有，当你这么做时需要选择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形象。比如在我正在写的一本书里，我有了一个忧郁、内向的角色——英国1895年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他是英国贵族制的完美产物，如果算不上典型的话。他身材魁梧，胡须卷曲而茂密，前额又高又光。我写道，他被称为英国政界的哈姆雷特，长相如同卡尔·马克思。我必须说，我对这个说法相当满意，但我的编辑却一头雾水。后来知道，他对卡尔·马克思长什么样一无所知，那么这个对比就没能产生画面。我想，如果初次试验就失败了，那在一般读者当中肯定也成功不了，所以我只好忍痛割爱。

确凿细节的来源当然要与所写对象是同一时代。来源除了通常的回忆录、信件、自传，也不要忽略小说和报纸。看到梅西耶将军进来女士全体起立的片段，以及其他好多精彩细节都是从普鲁斯特那里得来的，比如：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贵妇们的阳伞上都印上了“A bas les juifs（打倒犹太人）”的字样。普鲁斯特之所以是个宝库，不仅因为他的笔下包罗万象，还因为那些都来自他熟识的那个特定群体——就像女人介绍她的客厅一样如数家珍。另外，还有一本小说——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的《让·巴鲁瓦》——被认为是写那个事件的重要小说，却没有给我任何帮助，可能是视觉细节——至少是抓人的、难忘的细节——不见了。全都是对话、观点，当然也很有趣，但我想寻找的是能看见的材料。如果你读普鲁斯特，19世纪90年代的巴黎尽收眼底，马车和路灯，花花公子戴着白手套打电话，头顶黑灰色镶绿色皮边的礼帽。

或许这就指出了伟大作家和略欠天资的作家的区别，我想这一判别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仅仅奉上观点是无血又无肉的。学院派历史就常常满篇都是观点而不见行动，只说他们是怎么写的，不说他们是怎么做的。如果要写一写美国进步主义的历史，或者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史，光引用那些领导人的社论、书、文章、演讲是太过容易了，因为他们在历史中就是一群唠叨鬼。但是，如果谁查一查他们所言所写和真实的所作所为，一幅迥异的图景就会呈现。我的书目前正进行到写社会主义者的一章，我只觉自己正驾着一叶孤舟勇闯尼亚加拉大瀑布——在他们辞藻的汹涌洪流中试图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实在太难了。我怀疑其原因是在野者往往比当权者说得更多。历史学家一定要警觉这种现象——如统计学家所说，掂量掂量——以免得出荒唐的结论。

回到以小说作为材料来源的话题，我不得不提到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 Sackville-West）的《爱德华时代》。这本书给予某些问题精确而权威的解答，而那些问题正是回忆录作家们小心谨慎、不愿多言的。和普鲁斯特一样，这位作者也写了一个她熟悉的世界。我从她那里得知，在盛大的别墅聚会上，女主人在分配客房时要考虑到客人之间的关系，每个客人的名片都插在房门的黄铜卡夹里。诗人们也要来助兴。为了在关于英国爱德华时代的一章里提及马在英国贵族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还为了描述狩猎的乐趣，我借用了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Wilfrid Scawen Blunt）十四行诗的一句：“我马添双翼，我自为天神。”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也通过《贝热雷先生》里的一个角色，描述了德雷福斯事件时法国人对军队的看法：“我们的光荣已经过去。它在现在宽慰我们，给我们未来的希望。”左拉也借《萌芽》里的经理妻子之口表达布尔乔亚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她看到罢工的矿工队伍，看到了“红色革命的影子……在世纪末昏暗的一天夜晚，那些人终将挣脱束缚，让中产阶级的鲜血流淌”。《八月炮火》中有一段描写：法军在东线溃败之后撤退，红色的军裤已经成了砖灰色，大衣破破烂烂，未刮胡子的脸上，一双双大眼睛深陷眼窝，曾经簇新的灰漆炮车如今也起泡开裂，泥水斑斑。这些都是布拉斯科·伊巴涅斯（Blasco Ibáñez）的小说《天启四骑士》告诉我的。从H·G·威尔斯（H. G. Wells）的《布里特林先生看破了》（ Mr.Britling Sees It Through ）里，我感受到了英国人在战争爆发时的感受，有对明天会更好的“无限希望”，有以为战争会结束的痴想，也有对改造世界的“巨大机会”的期待。

我不知道教授们是否允许研究生在毕业论文里引用这样的材料，但我看不出来有任何理由，不让小说家和记者、将军一样提供真材实料。如何确定小说中什么样的材料可以被使用，其标准和非小说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片段为你提供了时代、地域、环境和人的了解，则可用，反之则否。对我自己来说，我更愿意引用普鲁斯特、萨克维尔-韦斯特或者左拉，而不愿向专业同行借材料，这是个学术习惯。我不知道引用一个隔壁学校邻居的文章作为文献有什么意义。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文献，我需要的是某件事的原始出处，不是谁最近一次提到它，我认为这非常滑稽。我听说研究生是允许引用二手文献的，以显示他们对文献的熟悉；但如果是我授予学位，我就会要求他们首先熟悉文献的原始来源。二手历史有必要，但那是当你刚开始入手，对一切尚一无所知的时候，你亟须它们的引导和建议，看它们的参考文献，以及整个事件的梗概，一旦已经上路，我就要自己走剩下的。如果我是老师，我不会允许学生满足于引用二手文献。要顺着二手文献上溯其源头，发现鲜活的原始材料，在它们中间取舍，而不是满足于重复使用别人的选择。

《名人录》 不是小说，但我特别想说说它。首先，它有可能做得很准确，因为它的条目都是入选者自己写的。另外，收入者随心意展示自己的东西往往能暴露一个时代的特色。比如，19世纪90年代的商业大亨、标准石油公司的合伙人H·H·罗杰斯（H. H. Rogers），就简单明了地将自己标注为“资本家（Capitalist）”。显然在他眼中，这是急欲取得的一个骄傲称谓。这个小小的自我描述就道出了一段社会史。谁还愿意在今天这么称呼自己呢？

而各类报纸，我把它们当作一时消遣而不是事实。你把它们当作事实引用时要非常小心，因为今天的一条报道，往往明天就修改了、否认了，或是证实为谣言了。如果没有连续跟踪一条报道直到它消失于新闻中，就千万不要用。不过，当作风味小菜，报纸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在1914年8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看过一则德军军官身穿英军制服试图绑架正在列日的莱曼将军的报道。记者写道，将军的随从“被如此卑鄙的破坏文明战争法则的行为给激怒了，他们一个也没放走，而是宰了他们”。

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我从中看到了1914年前后世界的不同。今天没有一个记者会这么写东西，没人会用“卑鄙的（dastardly）”这个词，没人会把“文明战争”的概念视为理所当然，也没人会毫不知耻地写道，“一个也没放走，而是宰了他们（spared not but slew）”。今天再看这些话很是难堪，但它反映了1914年人们的想法和观念。就是这句话，让我想写一本书，写写“一战”前的世界。

女人是找寻视觉细节的好来源。她们好像比男人更加关注这些东西，也更认可它们的书写价值。1914年德国士兵背包里的东西有针线、绷带、火柴、巧克力、烟草，这是我从一个住在德国的美国女人的回忆录里看来的。俄罗斯的麋鹿走过了边界线，被罗明顿的威廉二世开枪打死，这是德皇女儿的家庭教师，一个英国女人在书里写的。还有沃里克夫人（Lady Warwick），她一度是威尔士亲王的情妇，直到她遗憾地信奉了社会主义。她对爱德华时代的上流社会研究不可或缺，不只是因为她记录的那些流言蜚语，更因为她记录了一些人的习惯和举止。普莱斯亲王夫人黛西会一直不停地唠叨那些没完没了的贵族社交活动，不过每一次都提供了令人目眩的金子般的信息。有一个她的叙述我用在了《齐默尔曼电报》里：遭遇了“《每日电讯报》事件” 的威廉二世在一次晚餐向黛西诉苦，他情绪激动之至，竟然“落下了一滴眼泪在雪茄上面”。在美国驻墨西哥第一秘书夫人伊迪丝·奥肖内西（Edith O，Shaughnessy）的回忆录里，德国大使冯·欣策穿着举止尽与英国人无异，而让他露底的是，他在小指上戴了一枚蓝宝石戒指。没有男人会写出这样的话。

最后，如果可以的话，寻找确凿细节的最佳之处当然是现场，就像希罗多德去到小亚细亚，帕克曼 去到俄勒冈小路一样。就拿1914年“德国人的暴行”这个问题来举例。没有其他问题需要如此小心对待了，因为由于战后的幻灭感，“暴行”变成了没人相信的一个词。人们想象，既然德国人没有干过砍掉比利时婴儿的手这种事，那么，他们也没有枪杀战俘、没有烧掉比利时小城鲁汶。这种不相信的结果非常危险——后来德国人变为纳粹，人们不愿相信他们会有看上去那么坏，绥靖成为一时之风。（我震惊的是，这样的事情居然也值得以史为鉴，而且这样的警惕居然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写到1914年德国人在比利时的恐怖行为，我总是心有不甘，因为我只用了德国人自己的叙述，有时是那年还保持中立的美国人的记录。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于45年后才亲眼见到：比利时默兹的村庄里，一座教堂的后院布满了一排排的墓碑，每一个上面都刻着名字、日期和一句出名的“被德国人枪杀（fusillé par les Allemands）”。还有，在离巴黎25英里的桑利斯，城外路旁有一座石标，刻着1914年9月2日，市长和其他6名平民俘虏被德军枪杀于此。对应着名字，这些人的职业也一一被标注：面包师学徒、石匠、咖啡厅服务生……更增加了可信度。这就是普巴和我一直追求的“逼真”。

执着寻找重要的细节，不带先入之见地看待它们，让它们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工具的一半。另一半——观念、观点、写作理由、“为什么”要写作历史——则未能在本篇中讨论，虽然我眼中并非没有它们，它们一直都在幕后起着作用。第三个一半则是写作艺术。如果这听起来不合算法，那是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不是算术。

刊于《哈珀斯》杂志，1965年7月。 HHhhyJGDqNYOq+38fEUfgRnSigpx3I+AwcT80NZy2WpEE0OslQrmf0zTEFVIh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