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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英国保守党出现危机之后三个月，伦道夫·丘吉尔记述这一事件每日经过的书就写成并出版了。当事件的意义还未经足够的时间从周遭环境中显现出来就急于盘点，可能很有胆量，但很有用吗？这么做的作者会尴尬地发现，当兴奋感散去，他的题材变得毫无意义。近来，这种滚烫鲜活的历史大受出版商的青睐，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应该，或者说是否可以，在它还冒着热气的时候就被写成？
在话题走远之前，我们应该先回答：历史是什么？专业的历史学家已经兴致勃勃地用这个问题考验自己多时了。一个声名卓著的阐释者——剑桥大学的爱德华·H·卡尔在他的特里维廉讲座和他1962年的同名书中对此做出了说明
。
他问道，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检视，还是过去事件本身？我运气很好，在读到他这本书之前就开始了历史写作，不然可能根本不敢下笔。我天真得根本没有意识到卡尔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简单地认为，历史就是独立存在着的过去的事情，不论我们检视或盘查它们与否。
我以为，我们对过去的评论外在于过去，或许对理解过去有帮助，但毕竟与它们的存在无关。我认为，不论希罗多德写不写出它们，希腊击败波斯的事实对西方历史走向的推动都是一定的。但卡尔先生却否认这点。他说：“认为历史事实独立于历史学家的阐释而存在，是个荒谬的错误，一个难以根除的错误。”
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觉得这才是荒谬的错误。这是要转个弯才能理解的笑话吗？不过，如此卓越的思想者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在与卡尔先生长期的无声辩论中——可幸他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我开始领会到他的意思。我想他的意思是，过去的事情不能脱离历史学家存在，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知道过去的存在。简言之，未被记录的过去正是我们历史学家的老朋友，是那棵原始森林中倒掉却无人听见声响的树。如果没有了耳朵，那还有声音吗？
我不会被这个难题吓倒，它问错了问题。关键不在于倒下的树是不是发出了声音，而在于它是否在森林中留下了痕迹。如果，它的倒下让阳光洒向了之前的喜阴生物；如果，它砸死了一头领头的野兽，而新的头领脾气迥异；如果，它横在了一条兽径之上，使得动物些微地改变了行进的习惯，从而引发了更大的变局；那么，不论是否有人听到，它的倒下都创造了历史。
我由此宣布了我对“荒谬错误”的坚定信仰：历史事实独立于历史学家存在。我想，就算《末日审判书》
和那个时代的其他记录都被烧掉，撒克逊人把土地所有权转交给诺曼人的事实也仍然存在于英国历史中。当然，《末日审判书》算作记录，而不是阐释，卡尔先生所说是历史事实不能独立于历史学家的阐释而存在。我发现了这个漏洞。他也可能会说，要是没有济慈，就没有希腊古瓮。
照我看，证据比阐释更重要，事实就是历史，不管阐释与否。我认为，边疆的外扩对美国扩张的影响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没有关系，虽然他发现了这个现象；有闲阶级这一存在和凡勃伦
无关；海权的历史作用也和海军上将马汉
没有关系。在马汉的例子中潜藏着一个可用于反驳的因子，因为马汉的著作《海军对历史的影响》在1914年的前几年，强烈引导了德意志帝国和英帝国的海军政策，他对某个重大历史事实的关注和描述让他创造了新的历史。卡尔先生或许会借此发挥。
与此同时，我认为卡尔先生的设论并无如此“形而上”的必要。我就非常自足于把历史定义为我们所知的过去事件，而那些未知的则无须费心——直到考古学家把它们从地里挖出，让它们变成已知。
接下来我要讨论历史学家。他们是谁？是历史的同代人，还是后来者？答案显然是二者均可。在历史的同代事物中，最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是（或多或少是不自觉地形成的）如下这些：书信、日记、回忆录、自传、报纸和期刊、商业文件和政府档案。这些都属历史的原始材料，而不是历史。作者在创作它们时有意无意地要让它传诸后世，但这也不能表示他们就是历史学家。要成为历史学家还需要超然物外的视角和有意为之的手法。
情况稍有不同的是那种现场的见证者，通常是记者。他们的叙述中往往藏有金矿，而金矿通常掩埋于对日常新闻的报道中，那些每日见闻随时间流逝最终都变成了琐屑。一些《八月炮火》中最为生动的细节就是出自当时的媒体报道：被德国火炮车碾过的布娃娃来自欧文·科布的描述；50万未清洗的尸体散发出阵阵恶臭，飘荡在被侵略的比利时村庄，这是威尔·欧文的报道；马克斯·霍夫曼上校朝着日本将军大喊大叫的事件则来自报道日俄战争的弗雷德里克·帕尔默。而每日的新闻，即便结集成书，也只能和信件差不多，本质上只是原始材料，不是历史。
仍属同代物件，但可有可无的是那种把剪报、采访仓促编辑拼凑在一起的书，只是为了在大众兴趣还未消退之时大捞一笔。这种快餐布丁的典型就是那些好似一夜写出的人物传记，比如《林登·约翰逊的故事》（ The Lyndon Johnson Story ），催生它的事件才发生了几周，各大书店就能见到这本书了。这些编纂者提供不出任何有助于思考的东西，以历史学家的标准，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除去上面那些不堪大用的，历史同代人中还有一类纯粹的、自觉的历史学家，有两种。第一种是“旁观者”。他们有意记录下时代的片段——战争、萧条、罢工、社会革命等等——以自己的风格和逻辑把它们变成历史叙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白修德的《总统的诞生》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宏大，一个短小，但内质是一样。
第二种是“积极的参与者”，或称“操刀人（Axe-Grinders）”。他们希望把自己熟悉的事件写成真正的历史，但他们下笔却有偏颇，有时微妙而不被察觉，有时则大刀阔斧地涂改，全凭他们希望自己能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史》、克拉伦登伯爵的《英国叛乱史》以及丘吉尔的《世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都是此中显例。
对于后世史家，以上亦是原始材料之一种。那么，所有这些叙述在手，我们就是历史学家了吗？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当你手握一串葡萄开始挤压，你就已经拥有葡萄酒了。不过，它未经发酵，不够年头。后世史家最大的优势在于时间提供给他们的距离。远观那些历史事件，他的描述视觉会更为宽阔，他能更多地看见那时发生了什么，区分什么是要紧的，什么又无关大局。
历史同代人却无此视角，所有事件对他们来说都在眼前，大小一致。微不足道的看上去巨大无比，而巨大无比的因为边际不易看到而被人忽略。越南和巴拿马的新闻标题在今天的报纸上占据了四栏，50年或100年后，历史学家或许只把它们共列入史书的一章而已，我们无法想象。
历史同代人，尤其是身在此山中的历史参与者，并非完全占据优势。他得之与历史的亲密——这一点我们望尘莫及，却失之超然的视角。他们无法公正地裁断争论中的双方，比如对1914年法国马恩河战役的胜利究竟应归功于谁的争论。所有当时的历史记述者鲜明地分为支持霞飞和加列尼的两派，他们的争锋是那么激烈，以致没人（除了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注意到一个站在时间远处就能看得非常明白的事实：这两位将军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加列尼看准了时机，为胜利助推；霞飞带领部队、援兵展开厮杀，但直到50年后，这个既简单又公平的评价才算得出。
距离也不总是带来客观性。你很难说吉本的罗马帝国和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写得多么客观。客观性是个程度问题。后世史家做到相对客观是可能的，但这和中立、不站队又是不同。根本就没有中立和纯粹客观的历史学家。没有了观点，历史学家就变成了一台时钟，也写不出好东西。
距离也确能冷却人们的判断，提供比前人所见更为公正的评价。多年以前我刚当记者的时候，我正在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竞选做的巡回演说，他计划在匹兹堡或者是哈里斯堡有一场重要的讲话，具体是哪儿我忘了。当我们都忙着下火车时，有一个记者却还在餐车舒舒服服地跷着脚，他说他作为一个为共和党报纸工作的新政支持者，必须严守“客观性”，而他“在这里会比紧跟在罗斯福屁股后面更加客观”。他理解的保持距离而得客观是空间上的，而非时间上的。
我从亲身经历中发现，我写不了当代史。有些人行，比如威廉·夏伊勒，他们不因身在其中而受其影响，但我不能。我写第一本书《圣经与剑》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我当时把英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从腓尼基时代一直梳理到现代。我本意是要把内容延续到英国托管、阿以战争和1948年的以色列复国。
我花半年时间研究了过去30年的苦涩历史：阿拉伯的历次反抗和起义、圆桌会议、白皮书、英国阻止犹太移民、质询委员会，然后是历史最终的巨大讽刺——发表过《贝尔福宣言》的英国人居然强行截停了“出埃及”号
。通通都是绥靖主义下最卑劣的篇章。
我尝试着写这段历史，但我做不到。愤怒、恶心和不公正地对待能够激起一些作家雄辩滔滔，下笔千言，但这种情绪却只能扭曲我写下的东西。我发现最后一章的语气和前面十七章完全不同。因为我突然越过界线进入了当代史，我深卷其中的姿态显露无遗。尽管出版商希望我写到当今，但我知道，最后一章将断送前面所有的精彩，我也没法让自己不这么写。我终于作罢，放弃了半年的工作，整本书在1918年画上了句号。
我并不是在说情感在历史写作中没有一席之地。相反，我认为那是历史的一种核心因素，就像它在诗歌中的作用那样——华兹华斯把诗的起源称为“重归平静的情感”。人们会说，历史是情感和事实的重新整理，或者——对后世历史学家来说——是详查记录之后于平静中的思考。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忠于证据。但有趣的事实是，诗人没有这条戒律，他们反而把历史写得很好，不管是同时代还是时代久远的历史。
丁尼生在克里米亚的巴拉克拉瓦战役后三个月写出了长诗《轻骑旅的冲锋》。“加农炮火在前，万炮齐轰……所有的军刀都已出鞘……冲进炮火硝烟之中……炮弹和弹壳横飞……他们的荣耀何时消逝无踪，噢，多么狂暴的冲锋！”他的叙述甚至藏于维多利亚双行体之中：“他们不想为何如此，他们只是上前赴死。”
它或许少了些现代诗朦胧的品性，但作为历史，它抓住了荣誉和荒谬的合一——19世纪骑兵面对加农炮冲锋的场面。就像一个现场目击者所言：“太壮观了，但这不是战争。”这一点，丁尼生比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传递得淋漓尽致。
我是在布鲁斯·卡顿
开始写作前即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眼中的内战往往是这样的：
在盛产玉米的草地上，
在9月凉爽寥廓的早上，
弗雷德里克教堂尖塔簇立。
惠蒂尔也写当代史。另一方面，麦考利在事发2500年之后写出了《桥头的贺雷修斯》（“Horatius at the Bridge”）的故事。虽然麦考利的主业是历史学家，只兼任诗人而已，但如果没有“克卢西乌姆的拉斯·波希纳/对着九神起誓（Lars Porsena of Clusium/By the Nine Gods he swore）”以及其后的70小节的诗，谁又能想起暴君塔克文或者恺撒之前的罗马史呢？我们还从朗费罗的老北教堂信号灯中知道了美国革命是怎么爆发的
：
一盏，就是陆路，两盏，就是水路，
我会在对岸，
骑马把警报，
传遍米德尔塞克斯的每一个村庄和农场。
这些诗人比历史学家更能让普通人熟悉历史，他们有时还会推动历史。吉卜林在1899年就这么做过，他对美国人疾呼：“肩负起白人的重担吧。”那时，美国人糊里糊涂就被杜威上将在马尼拉的冒险拉进了帝国主义的征程，正不知该如何处置那些菲律宾人
。“拿出你们培育的最优秀的东西，”吉卜林坚定地告诉他们，
让他们背负沉重的马缰，
那些刚被抓到的郁闷的民族，
他们惊慌不定又野蛮未开，
一半恶魔，一半小孩。
……
肩负起白人的重担，
为了和平的野蛮战争，
喂饱饥饿的嘴，
让疾病停止。
……
肩负起白人的重担，
你们不敢不从……
这一建议刊登在《麦克卢尔杂志》上，整整两页。经此传播，一周之内全美无不争相引用，迅速地让美国人接受了由此而来的军火开销、残酷手段和阴谋诡计——这几者很快就被证明是实行建议必需的。
吉卜林有着在近距离认清历史的才能。当他感受到国民情绪中泛滥着一种令他害怕的骄矜自负时，他在1897年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写作了《曲终人散》（“Recessional”）。在第二天一早的《泰晤士报》上，人们看到了他的提醒：
看，我们昨天所有的盛况，
与尼尼微和推罗一样消亡！
万国的审判者，饶恕我们，
免得我们遗忘，免得我们遗忘！
人们大惊失色。曾经为奥斯卡·王尔德辩护过的大律师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宣称，《曲终人散》是“未死之人写出的最伟大的诗”。
诗人所做的是传递他在历史时段或瞬间的感受。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在事实的规范下讲述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象力之于诗人，就像事实之于历史学家。他的取舍中有他的判断，材料安排中有他的艺术。他的工具是叙述。他的对象是人类的过去。他的作用是让事实被人们看到。
刊于《纽约时报》书评版，1964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