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你回顾过去的作品时，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些文章能“傲然挺立”，而另外一些则“颓然凋谢”了。我发现其规律是——这个规律也免不了有许多例外——总的来说，比较“硬”的、有诸多事实和主题，或是讲亲身经历的文章和报道至今耐读，而当时用作批评和鼓吹，或基于一时的政治风潮而写的“观点型”文章，则光辉不再。它们时日一久就很尴尬，不过，都会有一两篇例外。

对于把旧文收录或是踢出本书，我自有一套规矩。有两篇历史时刻的亲身经历我本来以为收进这本文集会不错，但重读之后我觉得它们并不达标。一篇是我为《圣路易斯快邮报》写的肯尼迪葬礼的报道，一篇是“六日战争”后我为《华盛顿邮报》写的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的报道。他们邀请我写第一篇报道或许是因为读到了我在《八月炮火》开篇描述的爱德华七世的葬礼场面，而我接受邀请则是出于好奇而非使命感。我佩戴着媒体工作证，参加了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中的遗体告别式，次日在拉法耶特广场跟随游行的人流，我看到了前来吊唁的各国首脑，其中有鹤立鸡群的戴高乐。我还参加了阿灵顿公墓的追悼会，然后回到宾馆，于午夜赶写第二天一早就要出版的评论。但是，整个国家都收看了过去36小时的电视直播，我又该写些什么呢？当然不能简单地重复人们已经看到的东西，必须提供一些更深远的意义。这对我来说太过仓促，我对神秘的卡米洛特宫并不感冒，那一刻对他的历史位置和意义也毫无感知，即便隐有所感，也被必须马上完稿的紧张给冲淡了。最后，我的文章非常冷静，对于想看到一篇气贯长虹的雄文的读者来说，它必定教人失望。

耶路撒冷那一次，科莱克市长不顾反对，撤除了所有铁丝网和无人区的路障。我当时就在那里，正陪着一家以色列人去看望他们19年未见的阿拉伯朋友。我看见阿拉伯的街头小贩小心翼翼地赶着羊进入新城（New City），惊讶于眼前的景象，然后找到了可以各自售卖饮料和铅笔的角落。这是紧张、有趣、戏剧化的一天，但我的报道却和肯尼迪那篇一样缺少高潮。这两篇文章未能收录于此供读者评判，但它们佐证了筛选文集的难度：我对其中一篇所描述的事件颇有共鸣，对另一篇则没有，但这两篇文章都失之淡然。

怪得很，去年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我给《星期六晚邮报》写的报道我现在读来就很满意。或许是因为新鲜感，或许是我设想读者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也无所依恋，所以我希望在一篇文章的篇幅中传达这个国家的感情、相关的知识、他们的历史和这个初生国度的意义。人们不总是能在一篇文章中完成他的所有想法，而我相信，这一篇成功了。福尔多出版公司把这篇文章用作他们《以色列游览指南》的导言长达数年。

本书后面的一些文章，比如第二部分开篇有关日本的那篇小文，我需要在此说明一下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1933年毕业，在那关键的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之后我在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的美国分会工作（只是作为志愿者，有报酬的工作在1933年没有那么好找）。那是一个国际组织，成员国都是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还有中国和日本。当时学会的会长认为，日本分会代表的是在日本处境艰难的自由派，需要学会全体的鼓励和支持，所以，东京被定为《太平洋经济手册》的编纂地。这是学会当时的一大主要工作。学会的国际秘书长威廉·L·霍兰也被派去东京的日本分会指导这项工作，我则在1934年的10月成为他的助手。我在东京待了一年，然后在北京暂住了一个月，在1935年年底，我乘西伯利亚铁路经莫斯科、巴黎回到了美国。

在日本的一年，我为学会的出版物《远东调查》和《太平洋事务》写了一些文章，主要是一些不太热门的主题，比如俄日渔业争端。不过有一次，我正在为一本写日本的书写评论，我惊讶地看到，这位法国作者在给我的信中称我为“Chère consoeur”（这是confrere的阴性形式，即我们所说的“同人、同行”）。我突然感到我被一个国际的专业圈子所接受。这一点，连同我为《太平洋事务》写的第一篇稿子所得的40美元稿费（我用来买了一台留声机和《蝴蝶夫人》选段《晴朗的一天》的唱片），让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开始。

在我回美国的路上，我想写一写我对日本人的了解和思考，这篇文章被重新收录于本书。我不记得它是怎么被投给了《外交事务》这样的权威杂志，但总之很快，我这个24岁新人的名字就变成了铅字，赫然列于外交部部长和舆论领袖的名字中间。更重要的是，我还结识了杂志智慧、文雅的编辑——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

与此同时，1936年我开始在《国家》杂志工作。《国家》是我父亲莫里斯·沃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一个兴趣广泛的银行家——从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手中买下，救其于破产威胁之中。弗蕾达·柯奇韦（Freda Kirchwey）继维拉德之后担任主编，和她的新同事马克斯·莱纳（Max Lerner）一起掌管杂志，她是我父母的朋友。我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做剪报，整理各种报纸和期刊中包罗万象的内容；接着，是为《国家》每周的首页写出两段百字的时下新闻摘要。我被要求写一些我一无所知的题材——包括“累犯不改”“外来劳工”“格奥尔基·契切林之死”“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农业调整法（AAA）”“杰拉德·奈的军火调查委员会”“蒙特勒海峡公约”，还有“纳粹党代表大会”——我必须搜集有关事实，将其浓缩至200字，加入杂志的观点，并按时完工。虽然这些文字的生命短暂至极，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宝贵之至。

受《国家》委派，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1937年去了巴伦西亚和马德里，之后就留在了欧洲。欧洲那时狂热地沉浸在反对“不干涉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活动中。当然，在另一派看来，这只能叫作“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那是一个严峻激越的年代，充满信仰和背叛，有英雄，有希望，还有幻景。我一直认为，让一个人背负深刻烙印的是他步入成熟的那些年，而不是他出生的那一年。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19世纪30年代的孩子。我有信仰，我猜二十几岁的人都会有（在我那代人中确实是这样）。我信仰正义和理性最终会获得胜利。在伦敦，我编撰了一本小书——《迷失的英国政策》，希望能展现为什么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就是让西班牙（以及地中海的那几个门户）远离大陆霸权（当时是希特勒）的控制。那是一次不错的研究，但正如一个评论者所说，它“倾向性很强”。我还为一家受政府资助的新闻周报干活儿，叫“西班牙的战争”（ War in Spain ），但我没保存我为它写的文章。

慕尼黑会议前后，我回了美国，继续研究西班牙，并和美国最博识的西班牙问题记者杰伊·艾伦一起，按年编纂西班牙内战的起源。1939年共和政府被推翻时，我心碎了，这件事让我抛弃了幻想，认识到了实力政治（ realpolitik ）的现实。这成了我成熟的开始。我为《新共和》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看到了民主的陷落》（“We Saw Democracy Fail”），惋惜了西方国家在西班牙战争结局中扮演的角色。但考虑到其中一些部分在30多年后会让我不好意思，所以本书没有收录。

1940年6月18日，那天希特勒进入巴黎，我嫁给了莱斯特·R·塔奇曼——一个纽约医生。他不无道理地认为，世道看不到光明，不适合带一个孩子来这个世界。一次，我聪明地说，要是等待情况改善，那我们永远也等不到，如果我们想要孩子，那就现在要，这不关希特勒任何事。那时男性的地位并不像今天女权主义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至高无上，9个月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降生。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丈夫加入了美军医疗队，孩子和我跟随他到了亚拉巴马州的拉克营（Camp Rucker），当他于1943年年初和他的医疗队远渡重洋，我和孩子回到纽约，我开始为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工作。

战时新闻局在旧金山对远东广播美国新闻，而我们纽约这边则对口欧洲。因为我有在日本待过的亲身经历，我被分到远东办公室，对欧洲听众介绍太平洋战争和美军在亚洲的活动。我还根据二手材料报道了史迪威在缅甸的战争，20多年后，在我把史迪威和他在中国的经历写进书里的时候，早年的报道还残留在我脑中。

不过，我记不得我在新闻局还写过什么有趣的东西，除了两篇预测将来的“背景考察（backgrounder）”——别人是这么叫的。一篇考察了中国海岸线的历史和地形如何配合美军的登陆，还有一篇写了苏联远东地区对可能的俄国对日作战的作用。一位编辑——训练有素的新闻人——对我这样的工作逐渐失去了耐心。“别查那么多的资料，”他说，“要是你知道得少一点儿，你的工作就完成得快一点儿。”对一个与截稿期作战的新闻记者来说确实如此，但这条建议却大异于我的秉性。不知怎么回事，战争一结束，我就不知道我的“背景考察”去哪儿了。我想再读一读它们，可惜同我在新闻局写的所有文章一样，它们都不见了。

这本选集里没有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前期、中期的文章，这是因为战争结束后我丈夫回来了，我们又生了两个孩子，家务事多了起来，同时我开始了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写书。1948年，我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圣经与剑》。这本书我在各种打扰中断断续续写了六七年，然后又更费时地寻找出版社出版。接着，我又写了《齐默尔曼电报》和《珀迪卡里斯》，后者如果成书则篇幅太短，就改成了一篇短文，也收入本书。

本书收录的文章从60年代的开始，大概都无须我多加赘言。《平民对军队》标志着我唯一一次在毕业礼（1967年我在女儿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礼的讲话不算在内）上的讲话失误。我一般来说都严禁自己做毕业讲话，我一不知道该对年轻人讲什么，二也无意在这种规定的场合说一些大而无当的话。然而1972年，我接受了威廉姆斯学院的邀请，我感到这次我有了具体的话题可讲，我想说一说年轻人大肆叫嚣抵制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和兵役的问题，我认为这么做实在愚蠢无知。我不认为越南战争是合法、善意和成功的，但如果我国（美国）的公民就此把脏活儿留给军队，自恃与他们不同或比他们高明，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对我们下一代掌控军事政策也是有害无益的。我说，如果他们想控制军官营，那么就该加入它，然后罢工。此讲话经一家垄断性报纸传播，被媒体疯狂转载。我后来得知，这还引起了威廉姆斯学院老校友的愤怒，他们甚至把对我的抱怨上交到了联邦调查局。

1971年《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出版后，我随即又写了一些美中关系及其对越南影响的文章。但既然主要内容已经在书中出现，那么在此就不必重刊那些鱼虾小文了。只有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是个例外，这篇文章首次揭露了这一事件，是我引以为傲的一次历史研究。它可喜地登在了《外交事务》50周年刊上，它也是对我36年前第一次“窃居”此刊的一次私人纪念。

还有两篇文章我很遗憾地未能选入本书。一篇是《书籍》（“The Book”），是1979年我在国会图书馆做的“西尔科克斯”讲座；另一篇是我同年写的《政府长久不智之探源》（“An Inquiry into the Persistence of Unwisdom in Government”）。第一篇并不适合于本书的历史主题；第二篇则是我将来一本书的核心部分，将会被我雪藏一段时间，直到我让它破茧而出。

后面的文字是在原来刊出的文章（或发表的演讲）的基础上，修改了错误的事实（与天使摔跤的人是雅各，而不是之前所写的约瑟，这个错误直到这次才被发现），删减了重复的用语，改换了不通的文句，以及恢复了之前出版时编辑更改的标题（这无一例外会造成遗憾）之后完成的。文中的观点不改。

对于这些选文凑在一起是否提供了某种历史哲学的问题，我回答起来一直都甚为小心，因为我害怕各种哲学。它们隐藏着历史学家试图操控事实以充实自己理论体系的危险，导致历史强于意识形态，弱于“事实是如何发生的”。我不敢保证，一个长期写作历史的人不会遵行某种原理和准则。我想，后面的这些文章展现的是历史的一种偶然和循环，一种人类行为，就像平静的河水在无穷无尽的各种田野中流过，时代和人的好与坏交织共存，横流和逆流交替来回，任何一种简单的归纳都无法涵盖。至于应该怎样，我相信，事实应该早于论点；相信编年叙述（chronological narrative）是骨架和血液，它让历史更接近于“事实是如何发生的”，更易于恰当地理解原因和作用；我还相信，历史应该以当时的所知所识来叙述，而不是带着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否则结论不足为信。虽然我没有做原创性声明，但这些原则都是我自己在多年的技艺习练和职业实践中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