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回到美国十天后，史迪威的职业生涯出现了重大转变，并让他此后一直跟中国联系到了一起。他回国后立即发现，一支庞大的军队，再加上美国的厌战情绪，这一切使得通过军职获得晋升的希望变得渺茫了。他生性不是坐等命运赐予的人，于是7月25日他前往华盛顿去为自己的下一个任命进行活动。他拜访了现在是陆军部人事局军官的老同学强西·芬敦（Chauncey Fenton）。史迪威开门见山地问道：“把我派到离家尽可能远的地方怎么样？”

芬敦回答说：“真有意思。我们今天上午正在谈论要派人去日本和中国呢。”他告诉史迪威，军事情报处（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正准备派军官到这些国家去接受语言培训。史迪威精通好几门语言，而且之前从事过情报工作，是担任这项任命的当然人选。他要求去日本。芬敦说：“日本的名额都用完了。中国怎么样？”

“好吧，就中国吧。”史迪威同意了，事情也就这么定下来了。1919年8月6日，他被任命为代表美国陆军的驻华首任语言教官。

由于战争，军事情报处的规模扩大了很多，因此参谋部决定，把过去由武官零星搜集情报的方法改为系统搜集。军事情报处希望通过精选和系统训练造就一批武官，并希望这些人能“详细了解外国的语言、军事设施、政治情况以及风俗习惯”，并“真正揣摩……他们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可能反应”。后来的实际情况是，由于至少在一些较大的武官处，武官职位需要有额外的收入，因此这类令人渴慕的职位大多给了那些“武官帮”了。但是除了武官之外，扩大的军事情报处还需要语言方面的毕业生，特别是远东部门。

对该项任命要求有总体“军事效率”——这是指一个军官在效率报告上的总的评分，该效率包括语言能力，能否抽身赴任和主动性。年龄限制是35岁，同时要求担任此项任命的人只能来自作战部队，也就是从步兵、骑兵和炮兵中选拔。36岁的史迪威已经超过了年龄限制，但是因为他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符合要求，对于他的任命出人意料地没有耽搁，顺利得到批准。

当时中国问题正是报纸关注的焦点。报纸的大标题经常出现诸如“山东浩劫”、“山东之罪”、“山东之耻”以及其他各种刺眼的贬义词。山东问题导致了国联的失败，也毁掉了威尔逊，之后还成了1920年总统大选的话题。共和党人把对中国的不公正当成了抨击当局的有力工具。哈丁（Warren G. Harding）在门廊演讲 里把中国描述为美国的被监护国，现在却遭到了背弃。他说，由于美国返还了庚子赔款，中国人相信了“美国的榜样、民主和公正”，结果却发现在巴黎它好几百万同胞被转交给了一个敌国。哈丁继续说：但是在参议院，一些坚定不移的美国人却对此说“不”，并“坚决维护我们约二十年前给中国人的信念”。

中国人所看到的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们所不断宣扬的是，美国在1919年（即使不算上1900年）给了中国人一个教训，那就是协约国是背信弃义的，依靠外国朋友是愚蠢的。然而在史迪威开始他中国生涯的时候，哈丁的这种说法却是美国人对美中关系的主流观念。

1919年8月，史迪威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加利福尼亚，他第一年的语言学习将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不到一个月他就得出结论认为，这里的课程不适合他并妨碍了他进步，因为课后没有可以一起说汉语的人。他向军事情报处报告说，他以及参加培训的另一个军官劳埃德·豪斯福（Lloyd P. Horsfall）如果立即被转往中国学校的话，效果会更好，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听到并练习口语。尽管其他语言军官也赞成他的提议，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带来变化。

在各种语言中，汉语由于有独特的声调变化，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听说才能学会。汉语的意思在官话中取决于四种声调，在广东话中则有八种声调 。书面语之所以难，主要不在于要认识几千个单字，而在于要学会这些字的不同组合以及它们非常复杂的含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能认识六千个字，一个学者约认识八千到九千字，但日常使用三千字就足够了。只要通过掌握约一千个基本字，就可以间接达到这些量。

中国字由笔画组成，像“一”（如“一个”“统一”“一切”“一律”等）只有一画，而“灣”（如“海灣”、“河灣”）则有二十五画。虽然西方人看到这些字仿佛进入了密林，莫辨东西，但是这些字都是有特定规则可寻的。在字典中这些字分成了214个意符，如“男”“女”“口”“山”“工”（“工作”或“工人”的意思，原指木工尺）、“宀”（“屋顶”）、“車”（从上面俯视一种两轮车的样子）。这些意符原是象形的，后来有了固定的指代意思。其他文字通过给意符加上所谓的“声符”而来；例如“論”（lun）是“讨论”“探讨”的意思，由意符“言”和声部“侖”（意为“整理”、“排序”）组成，这个字兼顾了声音和意思：“将字排序”，即“讨论”之意。但是声符并不总是很有帮助的，也并不都合乎逻辑。有些字既不表声也不表意。

汉语共有约880个声符，这些声符跟意符（有些同时还是声符）组成了一个学生要会读写中国字所必须掌握的1000个基本单字。要掌握这些单字，必须持之以恒，花大量时间练习并反复复习，显然这不但限制了乐意并最终能够学会读说中国字的外国人的数目，而且在采用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会识字的人的数量也是很有限的。

官话是长江以北（此外还有些长江以南地区）的通用语言，也是全国的政府用语。所有的官员都要会说官话。说官话与说广东话以及其他各种方言的人虽然彼此无法相互了解，但是全国统一的书面语却使得文人之间可以交流。

史迪威在加利福尼亚时是在卡梅尔度过1920年的暑假的。他在门多西诺岬角处购买了五块土地，准备把这个可以俯视海洋的地方作为将来的安家之地。他在7月被提升为少校之后，带着全家与豪斯福一家一道于1920年8月5日乘船去往中国。

9月18日，他们乘坐的陆军运输船在黄昏时绕过山东半岛，玫瑰色的斜阳映衬着曲折的海岸线和中国帆船的棕色的、像蝙蝠翅膀一样的帆。两天后船进入秦皇岛，这是中国本土靠近北方边境的一个开放口岸，也是长城跟大海相接的地方，这里的渔民伴着悲凉的号子一天两次收起他们的渔网。这些旅行者往南经天津再坐火车走250英里（ 约402千米 ）就到达了目的地——华北平原上的著名城市北京。

史迪威用开始的十天时间找到了安家之所，还走遍了北京——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都城之一。在这里，老式的达官显贵与贪婪的冒险家混杂一处，各种改革的谋划和希望让当时新共和的中国兴奋不已；外国人养尊处优，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活；精美的大理石制成的天坛则静静地仰望着天空。护城河内是紫禁城，屋顶是代表着帝王的黄色琉璃瓦，皇城里面有三个人工湖（ 北海、中海和南海 ），湖内有很多小岛。岛上有宝塔和雕梁画栋的凉亭，还有最后一个皇帝被他姑母囚禁的宫殿。湖岸边长满了枝条拳曲的柳树和柏树。此外，这里还有镂空的岩石造的假山，其景象是中国画家所喜爱的。据说在其中一个湖里捕到的一条大鲤鱼还带着一块金牌，上面刻着15世纪明朝永乐皇帝的名字。

上层人士的住宅都有围墙围着。每个都有庭院，里面有荷花池和茶室，盆栽的牡丹，经几百年流水不断侵蚀的镂空的岩石，墙上还开有一个月洞窗。那些没有弹簧的、有顶篷的马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着，来自西北的骆驼带着沙漠的傲慢慢慢行进，而穿着深黄色袈裟的和尚则站在喇嘛庙的红色圆柱旁。横扫平原的沙尘暴时不时地折磨着这座都城和这里的居民。在城墙以外，北京平原还一直延伸到颐和园和西山脚下，碧云寺和其他寺庙就掩映在西山的苍松之中。玉泉山的泉水流下山后一直流入紫禁城的湖里和护城河里。

在使馆区有外国人的住宅和宾馆、马球场，街西头有威严的美国公使馆、高大的银行和办公楼，但是这里并没有上海那种喧闹的商业气氛。北京跟通商口岸的情况不同，这里的外国人甚至跟有教养的中国人有交往。北京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这里有国立北京大学、洛克菲勒家族创立的协和医学院，用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很多其他教会大学。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其倡导者认为改造中国使之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推行白话文。推行白话文可以提高识字率并使民众可以阅读现代报纸；报纸是新近从西方引进的东西，保守派对之深恶痛绝。

除了外交使团、记者、教育家和传教士外，北京还吸引了艺术收藏家和汉学家、那些来了之后再也不走了的旅行者，还有一些退休后自愿留在这里的外国人，因为这里的生活优雅安逸而且钱很经花。他们仆从成群，在西山有避暑地，有专对公使们开放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和赛马俱乐部，夏天有野餐，冬天可以打野鸡。对外国人来说，北京代表着——正如一个十分怀旧的曾经在此居住的人所说的——“那美好的岁月”。

史迪威一家和豪斯福一家在使馆区外靠近东皇城根的北总布胡同三号合租了一幢中式房子。跟所有的中国房屋一样，这所房屋是平房，是多进的套院，每个院落都是个小四合院，窗户是用纸糊的，没有玻璃。当时租用这样一座有四个卧室、用餐室、起居室、书房、办公室以及下人房组成的院落每月需15美元，此外，还有相应的雇用仆人的费用。通常一个军官家雇用五到六个仆人，需要约35美元，此外还要给回扣。在中国，回扣在任何交易中都是少不了的。在1921年2月史迪威的第四个孩子、女儿艾莉森（Alison，中文名史文森）出生的时候，他们一家雇用了一个男仆做管事，管家并负责杂事，另外还有一个男仆、两个厨师、一个洗衣服的女仆、一个带孩子的保姆和一个苦力。

语言教官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学习。这所学校成立于1910年，最初是为了教授传教士汉语，后来扩大后也招收在中国服役的很多外国顾问、商人以及其他想学习语言的人。这里为300名学生雇用了100名教师，采用的是适于速成的直接听说教学法。第一年的课程每周上五个小时的课，首先是半年的听说以及发音和字意练习。之后是半年的阅读、翻译和跟导师对话。一年结束时学生应当认得约七百个汉字并基本能够对话。此外，语言教官还要参加有关中国历史、宗教、经济和时事的讨论会和演讲。语言教官在学习一年后还要学习技术和军事词汇。旅行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另一方面作为武官也是为了收集情报。每年年末都要考试，在完成三到四年的学习后，作为语言教官应当能够认识三千个汉字并能够流畅地说汉语。

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威廉·佩特斯（William B. Pettus）博士抱怨说，史迪威和豪斯福在加利福尼亚把口音学坏了，这可能会导致麻烦，因为即使说最流利汉语的外国人也可能遇到困难。爱德华·休姆（Edward Hume）博士是个能说标准汉语的老派人。他告诉史迪威说，有次在乡下他问两个农民到长沙的路怎么走。他们一脸茫然，又重复了几次问话后他只能放弃。当他走开时偶尔听到一个农民对另一个说：“好像这个洋人刚才在问‘这是去长沙的路吗？’”

史迪威跟其他外国人一样，根据自己名字的发音“SHIH TI-WEI”起了中文名字“史迪威”。他的姓是“历史”的“史”，名字中的第一个字“迪”是“启发”“引导”的意思，而第二个字“威”则是“威风”之意——这可是个具有挑动性的名字组合。课余时间他喜欢到集市、市场和商业街去逛游。他第一次买的是牙雕，然后开始收集镶嵌扇柄，并为他将来在卡梅尔的家收购家具。

他看到中国的魅力和残酷是并存的。放风筝是中国人喜爱的运动，这些风筝被制成龙、楼阁或者蝴蝶，其翅膀用染色的薄纱做成。风筝上挂有哨子、铃铛或者木钟，它们让空中充满了色彩和动感。正如一个人所观察到的，这仿佛是“东方的小天使……发出柔和、非尘世的音乐”。处决犯人的情景同样很受民众欢迎，往往有大群人急切围观，刽子手把双手捆着的犯人踢跪下，然后刀起头落，博得一阵叫好声：“好！”当鲜血喷涌而出的时候，妇女和儿童会冲上前，用一串串铜钱蘸在血里，据说这种钱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可以驱邪。在附近凉棚下往往可以看到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的说书人，周围也许蹲坐着成百的苦力和工人，他们鸦雀无声，听得津津有味，讲的故事往往是古代的英雄事迹或者传说。说书人往往会随着节奏轻轻敲击竹板，有寓意的段落会唱出来，而讲到打仗的地方则会敲起鼓点。

中国的魅力已经起作用了。史迪威到北京还不满一个月时，陆军部对他进行了问卷调查，问他最喜欢的职位是什么；对此他只划了“武官，中国”，而包括“西点军校”在内的其他选择他都写了“否”。

就在史迪威到达两个月前的时候，三个声名显赫的军阀联手赶走了安福系政府，但随后马上彼此开战，以争夺对首都的控制权，因为有了这个控制权便会处于主导地位。现在成功控制了北京的是吴佩孚大帅，一个科举考试出身的温文尔雅的官员；失败者是张作霖大帅，他从前是个土匪，现在称霸东北；能够在中间维持力量均衡的人是农民出身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吴佩孚真诚地把自己视为公仆，非常关心公共秩序并希望在中国恢复统一的国民政府，他的这种期望甚至比个人野心还强烈。他体格瘦长、匀称，窄长的脑袋，琥珀色的眼睛，尖尖的鼻子表明他出身世家，说一口用词考究的官话，外交使团认为他正是中国迫切需要的铁腕式人物的最佳人选。为了做给一个美国记者看，他在自己的衙门里挂了一幅乔治·华盛顿的像，同时告诉来客说，他要像华盛顿统一美国13个殖民地那样统一中国。他带兵纪律严明，经常给士兵发放全饷，这招致了其他军阀对他的不满，但这也使他的部队不会随意弃他而去，同时他也得到了农村民众的拥戴，因为他们免受了乱军的骚扰。为了重建代议制政府，吴佩孚恢复了1913年成立的议会，并让召之即来的黎元洪官复原职。但是，尽管吴佩孚在打仗时像头雄狮，在政治上却不够坚决，他的对策看来是不稳定的；此时“奉天虎”张作霖已经跃跃欲试。

张作霖体格矮小瘦弱，1895年中日战争时，这个后来很有名的东北大帅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来成了土匪。他接受了招安，作为对他带兵归顺的回报，他受命驻守在奉天（沈阳）城外。通过这个基地，他在日俄战争中先是给俄国人提供补给，然后又给日军提供补给，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的黑色缎制瓜皮帽上带着一颗著名的珍珠，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他在东北的大房子里摆满了雕花的柚木家具、丝质地毯、铜器、玉器、字画和珍贵瓷器。他在自己的领地里跟日军保持着微弱的平衡，日军把奉天视为东北飞速发展的工业基地的总部。

在这两个争夺华北控制权的军阀大帅的周围还有些分分合合的其他派系。这其中最有实力的是冯玉祥，这倒不是因为他身材魁梧，而是因为跟吴佩孚一样，他也精心建立起了一支对他忠心耿耿又勇敢善战的部队。还在袁世凯的部队里当兵的时候，年轻的冯玉祥就皈依了基督教，而且接受了孙中山所宣扬的革命理论，并认为要造就好的士兵，除了要有吃的、穿的和军饷之外，还要在道德方面进行教育。在纷繁混乱的共和时期，他跟吴佩孚的军队联手并在1920年被任命为西北陕西省的督军。他在北京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结了婚。他用水龙头为自己的士兵施洗礼，教他们唱福音赞歌和进行曲，歌词是“我们不喝酒不抽烟”和“我们不赌也不嫖”。他不赞成吴佩孚喝酒，为了暗示这一点，有一次在宴席上他送给吴佩孚一个精美的瓷瓶，吴佩孚打开瓶子从里面倒满一杯子向赠给他礼物的冯玉祥敬酒，结果刚喝了一口他就吐了出来，原来里面装的是水。尽管冯玉祥并不完全赞同吴佩孚的做法，然而他认为吴佩孚的最终目标跟自己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中国，因此他更倾向于跟张作霖对抗，而不是联合。

在1920年到1923年间，当时史迪威正在北京，冯玉祥联合吴佩孚对抗了多名督军的联军。1922年，当奉天虎张作霖再次企图控制华北的时候，冯玉祥又开始打张作霖。有时战斗就发生在离首都不到10英里（ 约16千米 ）的地方，结果城门有时会因此关闭一个星期。到了晚上，住在北京饭店的客人们站在屋顶上就可以看到炮弹划过。大炮轰击时宾馆也开始颤抖，仿佛遇到了一场轻微地震。有一次史迪威不在家的时候子弹在街上乱飞，有些飞进了他家里。史迪威夫人让所有的孩子趴在桌子底下，自己冒险跑到隔壁的一个传教士家里打电话给公使馆报告遭到了射击。公使馆对此漫不经心，让她回家去，说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武官及其同事要学习的内容之一是考察其所在国的士兵的情况。正是在督军混战的背景下，史迪威开始了解这些他后来指挥过的士兵。他看到吴佩孚的士兵穿着灰色军服列队开赴前线，旁边是骡子拉的携带军火、行李和供给的两轮车。这都是上等的装备，普通的军阀运送补给的只能用咯吱咯吱的人力独轮车。跟别的士兵一样，吴佩孚的兵往往不到14岁，不过他们装备不错，有背包、挖战壕的镐头、铁锨、马灯、茶锅、油纸伞、闹钟和热水瓶。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用扁担抬着棺材的苦力，这是为了向他们保证，即使他们战死也不会曝尸荒野。跟中国所有的部队一样，吴佩孚的士兵也穿着灰色的制服（冬天加入棉花则为棉袄），但他们都戴着红色的袖箍以示忠诚。通常这些袖箍不是缝上去的，而是用别针别上的，这样当军队倒戈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地取下。

普通部队的战斗力不强。当士兵抵达战场的时候，他们先站一会儿四处看看，然后取下步枪，也不瞄准就随便放几枪，然后坐下。炮兵胡乱开火，打的地方往往距离目标达四五百米。如果天下雨了，那么士兵就会都打起油纸伞，就像突然冒出了很多蘑菇，战斗也戛然而止。吴佩孚的军队比大多数其他部队要好，并在1922年跟冯玉祥一起把张作霖赶回了东北。

为了组建国民政府，吴佩孚请孙中山给予支持，但被残缺的国民议会授予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的孙中山拒绝了。他想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纲领统一全国，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孙中山的谋划和联盟都失败了，他的伙伴也都转而对抗他。他不断向美国公使说明他的宏伟计划，希望西方民主国家支持他的新政府，但是没有人对此感兴趣。这种谋划跟孙中山一如既往的民族主义精神并不相容，但是在辛亥革命后让人痛苦的十年中，孙中山开始觉得中国无法仅靠自己的力量挺立起来。为了取得华北，他一度甚至与张作霖勉强结盟，自然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由于西方拒绝帮助，同时也没有得到同胞的支持，孙中山转向主动提出帮助他的苏俄，并在1923年1月与共产国际结盟。1919年苏俄宣布废除所有沙俄签订的条约和特权，作为第一个自愿这样做的西方大国，这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等到要兑现的时候苏联又反悔了，不愿意放弃在东北的中东铁路或者在蒙古的特权。然而，在那些对自己革命的进展感到失望的中国人看来，莫斯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共产主义。就苏联而言，它正在寻求朋友和另一个基地，以便最终推动世界范围的革命。尽管苏联承认在当时情况下中国还不具备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同意帮助国民党实现国家统一和独立。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同意跟孙中山结盟，因此为了让国家获得新生，共产党作为盟友加入国民党，并暂时同意由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

孙中山跟其他军阀一样，也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全国的领袖。他有政治哲理但是没有实力，军阀有实力但是没有纲领。孙中山缔造了革命，并且制定了革命方略，但缺乏统领和组织的才能。当时有人说他兼有圣保罗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素质，不过即使他能兼有乔治·华盛顿和列宁的素质，恐怕也难以驾驭这个古老而执拗的国家。由于取消了帝制，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占了上风，难以实现有效的全国统一。

史迪威到北京才半年就设法找到了一个机会，这使他可以摆脱公使的生活并真正了解中国。在前一年即1920年经历了严重饥荒之后，红十字会国际赈济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把他从陆军部借出去，到山西担任筑路工程的总工程师。1921年4月到7月这四个月里他都待在工地现场，每天跟中国官员、村长、承包商、工头以及劳工一道工作，按照中国的方式吃住，每天步行或者骑马督工，不断发号施令、哄骗、讨价还价，玩弄保住“面子”的把戏，了解中国人的习惯、特点和人际关系。他除了在西点军校做学生时学过的一点东西之外，在工程方面并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他很有自信，跟尤利西斯一样从来不愿意长期待在一个地方。他急切地想找机会出去，并在现实生活中使用他刚刚掌握的汉语，因此他听说了这个筑路工程之后便要求去工作。参与山西筑路工程加深了史迪威生涯中的中国印记，并在一年后促成了他另一项意义更重大的使命。

为山西设计这条道路部分是为了使灾民有工作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一项防止灾荒的长期措施。通过改善交通，将来就可以把从未经历饥荒的西北各省的剩余粮食送到灾区来。除了铁路和河流外，中国几乎没有供车辆通行的公路。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修建赈灾工程的习惯。即使开仓赈灾往往也不及时，无法避免发生大饥荒。中国人常常发现西方人有“做点事”的冲动，因此他们让那些外国积极分子去做那些他们自己也能做的事情，但是东方人的处事态度一定程度上不主张人定胜天。几百年来的灾难让中国人习惯了天灾人祸，人口大量死亡，但是又会有大量的人出生。在1920年发生了据说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大灾荒，“一些极为肮脏、衣衫褴褛的人骨瘦如柴，瞪着眼睛摇摇晃晃，几乎已经没有人形”，他们连绵不断地涌向城里，挤满了小小的火车站。农村一片荒凉，看不到有春季作物播种；褐色的土地上引人注目的只有一座座坟丘，同时大风裹挟着黄色的沙土刮向废弃的家园。

国际赈济委员会在北京开会，会议上有报告说食物的运输情况很糟糕，官吏腐败无能，并有人通过粮食牟利。但委员会还是“看法乐观”，认为中国政府终于觉悟，“会让外国委员会和美国红十字会负责这方面工作，并不再信任省县级官吏了”。这就是西方积极进取和中国人被动接受的典型方式。在呼吁美国公众捐款给中国赈灾时，威尔逊总统经典地表明了美国的观点，他说：“中国人民在极大程度上依赖我们给出建议并进行有效的领导。”其实就中国人自己而言，他们指望从美国那里得到物质援助，但他们从不把援助跟美国的建议或者领导混为一谈。在传教士的鼓动下，美国的募捐活动征集了大量款项，结果出现了结余，这使得筑路工程可以进行。

史迪威自己认为那些传教士有意夸大了饥荒的情况，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通过在危难时给中国提供钱和粮食，他们是在推进基督教的事业。史迪威写道，他“必须顶着官员们的消极抵制”完成工作，因此他和他的同事们有机会“为人民做一些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

在施工的时候，由于直接关系到山西省的利益，他发现当地的官员更愿意帮助而不是阻碍筑路工作。这要归功于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影响，阎锡山是个进步的重实务的物质主义者，人称“模范督军”。他聪明地意识到，通过改善本省的状况，他能够比通过盘剥百姓积累更多的实力和财富。道路必须从一些人的土地上通过，阎锡山把修路的好处讲给那些人听后，他们顺从地允许筑路者从平掉的老坟中通过，对于那些新近死去的人的坟墓，他们甚至也同意迁走。

规划的道路共计82英里（ 约131千米 ），起自汾州 ，终于黄河边上的军渡。史迪威指示要让路宽达到22英尺（ 约6米 ），石子铺面，坡度不得超过六度，并要求8月1日前完工。他有12名外国助手，包括美孚石油公司的土木工程师、一名瑞典籍的采矿工程师、两名挪威传教士以及一名英印籍的预备役军官。这里石头多、山多，有农产丰富的山谷，这里从来没有粮食歉收的问题。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带着温顺的牛和原始的犁”在山坡上耕种。山坡极为陡峭，“每天光是到达田地的路程就足以让一个白人生畏”。

道路沿着河谷走，穿过一个关口又进入一个河谷，“之后的路线尚待确定”。史迪威每天要步行或者骑马走好几英里，每天晚上都睡在不同的地方，经常为了躲避臭虫和虱子要睡在外面。他指挥着6000人工作，教中国的测量人员该怎么测量，帮助工段工程师，指定施工队的位置，确定坡度、交叉路口，什么地方要削掉山，什么地方要填土，并努力想听懂当地方言。所幸很多人会说官话。

这里的人大多住在建在山坡上的窑洞里，里面用石头砌成弧形衬里，正面是石头墙。这里石匠很多。史迪威经常跟一些小的承包商打交道，让他们承包砸石头、提供石灰、做记号的木桩、骡子、水桶等工作，但他有意躲开那些态度圆滑，穿着丝绸衣服，想独揽整个工程的城里的商人。他更愿意跟穿着补丁裤子和脏衬衫的李茂林交往，而不喜欢跟那些肥胖的绅士打交道：“这些人文质彬彬，走不上六步便气喘吁吁。”

大多数使用镐头和铁锨干活的人都是为了挣点钱的农民。他们每30人被编成一个组，每组有一个监工和一两个厨师。段长（监工）拿着一根棍子，头戴草帽，身着干净衣服，常常躺在荫凉地呼呼睡大觉。他们派人放哨，一旦史迪威来了就通风报信。如果活没有干好，有关“面子”的争斗就开始了。史迪威会批评监工，而监工又会对干活的人大喊大叫。干活的人“也挺喜欢这种把戏——他们知道监工不过是做做样子，如果这个洋人在监工的背后对他们眨眨眼的话，他们还会咧嘴笑起来”。当“总工程师看到一个又一个人都看穿了这种玩笑，虽然玩笑可能是针对这些人自己的，他们也跟旁观者一样开怀大笑，这时他对这个种族的好感也就油然而生”。

在永宁州 ，史迪威受到当地一名军官和长官的欢迎和款待。席间上了五十七道菜，有些史迪威连名字也叫不出来，吃饭时还不断用小酒盅喝当地的一种高度酒。他们还邀请史迪威去检阅当地一所军校的学员。这些学员伴随着响亮的军号声表演队列，“小号走了调，但是毫不在乎”。早晨他们很客气地把他送到城门口，穿着崭新军装的军官和穿着绸缎长衫、身材魁梧的长官都“低头作揖，并目送这个穿着旧衣服、骑着一匹瘦马的洋鬼子离开。他很想早晨喝杯咖啡，但还是感到很荣耀”。

由于没有北京那种安逸的生活的蒙蔽，史迪威在山西看到了中国所匮乏的东西：中国缺少什么，需要什么，以及当地的一个铁腕人物是在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阎锡山能够攫取大权，靠的是一种值得效仿的、成功的机会主义。袁世凯在1912年任命他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 。他相机跟安福系协商，结果在1917年把省长的位子也得到了。通常一个省将军和省长的职位是相互牵制的，但正如后来史迪威在为《步兵杂志》（ Infantry Journal ）所写的阎锡山传记中写道的：“当一个人占据了这两个职位的时候，他就完全掌控了政府的运作，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了。”在此后的十年里，阎锡山使自己和山西省都避开了为统治中国而展开的各种争斗，而致力于使他由自己的辖区里获取可观的收入。

他开始修路建桥，开挖了很长的灌渠，鼓励种植树木、棉花和制丝，采用了在加利福尼亚试验过的拓荒方法，从不同国家引进美利奴羊、谷物和草类，推动读书识字和公共健康，建立小学和职业学校，开展运动反对留辫子、缠足和吸食鸦片，还出版发行了一本公民手册，山西的1000万人都必须阅读或研习。物质上的福祉是新共和的中国才有的观念。中国传统的改革只关心品行和道德。阎锡山并没有忽略这些方面，他建立了“净心院”并自任院长。不过他尽管关心人民的福祉，但并没有减少地租和税赋。

正当大家都急切地想为中国找一个可能的领袖人物的时候，阎锡山引起了众多关注。一个美国杂志载文以“中国是否找到了摩西？”为题发问道：“他会带领自己的人民走出荒野吗？”很多外国人来到这里参观，并受到“模范督军”的招待。阎锡山身材高大，脸庞肥大，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很有教养。晚饭时他坐在主座上，旁边是他的在牛津受过教育的秘书，餐桌的摆设都是西式的，有缎子桌布、银器、石榴色水晶葡萄酒杯，以及叠成玫瑰花、小鸟与塔形的餐巾。晚饭后仆人用长竹竿挑着罩在涂有彩画的薄纱中的灯笼，陪着客人们到月光下的花园。阎锡山说他希望山西对整个中国来说能够起到一种类似酵母的作用，但是他又很有自知之明地说：“中国是块很大的面团。”

然而史迪威可享用不到这种种优待，他顶着尘土和酷暑在筑路工地上，带着野战背包，里面装着筷子、汗衫、罐头食品和换洗的袜子。他来到传教士家庭钟爱的避暑地，那就是泉水汇集而成的玉涛河谷地，他发现这是个带家人避暑的好地方——一个盛夏在这里租下一间庙或者一间老磨房需40美元。

他6月份回北京把家人接来。他们先乘火车到达晋中，然后驾着一辆只剩下空壳的老福特车继续走。他的妻子、孩子包括装在篮子里的婴儿都小心翼翼地坐在木板上，而史迪威则驾车仔细避开各种车辙和坑坑洼洼。仆人和行李都在后面的大车上。很多农民穿过庄稼已经成熟的田地，为了看史迪威他们的“火车”不惜践踏麦子。史迪威夫人写道，路上每到停下的地方“我们都被一些惊奇的目瞪口呆的人团团围住。孩子老哭，因此我经常要给她喂奶，这时他们就会围上来，看看洋人是不是也是那样喂奶的”。卡车有时陷住了，这些乡下人就会帮着把车推上高高的陡坡或者从沟里拖出来，并对车子遭遇这种意外大笑。“他们帮忙的时候乔会散发一些铜钱，而他们总是不愿接受。”经常看到的是笑脸、肮脏和疾病，一个乐呵呵的妇人的下巴下面长了一个甲状腺瘤，足有一个橘子那么大。

史迪威一家住进了一间磨坊。这里房间大，通风好，墙壁经过粉刷，屋梁都是粗制的，外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屋外有小鸟在丛林中鸣叫着，有一口清泉可供饮用，成片的草地，上面点缀着金凤花，此外还有成群的绵羊和山羊。7月底的时候史迪威把剩下的筑路工作交给自己的一个助手负责，自己则在这个磨坊里打发剩下的夏日。除了野餐和跟其他外国人打网球之外，他还继续从事自己的爱好——写作，根据自己的见闻创作短篇小说以及异域生活特写。他把一篇有关筑路的文章投寄给《亚洲》（ Asia ）杂志发表，结果得了100美元的稿费。但是第二篇题为“中国生活一瞥”的文章遭到退稿。这可能挫伤了他的积极性，结果他没有再试图投稿。不过他还是继续写作，其有关中国生活的特写生动地刻画了他自己在中国旅行时的情形：在一个火车站，下车和上车乘客这两股人流交织在一起，他们“大声尖叫，拼命挣扎”，扯着嗓子叫苦力，有些人把箱子、篮子和行李从火车窗户上往下扔，而其他人则把这些东西往上扔并竭力想挤上去。等到混战结束了，乘客们“把自己和行李安顿好，并开始很有礼貌地打听彼此的名字，老家在哪儿，以及是做什么事的”。

在一个小客栈“院子里到处是骡子，驮子和驮鞍，鸡和猪……顾客都围坐在一个大屋子的木桌旁低头吃面，他们借助筷子和嘴的吸力把面条吃下去……厨师把面汤从一个有1码（ 约91厘米 ）见方的大铁锅里盛出来，所用的碗就是刚刚被用过的，他只不过用一片像车间抹布一样的东西抹了一下。接着厨师把一双筷子在自己的裤腿上擦一下后放在碗上，交给跑堂的，再由跑堂的摆着架势吆喝着端给客人”。这个洋人喜欢用开水洗洗自己的碗，“还假装要把开水倒在厨师的头上。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之后，在座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很有幽默感的好汉，之后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了，甚至在用筷子前还用小刀把筷子削了一下……因为到处是臭虫，他不住在炕上，而是把自己的小床放在院子里。在一群人好奇的注视下，他慢慢地睡着了，周围是猪的嗷叫声、骡子的号叫声、苦力的吆喝声，时不时还有驼铃声，那是夜行的驼队经过”。

他描写中国民众不是从社会学和分析的角度，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情节质朴，对话生动，就跟契诃夫笔下的农民一样栩栩如生，充满了人性。 碛口的父母官希望公路通过碛口，而不是隔壁的县，因为如果经过隔壁县的话，那么碛口这个黄河港口的名气就会被盖住。有个老太婆在高昌开一家客栈，她把这个洋人带到一个满是苍蝇和好奇的围观者的屋子里，因为她坚信这个洋人能治好一个小孩的病。还有些乡下人：当史迪威问路时，山西那些沉静又讲求礼节的农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还邀请他停下来喝点开水再继续赶路。路上有些拾粪的孩子拿着篮子跟在驮队后面拼命跑，“并会准确找到这些牲畜可能掉下的任何东西。路上的粪被捡起，轻轻擦去灰尘，然后放进篮子里。等到这个路面都检查完了，这些宝贝粪蛋被交给老太婆们，由她们把粪摊开晒干”。

北京的社交生活，就史迪威的脾气来说还是令人愉悦的。在北京的武官和助理武官自西点军校时就是他的好友，直到助理武官的职位被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少校所接替，后来马格鲁德有关中国事务的工作经常跟史迪威的工作交织在一起。新来的语言教官、他们的妻子以及美国社区的其他人，包括美国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的女儿们以及她们的朋友和追求者——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圈子，他们经常互相请吃饭和见面。但是温妮不会打桥牌，而她的丈夫也不会玩马球，他们俩在那些公使圈内的人看来有些“不一样”。史迪威喜欢在东交民巷（Legation Street，即使馆街）的两个饭店里跟妻子跳舞，有一晚甚至在六国饭店（Hotel Wagons-Lits）被薄荷酒给醉倒。有一天晚上打麻将，看来“不像想象的那么糟”，而在舒尔曼家举办的有25人参加的晚宴实际上“很让人愉快”。跟过去一样，他对那些无聊或装腔作势的人很快就感到厌倦。他曾经这样写到一对夫妻：“男的是个装腔作势的蠢驴，女的是个沾沾自喜的傻瓜。”

他喜欢跟家人在一起。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感和乐趣也增加了。他在家里亲自教最大的两个孩子乔和南斯（Nance，南希的昵称），为他们的病担心，带他们到城墙那里散步，参观明陵，用诗体编了一本带插图的动物寓言集，还指导孩子们自己排演节目。

11月时，史迪威带着一群记者和赈济委员会的人第一次乘汽车通过他主持修筑的这条道路。十一年后，当时曾经是参观团成员之一的国际新闻社记者约翰·格特（John Goette）寄给他一张《字林西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 ，也称《华北日报》）的剪报，其中谈到了中国经常疏忽对公路进行维护的事。那篇报道说，史迪威修的那条从汾州到黄河的公路从来没有进行任何维护，“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在1922年的时候，这条公路的总工程师引起了邻省陕西省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兴趣。这个省是中国文明最早的中心，这里是山区，有窑洞和梯田，十几年后经过“长征”的共产党就驻扎在该省的延安。陕西出产棉花、羊毛和小麦，而且山上富于矿藏，本来这里应该是富庶的地方，但现实不是这样，这是由于当地人吸食鸦片，并且土匪猖獗，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交通太差。这个省没有铁路，唯一一条“所谓的路”有约90英里（ 约144千米 ）长，是从黄河转弯的潼关到西安的。这不过是用铁锨挖出的一条小道而已，没有做过任何测量。冯玉祥跟赈济委员会的人经过协商，委员会同意修一条从潼关到西安的公路，仍由史迪威任总工程师。

他先尽可能乘火车前往，但是在河南距离陕西约100英里（ 约160千米 ）的地方火车没有了。到了这里他跟一支驮队走，队伍由50辆骡车组成，此外还有各类骆驼、驮载的牲畜、独轮车、行人，外加20个士兵护送这支队伍通过有匪患的地区。“我们在飞扬的尘土、各种吆喝声和噼里啪啦的鞭子声中出发……就像是迁移的卡尔马可人 或者是1849年淘金热时一群奔赴加利福尼亚的人。”由于道路很糟，队伍行进很慢，并不断跟对面来的独轮车纠缠在了一起。这些独轮车装着棉花，婴儿被包裹好放在一边，婴儿的母亲坐在另一边，前面还有一两个男孩用绳子拉车。由于路边躺着一些要饭的人以及拿着四齿粪叉和粪篮拣拾人畜粪便的小男孩，交通变得更加拥挤。行进变成了“不断努力、浑身冒汗的中国人和他们笨拙的车子以及怠工的牲口之间的持续斗争”。当两个独轮车在尖叫和诅咒声中陷入冲突的时候，剩余的队伍“只是停下来，等着他们解决问题。若不是亲眼看他们是怎么过去的，有人能够通过这条路真是个奇迹。这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愿意等一等，或者让别人先走过去”。

这支队伍用了四天到达陕西边界，又用了四天到达省会。为了避开车子的拥堵，史迪威每天要通过各种沟沟坎坎和泥坑，冒着尘土步行8英里、10英里或者12英里（ 约12—19千米 ）。他晚上就住在“肮脏、到处是跳蚤的小镇”或者“污秽的客栈”，有一次还待在一个供吸食鸦片的烟馆里。辛勤劳作的苦力“不断成群结队地进来，花上10个、15个或者20个铜板过过瘾：他们掏出钱，拿出烟锅，并得到一些鸦片”。史迪威还写道，10个铜板就相当于他们一天工钱的30%，这是“对他们财物的巨大消耗，更不用说对他们健康的消耗了”。中国的这些穷苦人吸食毒品，因为这能麻痹他们因饥饿带来的痛苦。开始是偶尔为之，后来上了瘾，如果瘾大的话这种毒品能耗尽他们的能量，并使他们变得冷漠。“为什么冯玉祥不制止呢？”史迪威愤怒地写道，“收缴并焚烧鸦片，并把那些卖鸦片的人拉出去枪毙。”史迪威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冯玉祥如果想这样做，就会触发一场暴动，此外，他通过征收鸦片税还能有可观的收入，这些收入一部分给了吴佩孚，还有一部分用来给他的士兵发饷。

穿过陕西的时候，史迪威立即感受到了“基督将军”统治的痕迹。士兵们在街上行进的时候唱着赞美诗。在有关“节约你的军火”为主题的歌曲中还唱“听啊天使在高唱”，而荣耀颂则成了使国家免于堕落的呼吁。用蓝字在粉刷的墙壁上书写的标语劝诫公民“不抽烟，不喝酒”，“诚信经商”，“孝敬父母”，“耕地，织布，读书”。店铺的招牌上引用了各种富于教育意义的格言。然而史迪威有些疑问：“要对这个至少算得上顽固的民族移风易俗就这么简单吗？”

冯玉祥的努力并不只限于劝诫。为了让士兵们成为现代国家的合格公民，他开展了识字运动，并要求每个士兵在饭前都要学会两个字。军官，甚至军官的妻子和女儿也上课学习读写。冯玉祥除了像阎锡山在山西那样开展水利和改良土地方面的公共工程之外，还为文职官员、地方官、警察以及公共卫生官员安排了课程。史迪威冒着尘土前往西安时几乎没有看到有什么变化，不过他还是写道，士兵们“都精神饱满，枪也擦得很干净”。

有很多让人气馁的事：糟糕的道路和瘸腿的骡子，懒惰的赶车人“还在打呼噜不肯走”，客栈院子里到处都是粪便，烦人的乞丐，一次持续两三天的尘暴，接着好几天雨，然后雨转为雪。路上也有紫罗兰和有明代特征的标志性建筑。从黄河的一个关口上看，景色很是壮观，太阳照在下面的平原上，而远处则是绿油油的刚种下不久的农作物。再往西则是山脉，在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皑皑白雪。

进入匪患地区后，车队在一个地方看到一颗人头悬挂在树上——就在那天晚上，土匪穿着军服杀了一个中尉和士兵。继续前行，在城外他们看到一具不久前被枪决的土匪的尸体，尸体丢在那里示众。在中国，死亡就跟风刮起的沙尘一样平凡，随处可见的坟丘提示着这种死亡；这些坟丘在几百年中慢慢销蚀，直到重新耕作变成田地；但是死亡也是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个刚出生就被杀死的女婴的尸体没有掩埋就扔在坟丘之间，等着被狗吃掉。

在距离西安还有一天行程的一个温泉处，史迪威听说督军已经吩咐让他使用督军自己的专用浴池。这是他离开北京后第一次洗澡。

4月3日他进入西安，这是汉代和唐代的古都。西安的城墙在中国是最高的，也是最厚的，不过城墙内有很多地方已经废弃，包括满城，那里现在只是种着一片片油菜，这是一种像芥子一样的作物。主要的商业街是用巨大的石块铺成的，但是少量的砖结构的学校和政府办公楼却是让建筑师不忍目睹的建筑。这些“建筑的正面仿佛是西班牙教会式建筑、乡间修理厂以及消防公司的混合体”。在街角的一个市场里按斤卖煤——煤是这个城市的主要燃料，是由独轮车从90英里（ 约144千米 ）外的潼关运过来的。兽皮在户外的木架上晒着。主街道拥挤繁忙，到处都是拿着伞的士兵。史迪威很难想象这从前是个了不起的都城，但是尽管西安已经衰落，当地的人民仍然可以找出乐子来。他们把不同调子的竹哨绑在鸽子的尾巴上，这样当成百只鸽子在空中盘旋的时候，它们的声音就好像是从飞翔的风琴中发出的。

史迪威被人带到督军府见督军，这原是旧的皇城，冯玉祥让士兵利用废墟的砖头把这里改建成了整齐干净的兵营和训练场。冯玉祥41岁，他没有一般军阀的那种排场，住在“整齐的小砖房里，说话慢吞吞的……身材魁梧，没有架子，很容易交朋友”。开始讨论筑路计划，但是冯玉祥好像对此并不感兴趣。史迪威在后来的谈话中知道了原因：“他对我修不修路并不在乎，他只是想了解军事方面的情况。”冯玉祥邀请史迪威次日再来参观军工厂，同时还带他参观兵营和作坊。

兵营里每个士兵的房间里都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用醒目的红色画出了在过去50年里所失去的土地——印度支那、朝鲜、台湾，以及旅顺。陕西地图、中国地图以及世界地图则画在屋子墙壁的下部。这里的士兵比一般的中国士兵要更加整洁，他们在单杠上练习大轮转，其熟练程度让人惊奇：“我还没有见过世界上哪个组织里每个人都能做大轮转。”另一个让人惊奇的是看到士兵在闲暇时阅读《圣经》。在课堂里他们学习读书写字，在作坊里他们学习一门技艺，如织布、木工、做家具、制鞋、裁缝及打铁等。一个制鞋的作坊由一个军官负责，他跟士兵一道做活。“这也让人吃惊。看一个上尉粘鞋面，这跟我们通常理解的军务可是格格不入的。”史迪威发现那些有才干的普通兵不须考核便被提拔为尉官。晋升到上尉时他们要接受半年的学习，这是他们所接受的唯一的理论方面的训练。

第二天，冯玉祥的总参谋长过来，问了“很多有关飞机、坦克、枪榴弹等的问题”，然后督军亲自过来跟史迪威就有关武器问题谈了一个小时。“他们对新发明的用途毫无概念，说要用一辆坦克守卫桥梁。”史迪威为冯玉祥“讲了斯多克迫击炮”，并“竭力解释飞机、坦克和枪榴弹是为什么而设计的，以及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还告诉他别浪费钱买这些东西。只要有了步兵和机关枪，他省里的任何地方出了问题用不着多大工夫都能解决掉”。这不是冯玉祥想听到的，但是史迪威坚持己见：“希望这位真正让人钦佩的人不要浪费钱财在那些对战争无关紧要的装饰品上。”

他那天晚上跟冯玉祥一同吃晚饭，让他意外的是饭菜非常好。由于有很多有关他信奉基督教和农民英雄本色的报道，冯玉祥成了外国媒体所喜欢报道的人物，他们喜欢把他描写成穿粗布棉袄并跟士兵一同吃饭的人。但是史迪威发现，这顿饭“根本不是‘跟士兵一同’吃的东西，有肉圆汤、鲜菜、鸡肉、烤羊肉、莲子、荷包蛋以及馒头”。

史迪威在西安待了四天时间，跟承包商、中外工程师及其助手商谈。最后，冯玉祥分配给史迪威40名士兵，这些人是从冯玉祥部队中抽出来做监工的。他们一同奔赴城北20英里（ 约32千米 ）的工地上。史迪威让工头在黄河支流渭河以东建造了一段样板路，结果竟然令他十分满意。这些人看来非常聪明，史迪威觉得他们稍经培训就能派上用场。河上的渡口一片混乱，有六到八条平底船上挤满了骡子、大车和乘客，船夫从船尾用力推，结果骡子掉下河去，船夫时而大喊大叫，时而大笑，通过的时候终于掉进了窟窿里。史迪威由一名苦力用肩扛到了对岸。

筑路工作开始了，这800名劳力拿着的是“唐代的镐头”和木锨，此外还有很少的筐子，但没有打夯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着手进行筑路工作；工人干得不好，工头也让人失望。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进展。没法让这些人干活……给他们讲了二十遍，可是还是弄错……工作一团糟”。但是逐渐地“混乱变成了有序”，史迪威觉得工程正在取得进展。可是正在这时北洋军阀重新开战了。

谣传张作霖要“起事”，因此冯玉祥的部队奉命去帮助吴佩孚。冯玉祥的部队开始往东开拔，史迪威的各种大车被征用，他的工头不见了，显然这个工程只能放弃。冯玉祥的总参谋长邀请史迪威随军开拔。尽管这个使者极力请求史迪威再等等，但是这种请求的用意无法被理解，于是史迪威在4月21日又往东返回了。走了2英里（ 约3千米 ）之后，一个筋疲力尽的使者骑自行车追上了史迪威，他的背上有一块地毯，这是督军送的礼物。这个骑自行车的人刚送上礼物便累倒在地。史迪威继续前行，遇见了冯玉祥的一队参谋，他们“都闷闷不乐，为中国的命运而感伤”。他跟他们一样郁闷。史迪威想，如果冯玉祥能够在几年里不受干扰，那么他就可以增强控制力，扫除土匪，并可能成功地禁止鸦片贸易。但是现在“这个唯一可能维护法律、秩序和体面统治的人”重新卷入派系纷争，陕西只能故态复萌了。

潼关是黄河拐弯处的一个边境要塞，有石头铺成的引路通向大门口；在这里，史迪威跟冯玉祥在一个老庙里吃了一顿告别饭。冯玉祥召集了一个团的兵力供客人检阅，他向士兵介绍史迪威时说他是“欧洲的史营长”。在边远地区的中国人看来，外国人就是外国人，至于国籍，那是很少区分的。

史迪威回去时沿着往黄河北部东北部支流汾河的河谷抵达山西省城太原；这一路花了十八天。他们这群人跟来时一样穿过荒地以及种植作物、树木和葡萄的农田，仍然要冒着尘土和雨水，忍受各种臭味和肮脏，所不同的是炎热的天气让他们更加不适。在一家客栈里史迪威被一只蝎子蛰了一口，“一夜躺着没睡着，浑身冒汗，觉得满身都是蝎子”。路上，他吃惊地发现石拱桥极多，可往往拱桥的一半已经损毁。“修一修？天哪，不，为什么修？”他的结论是，今天的中国人是“过去修建了这些桥的中国人的不肖子孙”，不过这并不是全部原因。缺少公共服务设施是由于下级官吏没有薪俸，只能通过收税和盘剥过活，结果无法进行修路建桥或者建立卫生体系。

不过中国人的毅力和好脾气还是令人钦佩的。一个赶车人老是把车子赶进沟里，其他人“一等他陷进去就乐呵呵地帮着把车弄出来”。为了把车子拉出来，“他们把三头骡子架在一起，一个人牵着挽绳”，然后开始拉，“喊着号子，一边笑一边滑倒在泥水里”。为了临时搭个桥，他们“把车轮去掉，把车子翻过来，然后架在沟上。这样桥就搭好了”。尽管有次发火时史迪威认为“按智力排序应该是大车、骡子和赶车人”，史迪威还是慢慢喜欢上“两个爱开玩笑的人，老郭和老匡。他们都不到40岁，都对自己的职业很有自豪感”。他为他们每人买了一双鞋子，有一次还请六个赶车人一起吃早饭。

史迪威经过多日的颠簸和跋涉，冒着尘土和炎热的天气，克服了种种不适。接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大雨，他不得不摸黑在一尺深的水里步行了两个钟头，到达时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了。不过史迪威终于抵达太原，并从那里乘火车去北京。这次他没有筑成路，但是他跟中国士兵和老百姓共同生活和工作过了，并结识了一位出色的领袖。在回北京的途中，史迪威看到运送张作霖部队的火车正从东北南下，为了跟冯玉祥和吴佩孚的部队作战。结果张作霖失败了。两年后冯玉祥转而对抗吴佩孚，并成为北方的领袖。史迪威在20年代后期再次来到中国时，冯玉祥已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一次以及后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史迪威来到中国，他们都会相见。很久之后，史迪威夫人在丈夫去世几天后的一天正在卡梅尔她家里的楼上。她听说有客人来，是“那个基督徒”，这让她感到迷惑不解。她下楼在客厅里看到的是身材魁梧、脑袋很大的冯玉祥。他对她说：“我是来同你一起悼念我的朋友史迪威的。”

在1921年过渡到1922年的冬天，也就是史迪威进行两次筑路工程之间的时间里，远东正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其受关注程度是义和团围攻各国公使馆之后所没有过的。那年冬天举行了华盛顿会议，从时间上说这正是义和团运动和珍珠港事件中间的一个时期：这次会议促成了后来的很多事件。这次会议是美国在与英国协商后倡议的，他们试图想不在海军军备竞赛方面花费太多而又在太平洋保持一种可靠的均衡。因为美国公众显然不愿意为了超过日本而花巨资加强海军，要想保持有利的海军实力比例并保证菲律宾的安全，只能通过相互协商进行军备限制。这次会议还想通过缔结国际公约在这个地区对相关利益做出安排。这种和约取代了已经到期而尚未续约的英日联盟，因此这给英国提供了一条体面的退路，可以让它摆脱这种它并不想要的联盟，而美国和加拿大也跟英国一样不想跟日本结盟。

美国还想促成中日纷争的解决，并希望这能够加强中国的地位。此事的主要推动者是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以及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他们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动机，那就是试图倡导这种国际努力而展示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责任感，并庶几减轻自己由于拒绝国联而产生的不安。

山东问题让美国感到良心不安。共和党通过在竞选时对此事大事渲染，最终使得哈丁当选总统。一个民主党官员认为这是“最能够帮助共和党拉选票的事情”。也许因此共和党觉得自己有义务改变这种他们大声谴责的不公正，但是仅靠良心往往并不能召开国际会议。休斯国务卿之所以想把中国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原因在于日本的扩张使得这个地区有被它控制的危险，这最终会消除美国以及别国的利益，因此休斯试图通过在国际上支持中国“独立”并重申门户开放政策而限制日本的扩张。

关注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主要是美国的政策。英国人对此并不相信，也没有热情，但是它附和了美国的政策，因为英国想从会议上得到其他东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远比美国的要大，其基础是一种通商口岸时代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永久不能自治。很多美国人也有这种看法，但是美国公众的意见总体上体现了传教士和教育家们的看法，那就是认为西方的教育和方法可以改变一切。受过西式教育的孙中山及其信徒传播了西方的观念，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从而证实传教士的努力没有白费。

中国想要的——同时也是它在会议上所极力主张的——其独立的真正证明便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虽然美国公众舆论支持这个目标，但最终要为此负责的国务卿休斯以及其他政策制定者却不想走这么远。因此，中国收回山东便更加有理由了。休斯坚持收回山东。“我已经是个老人了，”据说他这样说（他当时60岁），“我想在死之前看到山东问题的解决。”

尽管美国不断敦促，日本还没有像它承诺的那样将租借地的主权归还中国。不过它既没有一意孤行地想继续扩大其利益，同时在1921年时也不想成心跟西方作对。实际上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好战的，一个是人文的。正像那个胖子肚子里的一个瘦子叫喊着想出来一样 ，那个瘦小的、人文化的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受到围攻，却曾经短暂地辉煌过，但很快又被吞噬。“一战”中民主国家的胜利让日本印象深刻，这增加了其议会团体和温和派领袖的声誉。这些人无意展开海军实力竞赛或者鼓动侵略性的军国主义，而是推动跟中国取得善意的解决方式。他们渴望跟英国结盟，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够认可日本对太平洋诸岛的控制权。日本就是出于这些原因而参加华盛顿会议的。

会议持续了不到三个月，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只有巴黎和会一半长的时间。九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包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以及葡萄牙。它们参加会议的动机各异，或为民族自豪感，或为海军实力，或为远东利益。苏联跟中国接壤而且也一直主张自己的利益，但尽管它愤怒地抗议，还是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因为苏联政府未被承认。中国代表与会的想法很坚决，那就是修改条约、关税自主以及收回山东。休斯国务卿费尽口舌，好不容易说服中国代表直接跟日本接触，商谈那些相当隐晦的跟山东有关的权利、贷款和租借事宜，从而避免了公开在会议上谈论。中国代表最终同意了，条件是休斯和英国首席代表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谈。第一次约定的会谈时间到了，但中国代表却未能出现，经打听才发现这些代表被一些反对直接与日本谈判的愤怒的中国学生堵在了公使馆的厕所里。之后，经过了36次会谈才达成了解决方案，据此日本首次通过条约而不是口头保证，在保留一些经济权利的同时把租借地区归还中国。

会议总体上的成果体现在下述公约和协定里：《四国公约》，该公约规定美英日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实力保持在5∶5∶3的比例；《五国公约》，规定不在太平洋的领地设防；有关中国的《九国公约》，此外还有分别签订的协议，涉及山东问题，日本从西伯利亚撤军问题，有关那个麻烦不断的雅浦（Yap）岛问题，还有那个最后还让美国一直良心不安的问题，那就是《蓝辛——石井协定》。限制海军实力最引人注意。会谈一开始休斯的提议振奋人心，在这个出色的开场白里，休斯提议三个主要的海军大国取消总计66艘主力舰和其他舰只的建造计划。但是更加命运攸关的是不设防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不在其托管岛屿设防，美国不在菲律宾岛、关岛和阿留申岛设防，而英国则不在香港设防。

会议最大的成就是《九国公约》。该公约的四项原则用恢宏的语言规定了要达到共同——或者几乎共同——愿望所必须做的：一个强大的、独立的、统一的中国。根据公约，各签约国保证：1.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2.给中国最充分的、不加阻碍的机会，以使之建立并保持一个有效而稳固的政府。3.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4.不得利用中国现状谋取会削弱友邦公民的权益的特别权利和特惠。

这个公约实质上是各签约国保证尊重中国的完整，但并没有保证在这种完整被侵犯的情况下要给予保护。通过用公约的效力体现了美国的门户开放信条，这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加强了美国是中国在道义上的保护者的印象。它驱除了在山东问题上的负罪感，同时又不必承诺采取任何行动。这个公约看上去具有很高的原则性，完全无害，而且显然是倾向中国的，结果通常对公约没有什么好感的美国参议院以66票对1票通过了这个公约。由于中国还没有可靠的政府，缔约国并没有放弃不平等条约，但是它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的姿态。它们答应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治外法权问题，同时成立另外一个委员会“审查”关税问题，并且同意如果无法归还中国所要求的关税自主权，那么可以先增加它的海关收入。两个委员会后来在1925年和1926年召开会议并做出决议，但由于当时中国爆发了内乱以及中外冲突，结果这些决议没有得到施行。英国在会议上承诺归还威海卫，这后来在1930年得到了实现。

总体看来，《华盛顿公约》好像是一种了不起的自我克制的训令，就尊重国际秩序这一点上说，可以算得上是个奇迹。任何相信和平和集体力量的人都会相信，这些公约的确达到了裁军、国际平等和捍卫中国的目的。公约结构基本上是普遍放弃侵略性的意图，但由于没有制裁和保证，因此一旦团体利益不复存在，这些条约也就失去了效力。当时日本当政的温和派和其他缔约国一样有理由对公约感到满意，而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民族主义分子只会对《华盛顿公约》恨之入骨。他们认为由于公约限制了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自由，日本处于劣势。不到一年，他们更有理由感到敌意了。1922年11月美国高等法院再次通过了之前国会通过的法案，规定取得公民权仅限于“自由白人”，这实际上宣告了日本人不可能通过归化成为美国公民。1924年，由于西部各州的极力倡导，国会通过了法案，规定日本人不受上面那种限制的约束。但是这种做法并未增加好感，对《华盛顿公约》的未来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作为武官的特派员，史迪威受命就《华盛顿公约》的一项条款的执行情况做出报告，即日本定于在1922年9月撤出西伯利亚的条款。在这个月里他开始了北部的旅行，去了东北、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

东北是当时各种野心和后来冲突的焦点，这是中国长城以北宽广的边疆地带。其面积比法国和德国加在一起还大，有肥沃的草场和丰富的煤炭、铁、农业和水资源。这是俄国和日本这两个敌对的殖民主义者争夺的核心。俄国的领土像块马蹄铁一样环绕着，东至日本海沿岸的滨海省。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由西向东穿过东北，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则由南向北纵贯东北。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掌握在关东军手里，关东军跟英印军一样实际上是一支独立的部队。史迪威的第一个目的地便是东北的首府奉天，这也是关东军和南满铁路的总部。

他立即感到自己不喜欢这里。“在这个破地方，中国的邮件无法送出去，只有日本的邮政。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中国邮箱，谢天谢地。”作为南满铁路的煤炭和钢铁中心，这个城市“非常繁忙……充满了做大生意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发财的计划，但是总有些阻碍”。他接着去了哈尔滨，这是10万俄国侨民汇聚的地方，史迪威又从这里乘火车往东去海参崴。根据他一路上在城镇的观察，日本似乎并不忙着撤退。实际上日本部队好像“在从东面撤到西面。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两架飞机嗡嗡地飞来飞去。并没有撤军的船只”。这里仍然是经历了战争和革命后的样子。史迪威通过探索、交谈和四处溜达，发现“小日本正在城西的一个山上挖什么”。“那里正好可以俯瞰阿穆尔（Amur）湾。这些不可一世的小杂种……今天上午满城都是，他们坐着美国的汽车，布置宪兵岗，挺着肚子……真想狠命朝他们胸前踢上一脚……他们有计划地就护照问题找美国人的麻烦，跟美国人过不去……好像有意让别人瞧不起他们，憎恶他们。”

在去了日本一周并在回来的途中去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一周后，史迪威的这种印象加深了。他发现日本有种侵略性的沙文主义，而这在中国是没有的。日本是东方国家中唯一在自己的领土上完全拥有主权的，同时按照现代标准看又是富于效率的，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血液中感到了一种统治其他民族的冲动。这除了要求被奴役人民对此加以认同之外，日本还利用一切可能的官方接触的机会，对那些很久以来在东方趾高气扬的外国人进行骚扰并颐指气使。史迪威写道：“叫我在船上等着吃饭。小日本却已经在吃了。”“先招呼日本人，他们不用排队，比如在买票窗口等地方。对证件检查很严。必须要进行冗长的问话。到处都有人讪笑。”他认为这些只是“小烦恼”，也没有妨碍他游览日本名胜时的快乐。他在宫岛周围的山上享受着松林的幽静和香气，而且可以看到远处的海峡。史迪威觉得“我可以在这里躺上好几个月”。他喜欢这个国家，但是不喜欢这里的人，他们让他想起了德国人。他在旅行结束时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人“是德国人拙劣的模仿者，没有德国人的头脑和能力。爱国，很有组织性，勇敢，富于艺术性，自高自大和愚蠢”。

1923年，史迪威在他的语言教官任期就要结束的时候，又提出去两个彼此相隔甚远的地区。4月时，他通过乘船和步行，在没有翻译或者伙伴陪同的情况下，对长江南岸的三个省进行了一个月的游览。这包括地处沿海的浙江以及在内地的江西和湖南。这里没有筑路的机会，因为这里的人除了独轮车外没有带轮子的交通工具。货物通过水运，或者由人用扁担挑。这些运货的人沿着水稻田埂走，或者直接爬过山。透过云雾，群山突然出现在眼前，仿佛是一幅幅中国山水画变成了现实。这里的农村要比北方的更加吸引人，到处栗树花盛开，帆板船沿着运河行驶，各处是一片片观赏性的竹林、风铃叮当做响的塔，此外还有豌豆花在春天发出的阵阵清香。孩子们懒洋洋地躺在水牛背上，赶着它们转圈拉水车，不断汲满一排排水桶来灌溉农田。

史迪威报告说这里鸦片买卖盛行，这受到当地督军部队的保护。与此适成对照的是，毒品从来没有在日本成为社会问题。在湖南，为了给受命稽查鸦片的官员提供保护费，一百多家烟馆每家每天要缴纳40个铜板。史迪威的船夫是个烟鬼，结果史迪威不得不给他买些大烟“以免他喊叫。每天要花50个铜板，要吸两三次，否则他就会难受”。

他跟各类中国人都有交往，包括他隔壁船舱的富商，“排场应有尽有，包括奴仆……以及有四层之多的饭盒”，也包括“乐呵呵的船工，他们不管衣服是湿的还是干的，不管冷热、饥饱，总是蹦蹦跳跳的，互相开着玩笑”。船上到处都是“得了梅毒的和拉二胡的人”。离开这条河之后，他有好几天在乡间徒步旅行，有时一天能走二三十英里（ 约30—50千米 ）。这些百姓受到当地部队的欺负，“多为强奸和抢劫”。所谓的道路不过是独轮车道而已，状况极糟。只有中国人才有耐心和力气把装得满满的独轮车从这种道上推过去。这些人好像对外国人挺友好，史迪威还报告说，他们“都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他们对本国的政治毫无兴趣，只希望不受干扰地好好过日子”。

到了马可·波罗宣称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杭州，史迪威却感到失望。西湖以寺庙和塔而闻名。史迪威觉得西湖是美，但是有些被夸大了：“有很多房屋是中西结合的怪物……像是二流的美国海边避暑地”。他旅行的最后一站所去的城市，阿诺德·汤因比几年后是这样描述的：

你这个流着伦敦眼泪的士麦那 ，

你这个受到士麦那泪水折磨的伦敦，

繁忙，令人厌恶的上海，

我们起锚了，感谢上帝。再见。

史迪威的看法跟汤因比的差不多，只是原因不同而已：“这个城市很快就会把任何人都毁掉。那些遗弃在旅馆周围的婴儿抽搐着，亟须得到照料，以至于很难不注意他们。”

一个月后的1923年6月，他去了外蒙古。这里跟灯红酒绿的上海的差别之大，就跟从此处到上海的距离一样。从长城脚下的铁路线终点万全 到外蒙首都库伦 有650英里（ 约1000千米 ），乘汽车要走三天。路上史迪威睡在蒙古毡房里，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睡在外面。中国、苏联以及“独立”的外蒙古的主权之争仍然悬而未决。好像谁都不知道谁是国家元首，这里的政府只是个闹剧而已。史迪威报告说蒙古人决心不让中国再取得控制，并相信这个国家将会永久分离出去。苏联干预的痕迹处处可见。装备有一些机枪的包括步兵和骑兵在内的500名苏联红军控制着这里的局势。他们的弹药不足。由于没有铁路以及其他运输方式，在此地作战将会困难重重。库伦的喇嘛数量达1.5万人。史迪威观看了这些喇嘛拜佛，觉得他们“肮脏、堕落和颓废”。梅毒很常见，很多妇女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对此他未免简单化地报告说：“几乎完全没有小孩，可能五十年后蒙古人就会绝种。”

自1919年史迪威接受中国任命以来已经过了四年，他作为语言教官的任命结束了。在陕西和山西的路基上，在他独自旅行时去过的村庄和龌龊的旅馆里，他逐渐了解了外国人经常出没的通商口岸、公使馆区与传教士区之外的人和地方。他在中国的条件下知道了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1923年7月9日，在过完40岁生日四个月后，他跟家人一同乘船返回家乡。在那天的日记里他写道：“我现在已经是个中年人了。” 0U0gkM0TqEpm303+4IYwjCg80uOiNQT/E4NDTP2PELXr4AKVLVzUEFUG57YFPy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