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首先来到上海，这是中国通商口岸中最大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他首先看到的是各国的战舰——两艘日本的，两艘法国的，一艘英国的，一艘德国的和一艘美国的——这些在港口咖啡色江水中游弋的战船是占领者，不是来访问的。经过外国企业的开发，中国的这个大都市和商业中心大部分已是被外国控制的租界。它位于长江的入海口，而长江是这个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和亚洲最繁忙的河流；中国的一半工业都集中在上海的范围之内，一半的贸易都是经过这个港口进行往来的。史迪威在吴淞口第一次看到了黄包车，在黄浦江上看到了舢板和小帆船。来到上海本埠他首先是“吃了一惊”，这是大多数刚到的外国人都免不了的，因为他们下意识地希望看到某种东方风味和异国情调的东西，但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西方式城市的高大的宾馆和银行，宽阔的街道与公园。从宾馆的窗户往外看去，史迪威觉得仿佛是在费城。他在公共租界吃惊地看到了头上裹着头巾的高个子锡克教信徒，这是从英属印度雇来做警察的。

这场革命给史迪威增添了一丝兴奋，不过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方便，因为跟大多数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动荡一样，这些事件在历史上固然显著，但是对亲历者则未必如此。在中国老城，他看到了造反者的征兵站。在那里，红底上有十二个锯齿的黑太阳的革命者旗帜代替了清王朝的黄龙旗。他跟一些士兵交谈，发现他们带着中国制造的毛瑟枪，而且似乎是些“看上去不错的小伙子们”。他看到贫民窟里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到处倒满了垃圾，一个苦力为了三毛钱把一大堆行李从码头扛到宾馆，一个街头小贩一瓣一瓣地卖橘子，庙里有些穿着白色丧服的奔丧者，“阔太太们排列在门口，在灯光下衣着华丽，披金戴银，可是目光迟钝，无精打采”。他去开创自明朝的一个老茶馆喝茶，发现通往茶馆的桥是弯弯曲曲的。这是为了避邪，因为中国人认为那些鬼怪绕不过去，会在这些拐弯的地方掉到水里去。他还在其他人家看到很多神像和佛龛，于是得出结论，中国宗教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为了驱除那些要加害于他们的鬼怪”。

或者出于偶然或者因为他的悟性高，他领悟到了中国生活的一个关键事实——人们害怕那些会带来灾祸的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外国人被称为“洋鬼子”，有时还加上“长鼻子”或者“长毛”之类的修饰语，在中国人的心中，外国人是跟鬼怪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的本能反应是不要让自己的地盘受到外来的污染。清政府在1898年之前没有负责处理与别国关系的外交部，因为他们不希望也不认为有必要建立这样的部门。那些想从事贸易、传教或者建立其他关系的外国人是由理藩院处理的。

在整个历史中，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周围都是野蛮人。它叫中国，是宇宙的中心，其皇帝是天子，是顺应天意的。中国人相信自己的价值观至高无上，并认为中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社会秩序的原则是由圣贤制定，再由一些有学问而又仁慈的精英将其应用于融洽和睦的芸芸众生的。那些不幸生活在他们国家之外的“夷人”只能是低人一等的，只能指望，甚至必须来亲近中国。而且，假如他们坚持要来的话，那就要带上贡品，并且要叩头表示臣服。

从马可·波罗的时代到18世纪，那些来访的惊羡不已的西方人往往都接受了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始于约公元前3000年，它的青铜器跟金字塔一样久远，它的古典文化跟希腊的古典文化差不多同时，孔夫子的伦理学经书尽管也许没有《旧约》早，但要早于《新约》。它发明了纸、瓷器、丝绸、火药、钟和活字印刷术，建造了世界几大奇迹之一的长城，还创造了精美绝伦的纺织品和陶器以及技法高超、富于表现力的绘画艺术，而当时欧洲的绘画还处于原始的平面状态。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到处是房脊上有龙雕饰的庙宇、大理石桥、梯田和多层的宝塔，国家由一位圣明的君主和一些卓越的朝臣统治着，他们受到无数辛勤劳作的民众的支持。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受到宗教战争的破坏，在基督教的影响之外遗世独立，热爱秩序、崇尚学问的同时还蔑视战争，无怪乎欧洲旅行者认为它是个乌托邦。事实上也似乎是这样的，因为它的圣哲们声称掌握了合理治国的秘密。与此同时，大众的贫困则让人感到矛盾和困惑。同样让一些观察者感到不解的是每个朝代总会走向衰落，其文化仿佛是一个没有齿牙的轮子，在历史的车辙中来回不停地转动。不过，尽管有种种疑惑，西方人为了适合某个时期的理论，还是习惯于把中国理想化。

在18世纪末渴望得到茶叶、丝绸和棉花的西方船只和商人涌向中国海岸的时候，他们发现对方并没有表示出相应的热情。处于封闭中的中国有很强的优越感，根本不想让那些陌生人进入；这些人来自叫作英国、法国或者荷兰的那些原始岛国，他们无非是垂涎于中国的财富，但是他们带来的、用来交换的东西都是些无用的东西。他们的鼻子很难看，举止粗鲁，穿的衣服很可笑：袖子和裤腿很窄，领子也很紧，大衣在后面有尾巴，但是前面却敞开着。这些服装都不是正常人穿的。

这个视线投向过去的社会只有在封闭中才会感到安全，因此面对纠缠不休的西方它嗅到了威胁的意味。帝国政府设置了无数障碍：拒绝、推诿、拖延、禁止外国人进入或者居留、不许建立正常关系。远在北京紫禁城“大内”中的朝廷对不停的敲门声置之不理。那些希望通商的外国使节，只有对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后方可进入。英国使节历尽千辛抵达北京，由于不肯叩头只好空手而归。

由于西方商人用银子购买中国物品，因此朝廷并没有完全驱逐他们。为此颁布了一些条例，为的是阻止他们进入的同时又可以让他们的钱进来。他们被限制居住在最南部的港口广州，以尽可能地远离都城北京，同时还要求他们通过城外的“商馆”做生意；这种商馆将住地、办公室和仓库合为一体。为了防止他们永久居住下去，还禁止他们将妇女带来。为了不让他们学会中国的语言，中国人教他们中国话是非法的。

即便如此，贸易还是在增长，不过这种贸易是用一种改变了历史的商品来支付的，这就是鸦片。欧洲和美国对茶叶和中国工艺品的需求使得商人的获利前景很好，但是这种单方面的以钱换货的方式无法在扩张的同时产生足够的利润。将在印度和波斯种植的鸦片带入中国之前，外国人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什么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随着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种毒品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许可的运货人的主要货物，随后还成了美国趸船贸易商的主要货物。财富滚滚而来，贸易量大增，以至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开始依靠鸦片的收入了。

尽管清政府宣布鸦片贸易为非法，但是很多人也靠它发了财。经销商和中间商可以抽取佣金，而各级官员因为对这种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得到了好处。他们虚张声势，假装追击走私船，追击趸船时总是保持安全距离再轰隆轰隆放一阵炮，这样就可以向远处的皇帝汇报说取得了胜利。对于东方人来说，形式比实质更加重要，因此这种摩擦也算满足了中国人面子上的需要。由于鸦片带来了丰厚的获利机会，清政府日益腐败。西方人时不时不免有些羞愧，但是看到这么赚钱也就释然了。不过对双方来说，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实在无助于增进彼此间的尊重。

在这种情形下爆发了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的鸦片战争，而这两次战争也定下了后来中西方交往的基调。由于关税方面遭受了损失，吸食鸦片在民众中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恶果，担心挡住外国人进入的封锁正在瓦解，清政府认为必须中止鸦片贸易。此时英国人正急于出售自己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因此要求开放其他港口并以条约的方式确立通商权。根本问题并不仅仅是鸦片，而是这个事实：中国人想限制而西方人想扩大双方的交往。结果西方人占了上风。

中国的海岸大炮本来就陈旧，加之清朝政府的无能，这些炮已是锈迹斑斑，面对英国的战列舰根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缔结了《南京条约》，这实际上就把中国向西方开放了，并为后来外国的入侵铺平了道路。除了割让香港之外，条约还开放了从广州到上海的5个沿海城镇，后来被称为通商口岸；在这些口岸城市英国人可以安家（带上妻子），开设领事馆，设立法庭，以便根据英国自己的法律审判违法者，并可以在缴纳5%的固定关税后从事贸易活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拿着长矛的清兵在北京城外被英法远征军所击败。这次战争确立并扩大了治外法权原则。外国人可以出入的通商口岸又增加了10个，可以在长江上通行，并可以去中国的任何地方。他们还得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权利，如在北京派驻外交代表和居住，传教士可以在通商口岸之外拥有财产。最终的妥协是鸦片被合法化了。美国和俄国尽管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但是也参加了条约谈判。在打开中国大门的整个过程中，美国一直是沿着英国开辟的道路进入的，它避免主动出击，但是得到的好处并不少。

中国清政府是凭借其威信统治的，但由于被夷人打败，这种威信被严重损害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岁月中，灾难不断，农民的税赋增加，政府官员的腐败已经体制化，当局的威信降低了，权力分散了，盗匪猖獗，这些从本质上动摇了政权的基础。1850年，所有这些衰败和不满汇集成了一场叫太平天国的大规模民众起义，历时十五年，平息时已经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太平军从受压迫者那里汲取力量，并成功地在南京建立了另外一个首都。似乎又到了朝代更迭中上天把天意从一个乱朝收回的时候了。然而外国人为了能继续享受他们通过条约获得的特权，开始扶持清政府。在他们的帮助下南京被攻破，同时还杀戮了10万太平军。这个中国式的法国大革命就这样被镇压了。

在外国帮助下得以生存下来的中国的“波旁贵族”们开始依赖这些外来入侵者。这种依赖的方式之一是在至关重要的关税领域。在发生革命的混乱时刻，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代替政府征收关税。由于他们的效率较高而且较少出现贪污受贿，北京政府在这方面所得到的收入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通过签订协议，这种做法推广到了所有其他通商口岸，并且有了在一个英国人监督下并由外国职员任职的常设机构。

很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要对付来自西方的威胁，中国就必须在坚持自己信念的同时用西方技术武装自己。不改革必然亡国。似乎外国的方法是可以单独借鉴过来并且可以部分地应用在某些方面的。这种“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开始设法为陆军和海军引进西方培训项目，建立西式兵工厂，而且不顾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大学堂，在这个大学里除了要学习体现中国教育本质的经学和礼学之外，还增加了西洋课程。中国当时主要还靠独轮车做陆上运输工具，因此这些改革者主张首先建造铁路，此外还要架设电报线，开工厂，造机器，建立邮政系统，更重要的是，还要创立现代教育制度。然而保守势力竭力反对，而且由于缺少像当时日本明治天皇那样有执着信念的推动者，这种现代化运动缺少动力，而且也未能积蓄自己的力量。在朝廷里，心胸狭窄却又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最终颠覆了改革者的努力。

中国的政府所依靠的是一些头脑还处在中世纪的王公大人们组成的小集团以及正在变得松散和低效的官僚体系。变革的动力来自外国人那里。铁路是外国资本和影响渗透的途径。政府将修铁路的特许权卖给外国，各个国家为此争得不可开交。雇用的外国顾问越来越多；传教士大量增加，说明中国多么需要拯救；外国棉花和其他产品开始输入，这导致了小作坊工业的衰退。中国对外国的依赖越大，中国的不满也越大，这种不满最后酿成各种“事件”，但是每个事件的结果只不过是无奈地签订另一个“不平等”条约，又一部分主权被割让，又增加一块治外法权的地方，外国人用脚又踢开另一个通商口岸的大门而已。外国人开发了中国的资源，但同时也耗尽了中国使用这些资源所需要的意志和能力。

西方帝国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885年，虽然清政府打得很辛苦，但是却不得其法，结果被西方抢去了两个属国——法国抢走了东京（Tonkin， 越南北部 ）与安南（Annam），英国夺走了缅甸北部。同一年又向英国开放了10个通商口岸。不到十年，另一个属国被一个中国人习惯称作“倭奴”或“倭寇”的近邻夺去。1895年日本突然崛起，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中国，迫使它放弃了朝鲜（委婉的说法是“独立”），又失去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付出一大笔赔款；最为严重的损失是割让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这是通往东北的门户，也是进入华北海上通道的控制点。

欧洲列强对这个竞争者的出现感到吃惊，加上想独占东北的俄国的竭力鼓动，结果它们匆忙联手迫使日本吐出了辽东半岛，然后又分别冲过来向还没有从战败中镇定下来的中国索要各种租借地、特许和特权。俄国接管了日本原来占领的地方，此外，还在辽东半岛的南端租借了地方，在旅顺港建立海军基地，并在大连修建了商港和铁路。英国占领了旅顺对面、位于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并在其北部建立了自己的海军基地。德国占了山东半岛下部面向黄海的青岛并建立了海军基地和铁路，此外还获得了采矿权。在南方，英国夺取了香港对面位于中国大陆的九龙，而法国在与印度支那相邻的广州湾海岸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同时还得到了修建一条从印度支那到中国南部的云南的铁路特许权。

接着它们又开始为给中国提供贷款的份额争吵不休，这些贷款是用来支付给日本赔款的。贷款是修建铁路之外最有效的渗透方式。竞争使它们变得更加贪婪，结果各国列强开始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势力范围内这些国家有开发资源的特权，并在中国被瓜分的情况下可以用作进一步兼并的据点。它们兽性发作，开始大谈特谈如何瓜分中国，这不免让美国苦恼，因为它渴望占有，但又不能完全不顾原则。

在内战后迅速发展的美国也加入了剥削中国的行列中来，不过在此过程中，它对抢夺别国领土还是有所顾虑的。1898年，海约翰（John Hay）将这种把逐利和原则合为一体的方法上升为一种外交信条。所谓的“门户开放”（虽然这门不是由它先开）听上去宽容、高尚，甚至有些保护中国的意味，但其实它的含义——如果有含义的话——不过是渗透之门应该对所有人平等开放而已。

美国在这段时间对中国的渗透是通过生意和福音双管齐下的。美孚石油公司的代理商为使用煤油灯的中国各个家庭提供煤油，这也许是受到这些顾客欢迎的，但是长久影响两国关系的是那些传教士。

地域广大的中国让这些传教士兴奋不已。它看上去是一片拥有广阔未来的土地，一旦其广大民众皈依了基督教，那么基督教，甚至说英语的民族就可能主导这个世界。这些传教士无视中国人所适应的社会、伦理结构，企图改变这种结构。他们灌输的观念是：个人是神圣的，民主原则至上，他们并不关心这些概念是否能跟中国的生活方式有关联。这些传教士看到19世纪的中国处于苦难之中，并认为这证明了中国人不能管理好自己，其问题只有在外国帮助下才能解决。这些无处不在的、狂热的美国传教士把“美国援助东方”视为自己的使命，并在给国内教友大会的报告中反复提及。因为他们自己要依赖国内支持者的财政资助，他们必须让人信服这是项有价值的事业。美国各地的教友大会都聚精会神地听那些回国的传教士用幻灯片讲述中国人的品性多么好，那里可能潜藏着怎样多的基督徒。当时在公众中制造的印象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维持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传教士则竭力把中国描绘成为美国的保护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对受保护者有了某种施恩的义务。

在1898年曾短暂地出现了一丝希望，中国似乎在迈向现代化。被日本打败之后，看到昔日被自己蔑视的邻国转变成了一个军事强国，在惊诧之余，中国的维新派也在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重新活跃起来，提出了规模庞大的现代化措施，其中包括发展交通和工业，设立学堂和报馆，改革政府机构，而最激进的一个措施是废除了基于书法和儒家经典的科举制度。皇帝发布了一系列法令，旧中国坚硬的外壳已经被打破，在一百天的时间里似乎有个新中国在艰难诞生。但是守旧派掌握了强大的军队。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逮捕了维新派领袖并处决了其中6人。慈禧将她的外甥囚禁在皇城中南海中一个小岛上的宫殿中，自己再次临朝“训政”。她是个在太监簇拥下的脸上涂粉、身着绸缎的暴君，在清朝的最后岁月当政，那时这个王朝已是风雨飘摇。

不断遭受的挫折和屈辱导致了1899年到1900年的义和团叛乱。当时的口号是“灭洋”，尽管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其倡导者是一些叫作“义和拳”（Harmonious Fists，外国记者将它译作“Boxers”）的秘密团体。其狂热的领袖们将中国所有的弊端都归于外国人，鼓动民众参与屠杀，并自称有蔽弹之术。他们很像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无知狂”（Know-Nothings） 。义和拳其实并不是一场反叛，而是横扫北部的疯狂杀戮。他们并不反对清政府，反而打着皇帝和清王朝的旗号。实际上这个运动受到了政府的支持。政府既想借义和团运动把民众的不满转移到一只替罪羊头上，又对其寄予一线希望，指望它能彻底赶走外国人。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各地爆发，共杀死了两百多名传教士及其家人，此外还有至少两万名的“二鬼子”——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人，直到最后汇聚北京包围了外国公使馆。虽然清廷意见并不统一，但是六十年的仇恨还是让它愤怒了，最后决定对西方列强宣战。

由六国派遣部队组成的外国联军从海上攻入 ，以解救被围困的公使馆。为了报复义和团的进攻，这些前来营救的军队开始烧杀抢掳，疯狂发泄。“军队所到之处，无论城镇、村庄还是农舍，均先被掠夺再被焚烧。”曾目睹了这一切的老记者托马斯·米勒德（Thomas Millard）这样写道。他总结说，外国军队所干的一切“将在世界上给以后好几代人留下道德上的阴影”。据美国公使说，在北京城内，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从将军到普通士兵，从公使到随员，从主教到传教士，他们都在“偷窃、抢劫、破坏，都在让自己蒙羞”。胜利者所强加的条件十分苛刻。十二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宣布中国犯了“反文明”罪，而且违反了国际法。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公使馆区划入治外法权区并由外国驻军保护。两年内禁止中国从外国进口军火。从北京到海岸的要塞均被毁掉，由外国军队维持通往北京的道路畅通无阻。中国被迫缴纳巨额赔款，并用关税作为抵押。四名政府官员被处决，其他一些人或被革职或被永久放逐。

外国的做法无论多么可恨，但同时也把中国带入了20世纪。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民众的政治觉悟被唤起，封闭状态已经被打破。由于显然需要维新，想摆脱清朝统治的情绪在蔓延。第一个致力于推翻满族统治的秘密社团是兴中会，1894年由28岁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基督徒孙中山博士创立的。孙中山是广东人，而广东是受西方影响时间最久的。他在檀香山接受过西式教育，并曾在香港学过西医。他的追随者代表了维新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的形式很多，如一些学生勇敢地剪掉表示效忠清廷的辫子，另外也体现在打破经书中僵硬模式的文学复兴运动上。即便官僚统治阶层（他们并非都是顽固分子）也开始出现了变化，于1904年建立了最早的一批国立学校。1905年9月，自公元前1世纪就开始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 ——这个中国文化上的长城——被废除了。满族朝廷为了维持王室权力采取了一些改头换面的措施，答应五年内制定宪法，并在经历一段时间以便对人民进行教育之后通过选举组建议会。在学堂的科目中加入了西方课程，而作为新学来源的教会学校也开始扩张了。有进步思想的中国人跟日本人一样为西方学问所吸引，因为他们在这些学科中看到了对付西方挑战的办法。

日本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进一步激励了“自强派”。日本看来是值得效仿的。那些想接受顺应时代的高等教育的学生开始去东京留学。美国1904年的《排华法案》（Exclusion Act）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个法案的狂热鼓动者是一些仇视华工的人，而这些华工被运到美国原是为了铺设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这个法案明确规定永久性地排斥华工，但是其他阶层的人则例外。1905年，中国的不满演变成了抵制美货运动。抵制扩展到从北京到广州的25个城市，并与反对清廷的革命情绪汇聚到了一起。现在这两者都变成了敌人：篡位者和外国人将同所有束缚中国的东西一道被扫除。不过被抵制的东西并没有包括西方的思想，这些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国人仍然认为西化是实现变化的必要工具。

那些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往往得到了工程学、农艺学或者政治学方面的学位，他们穿西服戴眼镜，神情真挚，跟那些穿着绸缎长袍、头戴显示官阶的瓜皮帽、长髯垂胸的朝中大员，无论在形象还是在精神上都是迥然不同的。

刚刚得到了夏威夷和菲律宾的美国此时已把视线投向了亚洲，远东巨大的创业机会和商品消费潜力让它头晕目眩。中国仿佛成了美国未来的保障，地位日益重要。据说海约翰曾说过，谁了解了中国便等于掌握了以后五百年世界政治的关键。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在1905年说：“美国的未来将更多取决于我们在面对太平洋彼岸的中国的立场，而不是我们在面对大西洋彼岸的欧洲的立场。”1908年，他免除了庚子赔款中中国应付给美国的部分，并要求将这些免除的赔款用于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这显然是个姿态，是个天才的自我宣扬，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屡被美国人和中国人提及，并被作为两国之间具有特殊关系的明证。

美国的“美元外交”就没有那么为别人着想了，而是跟别国一样狂热地以极高的利率迫使中国接受贷款修建铁路。一个中国人不论身处何处，总是可以看到自己国家的国土、主权或者重要事业设施已经落入外国人之手。根据条约，外国人的轮船可以在中国的内河中自由航行。外国银行在为中国的工业和贸易提供贷款的同时还控制了中国的关税收入以及外国贷款利息的支付。同时这些银行也为中国那些富裕公民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存款的地方。外国法庭所依据的是治外法权，外国邮局负责治外法权区的邮政业务。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中国人要缴税，但是没有选举权，也不得进入某些公园，还可能被外国警察逮捕。

在很多位于内河地带的通商口岸经常可以看见穿着制服的外国海关官员，而特别划出的治外法权区是供外国人做生意和居住用的。中国人的居住区拥挤不堪，一片嘈杂，到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喊叫声、争吵声和嘻笑声不绝于耳。码头上轮船、各种帆船和舢板挤在一起，船夫扯着嗓子吼叫，而乘客则在一堆堆货物中间绕行。街上到处都是露天小摊贩、黄包车和独轮车，富人乘坐着轿子，前呼后拥的保镖吆喝着开路，苦力用竹子扁担挑着的货物上下晃动着，瘦狗在人脚下嗅来嗅去找残渣剩饭吃，还有些人蹲在露天的水沟边上。

通过一座桥走到河道的那边，一切都变了。一切突然都变得安静而整洁。干净的街道两侧绿树成荫，一个身着白制服的看门人坐在椅子上打盹，一艘船体发亮的炮艇停靠在外滩附近。住宅区外面有个通常叫作维多利亚公园的地方，那里有各种娱乐设施，如网球场、板球场和俱乐部等。俱乐部大多由英国人开办，而英国人所经营的俱乐部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每天下午，租界里的上等人便乘坐轿子去公园。抬轿子的中国人穿着各个领事馆和商号的制服，比如英国领事馆的是白底红边制服，而英国庞大的贸易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的则是蓝底白边。一旦遇到骚乱、暴徒抢劫或者其他威胁，炮艇上就会有一小队身着蓝色制服的军人下来在外滩上进行一番演练以示警告。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辽阔又动荡不安，生活在这些隔离的飞地——或者说“外港”，如果没有那些小炮艇时不时的访问，生活就会处在危险之中，这些炮舰总是以鸟类命名，比如“鹬”（Snipe）号、“凫”（Teal）号、“矶鹞”（Sandpiper）号、“丘鹬”（Woodcock）号。

在很多人看来，革命是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独立和平等地位的唯一途径。虽然外国租界代表着敌国势力，但是由于孙中山受到过西方教育，因此他不但不排外，反而坚信他的国家对外国的依赖由来已久，没有外国的贷款和技术帮助，中国要迈入现代化是很难的。他认为，革命首先要反对清朝，因为清朝导致了中国的衰落，只要这个篡权的王朝仍然在统治，中国就无法强大，“且其软弱势将引起外族之贪欲，危及世界之和平”。他认为革命会使中国快速迈入现代，这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而且中国也将欢迎列强提供的外援——这些国家在意识到外援能起到的作用后是一定会提供的。他夫人说：“他不是胸怀一个中国，而是胸怀全世界。”

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孙中山的）非法革命团体首先在日本，然后在海外社区中发展，并开始在中国本土发展追随者，特别是在广东和广西这两个南方省份。由于广东的省会广州控制了与香港的贸易，因而广东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而当地的人民也同情革命，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能够维护富强的政府。1907年至1909年间，旅居河内的孙中山策划了六起南方起义，这些起义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指望这次或那次起义能够引起响应。1910年，当孙中山博士正在欧洲和美国筹款时，革命的节奏加快了。革命党人试图在广州、汉口甚至北京发动政变，其中在北京，孙中山的副手汪精卫想炸死摄政王，但由于事情败露，汪被判处终身监禁。由于军火未能到达、领导者错过了约定时间，或者其他方面的偶发事件或错误，所有的起义都失败了，不过起义者宣扬了他们的事业，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并传播了反抗精神。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又在长江上位置关键的武汉三镇（汉口、汉阳和武昌）策划起义。他们在汉阳设立了一个弹药库，并在武昌的清朝军队里进行了策反工作。

由于发生了意外爆炸，这次起义提前泄密了，于是决定立即进攻总督府并占领军队驻地。10月10日（后来成了“双十节”）起义奇迹般地成功了。驻军叛变，总督和镇统逃往上海，群龙无首的革命党人一下子成了这个中国心脏地区的主人。当他们召开会议选举领袖时，革命委员会选择了标统黎元洪，并随即派代表去通知他。听说有革命党来了，黎元洪感到大难临头，便躲到了床下，可是没有藏好脚，暴露了。结果他被从床底下拉出来，代表正式请求他担任革命领袖，否则就要枪毙他。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并以革命军都督的身份宣布推翻清王朝。

不出两天，武汉三镇就全部落入起义军之手。广州的同志也起义响应，这次成功了，他们刺杀了镇统并建立了革命政府。这些事件在中国其他地方引起了各种叛乱——省会被烧，官员被杀，驻军反叛。不出一个月，就有九个省宣布从清廷独立，不过它们未必都忠于一个革命政府——分裂开始了。

清政府终于慌了，召来了实力人物袁世凯。个头不高、身材敦实的袁世凯眼神机警，还留着小胡子，很像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而且也跟他一样有才干、有野心。袁世凯在10月底收复了汉口，随即屠杀了所有剪掉辫子或者支持过起义的人。革命党人将基地转移到上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处于治外法权区的外国租界找到了庇护。最后上海各方面达成了协议，有资金、工业、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上海在11月3日接受了共和。顺应时势的袁世凯表示愿意就建立君主立宪进行谈判，日后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想自己做皇帝。根基极其薄弱的革命党人既没有稳固的基地，也没有意志坚定的领袖，便同意谈判。他们坚持要建立共和国，并答应，如果袁世凯能把中国北部归于新政府之下，那就让他当总统。北京方面则请他做内阁总理，这在历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时寻求他的领导。袁世凯接受了清政府的总理职位并继续进攻，革命党人则开始从上海沿长江对南京发起进攻。

在这些重要事件发生的背后，旧体系正在混乱中分崩离析。各省的实力人物拼命扩大势力，叛军攻下城市后烧杀抢夺，而清朝军队在他们掌控的城市里也干着同样的事情。一无所有的难民们流离失所。农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因为现在除了土匪，士兵也在四处游荡抢夺农民储藏的粮食和牲畜。土匪日益壮大，因为领不到军饷的士兵把弹药卖给土匪，或者干脆加入到土匪那里去了。村民用锄头、叉子和棍棒进行抵抗，封堵大门，加固围墙，来访者只能攀绳而入。政府的崩溃已经指日可待，可是革命党人并没有把握机会取而代之。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写的：尽管革命的目标是好的，但是却“由于缺少凝聚力、资金和领袖而一无所成……这个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中的伟大民族正在激情、恐怖和狂热中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于11月23日到达上海，在这个国家总共停留了十七天。他仅仅有限地看到了这场大动乱的表面现象，也就不可能对此有怎样深刻的判断。但是他孜孜不倦地进行细致观察并做了记录。他所看到的东西正是历史学家常常忽视的：不管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普通人的生活跟过去一样仍在继续，也只能继续。去了上海之后史迪威乘船去了香港，看到这个“仿佛悬在半山腰上”的富于进取的城市俯视着一个壮丽的海港。这里跟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其他地方一样，在地势最高的地方挂着英国国旗，无非是炫耀大英帝国的威风。史迪威进港时那里停泊着36艘远洋轮船。他所乘坐的轮船周围拥挤着许多舢板，上面有一家老小，甚至鸡也在上面。“妻子掌舵，孩子摇桨。每个人都有事做。”在一家美国人开办的家庭旅馆吃了感恩节晚餐后，史迪威乘电车到达太平山顶，从山顶朝港湾望去的景观是很有名的：“棒极了，记忆中最好的景象。”

他注意到那些刚刚剪去辫子的中国人看上去怪怪的，他对那些训练中的英国训练士官（ 中国人 ）则是称羡不已，说他们“就指挥、形象和结果来看胜过我们一般军官五倍”。然而他对英国军官的评价则成了一种历史性偏见的始作俑者，他认为他们“一团糟，至少在香港如此。不整洁，脾气坏，懒散，拿着手杖游手好闲。给士兵树立了很坏的榜样”。让他厌恶的是那些手杖。在史迪威的一生中，不管看到哪个国家的军官拿着手杖敲打靴子，他都会感到深恶痛绝。他的结论是，在香港任何一个应征者都比他看到的（ 英国 ）军官更像一个军人。

史迪威在香港的时候，那里的报纸充斥着有关广东陷入混乱的报道：巷战，武装歹徒抢劫商店，旁观者被杀，革命政府完全无能为力，广州几乎落入匪徒之手，西江海盗肆虐。据说他们已经截断了去梧州的通道，并杀害了一艘英国江轮的大副。史迪威认为：“所有这些事端都是凶残的英国人挑起的，因为他们把局面搞得越遭，他们就越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干涉。”于是他立即去广州，并从广州沿江去梧州实地察看。

在广州的时候史迪威置身于色彩和活力之中，不同的气味、声音和身体混杂在一起，古老和各种机巧随处可见，中国人生活的迷人和可怕之处同时并存。他看到一个猫狗市场，在那里人们先把猫煮熟，然后切开，再挂起来出售，而狗肉则炖在一个大锅里，再装盘出售。一个制造于1325年的水钟的水滴滴入一串容器而推动浮在水上的一根垂直指针以报时，而且“还挺准”；庙宇的屋顶上是雕梁画栋，两个凶猛的红色大狮子守在大门口。他在迷宫般的用石头铺成的街道和弄堂里行走，那里的中国人摩肩接踵，用大声嚷嚷、吆喝、铃声或者敲打木块来“骂人，叫人避让或者叫卖自己的货物”。所有商品的买卖双方都在街上进行交易，过秤，讲价钱，妇女们围在篮子旁拣鸡骨头，一个裁缝在做衣服，一名男子往罐子里塞稻草，另一个在称鱼，还有一个在卖头发（“一个中国人剪了头发后放在报纸里卖”）。他还提到了吸食鸦片的人，在帆船上养鸭子，歌女，坟墓，在门廊烧香，一些闲人一边聊天一边在衣服的缝隙里捉虱子，捉到后放到嘴里咬，用稻草孵小鸡，当铺，笼子里养的云雀，猪和母鸡的叫声，尿味以及公厕的味道，所谓公厕无非是“一排排蹲坑，人蹲在一块木材上，有些地方小孩当街大便”。中国是个对比鲜明的地方，一方面中国像在搪瓷上的用翠鸟羽毛制作的精致饰画，由剪成淡蓝和紫红色的碎片粘贴而成，另一方面则是“水坑，泥巴，污垢，垃圾，破布，还时不时隐隐呈现那神秘的内部”。

他谈到了“叛军，一群乌合之众”，有些“像不错的人，但大多数是十足的土匪”。他们也算穿了制服——带有红边的浅蓝上装和裤子，咔叽色背带，绑腿，还有土匪常用的裹布。“很多人配有新的子弹带，弹药很多，有些人提着手枪站在周围，手指搁在扳机上……我给他们看我的红领带和蓝衬衫，说我也是个叛党，结果他们都被逗笑了。所有的人都鞠躬道别。”他还写道，广州炸弹团由300名精干的士兵组成，他们都誓死战斗，所用的武器都是小型自制炸弹，里面有雷酸贡和凡士林。史迪威去了外国租界区的沙面岛，还去了外国人“拼酒量”的俱乐部。他听说有钱的中国人在沙面岛上所藏下的金锭和各种值钱东西的总价在200万至600万美元之间。他还收集了中国的一些传说和迷信说法，此外还有些贬低传教士的故事。有一天他跟一个鼓吹传教士如何如何努力的美国人一道旅行，此人大谈特谈新教基督徒为中国人做了多少事，还说：“当我们进入这里的时候，我们在一瞬间把跨越一千二百年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史迪威在去了广州之后乘轮船逆西江而上200英里（ 约320千米 ），在85吨的英国战舰“矶鹞”号的护送下去了梧州。有关有强盗出没的传闻看来并非耸人听闻。在一次船靠岸的时候史迪威他们正好看到叛军在跟江上的强盗遭遇后归来，叛军的舰队包括两艘炮船、三艘汽艇，还有五六条帆船。他们看到江上有死尸漂下来，得知两周前曾经跟土匪有过一次大规模交火。当时梧州的部队袭击了一群土匪，抓了66个俘虏，第二天砍了土匪们的头，接着又挖出他们的心烤着吃了。史迪威听说吃被处决的人的心肝是很平常的事，他甚至有一次听说还有把整个人都吃掉的：“人们吃掉他之后他就不会再投胎成土匪了”。史迪威的想象力自然也被大大激发了，结果有一次在三水抛锚时他一下子被惊醒了：“我以为我们肯定遭到了袭击。本来睡得很香，一下子跳起来就要抓枪。”

等他再回到广州的时候他已经在河上待了一个星期，不断观察河两岸以及河上所发生的生生死死，对路途上的见闻非常留意，把看到的生活习惯以及各种东西的制作方法和价格都记录下来。因为有人对他说，鸭子见到外国人是要嘎嘎乱叫的，他就得出结论认为，普通中国人尽管也会勃然大怒，但是人可以通过言语化解掉。他看到过无数次的冲突碰撞，但是没有一次打起来。

还在香港的时候他曾经在日记中记道：“南京一天有400颗人头落地。”这是11月27日这个南方古都落入叛军之手的结果。这个事件加快了事情发展的进程。为了使清朝的统治可以维持下去，摄政王让政于已故皇帝的遗孀，但是南方的革命党只接受完全退位。大量满族人开始沿着很久以前他们祖先进关时走的路退回东北。外蒙古宣布独立。尽管在通商口岸时不时有人感到应当对叛军进行干预，但是各国列强都没有介入。各国普遍的感觉是，由于革命是倾向西化的，因此应该不会像旧政府那样排外，再加上对义和团运动记忆犹新，所以各国列强并不是很想保存旧政权。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陷入政治混乱，干预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前途攸关的时刻，有个头脑依然保持清醒的人 是这样说的：“凡是对此事曾经做过仔细研究的人，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亚洲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是20世纪最大的难题。”

其他一些人则更加乐观，他们由于革命者许诺的自由、西方和议会制而受到鼓舞。有个美国商人写道：“我们对中国以及崭露曙光的新时代怀有崇高的想法。”总体来说，这也是当时美国公众的看法；他们相信那些传教士不断给他们允诺的东西，那就是有4亿人的中国将转化成为他们所喜欢并熟悉的国家，即民主国家。至于说4亿人中的70%到80%的人都不识字，其饮食中没有牛奶或肉类，没有卫生设备，没有自来水，没有隐私，没有电，没有选举权，其工业90%仍然是手工业，交通大部分仍然依靠人力——所有这些即使有人考虑到了，也并没有人觉得这是跟民主不相容的。汉口的一个起义军领袖以东方人认为的应该讲别人爱听的话的那种礼貌对记者说：“我们起义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一样。”这种话美国读者听到时是再顺耳不过了。

史迪威在12月9日离开中国去马尼拉。革命艰难地进行下去。谈判代替了军事解决，结果袁世凯正式向朝廷说明了接受共和的必要性。孙中山终于在12月25日回到了中国，并被选为建都南京的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由于各方面对清廷的支持已经不多，结果已经不可避免。1912年2月12日，摄政的皇太后代表清廷宣布结束帝制。

中国现在成了共和国。因此美国国会两院共同发表了联合决议对此表示欢迎：“鉴于中国人民已经成功地表明主权来自人民”，同时又由于美国人民“本质上、传统上对采取代议制政府的所有努力都表示同情”，因此美国“祝贺中国人民承担起了自治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希望共和政体“能够保证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进步”。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袁世凯仍然控制着北方，而且没有使之归入民国政府之下。他还在施展诡计并等待时机。由于缺少整体上的支持、有力的权威以及可靠的军事力量，孙中山难以支撑下去。继续进行的谈判的结果可想而知。1912年3月12日，孙博士辞去总统职务，让位给了袁世凯。袁在北京重新建立了政府。就这样，中国在求得了这个不稳固也不彻底的解决结果之后迈入了现代。 xORfSIt/KsG7LaBoybFVERJFnGEZy8azm4Uaal7X2cLyBpMTcZ+pNlIewNpp/Q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