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美国后，年过40的史迪威重新回到学校。在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四年后的1923年，在美国的陆军部队里实在没有什么好干的。战败往往激励军队的发展，但没有什么比完全的胜利更能促进军队的颓废了。美国现在又退回到海洋屏障之内，眼前再也看不到威胁，而日本人似乎也受到了《华盛顿公约》的约束，这样美国又沉浸在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总统的阳光中了。股市上扬，到处是装束大胆的少女和私酒贩子，而军务则废弛了。1922年的裁军使得晋升几乎停滞下来，美国部队没有在任何地方作战的，唯一晋升的希望是参加进修。

还在中国的时候史迪威就请求参加佐治亚州本宁堡（Fort Benning）的步兵进修课程，这里招收250名步兵军官，分别参加连级培训课程和高级培训课程。史迪威提出申请，于是被分配参加高级课程培训。参加过这类培训的顶尖毕业生往往会继续到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的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参加培训。如果一名军官没有参加过利文沃思的培训，那他是不大可能担任高级指挥官的。1923—1924年，史迪威在本宁堡参加步兵课程培训，此后又待了一年，身份是该校校长、史迪威在“一战”中的朋友和钦佩者威尔斯将军的助理执行官。

他去利文沃思堡参加1925—1926学年的培训。利文沃思堡所灌输的是根据既定使命、对敌情的分析、行动选择、解决、决定和计划来找到“问题解决方案”。在授课、地图解题以及地形练习中，课程涉及了动员、部队调遣、行军、救援、供给、侦察与安全、阻滞作战、撤退、改变方向、追击以及其他人们在把战争变成一门科学时所孜孜不倦地设计的各种谋略。课程非常难，要取得优异成绩的压力也很大，结果在20世纪20年代引发了一系列自杀事件，以至于后来学校被关闭了。

军官为了学习熬夜到凌晨2点，这让军官的妻子们都感到无聊和躁动不安，不过尽管史迪威称这是“地狱般的一年”，但是他并没有怎么拼命。他在这里年纪偏大，而在西点时年纪偏小。他离开军校已有二十年，觉得一定要争得最好成绩的意义不大。他知道自己能过，这足够了，其余的都是“瞎闹”。他只是学完必须学的东西，然后10点钟就上床睡觉，这让他的同学们感觉几乎受到了侮辱。他班里学习最刻苦的人之一、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史迪威毕业时，校长对他的评语是：“有常识和幽默感。”

史迪威周期性地有离开美国的冲动，因此他申请到法国参谋学院（Ecole de Guerre）学习。这项派遣已经得到批准，但是他得知又有一个去中国的机会。现在陆军部任职的西点时的同学威利·惠普尔（Willie Whipple）告诉他有个在第十五步兵团担任营长的空缺，这个团是根据庚子协定驻扎天津的。惠普尔问他是否想去。史迪威放弃了去法国的机会，竭力想去中国。自他回家以来他第一次变得很急切，他在利文沃思的整个学习期间不断急切地向惠普尔打听此事。他的朋友向他保证说事情很有把握，在2月的信中说：“你被认为是从事该项任务的最有资格的作战军官，简直是个出色的中国人。”但是史迪威还是不住地烦他。惠普尔在3月的信中又安慰史迪威说：“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得到这个……毫不畏惧那些有参议员撑腰的人……我支持你。事情已经定下了。”可是到了4月任命还没有下来，这次史迪威发了电报。惠普尔答复说，“别着急”，任命就会下来。的确，在学期结束前任命下来了。史迪威一家在卡梅尔度过了暑假，然后在1926年8月20日再次乘陆军运输船去中国。史迪威夫人写道：“我们都觉得这是在回家。”

然而天津使他们的美好憧憬幻灭了。天津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城墙没有了，变成了有外国部队驻扎的外国在华北的根据地。租界被铲平，又用厚重而丑陋的后维多利亚西式风格重建。那里的生活不像北京生活那样有魅力，而中国也不再是史迪威一家三年前离开时的中国。南方经历着巨变，即将产生一位领袖，使斗争达到高潮并终于缔造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事情的起因是：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的一个纱厂里，当一些中国学生和工人在举行罢工游行时，英国巡警命令“开火”。12个中国人被打死，17人被打伤。这个后来称为“五卅运动”的事件只是众多历史事件之一，但是就像在波士顿大屠杀事件中英国步枪队开枪射击一样，这一事件助长了动乱，最终使中国收回了全部主权。

此时的国民党由于跟共产国际结盟而汲取了新的力量，正处在上升时期。孙中山从苏联所得到的最大帮助便是两名外国顾问，这就是民事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和军事顾问加仑（Galen），后者就是后来担任苏联远东军司令的瓦西里·布留赫尔（Vassili Bluecher）元帅。鲍罗廷是个性情温和并有深谋远虑的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直到后来被称为广东的皇帝。苏联顾问，再加上苏联的军火以及其他物质支持，标志着国民党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告诉孙博士说，革命不可能通过与那些没有共同目标的人结成机会主义的联盟而取胜。首先要有一支经过思想教育的武装力量。因此，1923年成立了黄埔军校，在加仑的指导下由30个苏联教官担任学校教员。为了接受苏联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孙博士向莫斯科派遣了一个军事使团，带队的就是卓然出众的37岁的蒋介石。

1924年孙博士宣布了他的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这激励了中国人民。但他还是跟过去一样希望通过权力安排而获得权力，因此他接受了张作霖和冯玉祥在北京发出的邀请，去参加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改组”会议。1925年3月12日他在北京死于癌症，留下了他的三民主义、一场运动，还有一个已经沉迷于中国权力政治现实之中的继承者。

蒋介石不属于在西方留过学的人，也没有成为亲苏派，相反，去莫斯科最后让他成了反苏派。1886年他出生在浙江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说话时那种粗俗的口音始终没有改掉。他曾在保定军校和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时他加入了孙中山的政党，并在后来参加了革命。此后的十年里他时隐时现，有时候参与孙中山试图发动的政变，有时混迹于上海青帮这样的黑帮里。青帮是“tang”的前身，控制了各种非法生意，同时也支配了中国式的职业政治活动。蒋介石跟浙江的一位商界领袖陈其美建立了联系，陈后来成了孙博士主要的财政上的支持者。蒋介石还一度成为福建军阀的幕僚，他们时而是孙中山的盟友，时而是孙中山的敌人。

1924年蒋介石从莫斯科回来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他开始享有教师的威望，而学生对教师的忠诚度在中国是最高的。由于黄埔军校的任职，他得以控制革命军，因此成了国民党的主导人物。根据加仑的建议，他率领黄埔第一期学员接受对新军的首次考验，结果在对南部各省军阀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在这个时期里还形成了黄埔系的各种联盟，这使蒋介石有了一批亲信。他赢得忠诚和尊重的方法不像孙中山那样是通过政治上的启迪，而是通过其富于磁性的人格魅力。他身材修长，言辞简洁，面无表情，只是两只黑眼睛炯炯有神，警觉的目光仿佛从隐藏在面具后的内心直射出来。他的主要才干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是他在各个派系和集团之间掌握平衡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结果他被称为不倒翁。

由于孙中山去世，约束没有了，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两派之间的分歧开始表面化，而蒋介石则成了右派的领袖。他和他的追随者想恢复全国的主权，而共产党及左派联盟则致力于社会革命。争夺党的控制权的内部斗争开始了，手段是小宗派、阴谋、逮捕和暗杀。

在纱厂和码头工作的中国无产阶级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对他们进行的革命努力导致了1925年的上海事件（即“五卅惨案”）。经过各种鼓动，对外国人的仇恨情绪传遍了华南华北，其程度超过了义和团运动以来的任何一次爆发。6月11日在汉口发生骚乱，骚乱遭到了更大规模的镇压，有更多的人死亡。在广州，由黄埔军校学员率领的工人、学生和士兵顺着沿江马路举行大规模示威。由于发生了一些挑衅举动，对面的英国和法国海军陆战队开火了。这一次有50人被打死，100人受伤。

之后在香港发生了对英国人的抵制运动，历时十五个月。一切都处于瘫痪，英国人损失数百万英镑，仆从逃走，货运和服务受到妨碍，这向每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昭示了他根本性的脆弱。跟义和团运动时期一样，内地的传教士受到骚扰和攻击，有些不得不停止活动或者逃走。这些传教士都居住在他们带有围墙的西式房屋里，在中国人看来他们跟那些领事、美孚石油公司及怡和洋行的买办一样，都是不平等条约的倡导者。尽管传教士从事了医疗和教育事业，但是他们的存在更多是种对中国人的侮辱，因为其基础是这么一种假设，即中国的信仰是低劣的，应当丢弃，转而接受西方的信仰。

国民党在这种民众排外的怒火中看到了机会，并在1925年7月宣布自己成立国民政府。争夺成为孙中山继承人的斗争并未结束。现在的领导权由两个结成脆弱联盟的人共同掌握，这就是军事首领蒋介石，以及英俊的、口才甚好并曾在法国学习过的政治首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1910年，年轻的汪精卫曾因为企图刺杀摄政王而遭到囚禁。蒋介石不久赶走了他的盟友，并在1926年3月试图清除共产党，结果打了个平手。这个时期的活动仍然是革命性的。共产党在香港的抵制活动和组织农会、工会的活动中都很积极。以周恩来为首的政委式的政治顾问们属于黄埔军校的教员，他们的口号经常出现在墙上：“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工站起来！”“世界革命将拯救你们！”“打倒外国文化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黄埔军校礼堂里挂着三幅反映外国压迫的巨幅油画：1842年焚烧鸦片的场面；八国联军1900年进入北京时枪杀或者用刺刀刺杀义和团拳民的场景，背景是燃烧的城门；还有就是1925年“五卅惨案”时外国人用机枪（实际用的是步枪）射杀学生、妇女和儿童时的情形。虽然这是宣传，但是反映了中国人内心对白种人的仇视，但是西方却很少意识到这点，或者不愿承认。

到了1926年春天，两广地区的两位进步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依附了国民党，这使得国民党有了基地，也有了北伐并夺取全国权力的实力。在此后的二十年里，李宗仁和白崇禧跟蒋介石一直联系在一起，其关系是中国那种特有的时而敌视、时而联盟的关系。孙中山曾多次试图发动北伐但未获成功，现在这个时机来到了。作为北伐第一阶段的目标，战斗首先于1926年7月在长江江畔的三个大城市进行，这就是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党人的军队人数不足10万人，总司令是蒋介石，但是他对部队的控制并不稳固。他们的对手是各种督军的部队，人数超过100万。这些人从前都是对手，曾经在过去的某个时间里互相打过仗，现在由于遭遇危机而勉强结盟。这个联盟包括张作霖、吴佩孚和张宗昌。张宗昌是臭名昭著的山东军阀，据说他有“大象的体格、猪的脑子和老虎的脾气”，是“连望一望都很危险的”；此外还有孙传芳，他是江浙沪地区五省联军的总司令。在西北的是史迪威曾经服务过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和基督将军冯玉祥，他们都在观望和等待时机。对其他督军来说，阎锡山是个非常靠不住的盟友，而冯玉祥据称有意成为国民党人的盟友。

国民党士兵遵照革命的教导不骚扰或压榨人民，他们在最初几个月里顺利挺进，取得节节胜利。很多北方部队归附他们或者不战而退。他们在9月份攻克汉口，这正是史迪威到达中国的那个月，10月份他们打垮了吴佩孚的部队。蒋介石的第一军在江西遭到挫败，但在其他地方他们像滚滚洪流，继续向北面前进，直指南京和上海。道路畅通无阻，因为已经厌倦了压迫的人民对国民革命军抱有希望，对他们热情接待。国民党能够轻易取胜并非由于其军事力量，而是由于他们允诺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当国民革命军进入距离上海100英里（ 约160千米 ）的杭州的时候，成千的人带着笑脸夹道欢迎这支装备很好的部队列队入城。过去还从来没有士兵受到过百姓的欢迎。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当时就站在欢迎的人群中：“我的心脏剧烈挑动，欣喜若狂……中国现代部队又有了好名声。”他的感觉证实了蒋介石的断言：“我认为赢得这场战争三分靠打，七分靠宣传。”

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移到汉口，那里由左派把持。在蒋介石正在向六朝古都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集中的时候，汉口正笼罩在热烈的、有外国人插手的反叛气氛中。鲍罗廷在后台操纵，是真正的领袖，实际主持的领袖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新的外交部长则是陈友仁，号称是国民党最聪明的人。陈友仁个子不高，聪明而刻薄，出生于西印度群岛，有部分黑人血统，受过西方教育，戴金边眼镜，穿白色鞋罩。他不会写汉字，几乎不会讲汉语，让他出名的是他一口文绉绉的英语并极端仇视外国人，而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应验。

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中，国民党的崛起引起了通商口岸社区和传教士之间的激烈争执：前者仍然把中国视为殖民地，而后者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主张捍卫中国的权利。传教士组织此时处于鼎盛时期，在1149个布道场所中有8000名新教传教士，这是天主教传教士数目的一倍半。如果这些传教士想消解中国的敌视，就必须跟外国的条约体系划清界限，然而这正是保护他们在中国地位的东西。传教士们受到国外自由主义杂志的支持，竭力为中国争取自主权，并认为自己的事业所涉及的“正是我们自己从大英帝国分离出来时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们让自己相信，由基督徒孙中山所缔造的国民党是个真正进步的力量，它将最终结束中国的内乱并给中国带来秩序。他们抨击商人和大使们所持的冷嘲的看法，通过给各种机构和自己的教会写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巡回讲演以及召开公开会议等形式为中国的权益呐喊。

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的看法自然得到支持他们的美国信众的响应。当有2000万会员的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呼吁美国政府放弃不平等条约的时候，这代表了规模空前的为中国进行院外游说的组织。1925年，一些在中国有利益的团体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聚会。代表之一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燕京大学校长，后来是美国驻华大使。他呼吁美国带头“积极行善”，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争辩说，只有通过美国的行动才能改变各国同中国的关系。

这些活动激怒了那些维护通商口岸的人，因为通商口岸所依靠的就是不平等条约。他们认为传教士们正在恶毒地使用他们“巨大的影响力”。愤愤不平的通商口岸报刊指责教会团体在谈及中国的权利和愿望方面“粗暴无礼”，“多管闲事”，是在“喋喋不休”。

那些代表商业社区的“俱乐部人士”无疑认为，西方当然有权利竭力为任何地方的西方人的福祉和商业利益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中国人努力限制西方人的特权，这被视为“侵害了外国的权利”，同时传教士所展开的西方教育也遭到指责，认为这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并产生了一些不适合中国的思想。

通商口岸的吹鼓手布兰德（J. O. P. Bland）曾撰文说：“选举议会制和民主体制完全行不通，因为亚洲人的头脑无法理解这些东西。”这是实情，但是布兰德之流进而认为：因为民主是政府管理的恰当方式，而中国人认为民主体制不适合他们，所以，他们“显然是无法自理的”。

这种观点显然不能引起美国公众的共鸣。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民正在为自由而进行正义的斗争，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因为他们在争取主权，所以他们必然也是在争取民主。这只是西方的错觉而已。中国争取的东西有很多——权力、国家，有时甚至包括人民的福利——但选举和代表制，这些对西方人来说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却并非中国人的目标。

美国政府与其人民一样倾向于支持中国的权利，至少理论上如此。但是美国并没有任何作为，因为根据它所奉行的政策，只有中国出现了稳固和负责任的政府时美国才能放弃治外法权。1926年，当根据华盛顿会议承诺而成立的两个委员会在北京和上海开会审查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问题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政府。国民党仍然有名无实，那些北洋军阀在最后一年跟不同舞伴表演完方舞之后，北京督军们的傀儡政府实际上已经解体。张作霖和吴佩孚组建的摄政内阁没有得到各通商口岸签约国的承认。这些国家因此可以宣称，放弃通商口岸特权的时机尚未成熟。

1926年是“积极行善”也就是主动放弃的最后机会。通商口岸各缔约国并不蠢，它们做出了一些姿态。上海工部局中增添了一些中国成员。关税委员会同意应当在1929年的一个确定日期前将关税自主权归还中国。然而治外法权委员会得出了意料之中的结论：要放弃治外法权，中国必须在建立合理的司法和行政程序方面有所进步。报告在1926年9月公布，当时国民革命军正在挺进汉口。这之后不可能再有自愿放弃的选择了，中国开始不经商量就收回主权了。

10月份陈友仁宣布准备对外国人征税。各公使馆都感到恐慌，认为除非对此极力抵制，否则这将是在中国通商口岸特权的终结。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政府无法就联合行动达成一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愿意对一个正在迈向主权的人民使用武力。尽管过去他们没有准备放弃自己的特权，但他们也并不准备为了维护特权而使用武力。

这一次领先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在一份申明政策的圣诞节备忘录中，英国表明了其结论。该备忘录号召各国认识到中国要求更改条约的“基本公正性”，并满足“中国人民的合法诉求”。随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美国终止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中国订立新的条约。美国把中国革命等同于他们自己的独立革命。根据《巴尔的摩太阳报》（ Baltimore Sun ）的报道，国民党所代表的“精神不亚于激励乔治·华盛顿部队的精神”。总体上，美国报刊［《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 ）总是个例外］并不认为赤色威胁是个值得担心的问题。“蒋介石的部队跟在福奇山谷（Valley Forge）的华盛顿的部队一样是赤色的。”纽约的《世界》（ World ）杂志这样认为。考虑到共产党的出现，这显然有些轻描淡写。受到有利于中国倾向的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历史上第一次转向对赤色威胁采取了轻描淡写而非夸大的态度。

驻扎在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感到了这些事件带来的震动，但对此并没有过分担心，因为美国的政策禁止其部队卷入中国内政。第十五步兵团驻扎在租借区，营房是三层楼的砖房，对面便是操场。其军官照管团队事务，喝茶，晚餐舞会，或者参加赛马俱乐部打马球；这里的士兵患性病的比率是美国陆军平均水平的3倍。该团周报《岗哨报》（ Sentinel ）的“国内”栏目是发布有关美国消息的。这份报纸如果在驻美国某个团队发行，其内容也无须改变。

天津位于河流入海口上游60英里（ 约96千米 ）的地方，是华北的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跟上海一样，这里的租界也是由英国人提供的锡克人负责维持秩序的。租界对中国人并非没有好处，在军阀混战时期，曾经有两位总统、一位总理以及26位省长在不同时候到这里避难。租界的主街道在不同地段被命名为威廉德皇路（后重新命名为伍德罗·威尔逊路）、维多利亚道、法兰西路和意大利道。美国过去在这里并没有租界，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接收了原德国租界的一部分，大约有一个街区的大小，现在称为美国区。除了兵营，这里还有驻军医院、服务俱乐部，以及娱乐厅。娱乐厅反映美国的潮流，每周要放三四部不同的美国电影。史迪威上次在中国时有意不去天津，他指明要一幢中式房子，结果却气恼地发现这里只有西式房屋。他只能接受一幢“可怕的三层楼房”，里面有各种繁复的陈设，位于英国租界马场道242号。

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个营曾经在1900年镇压过义和团，但这个团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才在中国驻防的。这个团的常规编制是三个营，其中一个营留在了菲律宾。在中国的两个营总计有50名军官和800名士兵，这要略少于英国和法国派往天津的部队，大约跟当时日本派遣的部队相当。第十五步兵团的团训是“能干”（Can Do），这取自洋泾浜英语 ，根据团手册，其意思是“完成使命之能力”。在完成一年的训练之后会举办一个“能干周”比赛，包括田径、射击、骑马及运输表演，并颁发很多奖杯和奖章。日常勤务主要是军士负责的步枪和机枪练习，通常时间很短，一般中午就能结束，野战训练也很少，因为可供操练的场地很有限。这个团在天津东南85英里（ 约136千米 ）处还有一个分队，是为了守卫北京——奉天铁路线上的铁路修理站；在海滨靠近山海关的地方有一个夏季训练营；还有一些当过骑兵的军人乘坐东北矮种马巡逻。整个团由中国苦力照看，每个连都有个身穿着蓝长衫、头戴黑色瓜皮帽的杂役。中国苦力在野外训练时帮助军官支帐篷，照顾他们的膳食，并干各种杂活，有时甚至帮助士兵擦枪。士兵延长服役的比率很高，以至于陆军部对此甚为不满，因为据说这表明了“跟当地低级妇女同居”的情况，此话是脾气很大的（美国驻华陆军）总司令卡斯特纳（Joseph C. Castner）将军说的。他曾经愤怒地报告说：“只用几分钱就能买到各种女人、酒和毒品。”为了减少性病发病率，还专门配置了免费人力车以便在酒吧关门的时候把士兵拉回来。

团长是伊萨克·纽厄尔（Isaac Newell）上校，原来是驻北京的武官。他个头很高，头发花白，威风凛凛，具有典型武官的风度，在团里很受敬佩。他有个端庄的富家太太，这倒是符合第十五步兵团传统的。这些传统有些并不能让史迪威接受。按照规定的习俗，穿制服但未携带武器的军官“要佩带第十五步兵团标准制式的马鞭或者文明棍”。所有的军官和上士在值勤时都要佩剑。鼓励进行“经常的”礼节性拜访，以增进“团队精神和团结”。每逢纪念日要祭扫义和团阵亡军人墓。每个军官在任职期间都有一个月的队外勤务，以便在华北旅行。

1924年开始执行一项教授军官和士兵基本的汉语口语的计划。课程每周四次，每次一个小时。这个课程对军官是必修的，但对士兵是自愿选修的。所有通过考试的人都可以在袖子上别上一个绿色袖箍，上面用红色写着一个“中”字。因为“中”是“中国”的第一个字，在美军制服上别个“中”字有时让中国人大惑不解。这种语言教学的效果显然不佳，因为后来史迪威觉得有必要说服一个比较年轻的语言教官，让他给一些军士教授一些可以问路的汉语。这个军官就是能够说些汉语的廷伯曼（Thomas Timberman）中尉。

出于级别和声誉的考虑能干团设立了总司令一职，这要由一位由美国驻华陆军指派的准将担任。现在担任这个职位的是卡斯特纳将军。他时年60岁，是个精神紧张、有些不太稳定的人。他穿着邋遢，这在以着装讲究出名的第十五步兵团很不协调，而且他也不是西点军校毕业的。1926年，第十五步兵团的团部和美国驻华陆军总部合并，自这时起这个团开始直接由他负责。卡斯特纳很为自己的体格和善于步行而自豪，因此对体格锻炼充满热情，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史迪威能够理解他的一个原因。此外，史迪威也是卡斯特纳从未与之吵过架的少数几个军官之一。卡斯特纳曾经在阿拉斯加广袤的荒野中担任过指挥官，因此他打算让这些只会喝茶的狗娘养的真正尝尝当兵的滋味，而且还要“把团里的胖子数量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共产党发动了排外攻势，在卡斯特纳和很多其他军官看来，北京的情况已经甚嚣尘上，跟义和团运动时差不多了；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最糟情况，他决心对团队进行充分训练，这样，一旦北京公使馆再遭到围困，他们就可以通过三天的急行军赶去解围。他向陆军部解释说，将来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他自己为了做好应付这种情况的准备，每天都坚持在天津跑马场步行锻炼。

在第十五步兵团服役跟在美国本土服役有显著的不同。按照美国陆军的传统，在举行野战训练后营地都要进行清理，甚至不会遗留一块马粪、一片土豆皮、一根麦草、一个罐头盒或者一根绳子，而厕所也会被填埋好。然而有一次邻近村庄的一群长者过来，他们礼貌地询问指挥官今后是不是可以不清理营地，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那里的垃圾。自那以后厕所就不再填埋了，垃圾也不清理了。部队离开几分钟后，这个地方就已经跟厨房的地板一样整洁了。

没有多少机会实践那些在利文沃思教授的练兵原则。因为这个团最初的使命是保护北京的公使团，因此它被视为公使团的一个组织，1922年开始归国务院管辖。这个团所接受的命令颇为矛盾，那就是避免冲突。这不仅是为了避免麻烦，也是为了不妨碍中国国家的发展。这样一来，遇到危机时这个团在军事上是不能完成其使命的。一旦受到挑战，这个团只能虚张声势。在最近与北方督军对抗时它曾经成功使用了这种战略。1924年，吴佩孚那些一无所有和乱糟糟的部队开始涌向天津，从而引起了可能发生劫掠的恐慌。市政当局请求第十五步兵团帮助，于是这个团对敌人进行侦察，结果发现这个营多为伤兵，缠着绷带，年龄多在14到18岁之间，其全部供给是一驴车的罐子和毯子，还有一名骑在小马上的军官。第十五步兵团设立了五个岗哨，准备了大米、白菜和茶，用这些东西来换取这些绝望士兵的武器。就这样分散了这支部队的注意，并部分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为表示感激，市民给步兵团送来了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牌坊。这个牌坊从此树立在美国租界里，成了“能干”团骄人业绩的明证。

第十五步兵团所面临的限度很好地体现在1925年到1926年给一名军官发布的命令中。当时报告说张作霖的部队正在向城外的限制区挺进。后来成了四星上将的马修·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上尉受命带领尽可能多的士兵出去“引开”张作霖的一支1.2万人的部队。他可以使用“吓唬、劝诫或者恳求”，但绝不许开火。考虑到这些限制，他只带了两个士兵去。他们骑着东北矮种马成天尾随行进的中国队列，然后回家，而他们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这种驻防本身充满了矛盾。1926年初卡斯特纳的前任威廉·康纳（William Duncan Connor）将军回国就任西点军校校长，当时他就建议撤回部队。康纳曾是工兵部队的智囊之一，并曾是西点军校的顶尖学生。在中国时，他通过对自己周围的观察发现中国有种“民族主义精神”正在发展。在谈及最近跟军阀部队的摩擦时，他指出：“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极为勉强地避免了冲突。”他敦促同时撤出所有外国驻军，如果这不可能的话，就单独撤出美国部队，“因为我认为，总体看来我们的继续存在损害了美国利益”。陆军部认同“最终从天津撤军是明智之举”，并周期性地跟国务院和公使馆讨论此事。但是从来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决定，因此这个团又继续驻扎达十二年之久，直到新的事态发展使得这个团变得完全无济于事。

在史迪威1926年来到天津担任营长期间，他跟一位对他的未来举足轻重的人再次相遇并建立了联系。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认识的、现任第十五步兵团执行官的乔治·马歇尔中校。他们在中国的任职时间上只有八个月的重合，但彼此的关系已经从认识发展到了相互尊重。放在任何其他两个人身上，这种关系都可以称作友谊了，但是这两个个性封闭的人在这个时期却没有留下多少提到对方的文字，而且马歇尔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称为朋友的人。马歇尔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态度文雅而冷淡，跟所有人谈完话后都是冷冷的一句“十分感谢”，而且从不称呼他人的名字，也很少能正确叫出别人的姓。据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位士兵说，他是“整个陆军中最具军人气质”的人，难怪他受到潘兴的青睐。

史迪威一家到达天津两天后到马歇尔家喝茶，接着在那个星期又去参加“专门晚宴”。史迪威这时已经可以轻松地借用主人的大衣穿了。另有一次马歇尔夫妇举办晚餐舞会，其中一对受到邀请的夫妇迟到了。稍微等了一会儿后主人宣布他们开始吃饭。刚刚上完汤的时候门铃响了。男仆刚要去开门，马歇尔拦住了他。他亲自去开门，客人们听到他说：“真是很抱歉，不过晚饭都快吃完了。”然后门被重重地关上了。因为马歇尔自己没有孩子，他很喜欢史迪威的孩子，对他们很好，但是他对大多数成年人仍然很矜持，这让有些人觉得他“高高在上”。

在马歇尔看来（不知何故，这段时间史迪威的日记仅仅简单地提到手球），国民党人的北伐部队似乎可能“随时在某个月突然控制华北”（他在写给潘兴的信中这样说），而公使馆“可能要遭殃了”。就在他这样写的时候，在汉口以及位于长江更下游的九江，民众受到激进分子挑唆，夺取了那里的英租界。英国没有渲染此事，只是撤出其侨民，并准备增援上海的驻军。英国跟陈友仁商谈放弃汉口和九江租界，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英国第一次放弃租界。与此同时，那些强硬派却在他们的俱乐部里涨红脸咆哮着，大英帝国也为之震动。在其他地方，尽管传教士竭力表明自己的不同立场，他们跟其他外国人一样受到了攻击，并不得不放弃了很多边远地区的传教点。

正当蒋介石的部队向关键城市上海挺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那里组织了10万工人进行罢工和游行。尽管军阀孙传芳的守军竭尽全力并杀了100人，但仍然未能成功镇压。这些罢工和游行帮助国民革命党开辟道路并赢得战争。租界里的人又看到了革命的幽灵。通商口岸缔约国开始紧急商量对策。英国宣布派遣3个旅。美国不想再看到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因此只是很小心地把25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关岛转移到马尼拉，又经过了三个星期的犹豫才把部队派到上海。当蒋介石的部队到达郊区的时候，上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另外又有1500名美军和1500名日军登陆，以补充9000名英军和上海义勇队。外国居民已经做好了被围困的准备，雇用了成百名中国人挖战壕，布设铁丝网，并浇注混凝土碉堡。

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共有5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到来。指挥这支部队的是获得过国会勋章（Congressional Medal）的英雄史沫特莱·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将军。他经历过从美西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陆战队的每一次行动，其中包括义和团围困公使馆的事件。他向报界宣称，他的使命仅仅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性命，而不是保护通商特权。这种显得怯懦的声明立即招致其他指挥官的不满。在1925年到1928年中国处于动荡的时候，柯立芝总统任职时的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 Kellogg）坚决奉行这个原则。凯洛格是个自学成才的律师，曾是明尼苏达的参议员。他坚持认为，派往中国的美军不是为了保护国际租界区或者任何别的通商口岸特权，而仅仅是为了保护受到直接威胁的美国侨民。巴特勒将军拒绝让上海抱有任何别的希望。有记者问他，要派兵进入中国并镇压国民党人需要多少部队，他的回答体现了他强烈的现实感：“50万，在第一年结束前可能还需要增派100万。”

3月24日，即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前一天，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并对外国人展开了一天的恐怖活动，在中西历史上这成了载入史册的清算日。这次行动是有意的，受到了暗中挑唆。士兵们在城里横冲直撞，一边大喊大叫一边四处射击，袭击外国人，抢劫并焚烧外国人的住所，杀了6名外国人，其中包括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John E. Williams）。其他外国人则到美孚石油公司所在的美孚山（Socony H ill，即栖霞山）避难。英美指挥官痛苦地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犹豫，然后决定开火驱赶袭击者，这样，这些外国人才得以从那里翻过城墙并逃到停泊在长江的军舰上。一位叫赛珍珠（Pearl Buck）的传教士太太跟家人蜷缩在一间棚屋里，这是她曾经帮助过的一个贫穷中国妇女的家。她一边听着外面残暴的声音一边想：“旋风起来了……我正在享受苦果，尽管这不是自己种的……我们为了活命四处躲藏，因为我们是白人。”

经历了南京事件之后，传教士不可能继续伪装下去了。跟其他外国人一样，他们正在享受自己种下的苦果——这就是没有平等对待中国人。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遍中国，于是发生了更多的事件，外国人只能逃往江河的军舰上或者寻求通商口岸的保护。最终有2500人在上海和其他租界避难，另有5000人离开了中国。学校、大学、医院和基督教青年会被国民革命军关闭或者接收。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传教士又开始返回中国，但其数量从来没有达到南京事件之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通商口岸却为南京暴行而闹得不可开交，坚持要求采取“强硬”政策。公使馆敦促要惩办罪犯，赔偿损失，发出最后通牒和实行制裁，而且，如果这些要求不能执行的话，就计划采取惩罚性措施。问题是：不管是在那时还是之后，谁都不知道谁该为此负责，是那些据说跟蒋介石不和的地方军阀，还是国民党指挥官，抑或汉口的激进分子？据说是这些激进分子挑拨蒋介石袭击外国人的，目的是想让他卷入纠纷。日本人相信最后那种说法。他们担心苏联人通过激进分子对中国渗透，并认为蒋介石所代表的集团是日本可能与之打交道的。美国公使约翰·麦克默里（John V. A. MacMurray）报告说：“日本人正在对蒋介石采取公关，这似乎证实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麦克默里一贯主张采取强硬路线，坚持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坚决应对，则西方在东方的影响和利益将面临崩溃”。凯洛格则不想仓促行事，特别是现在上海的事态发展出人意料地表明蒋介石作为领袖应当受到外界鼓励，而非限制。他最终不但为中国带来了“秩序”，同时也带来了跟何人结盟的正确顺序。

在进入上海之前，国民革命军的挺进在通商口岸通常被认为是“长江的赤潮”。当时，外国人还不知道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严重分歧。完全受鲍罗廷和布尔什维克影响的汉口政府似乎处于主导地位。而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如果自己也想发展势力，那就要有财政收入和贷款，而这只能通过跟资本家结盟才可能。工潮、农民暴动以及排外骚乱使属于他们自己阵营的有产者以及他们需要其支持的有产者都感到恐慌。那些跟国民党共事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正在湖南的两百万农民中开展减租减息和斗地主的运动，而且毛泽东还说，不久在中国的大地上“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朝着解放的路上飞追”。蒋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持。共产党组织者在上海的无产阶级群体和工会中也同样活跃。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认为这个商业、银行和对外贸易中心的大都市绝不能像汉口那样落入左派之手。必须在上海进行决裂。

约有3000人的国民革命军在3月22日进城。这主要不是靠军事行动，而是因为城里进行了罢工，另外还因为已经没有士气的孙传芳部队四处逃散了。蒋介石乘坐军舰到达后，通过他的老关系跟商人和银行家进行了接触，并凭着他的承诺得到了一笔贷款。作为总司令，蒋介石已经把北洋军阀中的很多叛离的军官吸收进自己的部队，并让他们担任指挥官，其中很多人是他在保定军校的校友，他们无疑增加了他对付左派的砝码。通过特务他得知革命党人正在夜间收集军火，准备发动政变以夺取控制权。正在此时，4月6日张作霖的宪兵搜查了远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所披露的文件表明苏联在鲍罗廷的指导下对中国事务的渗透程度。除了缴获文件，在使馆还抓到了19名中国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他们党的领袖李大钊。李大钊后来以叛国罪被绞死。

蒋介石进行了更加猛烈的一击。在4月12日到13日，他在青帮特务和法租界巡捕的帮助下，对左派展开了血腥镇压，对他们进行缴械并抓到了所有可能抓到的人，还杀了300多人。蒋介石的政变是个转折点，同时也是个再也无法回头的历史事件。他现在开始统一全国，但也埋下了分裂的伏笔，这后来导致了对他进行的报复。汉口把他作为叛徒开除了，但他倚仗自己掌握军权，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

现在，外国观察者发现蒋介石原来并不是红色的。正如凯洛格国务卿所惊喜地发现的，他“显然是个温和派的领袖”。因此美国的政策又后退了一步，转而不让蒋介石为南京的暴行负责。凯洛格拒绝了麦克默里坚决要求惩罚的主张，并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原则，认为“领袖的特质在于温和和决断”。柯立芝总统也同样平和。在合众社的一次晚宴上他对记者们说，在革命的时候，要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并非总是可能的，并说他“坚信”一旦中国出现了真正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将对我们所承受的任何不公做出适当补偿”。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通情达理的情况，是因为当时的舆论并没有要求惩罚。美国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曾对法国大使说：“我们相信，这个国家总体上说完全反对采取任何制裁行动。”没有人出来进行煽动，把捍卫西方通商口岸特权变成一个政治事件。情况恰恰相反。博拉参议员宣扬说：“4亿被独立和国家完整的精神所激励的人民最终是不可战胜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它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

史迪威以及其他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却不能保持那么冷静。国民革命军已经过了长江，现在正在继续向北挺进。这时华北的外国人担心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也会在济南、天津和北京发生。史迪威是个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坏处想的人。他在日记中提到了他的仆人是不是可靠，谈到了计划准备一旦出事立即逃往天津的租界，还谈到“因为冒险在这时候把妻子和孩子置于这种国家……而感到懊丧”。

北洋军阀的部队让人难以信任。吴佩孚没有跟已经被任命为北方大元帅的张作霖合作，而其他联合起来的军阀也常常闹翻，不肯彼此支持。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和其他外国驻军紧急商讨如何保护他们在北京的侨民，并建议把各国的兵力增加一倍。卡斯特纳向陆军部报告说，为了保证铁路能够畅通，最好能使总兵力达到2.5万人。他提议说，预计5月抵达的下一班陆军运输船应当把马尼拉的部队运来，并把华北的美国妇女和儿童带回美国。日本把一个旅从大连调到山东青岛。巴特勒认为北方的局势比上海更为紧急，因此把一个整旅的4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上海调到天津。

海军陆战队配备有20架飞机和一定数目的轻型坦克，这是其他驻军都没有的，因此这在天津引起不小的震动，也让第十五步兵团很恼火。陆战队员们开始十分麻利地卸下野战炮、迫击炮、榴弹炮、机枪、筑垒沙袋、卡车、坦克、飞机以及成堆的补给。这时步兵们只能站着围观，尽管他们表面上满不在乎，其实怒火中烧。巴特勒警告说他不能容忍跟中国人发生冲突，还说“如果哪个海军陆战队队员胆敢动一个黄包车夫一根指头，这个人就要上军事法庭”。然而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随时准备去北京解围。他的卡车都加满了燃料，上面放好了机枪、弹药和十天的补给，随时可以出发。公路桥已经加固过，可以通行坦克。在白河河口修建了一个机场，巴特勒在天津和大沽之间飞来飞去反复观察。冬天的时候，他要求昼夜不熄火，以保证发动机的燃料随时可以用。有了这种种安排之后，一旦接到警报，一个营的兵力就可以十四分钟内乘卡车奔赴北京，而飞机则可以五分钟内出动。跟公使馆商量的计划是，一旦外国人遭到袭击，那么陆战队首先立即占领天坛公园，把那里作为外国人的集结点，然后再用卡车和飞机把他们疏散到沿海地区。

5月，形势更加紧张，这时国民革命军已经逼近徐州。徐州位于山东省界以南，是南北和东西铁路干线连接的枢纽。自古以来，徐州之战往往就是改朝换代的关键之战。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徐州者得天下。”现在驻守这里的是山东的魔头张宗昌，就是那个“看一眼都危险”的人。但是张宗昌在战事上还没有站稳脚跟。如果徐州失守，那么国民革命军就会进入山东，如果山东失守，那么这些南方的军队就到了天津的大门口。要不要现在撤出外国妇女和孩子？应该怎么计划？南方军会打到哪里？正如后来史迪威所写的，如果“他们（ 南方军 ）势头已过，把我们的侨民汇集起来送到海边未免有些不像样。但是如果不撤，我们在通商口岸遭到入侵，那么接着该怎么办？如果南京事件重演，谁会为此负责？”

美国公使馆需要首先对南方部队的实力做出可靠的估计，当然对北方军也要估计。那些记者、领事馆人员以及传教士的说法多不可靠，无法据之对形势做出判断。考虑到仇外情绪甚嚣尘上，这个使命很危险，但必须要一个美国军人亲自去。这个人选不是美国武官约翰·马格鲁德或者他的同事，而是第十五步兵团的史迪威上校。史迪威了解中国并通晓汉语，以前曾经做过冒险性的旅行，精神顽强，除此之外他还具备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愿意去，尽管这样就要丢下四个孩子和即将为他生下第五个孩子的妻子。

到达徐州后，他必须亲自把自己的证件交给那出了名的恶魔张宗昌。张宗昌年轻时是码头工人，身高将近7英尺（ 约2.13米 ），他的绰号叫“三不知”，指他不知道有多少钱、多少兵，以及多少小老婆。据说，他经常性维持的女人数目是42人，其中有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21名白俄人，还有一名邋遢的美国人，就是打仗他也要用两节车厢把这些女人拉上。另外他还有个绰号叫“老八十六”，即如果把86枚银币摞起来，其高度据说正好是他那个最宝贵的器官勃起时的长度。他有个奢华的衙门，里面有很多军官，吃饭时极尽铺张，佐餐的是香槟和白兰地，用的是一套比利时雕花玻璃餐具，共有40件，他吹嘘说光这套餐具就花了5万美元。他私人专列上还装上雕刻精美的上了漆的柚木棺材。他吹牛说如果他不能取胜，他就会躺在棺材里从战场上下来。不过他从上海撤出时确实是坐在棺材上，还喝得有点醉醺醺的。在他的统治下山东在1927年发生了大饥荒，不是因为发生了旱灾或者水涝，而是因为这个将军的掠夺。

史迪威在5月26日乘夜间火车赶往徐州。跟他一起去的是他的赵姓仆人，史迪威后来写道，如果没有这个人他可能就回不来了。“当赵的同胞都在叫嚷着要杀掉‘老毛子’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自找麻烦，甘愿冒生命危险，忠心耿耿地陪着这个外国人呢？”史迪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承认自己敬重这个“勇敢忠诚的人”。在当时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赵本可以自己轻易逃脱，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当火车隆隆地驶进山东的时候，史迪威看到了一些显示局势动荡的迹象。火车站停着一些插有安全通行旗子的马车供人租用，这表明当地已经没有安全可言了。这些车子实际上是流氓控制的，他们从车夫那里收取保护费。那些神情忧虑的村民正在加固自己的土围墙。“本来这里应该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争执不休，可是这时却是不祥的安静。”随着火车继续前进，他开始看到北方的士兵，“无所谓的样子，没有表情……编制混乱……看不出有任何组建阵地的迹象”。铁路机车“状况很糟……每个车库里都有几辆完全报废的机车”。

第二天天黑之后他们到达徐州，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士兵；他们的武器各式各样，军阶也什么都有。醉醺醺的士兵以及这个军阀的骑兵队里那些愁眉苦脸的白俄士兵在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旅行者问路只会得到很无礼的回答，客栈里也都没有了房间。赵建议去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最终他们睡在了会长唐（ 音译 ）先生的家里。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徐州屡次经受战乱，已是“一片废墟”。被饥荒或者战火赶出家园的无家可归者四处露宿，食物供给已经快断绝了，街上到处是倒毙的人的尸体。“跟其他行人一样，我们从尸体上跨过去，然后继续赶路。”史迪威看到有15个盲人妇女排成一排走路，街上看不到别的妇女，只剩下几个老太太，女人因为害怕士兵都躲在家里。难民只剩下身上的破衣服和几个做饭用的罐子——他们“并不乞讨，只是坐在那里绝望地看着这个无法理解的世界”。这些难民只能分到一点点豆饼糊口，这是用豆子榨完油之后的豆渣压成的，史迪威注意到在中国东北这种豆饼是被打碎后做饲料或者用来喂猪的。这些难民过去也是辛勤劳作的农民，可是现在“他们的马车和牲畜被士兵征用，他们的家被拆掉当木柴烧，他们的妻女遭到欺负，他们的孩子可能已经走散了——这是中国战争最为可悲的一面”。面对中国这由来久远而又无穷无尽的苦难，史迪威带着理解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些情况，这跟他在美国时就社会问题所发表的那些陈腐的见解是大不一样的。

他未能见到张宗昌，于是便在城里到处转悠。“俄国骑兵”在街上奔驰；这些骑兵是这个军阀所珍视的辅助部队，很有威慑力。他们的军服是深绿色的，几乎接近黑色，黄色马靴几乎没过他们的膝盖。他们还带着各种武器：他们马鞍的槽子上插着顶端挂着小三角旗的长矛，木质枪套里放着长管毛瑟枪，此外还有大刀，样子像个大号斧子，捆在肩上一个帆布刀鞘里。这些士兵没有自己的国家，性情残忍暴烈，是“我看到的最凶恶的人”。除了约100名骑兵外，为这个军阀服务的还有涅查耶夫（Netchaeff）将军所率领的约3000人的一支俄国步兵旅，这支部队有4列装甲火车。

在火车站停车场上，史迪威看见了200节车厢、20辆机车和3辆由俄国机组人员开的装甲机车。他努力想辨别士兵的番号并估计他们的数目，同时推测出每100人中大约30人配有步枪。在训练的队伍中一半有枪，还有一半没有。有个“吓唬人”的连队有200到250名士兵，其中20%的人不到4英尺6英寸（ 约1.36米 ），很多还不满14岁，都很脏，有的还光着脚，总共有50条步枪。“如果这些乌合之众上了战场，即使再富于想象力，除了想象他们逃跑之外别无可能。”一个人向他透露说北洋军阀的兵是不肯打仗的，他们都害怕“红枪会”。这些小股的抵抗力量是农民自己组建的，农民们实在无法忍受士兵的骚扰，因此成立了红枪会，袭击他们能够对付的小股士兵。红枪会杀人毫不留情，留下的伤口往往会让受害者死前还要受三四个小时的罪。

食物越来越少。赵四处寻找才弄到一些罐头食品。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调遣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史迪威继续在两个火车站和停车场观察，清点枪炮数和口径大小，记下运兵火车的情况，并想从这些混乱的情况中“揣度”出张宗昌想干什么。他从士兵那里了解到，有些部队已经五个月没发饷了，有的甚至一年没发了。他们的补给就是馒头、大米和水。他听说冯玉祥已经占了郑州，这是东西铁路线西边的大站。这个消息是真的，而且很重要。

在去莫斯科待了一年之后，冯玉祥再次统率“国民军”——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部队，有20万人，是冯玉祥在陕西创建的。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战略中，这支部队属于中国革命军的北翼。跟这支部队会合是国民党的重要目标，但是冯玉祥是会选择汉口的共产党和左派联合政府还是选择蒋介石，这还是个未知数。史迪威竭力想了解变化不定的冯玉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可以背叛任何人——他完全是为自己的。”但是，他同时承认冯玉祥是个“真正的战士”，他“从来不许他的部队扰民”，并说如果中国能有10个像冯玉祥那样的指挥官，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汉口方面和蒋介石都在协商与冯结盟，这时冯玉祥由于北洋军阀几次不能履行承诺便攻占了郑州，这使得那里的北洋军撤退到黄河以北，从而使得徐州失去了屏障。这种情况迫使张宗昌撤退。

史迪威赶紧奔向电报局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公使馆，可是太晚了。电报局已经关闭，发报员也逃跑了。第二天，也就是他在徐州的第四天，情况已经毫无疑问了：北洋军正在撤退。根据他的计数，在半小时里共有六列火车离开。一旦他们走了，南方军就会涌进来，那时也许他们会用私刑处罚一个外国人。史迪威现在的目标是跟赵尽快离开这里。部队的火车停在站台上，但是不让他们上去，他们又试图挤上一辆塞得满满的运兵车，但是被赶了下来。他们想用钱活动，可是没用，因为这些兵都急于离开，不肯让出自己的位子。当火车离开的时候，史迪威感到周围士兵的恐慌情绪正在增长。“他们的军官何时能把他们从这里弄出去？……现在已经很难控制了……每个人都凶巴巴的。”这些士兵挤上了其余的车，“来晚的拼命爬上去，随便什么地方都行——有的在上下车的梯子上，有的在火车连接处。很多人后来被甩下去……”正在他看着的时候，一个人掉在了开动的火车轮下，只能等死了，“没有医生，没有任何救助，只有一群苦力好奇地挤在他旁边看”。

现在要跟北方军离开已经太晚了。他怎么办？走路？能不能走到在西面约50英里（ 约80千米 ）的冯玉祥那里去？但是在这中间有红枪会，而“他们是不会优待我们的”。往东是更多的红枪会，“还有俄国人，而我怕俄国人”。唯一的办法是坐等南方军来到这里，“而他们跟俄国人一样让我恐惧”。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唐先生声称自己同情南方军，并建议他们留下，说这样比离开安全。

在火车离开后的两天里，“这个城市在等待着，屏住呼吸等着下一波劫难的到来。……一个祸患走了，只是为了让位给另一个祸患？”北洋军的后卫部队经过了，他们到处开枪抢掠并大喊大叫，这更增加了夜间的混乱。他们之后是“一支残余的退却部队，状况很是可怜：伤病士兵挣扎着勉强跟着部队走，前面遇到红枪会必死无疑”。店铺都关门了，骡子卖到300美元一头，而食物根本就没有人肯卖。到了晚上“一片喧闹，一个警报器发出刺耳的声音，那些士兵一边喊叫着一边开始用野战炮、步枪和手枪射击。有几颗子弹嗖嗖从我们这边飞过”。一架飞机飞过上空并扔下几个炸弹。那些在后面躲在装甲火车中的俄国人是最可恶的。他们开着架设机枪并在尾部架设舰用火炮的火车来回走，“通过射击吓唬人，然后把能搬动的东西全都偷走了”。有些农民拆掉铁轨试图阻止这辆火车，这些俄国人就把最靠近破坏点的“全村人都杀死”。史迪威每天都在停车场观察，他看到另有一个孩子兵被火车碾过，躺在一张席子上等死。他心中充满了对中国麻木不仁的愤怒和同情，并为了发泄狠狠地说：“在这里过上一个来月，你就恨不得想用绣花针刺他们的睾丸了。”

6月2日早上唐先生进来说，国民党部队到了。这支部队军纪良好，不打人，也不抢劫，但是赵还是坚持要史迪威隐藏起来。周围的人都知道唐先生家住着一个外国人，因此史迪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把他在这里的消息报告给士兵。他想象会有一支小部队破门而入，大声叫嚷着要这个外国人出来，因此史迪威竭力想别的事情。他躲在这里除了画画无事可做，过了四天便受不了了。“必须做点什么，唯一可行的看来是步行到南面去。”次日“为了不让自己发疯”，他花了半个小时在一只木马上跳来跳去，最后他认定“无论如何要离开这里”。唐先生的态度现在已经变得冷淡了，也许他已经后悔自己留下了这个外国人。躲到第六天的时候，赵最后同意做一次冒险。他们走出去想跟南方军的士兵认识认识。这些人“都乐呵呵的，多数是不到16岁的孩子，都是些肩头窄窄的小矮个儿，体重很轻……所有的士兵都接受了亲美宣传的灌输。他们认为美国会积极帮助他们”。城里到处都挂着国民党的旗帜和欢迎的标志，商店重新开业，妇女又开始在街上露面，木匠忙着修理各种破损，但是已死的和垂死的人仍然躺在弄堂里，而难民居住的临时性棚屋里仍然充斥着饥饿、肮脏和疾病。“这个城市的现状让人触目惊心。”

国民党部队不像史迪威他们想象的那样凶残。史迪威决定南下去上海。北洋军队把所有的机车都开走了，不过有消息说次日又要开出南下的火车了。跟那些疯狂拥挤着要登上火车的人群一道，他和赵通过一番拼搏，忍受着重重的大蒜味，总算上了车。接着他们在焦急中过了三个小时，旅程中又经过了让人焦心的各种停车和延迟，他们终于在凌晨3点到达蚌埠，这里距离可能有外国军舰的长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乘客都被清下车，显然火车不会继续南下，他们就在黑暗中被撂下，只能站在站台上。

接着的一天半陪伴史迪威的是一种让他感到恶心的恐怖。他和赵又饿又渴，被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南下的火车从这里经过。他们不敢去问，因为担心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也不敢去寻找食物或者水，因为担心会错过火车。他们担心要一直等到天亮，那时会有更多的人到来，而且那时史迪威会更显眼，但是他们别无他法。在早晨6点的时候有些火车被拉到南去的岔道上。他们跟新来的一批人一起挤上去，同时还要竭力不引人注意。他们在一辆旧的运煤车上找到了位子。史迪威感到其他旅客的目光都在投向他，觉得随时都会有人叫喊“老毛子！”，或者会有一个卫兵或者官员过来带他出去检查。车厢里非常热，里面堆满了“鸡蛋壳、鼻涕、葵花子、茶叶、水、痰、瓜皮以及其他各种中国佬喜欢扔的脏东西”。混迹于这些“不住地吐痰、咳嗽、打嗝、抠鼻子、咂嘴和哼哼唧唧”的人当中本来已经够糟的了，更糟的是他们还窃窃私语或者不断打量史迪威。他和赵越来越感到饥渴难当，但又不敢到站时下去，因为害怕下去就上不来了。

终于来了一个可怕的警官，“是个恶狠狠的苦力，大约暂时得到了点权力”。他搜查史迪威时发现了手枪，于是得意扬扬，拿走手枪向乘客们展示，好像他抓住了一个企图刺杀蒋介石的罪犯、叛徒和刺客。其他人开始小声议论起来。“我们该拿他怎么办？把他带出去枪毙。”被缴了械的史迪威感到，除了赵之外，四周一片敌意朝他袭来。到了下一站这个警官下去报告去了，这时敌意开始变得更加明显。有人用伞戳他，有人把茶水倒在他腿上，还有人往他背上吐唾沫。他突然恍然大悟：“他们想让我做出反应。他们想让我反抗。”这样他们就有了进攻的借口。最后他可能被谋杀。“赵警告的眼神证实了这一点，他慢慢地摇头暗示我‘不要反抗’。他吓得要命，不过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戳人以及别的侮辱人的花招仍在继续。史迪威怒火中烧，但是他竭力控制住了自己。在停车的时候这群人开始争论是“把我们拉出去枪毙呢，还是到浦口把我们交上去”，浦口是最后一站。赵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赵说：“对，把我们逮捕，把我们交给浦口当局。我们要求这样做。这个外国人很有势力，任何伤害他的人都会有大麻烦的。”他们骂赵是外国人的走狗，但是还没等他们采取行动，火车又开动了。赵想到一个办法。他要求把他们送到蒋介石那里。“我们要向他告状，我们会把一切都向他报告的。”各种侮辱和戳弄史迪威的动作停止了，但是他们还是威胁要在浦口将他逮捕。

史迪威不想让他们有机会实施他们的想法。当火车驶入与南京隔江相望的浦口的时候，他和赵在车还没有停稳时就跳下了车，推开那些吃惊的人们朝江边跑去。他们感到后面有人紧紧追着他们，但是不敢回头看。他们爬上一条渡船，渡过江之后他们放慢脚步，开始找住处，到处都有人向他们投来怀疑的目光。钱终于打动了一个开旅馆的人，尽管害怕，他还是同意给他们一间屋子。他们又累又渴，开始一壶又一壶地喝着茶水。史迪威伸手还想要茶水，结果难为情地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紧张的气氛并没有缓解，因为听说有个洋鬼子来了，有一群人正聚集在街上。史迪威又开始担心可能被抓住或者会被施以私刑。由于担心，加上有臭虫和跳蚤，结果他没睡多少觉。早晨他们又冒险在街上走，不过顺利到达火车站，并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这段行程燥热而紧张。到达后，他们看到墙上有幅巨大的宣传画，画的是一个肥胖而又可恶的外国人趴在地上，中国士兵把刺刀刺进他的身体，鲜血四溅。画的解说词鼓动所有的爱国者都来杀死那些外国猪猡。

通过出口以后又经过了一个岗哨，史迪威终于看到广场对面象征着安全的公共租界铁丝网，距离只有100英尺（ 约30米 ），只要走半分钟。“我们穿过广场时脚上仿佛绑着50磅（ 约22千克 ）的东西，接着走过了铁丝网……终于站在我们自己人这边了。”一个舢板把他们送到停泊的“匹茨堡”（Pittsburgh）号巡洋舰上。船头有个海军陆战队员站岗，“我，一名陆军军官，真想张开双臂好好跟他拥抱一下！”

在史迪威回去后提交的报告里对南方军给予了好评，这充分说明了史迪威在军事上能够保持其客观性。他说南方军的士气高，纪律性和信心也很强，他们很乐意服从命令，不抢劫东西，受到民众欢迎，其证据就是妇女又开始出现了。连级军官都是18岁到22岁的学生，他们很有决心和信心，与军阀部队里的那些“废物”大不相同。军阀部队的那些连级和营级指挥官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的苦力。尽管跟北洋军相比南方军装备较差，但是，如果打仗南方军肯定能够击溃那些督军的“乌合之众”。不过史迪威预计，由于缺少机车，南方军难以在徐州以北作战。他们没有把机车带出长江以北，物资运输只能依靠人力车和牲畜，但是，一旦他们可以使用铁路了，他们就会向北挺进，不大可能遇到顽强的抵抗。张宗昌的部队除了那些俄国人外都没有什么战斗力。“我认为，如果南方军进行一次坚决的进攻，那张宗昌必然溃败。”

在美国公使馆里，麦克默里对这有关局势的第一份权威报告表示欢迎。他听着史迪威的叙述并读了他的报告，对他“勇敢无畏的个人品质”表示“极为钦佩”。卡斯特纳将军正式表彰他“极高的效率、军事智慧、超群的决心和勇敢的举止”——但还不止这些。这个头脑有些混乱的人倒很能够欣赏史迪威真正的过人之处：“跟战友一道时表现勇气往往可以被人看见，但任何人要完成像史迪威那样的使命都需要一种更高的勇气——要孤立无援地近距离接触两支相互敌对的中国部队的几百名无知的、对外国人充满敌意的中国人。”史迪威也许是唯一可以完成徐州使命并能安全回来的人，因为他兼备了必需的军事知识、对中国的了解和“更高的勇气”。

史迪威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他的第五个孩子本杰明（Benjamin，昵称“本”）是在他回来一个月后的7月出生的；他后来一直对这个孩子疼爱有加。9月份的时候他到韩国和日本度过了三周的休假。他在韩国爬山，经过一个又一个清澈的湖泊，“跳进水里……光着身子坐在石头上吃午餐”。在日本他很喜欢在京都转悠，吃饭，聊天，四处看，购物并收集东西。回到中国后他得知，正像他预计的，北伐军在徐州停下了。除了缺少机车，这支部队还受到其他问题的困扰，结果在1927年没有继续北进，而且在这一年里差点儿因为派系斗争而崩溃。6月份，冯玉祥的依附使得蒋介石占了上风。饱受教条之争困扰的汉口政府又因为共产国际的不适当的命令而分裂，结果国民党左派跟共产党分道扬镳。当汉口的军事组织、号称“铁军”的张发奎转而继续独立并回到其家乡广东的时候，到处是废墟和恐惧的汉口政府解体了，而革命统一战线也就此结束了。共产党不肯放弃，在江西省首府南昌建立了一个短暂的政权，发动了一次军事行动，失败后便退向更南面的广东，在建立广州公社时做了最后的努力——进行了三天流血斗争。由于受到蒋介石部队的追击和打击，其残部退至江西和湖南的农村，试图寻求最后的落脚点以生存下去。

蒋介石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了。由于他跟资本家结成了联盟，他不得不发动攻势展开对共产党的镇压，而镇压越来越带有白色恐怖的意味。搜查、没收、出版审查、随意逮捕和处决，很多人开始时相信国民党会带来好日子的承诺，但他们现在感到恐惧和失望。赋税很重，军队跟过去一样无处不在。国民运动也受到妥协和争权夺利的污染，已经跟袁世凯当权时期以来的任何势力都没有多大差别了。

由于再次受到汪精卫及其左派的挑战，同时由于8月在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蒋介石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辞职并前往日本等待召回，以显示他是不可缺少的。各种分裂和混乱开始填补这个权力真空。汪精卫和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在广东另立政府。但是由于时局所迫，11月他们向蒋介石发出邀请希望他回来。12月，当各方正在协商统一事宜和条件的时候，蒋介石通过跟宋美龄结婚而增强了自己的地位。宋美龄是宋子文和孙夫人宋庆龄的妹妹，其自身也是一位非常出众的人物。

宋氏兄妹出身于富裕的上海基督徒家庭，受过西式教育并对孙中山博士十分崇敬。他们母亲一方信奉基督教已有三百多年，属于耶稣会最早感化的一批人。他们的父亲宋耀如（查理宋）是孙中山的朋友和支持者，在美国长大并接受教育。他回到中国原是为了传教，但却积累了大量家产，在法租界建造了带有规整的花园和一个网球场的漂亮洋房，并生了六个孩子，所有孩子都在教会学校和美国大学接受教育。大女儿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孔祥熙是个银行家，毕业于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出身于山西一个殷实的世家，据说是孔子的嫡传。第二个女儿宋庆龄成了孙中山的第二任妻子和遗孀。最小的女儿宋美龄毕业于卫斯理大学，但像慈禧太后一样渴望权力。三个女儿都聪明漂亮，而且跟日本妇女适成对照的是，她们与很多中国妇女一样意志坚强。

蒋介石对这些资产兴趣颇大，据说在孙夫人守寡后蒋曾经通过中间人向她求婚，遭到拒绝后他把注意力转向宋美龄。为了赢得她，蒋介石安排好了两任前妻并在宋母的坚持下皈依基督教，这样做的一个附带结果是他从此永久性地获得了传教士方面的支持。1927年12月1日，他们先在宋家举行了一个基督教家庭婚礼，然后又在大华饭店舞厅举行了公开的西式婚礼，来宾有1300人之多，包括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Bristol）上将和外国领事。婚礼现场挂着巨幅孙中山画像，两边是国民党党旗。那里布置了几十名侦探和保镖，上面是钟形的玫瑰花天棚，仪式由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主持。陪侍的是四位穿着桃红色软缎的女傧相和两个穿着黑天鹅绒外套与白色缎子马甲的男童和女童（孔祥熙的儿子和女儿），由宋子文把妹妹交给蒋介石。此时一位男高音唱起了《啊，答应我》，而摄像机将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蒋介石现在的地位已经坚不可摧。1928年1月，他重新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因此也就成了在重组并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首脑。由于宋子文通过其各种经济关系重新得到了各种财政支持，4月北伐又重新展开。

在北方，吴佩孚已经退出联盟，现在张作霖成了通称为安国军的军阀部队的大元帅。张作霖在12月宣布自己为执政官，他也传染了袁世凯的病，有做皇帝的野心。他的椅子像皇帝的宝座，两边是两只栩栩如生的用虎皮填制而成的老虎。他任命了一个礼部负责有关宫廷礼仪，召来工匠制作了皇家专用瓷器，还仿效皇室的规矩，一到某个城市便封闭街道，商铺窗户放下，人行道上还洒上“金沙”。有一阵子满清贵族和遗老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尽管张作霖对中国影响甚大，但他并没有登上王位。

1928年1月，由于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司令部出现纠纷，根据卡斯特纳将军的要求，史迪威被调往总参谋部担任总司令的代理总参谋长。当年7月任命正式通过。卡斯特纳将军与纽厄尔上校以及其他军官，包括他的总参谋长的争执愈加激烈，根据史迪威日记的记载，有阵子卡斯特纳出现了幻觉，面临“精神崩溃”。奇怪的是，史迪威在这里成了一名调和者，他是这个精神混乱而难以相处的指挥官所唯一信赖的人。他古怪的专制做法导致了更多不满，而且由于他坚持练兵时的行军速度要超过常规的每小时2.5英里（ 约4千米 ），结果又爆发危机。每年两次他自己在前面带队确定速率，带领整个团的部队急行军，连军官也要下马参加。虽然他从来没有达到他三天走100英里（ 约160千米 ）的目标，但却曾成功达到10小时里走35英里（ 约56千米 ）——当然代价沉重。精疲力竭的士兵踉踉跄跄地走到终点，有些拽着或者背着自己的战友，他们不想让一个士兵掉队，以免让卡斯特纳看笑话。团里的很多人认为，卡斯特纳行军的用意是想让性情平和的纽厄尔掉队，但是他从来没有掉队。自然史迪威也毫无问题地通过了。

当纽厄尔上校以及其他人想通过指控卡斯特纳精神有问题而使他离职的时候，卡斯特纳请求史迪威为自己作证。在史迪威后来任职期间，美军驻华陆军司令部的混乱并不亚于中国的混乱。马歇尔已经走了，他于1927年5月回国担任本宁堡步兵学校（Infantry School at Fort Benning）的副校长和教学主任——他在那里对课程和教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马歇尔想让史迪威担任战术科主任，其重要性仅次于他自己的职位。马歇尔一直保留着这个位子，直到史迪威可以回国接受此职位。

1928年5月，史迪威晋升为中校，《岗哨报》表彰他是“整个驻华美军最受欢迎的军官之一”。他被视为步兵团的中国问题专家，并已经开始担任教师的职位。除了担任语言学校校长的职位外，他还每月在娱乐厅介绍中国局势。有位听众印象深刻，说他是个“聪明犀利的”演讲者，对中国的纷争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对《岗哨报》的影响。这份报纸在一个陷入痛苦的国家出版，最终它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身处的环境，在头版开设了一个每周一次的专栏，这就是史迪威的“中国局势中的重要人物”。这个系列所反映的事件是通过当时一位驻华美国军官的视野来看的，这个军官自己就得应付这些事件。尽管由于当时距离太近而未免对历史有些曲解，但是同时也避免了事后观察所造成的曲解。

史迪威的专栏系列在1928年1月开始，开篇是谈张作霖的。史迪威认为张作霖的前途并不光明。在1928年1月到6月这局势变化不定且影响深远的半年里，史迪威每周都要写文章，其观点更接近公使馆那种对国民党采取的冷眼旁观的态度，而不像国内某些美国人那样采取“情绪化”的态度，史迪威认为国内那些人不了解中国，也误解了革命。

史迪威对“老百姓”本来就关注，在文章中他谈到人民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生命和财产没有保障，铁路被损毁，商业凋敝，土匪猖獗，经常发生饥荒，“没有一个省份……能尊重人的权利”。在国家面临危机时被认为会出现的“英雄”尚未出现。两个月后，在1928年4月有关蒋介石的文章里，史迪威认为他是个派系首脑而不是党的领袖，不过他可能会在中国重整乾坤。他敬佩蒋介石的“决心和精力”，并认为如果蒋介石胜了，“那主要归功于他自己的计谋”。然而蒋的北伐“更像一次示威，而不像一次战争”。北伐进展顺利，因为没有领到军饷的北洋军已经“闻风而逃”。

史迪威通过自己的观察总结了中国战争的基本原则。他说山东军阀张宗昌将名垂青史，因为他是最擅长“战略退却”的人。战略退却后来也让史迪威经受了很多挫折。这跟西点军校由马汉和潘兴所建立的进攻作战原则相反，反映了根本的文化冲突。

1928年5月，突然爆发了严重的外国干预事件，而史迪威很快意识到了这件事对未来的意义。国民革命军现在继续向北挺进。当他们沿铁路线从徐州向山东省会济南前进的时候，日本人指责他们袭击日本侨民，并从先前登陆青岛的5000名日军中调派2000人前来“救援”。双方发生了几次冲突，互有死伤。在此过程中，日本人为了挑起报复并制造公开对抗“事件”，杀害了国民党驻山东外事专员及其妻子以及其他14名军官。这场冲突之后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革命军撤出济南。

中国可能统一并将民族主义情绪蔓延至东北的前景让日本感到担心。田中义一（Tanaka Giichi）男爵当时是日本的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田中奏折”即便不是他起草的，肯定也是受到他影响的。这个用他名字命名的著名计划阐述了关于日本前途的军事构想，这就是通过逐渐渗透“满洲”、蒙古、华北、全中国以及东南亚而控制整个亚洲。蒋介石无意对此进行试探。当时日本有6艘军舰、8艘运兵船和11艘装满军火和补给的船正停靠在青岛。蒋介石尽管自视为了不起的将领，但是他还不至于以为自己的部队可以跟日本的现代化部队抗衡。他紧盯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北京和全国统一。他谨慎地绕过山东从而得以保全自己的部队，渡过黄河，然后从西边向北京挺进。但是中国人民可不会那么容易就对日本的行为忍气吞声。日本对中国国民自尊“不可忍受的侮辱”再次激发了早期山东事件所导致的反日情绪，加上各种宣传画和口号的鼓动，又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抵制日货行动。

史迪威在5月11日《岗哨报》的专栏文章中认为，济南局势“可能是多年来最为危急的”。他对那些煽动反日情绪的做法毫不同情，因为他认为这无助于最终解决问题。他认为，即使所有的中国派系都团结一致，“他们也无法对付日本这样高度组织化的大国”。他写道，中国人“对中国人自己施加的再严重的不公正和残酷做法都会处之泰然”，但是一旦出现涉及外国人的纠纷，“每个街头就都会出现一个雄辩的爱国者慷慨激昂，大声叫嚣，谈及外国人的压迫和中国人的权利”。他指出，日本一旦被激怒，那么他们可以不费什么事就占领天津到上海的战略要地，并控制铁路线和长江——十年后日本的确这样做了。史迪威认为，济南事件将会导致“后果更为严重的事件”。

没出一个月就发生了第一个事件。北洋军的抵抗被瓦解后，张作霖觉得自己的皇帝梦破灭了，他必须捍卫自己的地盘——即便他在北京待的时间并没有太长。他乘坐自己由20节车厢组成的私人列车退回到东北，车上装满了他的私人财物，私人专列后面是京奉铁路上的大部分车辆。连续三天各种机车、客车、公务车、豪华卧铺车以及装满士兵的货车源源不断地驶出天津站。他的撤离留下了权力真空，于是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和其他驻军只能承担防卫任务。6月4日，当走在最前面的火车已经接近奉天的时候，火车被一颗炸弹炸毁，张作霖被炸死。毫无疑问是日本人除掉了他，这或者是因为日本人担心张作霖会跟蒋介石合作，或者是因为张作霖拒绝按日本人的要求跟日本合作。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在当时，日本人的盘算落空了，因为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在几个月后刺杀了两个有名的亲日派官员，并在东北举起了国民革命军的大旗。

北伐军终于到达北京，实现了目标。在与守军交接后，国民党在7月3日正式接收了首都。向公使馆区挺进时，四周都是漠无表情的旁观者。按照一位观察家的说法，是种“可怕的沉寂”。跟高大的北洋军相比，蒋介石的部队“显得身材矮小而且饱受战争的煎熬”。他们同时夺取了天津，当时天气酷热，在树荫处的温度都高达111华氏度（ 约43.8摄氏度 ）。美国领事报告说，之后几天是各种谈话，大喊大叫，各种奇怪又复杂的政治委员会和政府机关的干涉，“而我们也开始陷入新的混乱之中”。蒋介石到西山对孙中山的陵墓进行凭吊，告慰他统一中国的梦想终于在国民党率领下实现了——至少名义上如此。

废除不平等条约仍然是首要目标，而各国列强也愿意做出一些让步，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增加新政府的声誉并有助于稳定。作为商谈修改条约的第一个国家，美国在7月25日签订条约，同意就美国而言将关税自主权交还中国。在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十八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正式接受了全国性政府的权力和称号，其基础是一党制和“训政时期”。根据孙中山的计划，军事统一之后是训政时期。主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行政权掌握在由36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而真正的权力则掌握在常务委员会手中，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武装部队总司令蒋介石。尽管这跟中国那些西方朋友所设想的民主还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中国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采用了民主的称呼。可是这种观念本身仍在原来的地方，始终没有进入中国的理论范畴。

北京改名为北平，意思是“北方的和平”，因为这里不再是新政府的首都。政府仍然在南京，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感到远离自己部队的家乡没有安全感，而且无法在北方维持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军，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的公使馆区是个“丢脸”的存在。

为了保护胜利果实，蒋介石采取迅速行动化解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各种私人部队。这些部队数目很大，对国家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使得中央政府不可能稳定地掌握国家权力。7月，他召集冯玉祥、阎锡山和白崇禧到北京参加遣散会议。这三人每人掌控着约有23万人的部队。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国民革命军总数不超过60个师，每个师1.5万人，即总数为90万人，而现有武装力量为222.5万人。划定了6个遣散区，但在这次试行的遣散中各个将军都不愿意裁减。1929年1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遣散会议也不了了之。这些首领回到自己的领地各行其是，有时是独立而不可靠的盟友，有时是对手，但并不是下属。在未来的岁月里跟过去一样，还是不断地结盟、分歧和反叛。在南方有两广地区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的部队，在北方有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这些武装部队时而同意时而反对，时而跟这个结盟对付那个，时而跟那个结盟对付这个，时而拥蒋时而反蒋，但从来没有一心一意过。1931年，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广州再次支持建立一个在顽固的汪精卫领导下的分裂政府。蒋介石的政府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异己发出的挑战，从来没有真正地稳固地享有权威。蒋介石要继续统治下去，便要不断讨价还价和施展计谋，从而使挑战者失去平衡，而自己则能维持平衡。

1928年底史迪威意识到遣散私人武装是“真正的问题”。他在《岗哨报》中指出，那些宣布的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那些私人武装不但没有裁减，反而在扩充自己的部队。在对新政府进行总结时他写道，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对国民政府理想化，相信中国现在已经统一，政府高效而负责，重建阶段已经来到。然而，对那些“冷酷的事实”还需要细细检验。那些边远省份仍在私自开战，他们并不效忠南京政府。国民党内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并未解决。除非军队置于文官政府之下，否则遣散的目标就不可能达成。80%的税收本来应该用于工业化，但实际上用到支持武装力量上了。尽管国民党现在在国外得到正面宣传，但史迪威对国民党能否真正取得进步仍表怀疑。

济南事件和遣散问题——或者无法遣散的问题——是史迪威认定的两个关键因素。这两个因素的发展对中国至关重要，最终不但影响了中国，同时也影响了史迪威自己的生涯。这倒不是说史迪威先觉先知，史迪威只是有兴趣、有意识并随时准备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关键的两年半中对中国的现实进行第一手的观察。

1929年4月史迪威开始返回美国，作为一件小的纪念品，他带回了东方手球锦标赛冠军的奖杯。 uJQdAWQsE68kFMbwAgzLFSi4nrLT7/whckwT6DvTUxqLSbFVfb4TDSsdQgcZPJ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