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法与绘画

和商周青铜器相比，传世书画的量多得多，收藏圈也更大。吴云曾经告诉潘祖荫：“此间讲书画之友颇不乏人，独至金石考证之学，落落少可与言。” 吴大澂及其师友，如潘祖荫、吴云、李鸿裔、沈秉成、顾文彬、王懿荣等，都收藏书画。但是，在这些喜爱收藏的官员中，除了顾文彬有《过云楼书画记》外，都没有专门的著录，我们只能从他们的日记、信札、诗文、题跋、收藏印中获取其中的收藏信息，推测他们的收藏规模和特色。吴大澂虽然热衷收藏，也写日记，但残存的日记基本没有购买文物的信息。翁同龢、顾文彬、张佩纶（1848—1903）、江标（1860—1899）的日记以及顾文彬的家书中则颇有书画买卖活动及价格的记载。下面将以《翁同龢日记》《过云楼日记》和《过云楼家书》中的记载为主，辅以其他文献，来讨论晚清的书画市场。《翁同龢日记》记载的收藏和买卖活动相当多和详细，并且他提到的一些重要藏品至今还由他的玄孙翁万戈先生收藏，顾文彬的日记和家书中记载的书画也有相当部分存世，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这些作品的尺幅和艺术品质。

需要指出的是，书画市场的情况常常比青铜器市场更为复杂，因为书画中尺幅和质量的差别更大。在绢纸上所作的书画，还可以通过题跋和钤印来不断追加艺术的、文献的和市场的价值。和绘画相比，书法的判断有时要容易些。熟悉古代书法的人们，可以通过记录中字体和书写内容来大致判断尺寸的大小。如1880年八月十三日，顾文彬“以二百得赵松雪草书《千文》卷，此卷向为孙莲塘侍郎藏”。 赵孟頫的草书，字通常不大，风格较为稳定，《千字文》字数也明确，有了这些信息，这一手卷的大致尺幅可以推算出来。二百银元约等于一百五十两银子，这是1880年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在苏州的价格。

晚清文物市场上的早期书画名迹

由于大量的古代书画名迹已经在清代初期和中期进入内府，晚清已经没有像清初梁清标、安岐那样的大书画收藏家。但是，仍有一些未入内府的名迹尚在晚清的市场上流通。 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被抢掠焚毁，一些内府收藏流入市场。同年十月二十日，亦即圆明园被毁的一个多月后，翁同龢在潘祖荫处见到“《茶录》《姜遐碑》二帖，皆淀园散落者，索直甚昂，且留之以待珠还耳”。 淀园即圆明园。此后数年，圆明园流出的书画不时在市场上出现。1863年四月初三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博古斋送来唐人写《法华经卷》，自十八至二十凡三卷，共十五纸三百三十行，字法遒紧，下开赵、董，有项子京印记，孙氏艳秋阁物也，索直不多，拟亟收之，真如寠人获宝矣。于博古斋得见颜鲁公告身墨迹，前有高宗御识（藏经纸），后米友仁、蔡襄观款，董其昌跋，徐知白诗，皆如阮文达《石渠随笔》所载。又右军《游目帖》，仅有徐知白两跋，亦有御题数诗，小楷。此迹疑是双钩本，徐跋称其纸真晋时麻笺，如薄金叶，索索有声，未敢尽凭。颜书古淡，洵是奇物，前在孙松坪处一见之。两卷索价五百，皆庚申年淀园被兵流落人间者也。

1865年闰五月，原清内府收藏的唐摹本王羲之《行穰帖》也出现在厂肆。

清内府旧藏早期书法巨迹，在圆明园被掠毁后，也有流向南方者。顾文彬1872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记：“接廿五日家信，知赵松坡持来褚摹《兰亭》墨迹卷、唐人写《郁单越经》卷，永仓徐仰屺所藏，索价三千金，骏叔开口即还六百金。余复信嘱其不论价值，以成为度，未知有缘得此否也。” 十二月初二日日记：“知褚《兰亭》及唐人写经以六百十四金得之，为之狂喜。”

除了王羲之的《行穰帖》《游目帖》、褚遂良摹《兰亭序》墨迹卷、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等外，我们从晚清官员的日记中得知当时市场上流通的名迹还有王献之的《新妇服地黄汤帖》、 苏轼的《黄州寒食帖》、米芾的《多景楼诗》 《向太后挽词》 《珊瑚帖》《复宦帖》 《乐兄帖》、 黄山谷小卷、 文彦博墨迹卷 ，等等。

除了黄山谷小卷所指为何不详外，上述名迹（尽管有些翁同龢认为不真或为摹本）今皆存世，其中有些名迹在当时的价格也有记录。王羲之的《游目帖》和颜真卿的《告身帖》这两卷加在一起在1863年文物商才索价五百两。此时太平天国战乱尚未结束，文物市场的行情自然会受到影响，但黄庭坚的书法小卷在1880年开价仅六十两，也低于我们今天的想象。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在1884年开价一千两。米芾的《珊瑚帖》《复宦帖》合卷在1893年开价一千五百两，杀价后一千两。从1863年至1893年，整整三十年，从绝对的银两数来看，文物价格有了很大的增长。至于实际增长多少，还要考虑到生活指数的变动等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人在古董交易中所开之价（即索价）往往和实际成交价差别很大，成交价低于开价的三分之一、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经常的事。比如说，1870年左右，赵之谦（1829—1884）在北京为潘祖荫购买文物，他在致潘祖荫的一札中说：“钱叔美画一幅，索十六金。如要，可以说价，随还几金均可。惟鉴后须将画付下，说成再送上取价也。” 过了些日子，赵之谦又写信给潘祖荫告知：“钱叔美画已买成，刻卖画者甫去。计价八金，此画尚便宜，若在杭州，非二十元不可也。” 成交价比开价正好低一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了解晚清艺术品价格的变化应该以成交价为依据，以索价为参照数据。

一些五代宋元画作也出现在翁同龢等人的日记中，如卫贤的《盘车图》 、董源的《寒林重汀图》 、北宋燕文贵的画卷 、宋徽宗摹张萱的《捣练图》 、宋徽宗绢本山水卷 、惠崇的《江南春》 、南宋刘松年的青绿山水 、宋元画册页 、宋人《群仙高会图卷》 、范宽、黄公望、倪瓒的画卷等。 翁同龢187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写道：

一日无事，展观石谷画图，忽思厂游，径往，日落矣，携《东方朔画赞》两册（国初拓）、《张猛龙碑》、《宋元人画集锦册》归。宋元册极有精神，决知非苏州片，索值卅金，拟得之矣。

一个《宋元人画集锦册》索三十两银子，大约二十余两就能拿下。1871年正是潘祖荫等在北京开始收藏青铜器的时候，二十余两大约能买一个没有铭文的商周青铜爵，可见当时的古画价格不及青铜器高。宋徽宗绢本山水卷，在1879年的苏州大约卖一百五十两银子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不算高。

在晚清的文物市场上，虽然仍有一些唐宋元书画在流通，但数量可观的官员收藏的主要是明清书画，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则是以刘墉（石庵）、钱沣（南园）为代表人物的乾嘉名家翰墨和清初王时敏（烟客）、王鉴（廉州）、王翚（石谷）、王原祁（麓台）、吴历（渔山）、恽寿平（南田）亦即“四王吴恽”的绘画。

明清名家翰墨

由于年代相去不远，晚清的文物市场上仍有不少明代书法，其中以吴门诸家书法和董其昌墨迹居多。1888年正月十四日，翁同龢见到“祝枝山写唐诗”，认为是真迹，文物商开价三十金。 1880年代的文物价格已经有很大的攀升，祝允明的书法开这个价，实在不高。

1866年十月初三日，翁同龢见到董其昌临《阁帖》十册，“先公曾鉴赏，今重逢之，欲以十二金暂质，未知见许否也”。翁同龢打算以十二两银子为订金暂留十册董其昌书法，可见当时董书的价位也不高。 1866年十二月十九日，翁同龢“以七金得董自书诗卷”。 1860年代，正值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不久，文物市场的价格较低可以理解。可是十年后，1876年正月十四日，翁同龢“饭后游厂，购得董书长吉诗卷、王梦楼条（共十两）。又见金冬心临华山碑横幅、刘石庵书袁君墓志册，皆绝妙，价极昂也”。 董其昌书李贺诗卷加上王文治（1730—1802）的条幅，才十两。而金农和刘墉的书法则“价极昂”。

同年，三月二十一日，翁同龢在琉璃厂见到“黄石斋诗立轴（是将赴义时笔，诗后跋数语悲壮）。……以廿金得黄字，悬之座旁，足起顽懦”。 以二十两银子买进晚明名臣黄道周自跋的绝笔诗轴，真是不贵。

明清官员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书写大量的书法，但在任官期间通常不卖字，他们的书法（如对联、条幅、手卷、扇面等）多为礼品。 他们去世后，昔日的礼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不但数量很多，而且价格并不低。根据顾文彬1880年四月初四日的日记记载：

仲复以八十元购得翁覃溪隶书对一副，其句云：有情今古残书在，无事乾坤小屋宽。乃张瘦铜句也。下方录瘦同原唱七律及覃溪、蒋心余、吴谷人诸君诗，故如此名贵。

当时的八十银元相当于五十多两银子，翁方纲的一副对联能卖这个价格，远远高于上面提到的祝允明、董其昌、黄道周的书法。而昂贵的原因则在于此联的下方有诸多名家的题跋，展现了文人之间的交往，具有追加的价值。但即便如此，高于黄道周的自跋绝笔诗轴，还是不可思议。

除了对联、条幅、手卷、扇面这些为观赏而作的书法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和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功用性书写（如信札、日记、笔记、手稿等），也有了商业价值。1887年十二月二十日，翁同龢“过厂肆小勾留，见柯丹邱画竹石甚好，陈老莲人物、南园信札、何子贞诗稿，皆余所喜者也”。 何绍基卒于1873年，十多年后，他的诗稿之类的日常书迹也在市场上流通了。

在日常功用性的书写中，最大的一宗还是书札。古代文人之间的书札往还频繁， 很多文人都有保存友朋信札并裱成册页的习惯。而古代尺牍一直是历代收藏的重要内容，上面提到的《游目帖》《乐兄帖》都是尺牍。1889年正月二十三日，江标在日记中写道：“书贾送来书札两本共六十余通，皆与桂未谷、颜运生兄弟者，索值百金，可云贵矣。” 1891年二月二十七日，江标又写道：“骨董人送来钱竹汀与曹慕堂札十八通，索值百金，可云贵矣。” 桂未谷即桂馥（1736—1805）、钱竹汀即钱大昕（1728—1804），都是乾嘉时期很有文化声望的官员，他们书写或收到这些信札的时间，距江标差不多一百年，索价百金，真是相当昂贵了。

受文化风气的影响，乾嘉时期名臣和著名文人的墨迹在晚清备受青睐，市场价格也反映了这一时尚。在当时的北京官场中，刘墉和钱沣的字最受欢迎，价格不下于、甚至高于董其昌，此乃时代审美风气使然，时代久远并非价格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翁同龢的日记多次提到这两位先贤的书迹，选录数条如下：1871年四月二十九日，“见钱南园对极佳，价极昂”。 1885年正月十四日，“得蒋文肃《塞上中秋》诗画小方、张天瓶扇合帧（十一两）、《两峰采菊》小幅（同上），斌为我致之。又刘石庵七言对。（十二两）”。 刘墉的对联比罗聘（两峰，1733—1799）的小幅画贵。“昨见钱南园书《枯树赋》、真书《千文》，皆佳，其后人从家中携来者也，议价不成。又见刘石庵为怡园太史书册，中年笔，极精。” 1886年元月十四日，“斌以覃溪翁临方正学《溪喻》卷（索五十金）、刘石庵字册（四十）归，赏之”。1887年八月十八日，“于朝房买得钱南园楷书二小幅，尚佳”。1890年二月二十五日，“过厂肆，买石庵字四幅，才四金耳”。 刘墉的四幅字“才四金耳”，翁同龢真是捡着漏了。

刘墉和钱沣的书法在京师价昂，当是有相当一批官员喜爱和竞相购买的结果。早在1864年十月十二日，翁同龢去拜访祁寯藻（1793—1866），两人讨论了刘墉和钱沣的书法特色。翁同龢日记这样记载：

谒祁相国，壁悬钱南园临《论坐帖》，极奇伟。相国指谓余曰：试观其横画之平，昔石庵先生自称画最能平，此书家一大关键也。

翁同龢不但欣赏刘墉、钱沣的书法，甚至还临摹之。1886年九月二十日，“归家摩挲书帖，遂似醉人，临石庵诗卷数百字”。 上引这些例子说明，收藏风尚和当时京师流行的书法品味有关。曾多年供职翰林院的何绍基是晚清影响最大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厚重又灵动，和刘、钱一样皆有颜字为根基。此外，廷臣如李鸿藻（1820—1897）、潘祖荫、翁同龢、孙家鼐（1827—1909）、徐郙（1838—1907）、王懿荣等的书法都写得工稳温润，具有庙堂之气。乾嘉廷臣刘墉和钱沣端庄雍雅的书风自然会得到他们的喜爱。

翻检长期住在苏州的官员收藏家顾文彬的日记和家书，则不见有嗜好刘、钱翰墨的记载。或许刘墉和钱沣长期在京师为官，南方流通的作品较少，或是在审美趣味上有地域上的些许差异。

明清绘画

上面提到，在晚清的文物市场上，仍有一些宋元名迹流通。翻检吴大澂同时代的一些书画著录，也能看到明代以前的古书画。但是，吴大澂及其友人收藏最多的还是明清绘画。

1876年四月二十二日，翁同龢“于厂肆见仇实父祝文衡山六十寿画幅，衡山自题二诗，极精；唐六如《蹇驴落日图》，皆立轴，每轴百金”。 仇英为庆贺文徵明六十大寿的画轴，有文徵明本人的题诗，诚为两位吴门大师的合作，既稀有珍贵又品质精良，索价才一百两。同年七月初八日，翁同龢“以四十金购仇实父《独乐园图》”。 三年多前，沈秉成在上海就已经以五千两银子买下虢叔钟。如果仇英为文徵明祝寿的画轴能还价至八十两甚至更低的话，那么一个青铜器重器的售价可达仇英精品的七八十倍。

四年后，亦即1880年九月十六日，顾文彬在苏州“以二百元得仇十洲《瑶台清舞卷》于鐄斋之子铜士处。此卷心藏已十余年矣，价亦昂甚。闻铜士以此项助赈，其好义可风也”。 二百元约值一百五十两银子。由于直接从藏家手中买入，没有文物商作为中介，价格通常会便宜些，但顾文彬认为此价“昂甚”，这既有可能因为他心仪此卷十多年，愿意出高价购入，也有可能得知对方是卖画赈灾，所以出高价成全善举。

九年后，亦即1889年正月十日，翁同龢“过厂肆见仇十洲画《后赤壁》卷（宝珍，还七十）”。 古董店开价多少不详，但从翁同龢的还价来看，仇英这张画卷的开价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五十两之间。

有了吴门大家仇英做参照，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晚明的书画大家董其昌的画价了。翁同龢在1867年三月初二日“以十六金购董画卷”。 1880年十月初二日，“得见香光画四页甚佳，索价二十金耳”。 同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得见董文敏双画卷，一仿《烟江叠嶂》（绢本），一仿北苑（纸本，眉公小辋川诗）。皆景氏物，妙绝，索数百金也”。 “景氏物”即翁同龢的好友景其濬（？—1876）的旧藏，景去世后，其家藏渐渐流入市场。两件绝精的董其昌手卷，开价数百两，还价后，一卷应该在二百两以内。1884年正月初九日，翁同龢“得见董香光仿倪树石（眉公题、梦楼题）轴（卅两得之）”。 有陈继儒（眉公，1558—1639）和王文治（梦楼，1730—1802）题跋的董其昌画轴，三十两可得，如此看来，在晚清的市场上，董其昌的画并不昂贵。

1887年十一月初五日，翁同龢“晨在朝房携陈老莲画卷归，画真而跋伪，拟以四金购之”。 虽说翁同龢未必能以四两银子买到陈洪绶的画卷，但他心目中的价位起码说明，当时陈洪绶画作的价格很低。

清初四僧画家的画作，在当时的市场上也没走红。1878年九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得石涛画诗小册（十五金，仍还去）”。 石涛的诗画册，文物商出价十五两，价格和刘墉一副对联差不多，翁同龢仍没买。同年十月二十三日，亦即见到石涛诗画册整整一个月后，翁同龢“见石谷《李成关山萧寺》轴，极佳（丙午，八十三矣）”。两日后，翁同龢在日记中又写道：“石谷画幅四十金可得，而囊无余资，只得割爱矣。” 一件被翁同龢认为极佳的王翚（石谷）画轴，卖四十两，不但比他同时代的画家石涛的价格高，也比早些董其昌和陈洪绶高。但是，这四十两的价钱在晚清市场上的王翚画中，并不算昂贵的。

黄小峰在一篇研究晚清北京古书画市场的论文中指出，当时京师官员们最喜欢收藏的是四王吴恽。 如同潘祖荫是晚清京师青铜器收藏的重要推手，翁同龢是当时京师四王吴恽最重要的买家之一。翁同龢是苏州府常熟县人，四王吴恽中，王翚和吴历是常熟人，另外三王皆为太仓人，除了恽寿平是武进人外，其中五位都和苏州有关。翁同龢喜欢四王吴恽可能有仰慕乡贤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如黄小峰所指出的那样，四王吴恽代表了清初以来的正统画风，符合京师官员的审美趣味，因此在市场上价格不断走高。

翁同龢的日记中，有关四王绘画的买卖记录甚多。 其中有两件成交的名作至今仍由其玄孙翁万戈先生收藏。其一是王翚的《长江万里图》，纵40.2厘米，横1615厘米，堪称巨观（图1-10）。翁同龢在1875年购得此卷，他的日记对何时初见此卷、文物商送看、讨价还价、最后成交的过程，均有简略但生动的记载，爰录于后：

（三月二十六日）排闷到厂肆，得见石谷仿江贯道《长江万里图》卷，长六丈余，高尺许，天下奇观也，索千金。

（四月十九日）午前博古斋以石谷《长江万里图》送看，凡五丈，真妙迹也。……晴窗展玩，凡数十卷舒，不能释手矣，惜乎无力购致耳。

（四月二十日）出城，过厂肆，论画卷价，予以三百犹未首肯，亦太甚矣。

（四月二十二日）贾人持石谷卷去，非四百金不售也，为之悒怏。出城，旋入城，无谓奔驰，可恨。

（四月二十三日）重见《长江图》，以旧藏四卷对看，目前一乐也。

（五月初五日）还博古斋帐，竟以白金四百易《长江万里》。

这一长卷文物商开价一千两，几经周折，最终以四百两成交。四百两在当时的北京可以买一处不错的住房。

翁万戈先生所藏的另一件名迹是王原祁的巨幅山水轴《杜甫诗意图》，此画纵321.3厘米，横91.7厘米，号称天下第一大王原祁画作（图1-11）。王原祁“经营盘礡，两月始成”，无疑是一件精心之作。翁同龢1887年六月初二日日记记载：

得见麓台长幅一丈，画杜律“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龢香”诗意，巨观也（为文翁先生画，签张若霭题）；董公仿梅道人册八开，极妙；戴鹰阿画十二开，亦妙，皆茹古斋物。王索四百金，董、戴百六十。

五天后，亦即初七日，翁同龢“以三百金购得麓台巨幅、董册八页、戴鹰阿册一，自恨好画成癖，犯多欲之戒”。 从开价便可以看出，王原祁的画轴比董其昌和清初安徽画家戴本孝（鹰阿）的两本册页加起来的价钱还高出一倍多。而三件作品的真实价格是三百两，按开价时的比例推算，其中王原祁画作的成交价约二百两，董、戴两本册页约一百两。这其中固然有王原祁的画作是一件尺幅巨大的精心之作的因素，但四王画价高则是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

其实，翁同龢在购买王原祁《杜甫诗意图》的半年前，就曾高价购入王原祁的一个手卷。他在1887年元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以巨金买麓台画卷，贾人索钱，怒斥之，已而悔之。” 六天以后的日记记载：“以二百金买麓台卷，吾之过也。” 在晚清的书画市场上，手卷和册页的价格通常高于立轴，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手卷的成交价能和《杜甫诗意图》这样的巨幅画作价格相同。翁同龢的日记还告诉我们，当时收藏书画，过二百两者即为“巨金”。

从1870年代末开始，四王吴恽画作在北京市场的价格不断攀升，四王的索价通常都会超过一百两白银。1878年十一月十七日，“看王石谷《溪山霁雪》卷，极妙（索百六十金）”。 1879年七月初七日，翁同龢“见王圆照仿古十页，精妙，无力收之”。四天后，“有以王圆照画册来者，索百金，遂还之”。 这说明，王鉴的一个十开册页索价一百两，实在不低。

进入1880年代后，四王的价格似乎以更快的速度持续高涨。1885年六月十六日，翁同龢得见王麓台画卷，仿大痴《写春图》，“吾邑鹿樵先生所藏也，索七百金”。 同年七月十五日，翁同龢“晨看字画，麓台长卷，斌孙为我以二百八十金得之，可喜也”。 1887年十二月初五日，翁同龢“得见王圆照临古十八页册（杨又云藏，极妙，索六百金，论古斋）”。 上面提到，在1879年，王鉴十开的册页开价一百两；1887年，十八开的册页开价六百两。虽然成交价很可能要远低于开价，但这两个开价的显著不同，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四王的画价在1880年代的上涨。

数年之后，张佩纶在1891年十月初一日的日记中，对时人争出高价购买四王吴恽做了如下评论：

近人收求四王吴恽，争出高价，于是真赝杂陈，往往割裂旧画，改题其名，续凫截鹤，毁坏名迹实多。永宝前以恽册见示，亦颇清妍，而失之薄弱。其题中乃多别字，然索价已三百金。论古一册较佳，价至五百金。而画已黯淡失神。

张佩纶写此则日记时，人在天津。当时的天津不但是北方的一个重要口岸，还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官署所在地，所以，北京琉璃厂的文物商们常携带书画前往津门兜售。 张佩纶的记载说明，京师收藏四王吴恽的风气也传到了天津。如同青铜器价格高涨导致刻伪铭文，四王吴恽价格的飙升也引来大量的作伪行为。对艺术史来说，祸兮福兮，一言难尽。

震钧（1857—1920）《天咫偶闻》这样记载：

近来厂肆之习，凡物之时愈近者，直愈昂。如四王吴恽之画，每幅直皆三五百金，卷册有至千金者，古人帷“元季四家”之画尚有此直，若明之文、沈、仇、唐，每帧数十金，卷册百余金。宋之马、夏视此，董、巨稍昂，亦仅视四王而已。书则最贵成邸，即张天瓶，一联三四十金，一帧逾百金，卷册屏条倍之。刘文清、王梦楼少次，翁苏斋、铁梅庵又少次，陈玉方、李春湖、何子贞又次，陈香泉、汪退谷、何义门、姜西溟贵于南而贱于北。宋之四家最昂，然亦仅倍于成邸；松雪次之。思白正书次之，然亦不及成、张；行书则不及刘、王。若衡山、希哲、履吉、觉斯等诸自郐。

震钧家族世居北京，《天咫偶闻》刊于1907年，所记应是1880年代以后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了南北艺术趣味和书画价格的差异。

不过，江南是四王吴恽的故乡，那里的文人自然更可能沿袭着清初以来文人画的趣味。吴云在1872年冬致陈介祺的信中说：“子山[顾文彬]收藏至富，尤喜四王吴恽类，皆以重值得之。” 太平天国攻陷苏州和浙江一些城市时，顾文彬和吴云在上海一起谋划中外会防。当时一些江浙士绅带着自己的收藏避居上海，吴云在上海期间，经常逛古董店， 在致许槤（1787—1862）的信中说：

庚申变起，家藏书籍碑版与拙著各稿竟荡焉。无只字获存。乱后寓沪，凡苏杭嘉湖流传书画金石，都集于此。悬金访购，旧藏既有收回，新得又复不少。

苏州、杭州、嘉兴、湖州自宋元以来就是最富庶之地，收藏聚集之地。如今，这几个地区未被战争毁坏的文物都汇聚到上海，为吴云和顾文彬等避居上海的官员提供了难得的收藏机遇。吴云在致顾文彬的信中说：

兵燹以后，东南巨迹我二人所得不少，尊处愈多，惟中间尚有致疑可商之件，将来似必归弟审确而后入录，务使此书一出，有识者击节称赏，叹为一代必传之书，驾《消夏录》《书画舫》而上之，方为墨林快事。

《消夏录》指清初孙承泽的《庚子消夏录》，《书画舫》指张丑的《清河书画舫》（1616年成书），是明末和清初两部著名的书画著录。因此，吴云此处所说他和顾文彬在太平天国以后购入的巨迹，乃指书画。可以推断，《过云楼书画记》所著录的顾氏收藏，有相当一大部分来自战后的收藏。

顾文彬是当时南方最大的书画收藏家，《过云楼书画记》著录了他收藏的绘画作品188件，其中吴门四大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画作44件，四王吴恽的作品42件，也就是说，虽然吴云说顾文彬“尤喜四王吴恽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人画家的忽视，他对吴门四大家也同样喜爱。

吴云本人的书画收藏中，也颇有四王吴恽之迹。他在致勒方錡（1816—1880）的信中说：

石谷山水立轴，系敝箧旧藏，云山杳霭，树石苍寒，乃此老晚年精诣，实为开门见山之作，以配新得南田小帧，可称恽王合璧。检奉雅赏。此等物事，两罍轩中颇称富有，幸勿视为郑重麾却之也。

我们再来看看吴云的弟子吴大澂的绘画收藏。前面提到，吴大澂在少年时期便受到外祖父韩崇的影响，喜欢收藏。韩崇的《履卿书画录稿》稿本两册今存上海图书馆，从中看不出对收藏四王吴恽的特别兴趣。上海图书馆还藏有吴大澂的手稿《愙斋公手书金石书画草目》，这一手稿大约书于1893年，列出了吴大澂所藏书画193件。草目不但将四王吴恽排在第一栏，而且数量最多，共54件，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王时敏5件、王鉴6件、王原祁9件、王翚17件、恽寿平11件、吴历5件、《四王恽吴六大家集册》1件。明代中期吴门四家的作品32件，约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中沈周10件、文徵明15件、唐寅3件、仇英4件。值得注意的是两位清代中晚期的官员书画家汤贻汾（1778—1853）和戴熙（1801—1860），人称“汤戴”，吴大澂收汤贻汾作品8件，戴熙作品9件，颇能反映晚清官员在绘画方面的趣味。这三部分作品加起来，共103件，超过所藏书画总数的一半。吴大澂曾于1870年代供职翰林院，在京师居住了四五年，以后一直在外省为官。他对四王吴恽的爱好究竟是受到了京师收藏风气的影响，还是作为一个苏州人，前辈乡贤的画风早就成为他艺术趣味的一个重要构成？不管前因后果为何，他的书画草目反映出，温文儒雅的正统画风是晚清官场的主流审美时尚。

那么，四王吴恽在南方的市场价格如何呢？我们阅读《过云楼日记》和《过云楼家书》不难看出，南方的书画价格（包括四王吴恽的价格）总的来说是低于京师的。顾文彬1870年三月从苏州到了北京在吏部候选，等待新的任命。他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

往琉璃厂洗浴。至博古斋，晤李老三，观书画十余件，内有石谷临山樵长卷，索价四十两，方方壶小立轴，索价四十两，以此二件为最，惜价昂不能买也。

正因为早就知道北京的书画价格比南方高，顾文彬在从苏州到北京时，带去了几箱书画作品，交琉璃厂出售。

（四月初一日）午后，李老三来观字画，令其评价，余复往博古斋，约其店伙将字画一箱抬去，托其销售。

（初五日）尹耕云托蒋子良问书画价，先是余以书画三十余件托博古斋之李老三销售，李老三送与耕云看，耕云知系余物，谷托子良来问。余虽告以所择八件索价四百余金，然因李老三是经手人，嘱其不可撇却也。

（十月初六日）托德宝斋售去王、恽扇面十二个，得价百金。

四年后，顾文彬在1874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

余在京时见扇面声价甚重，明人中有文、沈、唐、仇四家者，国初人有四王恽吴者，参以他家，每本十二页，可得百金，且要者甚多，大可居奇。若在他处，断不能得此善价。故欲售去扇面，必应寄与京友。

南方的古书画市场从1870年代初开始，价格也不断在上涨。1871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在宁波的顾文彬写信给顾承说：

张子蕃寄来之吴渔山卷还价百元，恽题石谷卷还价九十元，皆不肯售，书画价日增一日，于此可见。时下四王恽吴最为得价，京中四王立轴每幅须数十金，因忆从前售与香严之四王轴，每轴只十余元，皆属贱送，此时必须增价也。

从顾文彬的口气可以看出，此时四王在京师的价格依然比南方要高不少，但是南方的市场价也在不断上涨。1873年四月十九日顾文彬在致顾承的信中说：“近来书画声价大起。” 在1874年二月四日致顾承的信中，顾文彬再次提到：“近来书画价大涨，夏、沈两卷虽索百金亦不为昂。” 书画市场价在1870年代初开始上涨，与同时期青铜器市场价上涨是完全同步的。

1870年代后期，四王吴恽在南方的价格比数年前有了很大的涨幅。顾文彬1880年三月二日的日记记载：

有盛寅谷、程小庐来访，出示书画求售。余得其陈白阳芭蕉、严荪友（绳孙）《茂陵秋雨图》（赠与朱竹垞者）两轴，价三十三元。尚有王石谷山水、恽南田墨荷两轴，议价不谐，为香严售去，价二百二十元。

顾文彬提到的四件画作都是立轴，价格通常较低，其中吴门画家陈淳和清初著名文人严绳孙所画两个立轴仅约二十五两。王翚和恽寿平的两轴被李鸿裔（香严）所购，成交价约一百五十两，这个价钱在1880年并不比京师便宜多少。而根据《过云楼家书》的记载，在1871—1874年之间，顾文彬在浙江、江苏一带所购四王吴恽的画作，通常一二十两银子便可拿下，现在涨势明显。所以，大约在1881年，吴云在致张之万（1811—1897）的信札中写道：“南中书画，近益少见，稍可入目，价便不赀。”

虽然四王吴恽在南北皆受追捧，但并非所有的重要文化人物都追随收藏古书画中的主流审美时尚。吴云在致陈介祺的信中说：

此间字画价值虽昂，尚可物色。近人小品箧中亦颇不乏。如有所需，望即指示，当图奉报。若由弟检寄，或不合尊意，徒增此投报形迹。昔子贞兄喜收字画，或以赵董及恽王诸迹见赠，一笑置之。若以黄石斋、倪鸿宝、傅青主诸迹相贻，如获异宝。盖人有偏耆也。

子贞即何绍基，他本人的书法引导着晚清的主流书风，但在绘画方面却对四王吴恽兴趣不大。 ZhQVy/+mh2SJ9jXPQaS8bE1MKse5N9zXyKN2WUQISkEK57L0TB7EjA8Od7abGJ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