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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十余年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中，收藏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研究成果也格外丰硕。仅以对明代中晚期的大收藏家项元汴的研究为例，近十年中，研究成果激增，出现数部专著。
此外，其他的知名收藏家诸如丰坊、华夏、李日华、孙承泽、曹溶、梁清标、周亮工、宋荦、高士奇、安岐等，也都有专门的研究。
上述这些书画史上的著名收藏家学者们都耳熟能详，除此之外，一些在过去被忽略的收藏家如清初的王铎、王永宁、张应甲等，也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但是，在收藏史的著作中，学者们较少涉及文物市场的研究。这当然是文献缺乏所致。研究晚清的收藏活动，如涉及文物市场，依然很有挑战性，因为它不可回避艺术品的价格。但是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正式著作中，很少提到艺术品的价格。晚清以前，虽然也有一些收藏家（如项元汴）记录下他们购买书画和古器物的价格，但今天能见到的这类记载少而零散，难以依据它们构成有效的论述。收藏家们很可能有记录购买古董的账目，但这些账目未必能保存下来。
相对幸运的是，晚清文人喜欢写日记，现在还能读到数量可观的晚清日记，其中有一些关于艺术品价格的记录。由于年代还不太久远，仍有许多晚清文人的信札存世，其中也有涉及艺术品交易的内容。但是，这类记载通常十分简略，如“某某山水轴，三十金”。我们并不知道所谈作品的尺幅，加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实物或图片，我们无法判断艺术品的品质，对价格和艺术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不甚了了。如果我们希望找出艺术品价格变动的一些规律，最理想的做法就是追踪同一件艺术品在不同时期的卖价，而要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因为能够根据书画上的题跋和文献记录追踪的例子极少。
存世文献还存在着一个不平衡现象。那些提及艺术品价格的信札，如果出自名人之手，保存下来的几率大，否则不然。如晚清官员吴大澂（1835—1902）写给苏州文物商徐熙（翰卿）、陕西文物商杨秉信（实斋，约1831—1909年后）、山东文物商裴仪卿的部分信札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些文物商写给他的信札却佚失了。文物商们在当时肯定有自己的账簿，但也没有保存下来。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不同的收藏群体中。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上海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那里居住着数量相当可观的收藏家。可是，今天我们很难见到19世纪下半叶上海收藏家的记录。这大概是因为上海收藏家多为买办和商人，不是官员和文人。这也是本篇研究官员收藏活动的原因之一：官员们留下了比较多的文献资料。
文物市场还具有一般商品市场所不具备的特殊性。文物通常不可批量生产（钱币、陶瓷等情况有所不同），书画更是如此，除去赝品，文物商所卖的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原作（碑拓的情况稍微不同，但也不是简单的复制品），文物商开价，差别可以非常大。吴大澂在致王懿荣（廉生，1845—1900）的信中说，山东潍县的王石经（西泉，1833—1918）曾经给他看过一些古董，开价比他人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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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卖东西的文物商，能把价格卖得高些。有时，同样一件东西，张三卖给李四可能和王五卖给孙六的价格会差很多。文物商的能力、买家的知识结构、卖家对自己藏品的理解程度及经济境况（是否急于售出），都会对最终的成交价有所影响。1874年六月十九日，顾文彬在致儿子顾承的信中说：“新得明人字幅，每幅只两元，此等便宜货不能援以为例。”
连顾文彬也认为如此低的价格并不能反映市场的一般行情。所以，有时在现实中出现的成交价之间的巨大差别并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市场的规律。
研究晚清的文物市场，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计价的货币。晚清的货币体系比较混乱，人们在交易的时候，有时用银子，有时用洋元。各地银子的成色和重量、计价方法也不完全相同，不同时期洋元和银子的比价、铜钱和银子的比价也不同。此外，晚清硬通货白银的币值还会受到国际货币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市场价格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由于上述困难，笔者对晚清文物市场的描述和分析是尝试性的。本篇主要研究同治、光绪年间的文物市场和政府官员的收藏活动。由于光绪在位时间较长（1875—1908），本书所涉及的不少人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去世，吴大澂在甲午战争之后不再购买金石书画，并开始出售自己的收藏，所以，更准确地说，本篇研究的时间段大约是1865—1895这三十年。
本书的中心人物吴大澂，不但是晚清活跃的收藏家，而且他的身世、生活经历使他有机缘和同治、光绪年间许多重要收藏家交往密切。他的家乡苏州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城市之一，数百年来一直是文人文化的重镇。吴大澂的外祖父韩崇（字履卿，1783—1860）是道光、咸丰年间颇有名气的收藏家，并和当代一些著名的收藏家如陈介祺（寿卿，1813—1884）、吴云（平斋、退楼，1811—1883）等都有交往。吴大澂家境殷实，他的父亲也收藏书画。受家庭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吴大澂从少年时就开始了收藏活动。在吴大澂的时代，顾文彬、潘曾玮（1818—1886）等苏州士绅都热衷收藏。苏州府下属的各县，也都有着悠久的收藏传统。吴大澂长期在京为官的友人常熟翁同龢（1830—1904）也是活跃的收藏家。
良好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也使苏州成为一些喜欢风雅的官员退休后的定居之地。同治、光绪年间，著名收藏家、归安人吴云定居苏州。其后，另一位归安人沈秉成（仲复，1823—1895）和四川人李鸿裔（眉生，1831—1885）等，致仕后也定居苏州，在那里建造园林并收藏文物，并和吴大澂有密切的交往。
晚清官员沿袭着中国文人士大夫悠久的收藏传统，以金石书画为主要收藏对象。从18世纪到19世纪，金石收藏的品类和规模都有扩展，封泥、陶文、砖瓦、佛像、陶范等，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限于篇幅，以下将围绕着商周青铜器和明清书画来讨论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
由于下文将涉及金石书画及拓本在晚清市场的价格问题，有必要在此对晚清的币制和物价做一简要介绍，使读者对古董价格的贵与贱有个参照指标。晚清币制比较复杂，除了同时发行的银两和铜钱外，还有银元。银元和银两的比价相对稳定，一个银元约合0.7两银子。钱则比较复杂，因为有多种称为“钱”的通货。晚清（特别是光绪以后）的银两与铜钱的比价一直变动，这点在李慈铭（1830—1894）的日记中多有反映。
本书所引金石书画价格，多以银两和银元为计算，涉及铜钱的很少，通常在拓片中才有这种价格。叶昌炽（1849—1912）曾说，他用了“百钱”买了《智城山碑》，
这“百钱”如果是“制钱”的话，这通拓本的价格不到0.1两银子（当时一两银子约兑1760文制钱）。1875年，翁同龢花了四百两银子从琉璃厂购买了王翚的《长江万里图》长卷，这笔钱本是准备用来购买住房的。
由于翁已是政府高官，我们推想，他当时能用四百两在京城购得一处还算体面的普通四合院。1876年，盛康（1814—1902）在苏州以五千六百五十两买下著名的园林——留园。
最珍惜昂贵的拓本的价格可以和当时这些地产的价格做一比较。那些普通的拓本则可以同日常生活用品相比，以显其价格之廉。研究晚清京师物价的邵义曾这样写道：
在清朝京师，小民的日常交易金额在12文制钱以下的数目甚多。比如：一斤菜值二、三文制钱，一个鸡蛋卖三文制钱，一块烧饼和一个菜包子各值两文制钱，茶馆的茶资为二文制钱等等。
如此推算，那张值“百钱”的拓片相当于50个菜包子。对普通民众来说，不算便宜；对官员来说，不算昂贵。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时京师的官员的收入如何？关于晚清京官收入的研究，近五十年来成果不断。早期以张德昌先生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最为具体而著名。近年的研究中，张宏杰先生的《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
最为深入。无论是专书还是论文，学者们都指出了，京官的俸禄很低，除了一些补贴外，他人的馈赠和外地官员的各种“敬”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非制度性和稳定性的收入占据重要的份额，同级官吏的具体收入多少经常取决于官员的职位、人脉、手段和廉耻观（愿不愿意、敢不敢索要或收受各种“馈赠”），很难找出一个定律。以李慈铭为例，根据张德昌先生的统计，李在1875年至1880年的年收入总在四百两至九百余两；1884年后，超过一千两，收入上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是在他于1880年成为进士后。前此，他在京师的官位很低。不过，他在京师的文坛享有声誉，这应能为他带来额外的收入。如果李慈铭的收入可以作为参照的话，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对于普通官员而言，购置价格不高的书画和碑拓，应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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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泉来此三日矣。挟古鉨古布各数十，皆索重值。
固可爱，价则相去太远，恐不能成。渠不知甘丹大阴畿氏等大布，敝处已得三四十（价极廉），尚欲居为奇货，殊为可笑。”国家图书馆藏《吴大澂书札》（稿本，编号4803），第三册，叶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