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由三篇长文组成。上篇原题为《晚清文物市场和官员收藏活动管窥》，最初发表于2015年台北的《故宫学术季刊》，收入本书时，基本结构没有改动，但做了较多的增补，并订正了一些讹误。中篇《信息、票号、运输：收藏活动的网络因素》，曾在2016年秋浙江大学举办的中国收藏与鉴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下篇《吴大澂的收支与收藏》，发表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第四辑（2019）。

三篇论文涉及的问题各异，却有共同的指向：收藏活动的社会机制。此处所说的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s），既包括艺术买卖的市场机制，传递信息的驿站和异地转账的票号等机构，也包括官场赠送和收受各种礼金的“陋规”和习俗等。简言之，本书研究晚清官员收藏活动得以展开的种种社会因素。

1990年代我在美国学习时，艺术社会史正是最有影响的研究范式之一，受其影响，我也关注与艺术相关的种种社会因素。《傅山的世界》《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在国内刊行后，我也被人们称为艺术社会史学者。学界这样看待我的研究，大致没错，但却容易忽略这一事实：我长期练习书法篆刻，熟悉它们的艺术语言。在艺术社会史的研究中，鉴赏知识不应或缺，否则我们将很难对古代的艺术现象做出合乎历史情境的解释。

本书虽以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为题，但仍有不少相关议题未曾深入讨论。譬如说，我在讨论文物市场的价格时，虽然涉及了收藏活动和艺术品味之间的关系，但简略粗浅。收藏活动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我曾发表过《吴大澂绘画三题》（见苏州博物馆编《清代苏州吴氏的收藏》）一文，讨论吴大澂的绘画艺术。传世的吴大澂画作，临仿前贤之作占有很重要的比例，我在文中也有探讨，但所涉尚浅，今后拟专文详细分析。

此外，我还曾发表过一篇英文论文，讨论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的心理问题（“Antiquarianism in a Time of Crisis: On the Collecting Practices of Late Q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1861-1911,”载法国学者Alain Schnapp等编 Traces, Collections, and Ruins: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Antiquarianis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如果在和平年代，政府官员积极参与收藏活动，可能会比较少地招致訾议并引起内心不安，因为收藏活动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太平盛世的象征。即便在内困外忧的时代，如果一个收藏家不是政府高官，而是家境优渥的士绅，或是富商，他也不必为自己的收藏活动承担道德责任。但是，对于政府官员特别是高官来说，国家危难之际的收藏活动确实可能面临“玩物丧志”这样的问题。可以说，在晚清，政府官员的私人收藏活动和他们的社会职责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由于大清帝国面临的危机而被突显出来了。我们在吴大澂和他的友人们留下的文字中，能见到他们关切“玩物丧志”这个问题。处于国家危难之际的晚清官僚们，怎样才能为自己的收藏活动寻找理论依据？怎样才能摆脱“玩物丧志”的焦虑，更为心安理得地开展收藏？我的论文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此文尚没有中译本，讨论的问题也和社会机制无涉，此次没有收入本书。

近十余年来，收藏史研究相当活跃，出版的论文和书籍不少。西方学者的一些理论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刊行，社会区隔理论、炫耀性消费理论常被引入收藏研究的阐释中。但在涉及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时，这些理论的适用性值得慎重思考。说起炫耀，顾文彬的怡园、李鸿裔的网师园、沈秉成的耦园、吴云的听枫楼足以显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可这些收藏家在苏州的真率会雅集却是相当封闭的群体，他们的收藏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社会精英的文化生活方式通过何种渠道向下辐射，值得进一步研究。把艺术趣味作为社会化形塑的结果，很容易忽略人们在艺术中对审美和智识的追求以及这些追求中的愉悦。本书虽然不涉及这些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我的思考中缺席。

本书是“吴大澂与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研究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一研究计划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旷日持久。2018年的夏天，我和哈佛大学亚洲出版中心的编辑约定，尽快完成英文书稿交他们审核，谁料秋天浙江大学校方就命我主持艺术与考古学院的筹建。如今，新学院已经成立，而我的书稿却要延宕数年才能完成了。只能权将本书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奉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本书准备的过程中，得到了薛龙春、梁颖、秦明、李军、张鹏、陈冠男、姚进庄、张宏星、沈辰、杨崇和、翁以思、李俊、孙中旺、吴亦深、陈硕、陆丰川、杨妍和数位匿名审稿人的帮助，编辑马希哲为本书的出版也付出了许多精力，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2019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