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垮台后，盟军从德国集中营、劳工营和战俘营里解救了数以百万计的俘虏。他们本以为这些囚犯肯定很听话，而且对救命恩人感恩戴德，任何形式的要求一概乐意配合。毋庸置疑，事情有时的确如此，但通常情况是，盟军遭遇了后来俗称“解放心态”的问题。拿一个目击者有些官僚口气的话来讲：“这其中包含复仇心理、饥饿和欢欣鼓舞。三种因素结合起来，让刚刚重获自由的战争流离人员在行为和举止上都问题重重，这对他们的安顿、食物供给、杀菌消毒和遣返都构成了挑战。” ^[1]

“解放心态”不光体现在流离人员收容所里的囚徒身上，这个词还可以用来形容刚取得民族解放的国家，有时候战败国亦是如此。

我出生在一个富庶的国家，因为生得晚，所以未曾见识过饥饿的后果，但还是能隐隐约约感受到报复心理和喜庆欢腾的回响。对那些勾结敌人，或者更恶劣的，和敌人上床的人的报复，以一种悄无声息、几乎鬼鬼祟祟的方式依旧在上演，且大都并不激烈。人们从不会在某家店铺购买日用品或香烟，因为“是个人”都知道，那些店的店主在战时“底子不干净”。

另一方面，欢庆光复在荷兰经过制度化后，已然被确立为一年一度的国家仪式：即每年5月5日的光复日。

自打我孩提时代记事时起，5月5日这天必然是艳阳高照，教堂钟声回荡在空中，红、白、蓝三色相间的荷兰国旗在轻柔的春风中迎风飘扬。12月5日的圣尼古拉节本来是个更隆重的家庭节日，但光复日这天是彰显爱国热情的大好契机，至少在我儿时的五六十年代时是这种情况。由于荷兰人不是靠自己摆脱德国占领，而是被美、英、加和波兰军队解放的一一，因此年度的爱国热情大爆发总让人感觉有些怪怪的。话虽如此，由于荷兰人跟英美两国的人一样信奉自由是民族认同的构成要素，所以德国战败在国民意识里被淡化这点就很好理解了，需要加强的是荷兰在16至17世纪期间的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中战胜西班牙王国的集体记忆。

作为战后六年出生的一辈，我和同龄人每当看到苏格兰风笛手顶着枪林弹雨在诺曼底海滩上行军奏乐，以及法国民众高唱《马赛曲》的影像时，总是很容易淌下动情的泪水。当然，这些画面并不源自记忆，而是好莱坞大片。不过，我也算亲历过一些欢庆场面，1995年5月5日，为庆祝荷兰光复五十周年，当年加拿大部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场面得以重现。但实际情况是，盟军5月8日才抵达阿姆斯特丹，但这点无关紧要。当时的场面一定是盛况空前，据亲历此事的一名英国战地记者回忆：“荷兰人又是亲我们，又是哭着对我们千恩万谢，我们被人拥抱，捶打，直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累到不行，耳边尖叫声、喊声一片。荷兰人把自家花园挖了个空，花朵就像下个没完的雨点一样落在盟军车辆上。” ^[2]

五十年后，上了年纪的加拿大老兵穿着笔挺但褪了色的军装，佩戴军功章，登上老式吉普车和装甲车再次驶入阿姆斯特丹，他们眼含热泪地向人群挥手致意，回忆起自己叱咤风云的峥嵘岁月，尽管这些事迹孙儿们早就听腻了。为期几天的欢庆过后，当年的战斗英雄们在卡尔加里（Calgary）和温尼伯（Winnipeg）解甲归田，有的做了牙医，有的当了会计。

让我感到诧异的，不是这些老先生“好汉重温当年勇”，而是荷兰老妪们的表现。毋庸置疑，她们穿着得体尊贵，但却跟其他人一样陷入了癫狂状态，跟孩子似的上蹿下跳，那股子大喊大叫的劲头活像置身摇滚演唱会的小姑娘。她们中有的还张开双臂去摸吉普车里老兵的军装，嘴里不住地重复“谢谢！谢谢！谢谢！”，激动得不能自已。这些老妇人也在重温曾经的欢乐时光。这是我见过的最奇特的情色场景之一。

* * * * *

事实上，之前已经提过，加拿大军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时间并非5月5日，战争也不是在这天正式结束的。没错，就在一天前，纳粹海军大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Hans-Georg vonFriedeburg）和埃伯哈德·汉斯·金策尔（Eberhard Hans Kinzel）将军来到位于吕纳堡（Lüneburg）野外的军帐内，向人称“蒙蒂”（Monty）的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呈上了投降书。自此，德国西北部、荷兰和丹麦境内的所有德军全部缴械投降。这两名德国军官坐着奔驰轿车、沿着乡间小路前往蒙哥马利指挥部，恰好被一位名叫布莱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的年轻英国军官看到了。就在前不久，他作为首批盟军军官之一进入了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据他称，那里被解救出来的囚犯“就算觉得找到了可以与我们沟通的语言，似乎也无法口齿清晰地讲话”。因为距离稍远，起初被厄克特误认为是圆木的东西，后来证实其实是堆积成山的尸体，“视线所及之处”，无所不在。 ^[3] 几天后，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篇记录德国暴行的报道，依旧穿着精美皮质军大衣的海军大将冯·弗里德堡读罢勃然大怒，斥之为对他国家的造谣中伤。

5月6日，瓦赫宁恩（Wageningen）附近一栋残破的乡间小屋里举行了另一场受降仪式。德国陆军大将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带着他的部队在这里向加拿大中将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ulkes）递交了降书。阿纳姆此时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经历了1944年9月的炮战后，小城只剩下残砖碎瓦。同月，美、英、加、波联军本计划挺进荷兰，结果遭受了一场滑铁卢，史称“市场花园行动”（Operation Market-Garden）。厄克特是预见这场军事失利的人之一，他当时在一位行动主要策划人绰号“男孩”（Boy）的布朗宁（F. A. M. Browning）将军手下担任情报官。布朗宁为人风流倜傥，手上血债累累。厄克特给长官看照片，证明阿纳姆附近埋伏着德军的坦克旅，正等着迎头痛击盟军。但上峰却不听，责令他去休病假。谁都休想搞砸蒙蒂的派对 ，更别说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情报官了。

但战争此时仍未结束，在荷兰也一样。5月7日，人们聚集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坝广场，在荷兰王宫前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挥舞着象征荷兰王室的橙色旗帜，满心欢喜地等着迎接高奏凯歌、即将到来的英国和加拿大部队。透过广场上一所绅士俱乐部的窗户，德国海军军官看着兴奋的人群。因为自尊心受损，他们最后时刻起了杀心，下令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结果导致22人死亡，100多人重伤。

但这起惨案也并非战争暴力的绝唱。5月13日，也就是光复日过去一周后，有两人被德军处决。死者是德国人，因为反对纳粹，他俩开小差当了逃兵，之后藏匿在荷兰人中间，其中一人的母亲还是犹太人。5月5日这天，两人走出藏身之处，向荷兰抵抗运动成员投诚，后者把他们移交给加拿大人。然后，他们就不幸沦为典型战时混乱的牺牲品。5月4日，蒙哥马利接受德国投降后，由于荷兰境内盟军兵力不足，无力解除德国人的武装，或负责战俘的吃喝，德国军官就被暂时允许继续行使指挥权。这两个倒霉的逃兵被分配到阿姆斯特丹郊外一所废弃的福特汽车组装厂里，与其他德国兵为伍。当官的按捺不住最后一次摆官威的冲动，草草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并判处两个逃兵死刑。为了处决“叛徒”，德国人向加拿大人借枪。对条例认识模棱两可、又不想打乱临时安排的加军还真同意了。两人被迅速处死。类似的厄运也发生在别人身上，加拿大人最终制止了这种乱象，但为时已晚。 ^[4]

官方给出的欧战结束时间，即欧洲胜利日（V-E Day），是在5月8日。虽然早在5月6日晚上，法国兰斯（Rheims）一所学校内就已签署了全体德军无条件投降声明，但庆典还不能开始。听闻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自以为是地接受了东西两线德军的投降后，斯大林怒不可遏。在他心里，只有苏联人才有权这么做，而且地点必须是在柏林。斯大林希望把欧洲胜利日延迟至5月9日，但这反过来又惹恼了丘吉尔。

全英国的人已经在忙着烤面包，做三明治庆祝胜利了；国旗和横幅都已准备就绪；教堂的钟声等待人们敲响。让所有人困惑的是，率先在电台里宣布战争结束的居然是德国人。消息发自弗伦斯堡（Flensburg），海军上将卡尔·德尼茨（Karl Dönitz）坐镇当地，名义上依旧控制着气数已尽的德意志帝国。BBC获悉了这则消息，很快，美、英、法等国家的报纸号外便出现在街头。在伦敦，大批人群涌向皮卡迪利圆环和特拉法加广场，期待首相丘吉尔宣布胜利，并继而拉开史上最大庆典的序幕。在纽约，大街上铺天盖地飘散着电报纸条。然而，盟军首脑们迟迟不发表正式声明，宣告对德战争已经结束。

就在5月8日午夜前不久，心狠手辣的军事奇才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帅在设于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的苏军指挥部—那里距离我父亲被关押的劳工营不远—接受了德国人的投降。海军大将冯·弗里德堡不得不再次在投降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面无表情，一本正经，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普鲁士军人的做派。他告诉俄国人，德国首都遭破坏程度之严重让他触目惊心。话音刚落，一名苏联军官便反问凯特尔，数以千计的苏联村庄和城镇被夷为平地，包括儿童在内的上百万苏联人因此长眠于废墟之下，他凯特尔作为下达侵略命令的人，是不是一样感到触目惊心。凯特尔耸耸肩，没有回话。 ^[5]

受降仪式结束后，朱可夫令德国人离开。接着，俄国人就同美、英、法盟友一起开始庆祝，他们噙着泪花发表演讲，大口大口地灌下红酒、干邑和伏特加。翌日，同一房间里还召开了庆功宴。席间，朱可夫向艾森豪威尔敬酒，称赞他是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酒敬了一轮又一轮，包括朱可夫在内的俄国将军都跳起舞来，直到全部醉倒在地。

5月8日，纽约的人们已经欣喜若狂，伦敦大街上一样是万人空巷，但英国民众还是平静得出奇，似乎是在等丘吉尔发话，好宣布庆典的开始。丘吉尔决定不理睬斯大林将欧洲胜利日挪至9日的愿望，计划在下午3点整发表演说。哈里·杜鲁门（HarryS. Truman）总统已经先他一步了。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Gaulle）将军也不甘被丘吉尔抢了风头，坚持要在同一时间向法国民众发表告国民书。

丘吉尔在BBC的讲话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装了喇叭，外面的国会广场上人山人海，连挪脚的空间都没了。人们叠罗汉似的簇拥在白金汉宫门口。在伦敦西区，马路已经被蜂拥至此的人堵得水泄不通，车辆根本无法通过。接着，大本钟敲了三次，人群安静下来。终于，丘吉尔深沉而洪亮的声音从喇叭里冒了出来：“对德作战就此终结……几乎全世界都联合起来，对抗邪恶势力，他们如今已俯首投降……现在，我们务必集中精力和资源，去完成我国在国内外的使命……”讲到这儿，他的嗓音陡然一变：“前进大不列颠！自由事业万岁！上帝保佑国王！”不多一会儿，他又站在卫生部的阳台上，做出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上帝保佑各位，胜利属于你们！”人群高声回答：“不，胜利属于您！”

《每日先驱报》（ Daily Herald ）是这样报道当时情景的：“伦敦市中心陷入了一派狂热庆祝的场面，人们又是欢呼雀跃，又是翩翩起舞，又是开怀大笑，已经无法自已了。他们把公共汽车团团围住，跳上轿车车顶，扒掉了一段临时围墙，在堤道上燃起篝火；他们亲吻警察，还拉后者一块跳舞……司机摁车喇叭，奏响胜利的最强音。河道上航行的拖船和轮船也在夜晚鸣响汽笛，与陆地上的胜利奏鸣曲遥相呼应。”

我母亲那年才18岁，也置身于人群中，寄宿制学校放了假，她也不用再照看弟弟。我的外婆名叫温妮弗雷德·施莱辛格（Winifred Schlesinger），父母分别是德国和犹太移民，这种时候她高兴是理所当然的，她对丘吉尔的崇拜之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兴冲冲、醉醺醺的人群，特别是美国佬中间”走丢，她就有点紧张。

在纽约，50万人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官方解除了宵禁，各大夜总会—科帕卡巴纳、凡尔赛、拉丁区、钻石马蹄铁、摩洛哥—客满为患，通宵达旦地营业。桑给巴尔酒吧请来了莱昂内尔·汉普顿（Lionel Hampton） 驻场演出，罗斯福烧烤酒店则由艾迪·斯通（Eddie Stone） 撑台面。在杰克·邓普西酒吧，提供的美食“量大得惊人”。

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上，《解放报》（ Libération ）的一名记者目睹了“高举盟军旗帜、熙熙攘攘的人流。一名美国大兵尽管长着一对大长腿，但为了拍照还是使劲地踮脚，摇来晃去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他的卡其裤口袋里塞着两瓶干邑酒，一瓶满的，一瓶已经空了”。一位美国轰炸机飞行员驾着米切尔B-25型飞机，飞越了埃菲尔铁塔下的拱门，看得在场人群击节叫好。在巴黎的意大利街上，“一个大块头美国水手和一个帅气的黑鬼”商量着赌一把，他们把每个路过的女人揽入自己“宽阔的胸膛”，然后数谁脸上留下的口红印多。好事者给两人下了注。在凯旋门附近，人群比往日任何时候都要庞大，他们向戴高乐将军致谢。见此情景，平时不苟言笑的戴高乐也难得绽放出一丝笑容。人们齐声高唱《马赛曲》和战时风靡大街小巷的《玛德隆》（“La Madelon”）：

在很远的布列塔尼有家馆子，

疲惫的士兵喜欢去那找乐子。

老板的女儿名叫玛德隆，

在他们欢笑和闲扯时斟上酒……

噢，玛德隆，你就是唯一，

噢，玛德隆，为了你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没见过女人好久了，

你就行行好亲我们一口吧。

然而在巴黎，一些人却觉得胜利日这天过得有些意兴阑珊。毕竟，法国在1944年就获得了解放。回忆起当晚的情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样写道：“和我记忆中经历过的其他节庆相比，这天的体会格外复杂，也许是因为我的情绪有些五味杂陈。胜利是在距离家门口十万八千里外的地方取得的，我们并没有怀着焦急的心情，像盼着光复一样翘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很久以前就有人预见到这一天，因此没带来什么新的希望。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的结局跟死亡差不多……” ^[6]

反观莫斯科市民，9日凌晨听到胜利宣言后则蜂拥至大街上。许多人不顾身上还穿着睡衣睡袍，跳起舞来。“胜利啦！我们胜利啦！”的纵情欢呼响彻夜空。在寄给英国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信中，曾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连金·别列日科夫（Valentin Berezhkov）回忆道：“我们自豪，因为终于战胜了狡猾而邪恶的敌人；我们悲伤，为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苏军在战场上阵亡3,000万人）；我们满怀希望，但愿世界永远和平，和战时盟友能继续合作。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汇集成一种既释然又憧憬的别样心情。” ^[7]

也许5月8日刊发的《解放报》说的没错：胜利日总体上是年轻人的派对。“只有年轻人兴高采烈地跳上盟军的吉普车，似乎跳上的是隆尚（Longchamps）赛马场的观众看台。车子驶过香榭丽舍大街，年轻人的头上绕着国旗，嘴里引吭高歌。当然事情本该这样，对于年轻人来讲，危险过去了。”

我外婆人在英国，心里却还惦记着在印度服役的丈夫，无心分享子女的兴高采烈。跟她感同身受的人无疑还有很多。她们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和儿子。有些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太多，已经不爱说笑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身为移民的女儿，我外婆的反应却像个典型的英国人。“我是如此想念你，所以无心庆祝胜利，”她在给我外公的信中这样写道，“所以借着这大好时光，我在花园里会多干些零活。”

我父亲甚至都不记得战争是哪天正式结束的，他只依稀记得俄国人曾鸣枪庆祝。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在5月9日）走出宴会厅，听到外面各种武器开火的交响曲……枪炮声连绵不绝，响彻柏林部分市区和郊外。” 我父亲已经听惯了枪声，所以没怎么在意。

年轻的英国情报官厄克特当时被困在了德国北部。不久前刚见证贝尔森集中营惨状的他从心底里高兴不起来：“要想再现当时那种大变局下我的心理活动，并非易事。从最初的绝望，到最后的胜利，过去了差不多六年。这六年里，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战争，我目睹了难以置信的荒凉和破败……我会想起战时照片里见过的那些无名氏的脸，他们中有难民、囚犯、遭遇空袭的平民、家园被毁置身冰天雪地的俄国人，还有那些即将沉没的商船上的海员—他们当中又有多少能与家人团聚呢？” ^[8]

但对于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寻欢作乐的人，这些想法可不会扫了他们的兴。胜利日既是年轻人的节日，也是灯光的盛宴。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纽约先驱论坛报》（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5月9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写着“纽约城灯火璀璨！”。5月8日出版的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声称“夜色中的伦敦再度流光溢彩”。在巴黎，歌剧院的景观灯自1939年9月以来第一次点亮，绽放出蓝、白、红三色光芒。在黑灯瞎火多年后，照明灯一盏接着一盏重新亮了起来，将凯旋门、玛德莲教堂和协和广场照得灯火通明。《纽约先驱论坛报》不无骄傲地报道：“景观灯照亮了巴黎贝利街大楼前方的星条旗、米字旗和法国三色旗，巨大的旗帜呈波浪形在风中飘舞。”

纽约市自从1942年颁布灯光管制令以来，灯光一点点地变暗，到了1943年10月后进而发展为“局部断电”，只有自由女神像的火炬还能发出微弱亮光。但根据《纽约每日新闻报》（ New York Daily News ）报道，到了5月8日晚上8点，“百老汇皇冠上镶嵌的所有珠宝光彩夺目，熙熙攘攘的人流像是在灯光里游泳，灯火温暖人心”。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纪念柱被探照灯锁定。作为伦敦金融区被轰炸后几乎硕果仅存的一栋建筑，圣保罗大教堂沐浴在景观灯光中。灯火通明的电影院把莱切斯特广场映照得一片妖娆。从伦敦一路北上，直至苏格兰，夜空中无不闪耀着万堆篝火发出的温暖红光。

既然不用再害怕德国人的炸弹和“超级赛车”（即德国V1飞弹），灯光又亮了起来，这让人如释重负。不仅如此，灯光的回归还带有一层感人的象征意义。读着这些当时的文字，我不由想起了一位俄国学者在莫斯科给我讲的一则故事。她醉心于研究法国文学，一辈子都梦想能看一眼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却只从书本上读到过它们。终于，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后，她美梦成真，获准乘火车赴巴黎旅行。我问她对旅途中哪些见闻感触最深，她回答说，夜车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一瞬间，四周突然有了灯光，这一刻让她记忆犹新。

* * * * *

灯光的盛宴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可追溯至人类点亮的第一支火把。这种仪式往往有着神秘的起源，同季节变换和新生命的开始有关联。人们对光复初期的回忆部分带有一种很明显的宗教热忱，这点在女性对盟军士兵的热情接纳上尤其显著。来自海牙的年轻姑娘玛利亚·哈延（Maria Haayen）回忆，她平生第一次看见加拿大坦克轰隆隆地驶向她时，有个士兵从炮塔口伸出脑袋，向外张望。那一刻，“我浑身的血都像被抽干了，心里默念：我们解放了。坦克驶近时，我无法呼吸，当兵的站起身，他看着就像个圣人”。 ^[9]

这种情绪也许在年轻姑娘中间更为普遍，但也有男人持相同看法。据一名荷兰人回忆：“当时哪怕是摸一摸加拿大军人的衣袖都是件了不得的事，每个加拿大大兵都是基督，是救世主……” ^[10]

从某种重要维度来看，1945年夏，盟军士兵在被解放国家的经历也许可以同二十年后甲壳虫乐队造访这些国家时的情况相提并论。那时，表达解放的方式很狂热，首当其冲地体现在男欢女爱上。1945年，在诸如荷兰、比利时、法国—战败的德国和日本更是如此—男丁无处可寻。就算有，也是被关着，或者穷困潦倒，营养不良，情绪消沉。异族占领和军事失利多多少少摧毁了本国男性的权威—至少暂时如此。当时某位荷兰史学家有过这么一段描述：“荷兰男人1940年在军事上吃了败仗，1945年又在性事上吃了败仗。”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法国、比利时或任何曾被异族占领的国家。战争的一大后果是许多女性再也不会百依百顺，逆来顺受。她们出门工作，为抵抗组织效力，或肩负起照料家人的重担。拿当时法语里一句很不客气的话来讲，女人都变得“男性化”（hominisée）了，她们的举手投足开始像男人。

跟瘦骨嶙峋、澡也不洗、衣衫褴褛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男人相比，加拿大人干干净净，美国人高高大大。他们伙食好，军饷足，穿着征服者军装的模样实在是又性感又帅气，看着肯定跟神仙差不多。不少荷兰女人后来嫁给了加拿大军人，拿她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来讲：“面对事实吧，我们旱了那么久，加拿大人看着就美味可口。”

没有什么比跟盟军一起到来的音乐更能说明解放的性意味了，纳粹曾取缔这类音乐，其中有摇摆乐，爵士乐，比如格伦·米勒（Glenn Miller）的《兴致勃勃》（“In the Mood”），另外，汤米·道尔西（Tommy Dorsey）、斯坦·肯顿（Stan Kenton）、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莱昂内尔·汉普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也在取缔之列，比如那首“Hey! Ba-Ba-Re-Bop”。巴黎年轻人在俗称“”胜利唱片—发给美军的爵士乐唱片—的音乐中翩翩起舞。而法美混搭的精神也传递到法语香颂（chanson）中。1945年由雅克·皮尔斯（Jacques Pills）唱红的一首热门歌曲歌词如下：

欧拉拉！（Oh! Là là!）

早上好小姐，

欧拉拉！

哈罗，就是这样啦，

欧拉拉！

我觉得你好美，

欧拉拉！

你是帅气的阿兵哥……

1945年，西线盟军依旧被明文禁止跟德国人往来。在荷兰和法国，这种行为倒是得到了积极提倡，甚至还出现了“亲善行动”（Operation Fraternization）。到了7月，在朱莉安娜（Juliana）王妃和伯恩哈德（Bernhard）王子的授意下，荷兰成立了娱乐管委会，目的是为逾10万名加籍军人提供会讲英语的女伴。具体而言，年轻女性可以陪同这些当兵的参观艺术展、博物馆，一起看电影，或去有人监督的舞厅跳舞。

本来此举可谓用心良苦，人们期待这些女性可以“维护吾国的荣誉”。我的荷兰祖母作为新教牧师的太太，受命监督这类舞会，以确保加拿大军人和他们的荷兰女友不会做出什么有辱国格的事来。跟她一起行使这项权力的是一位名叫奥格特洛普（Ogtrop）的天主教神父。男男女女们跳舞时喜欢和着“Hey! Ba-Ba-Re-Bop”的拍子，大声喊出神父的名字。我吃不准这些舞会上都发生了什么，但借一名加拿大士兵的话来讲，他还从来没“遇到过比荷兰女人更积极主动的”。

从盟军士兵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也还过得去，毕竟他们的长官对买春嗤之以鼻。即使在法国，红灯区也是不得光顾的。反观在德占期，妓院（maison de tolérance）的生意异常红火。部分美国老兵对1918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依旧怀有美好的回忆，那时“猪巷”（Pigalle）里的妓院可是向这些大头兵敞开了温柔的怀抱。即便二战结束，禁止嫖娼的条令也无法得到完全遵守。至少有一起记录在案的事例可以证明，瑟堡（Cherbourg）的几家妓院就是美国军方间接经营的。 ^[11] 一些专对黑人士兵开放，另一些只做白种人的生意，妓院门口还有美国宪兵把守，确保排队秩序。但总的来讲，这一次，那些有充分理由担心因为缺乏有组织性交易，将导致性病大肆传播的人可是失算了，因为勾搭当地女人完全是基于你情我愿的原则。

这倒不是说占领军和当地女人的关系是平等的。男人有钱，有奢侈品、香烟、丝袜，更重要的是，他们手里有人们迫切需要并赖以为生的食物。解放者收获的各式各样的谄媚之辞显示出双方之间很可能存在一种耻辱性的倒贴关系。然而，把女人看成头脑简单的动物，因为崇拜英雄，所以主动去勾搭军人，或者无力抵抗，任人玩弄的看法都是不尽准确的。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写到过一个年轻的巴黎女人，她的“主要消遣方式”是“猎捕美国人”（la chasse àl’Américain）。

日后成长为知名小说家的伯努瓦特·格鲁（Benoîte Groult）和她的妹妹弗洛拉（Flora）一起记录过她们“猎捕美国人”的战果。姐妹俩给这部小说起名叫《四手日记》（ Journal à Quatre Mains ），说是小说，但内容实际上绝非虚构。格鲁会说英语，她同其他法国女人一道，向美国红十字会报名，志愿和美国兵交往。但她经常出没的地方其实没有这么健康正面，大多数夜晚她都流连于巴黎的夜总会之间。那些夜总会只对盟军士兵开放，欢迎法国姑娘，但将法国男人挡在门外。通常，它们的名字看起来没什么异样，比如“加拿大俱乐部”“独立”“彩虹一角”。

格鲁对美国和加拿大军人的体态描写很具体，而且笔触和那些自以为见到了圣人的人一样充满好感。只不过在她笔下，姐妹俩高度现实，大兵也绝非什么清心寡欲的圣人。她描写自己如何征服男人时的口吻和一些男人吹嘘自己“把妹”本事如出一辙。她经常光顾的夜总会在小说里叫“奴隶市场”，但在眼下，“奴隶”却成了打胜仗的英雄。

这里有一段格鲁描写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柯尔特的文字：“他鼻子较短，略微有点朝天鼻，这让他看起来有几分美国人普遍的孩子气；因为长期在平流层飞行，他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他双手粗壮，肩膀宽得像红毛猩猩……臀部完美，笔直，算是平衡了身体其他部分的臃肿……”柯尔特从不看书，只对美食和飞机感兴趣。但她又怎会在乎呢？诚如她在日记里所言：“我渴望被白痴拥抱，被白痴亲吻。他有着迷人的笑容，嘴角上翘，露出一口美国人的洁白牙齿。” ^[12]

简言之，格鲁在法国男人眼里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男人婆。她结过婚，丈夫死于战争。1944年那个光复之夏给了她在男人怀抱中寻求欢愉的资格和欲望，尽管事后她和这些男人此生不会再见。这种自由千金难买。事实上，对这段感情更认真的人倒是柯尔特，他给格鲁看父母的照片，表达了将她作为战争新娘带回美国的意愿。对于格鲁这位胸怀文学抱负的巴黎文青而言，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格鲁也许格外老于世故，也许只是故作老成，但她的文字印证了一位法国史学家对于德占期的看法。据帕特里克·比松（PatrickBuisson）称，战时法国大量青壮年的德国男子给许多女人提供了反抗的机会：其中既包括那些身陷不幸婚姻或活在压抑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女人、被雇主欺负的女佣人、无人问津的老处女，也有可能是任何阶层的妇女，她们一心只想挣脱保守的家长制社会的种种桎梏，哪怕只是一时半会儿。跟占领军往来还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让这些女人过得比别人好，有时还好过她们昔日的主子，这无疑加强了报复的快感。 ^[13]

而且不光女人如此。按照常理，所有少数派都会同强大的外来者结盟，借别人之手摆脱多数派的欺凌，这点是一切殖民社会的共通之处。然而，战时法国的同性恋人数畸高，他们有的选择通敌，有的则把巴黎当成纵情性爱的乐园。这种情况也许跟他们都看不惯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有关。鉴于此，纳粹和维希政府（Vichy）反对同性恋的宣传没起到什么阻碍作用。外国占领并不一定受到拥护，但其打开了机会之门。

无论如何，跟盟军解放者“勾勾搭搭”总比跟德国人穿一条裤子要好，因为这么做没有叛国的耻辱感。很难弄清楚同性恋之间的亲善活动到底有多广泛，因为这种事人们显然都喜欢藏着掖着。曾经在荷兰国家芭蕾舞团担任舞蹈演员、编剧和编舞的鲁迪·范·丹齐格（Rudi van Dantzig）对此就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他在1944—1945年“饥荒之冬”期间曾从阿姆斯特丹逃至一个北方村庄。基于这段经历，范·丹齐格写了一部名叫《献给迷途士兵》（ For a Lost Soldier ）的小说。当加拿大军队抵达他所在的村庄时，他只有12岁，但心里却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热望。一辆军车停在乡间小路上，车上伸出一只手，把小范·丹齐格拉上车。小说的主人公男孩杰罗恩正是在此刻邂逅加军士兵沃尔特，并在最后受到了他的性诱惑。不过这本书绝不是在控诉恋童癖，相反，这是一曲挽歌：“包围我的臂膀温暖而舒适，就像包围我的椅子。我几乎带着一丝喜悦，任由这一切的发生。我心想：‘这就是解放，事情就该是这样，跟过去不同。这是场派对。’” ^[14]

伯努瓦特·格鲁十分清楚和美国人上床能得到什么物质好处。在她笔下，性饥渴和对食物饥饿感之间的关联很清晰。她感慨道，躺在床上，被柯尔特压在身下的感觉就好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枕；“况且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完事后，他们找东西吃：“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好吧，差不多是二十三年。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午餐肉、鸡蛋和好时巧克力一到手就会被一扫而光，丝袜也会穿上腿，但好彩、骆驼、切斯特菲尔德和法国高卢等香烟则会被拿到黑市上去交易，以换取更多的食物。美国大兵补给充足，这点跟他们宽阔的肩膀、甜美的笑容、笔直的臀部和精致的制服一样，都成了一种难以估量的诱惑。光是能轻易搞到香烟这点，就让他们在贫穷国家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因此也不难得出结论，跟他们上床的女人实际上比妓女好不到哪里去。

持这种想法的人也确实不在少数，特别是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女人，或者被拦着不让进只对解放者和他们本地相好开放的舞厅、电影院和娱乐中心的男人。这种猜测也因为某一事实得到了加强：一些勾搭上盟军官兵的年轻女人，依旧裹着头巾，遮住她们最近被人剃得精光的脑袋。这是对她们不久前和德国人睡觉的惩罚。

毋庸置疑，有些女人是自愿出卖肉体，特别是在战败国，提供性服务是她们自己和孩子得以活命的唯一办法。但即便是那些见风使舵、急吼吼地把德国情人换成盟军情人的女人，这么做的理由也不纯粹都是为了钱。法国的某个小镇上，一名“横向通敌者”（horizontal collaborator）不久前刚被人剃光了头发，折磨她的人还不罢休，扬言要进一步惩罚她的“不道德”行为。对此，女人只是对着这群自诩替天行道的人冷冷地说道：“我才不管你们会不会剃我头发，我跟我丈夫（过去的战俘）已经断了联系，我可不会因为自己是有夫之妇就不和美国人快活了，只要我想，我就会。” ^[15]

读着后来人的记述和媒体评论，人们也许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1945年的夏天燃烧着漫长的情爱之火，外国军人和驻在国女性或出于贪婪，或出于情欲，或出于寂寞沉湎其中。数据似乎支持这种印象：1945年，巴黎因感染性病而住院的女性人数要比1939年高出五倍之多。在荷兰，1946年有7,000多名新生儿是私生子，比1939年高出两倍。对于性病高发的解释多种多样，既有缺乏医疗救护和避孕药，也有贫困地区糟糕的卫生状况，还有若干其他原因。然而，实际情况是，许多男男女女这么做只是在寻求温暖、陪伴、爱情，甚至是婚姻。虽然解放后最初几个月的确存在严重的滥交情况，但人们还是渴望回到正常状态。不应被忽略的一点是，1946年，荷兰全国合法出生的新生儿数量达到了27.7万人，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高的生育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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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森集中营于4月12日解放。德里克·辛顿（Derrick Sington）中尉指挥的一队英军接到命令，让他们火速赶往那里。战争尚未结束，但集中营里情况过于恶劣，当地人担心自己会感染上斑疹伤寒—这种传染病几周前刚刚夺去了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 的生命。由于德国当局既无能力、也无心应对爆发伤寒的风险，他们不顾两国尚处于交战状态，同意让英军进入贝尔森。

士兵开车经过成堆的尸体和散发着粪便和腐尸臭气的营房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贝尔森的图片是第一批发表在西方媒体上的集中营照片。在英国，贝尔森成了纳粹大屠杀的主要符号。据布莱恩·厄克特回忆，他对纳粹的反犹主义有所了解：“但即使如此，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其实旨在肉体消灭几百万人，这让人难以想象。贝尔森让我们措手不及。” ^[16] 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英军官兵都不知道的是，贝尔森其实还算不上是一座灭绝营。真正的灭绝营在波兰，其中的大多数在德国人向西后撤之前就已经被毁掉了。

辛顿中尉没停车，他通过扩音器告诉生还者他们自由了，但大多数人已经神志不清，根本无力做出反应。接着，他来到关押女囚犯的主营前，手里依旧拿着麦克风。

几秒钟后，车子被上百名妇女团团围住，她们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难以控制情绪，导致扩音器里传出的话一句都没听清。集中营的营地上种着白桦树苗，女人们采下嫩芽，掰下小树枝，抛向车辆。 ^[17]

这些女人还算是走运的，她们还能走路。一名学医的英国兵志愿加入救助行列，他在一间营房里目睹了以下场景：

我惊恐万分地站在这间肮脏不堪的屋子里，努力适应混着解剖室、下水道、汗水、伤口化脓味道的气味。突然，我听到地板上有动静。借着昏暗的光线，我低下头，看到有个女人正在脚下爬。她浓密的黑发结成一团，肋骨根根突出，好像中间根本没有肉……她在大便，但她如此虚弱，以至于无法将屁股抬离地面。她拉稀了，黄色的稀屎在大腿内侧糊了一片。

医生和医护志愿者迫切地需要更多食物、药品和医疗器材。他们所面临的疾病和饥馑规模前所未见，甚至想都不敢想。每天都有几百人死去，有时是因为吃了军粮—囚犯的肠胃已经萎缩，再也无法消化肥腻的食品。然而，军队有时也效率低下，而且德国的局势十分混乱。4月下旬的一天，集中营里迎来了一批神秘的货物，打开后，里面装着大量的口红。

这被证明是场及时雨。英军救护车队的指挥官戈宁（Gonin）中校回忆道：

我相信，没有什么比口红对女囚犯们帮助更大的了。她们躺在没铺床单的床上，身上也没穿睡袍，但嘴唇却涂得绯红。你看到她们走来走去，肩上除了披了条毯子外，什么也没有，但她们的嘴唇却是红彤彤的……总算有人做了件善事，让她们重新变成了人。她们是人，不再只是文在手臂上的号码。她们终于有心思关心起自己的外表来。是口红率先把人性还给了她们。”

日后成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的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时任情报官，跟厄克特一样，他在5月份被短暂派往贝尔森，那里情况依旧糟糕，但对比之前已经没那么惨不忍睹了。部队某些长官自以为出了个好主意，想为官兵和贝尔森幸存者组织一场舞会。沃尔海姆受命操办此事。可惜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当由匈牙利集中营看守（他们残暴成性，声名狼藉）组成的乐队穿着民族服装，拉起手风琴舞曲时，引发了误会。由于语言不通，女人们露出手臂，给人看文在身上的集中营记号。男人们无言以对，只是抓住女人们的手，希望能和她们跳上一曲。匈牙利人越拉越快，女人们吓坏了，开始对官兵拳打脚踢。 ^[18]

然而，这次泡汤的舞会只能算是意外。差不多同一时间，营房之间的空地上还举办过另一场舞会，这回伴奏的换成了皇家空军军乐队。一名英国兵描述道，虽然有些姑娘“几乎无法走路”，还有些“看起来一动都要断成两截”，但这次舞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位身材特别高大的加拿大军官抱着一个娇小的姑娘，姑娘的脑袋刚刚到他腰的位置。他俩跳着华尔兹。“女孩特别高兴，在场的人看了无不动容，为她欢笑，为她落泪。” ^[19]

这则故事或许比沃尔海姆的更具典型性，因为许多在集中营工作过的人，不论是美国犹太拉比 ，还是联合国义工，多多少少都对幸存者快速复苏的性意识表达过赞许或非议。正如口红一样，性欲的恢复帮她们找回了一丝人性，除此之外，她们已孑然一身。

如果说1946年荷兰的出生率很高，那么难民营里的出生率就更高了。仅仅在美占区，收容站里每个月就有750名婴儿降生。年龄在18岁到45岁的犹太妇女中，有接近1/3的人生过孩子，或者怀有身孕。 ^[20] 包括贝尔森在内的昔日集中营曾因为条件无比艰苦，吞噬过数千条生命，如今它们则成为性行为高发之地，就好像幸存者都迫不及待地想向自己和全世界证明他们还活着—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孕育新生命。

义工有时对此很震惊，提起收容站，特别是犹太人收容站的时候，会说“囚犯们纵欲无度，毫无节制”。有人将此归咎于百无聊赖，毕竟，除了喝酒和交媾外，还能干什么呢？另外一些人则恪守道德原则。一名为慈善组织服务的法国医生明显对这一现象嗤之以鼻，他如是写道：“集中营幸存者中有不少道德水准低下……糜烂的性行为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但他也承认，这些情况实属情有可原，人们实在不该怪罪这些刚经历过炼狱的年轻姑娘，她们“被想要重新去爱、忘却过去的欲望捆绑着，无从抵抗，只能通过手头仅有的手段来满足这种欲望”。 ^[21]

其他观察者提出了更加详尽的解释。一名叫玛尔塔·科尔温（Marta Korwin）的波兰籍义工相信，集中营的受害者存在一种幻想：他们苦难的结束将促使一个完美世界降临人间，似乎“他们过去的所有磨难都会被淡忘，自由会将他们带回那个一切正常的旧世界……”但当他们发现在收容站的生活依旧痛苦不堪，爱人一去不复返后，希望破灭了，只能通过买醉或滥交来逃避现实。

所有这些解释都颇有道理，但还漏了一层理由—传宗接代。一个身陷危机的族群必须通过繁衍后代才能生生不息。难民营里的多数犹太人都不是灭绝集中营的幸存者，因为很少有人能在那儿活下来。许多人来自苏联，因为之前在那儿避过难，这才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但大多数犹太人失去了儿女、父母、兄妹和其他亲属。上了年纪的人没有办法，只能靠回忆往事了却残生，但年轻人渴望重组家庭，有了家人才有活下去的动力。况且，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犹太旗手也正儿八经地提倡族人多生育后代。许多犹太男女见面才几周，甚至几天就结为夫妻。犹太收容站里，避孕药没有市场，人们把尽可能地多生孩子看成是一种责任。性爱并不只是出于鱼水之欢，而是一项抗拒灭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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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一个人若身为德国人或日本人，跟身为法国人、荷兰人、中国人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境遇，遑论犹太人了。这点也适用于描述同外国占领军的往来。“阿米”（德语俚语里对美国佬的称呼）或“阿米库”（日语里的说法）和同他们一块到来的加拿大人、澳洲人、英国人和苏联人可不是什么解放者，而是征服者。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句话也适用于许多意大利人，特别是意大利南部的人，盟军的入侵让当地人本来就苦不堪言的生活雪上加霜。城市在空袭中灰飞烟灭，经济形势十分困窘。这让卖身为娼在许多时候成为一种必须。

在柏林，娼妓被人称为“废墟里的老鼠”（Ruinenmäuschen）。姑娘和妇人们在城市的废墟间游荡，试图搭上个当兵的，换点钱、吃的或香烟。有些女孩进入青春期没多久，却已经在黑市商人设在废墟中的临时妓院里操起了皮肉生意。男孩有他们自己的接客地点，叫做“废墟男娼馆”（Trümmerbordellen），接的大多是美国兵，其中有个绰号叫“安娜阿姨”的人，后来成为法兰克福黑社会里一号臭名昭著的人物。

求生的欲念通常能消解阶级之分。有个叫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的年轻英军军官曾被派驻在那不勒斯，在他的力作《那不勒斯1944》（ Naples ’ 44 ）里，他写道，有一天，一位意大利贵族前来指挥部拜访。访客是南部的庄园主，随行的还有他的妹妹。

两人的外貌十分接近：瘦瘦的，皮肤极其苍白，脸上挂着一副名门望族惯有的冷淡表情，甚至有几分严厉。他们来访的目的是想打听有没有可能安排妹妹进入军队慰安所服务。我们解释说英军没有这样的机构。“好可惜。”这位王公贵戚回答。他和妹妹曾在英国女家教手下学习过，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哎，路易莎，看样子是行不通了，行不通了。”他们礼貌且平静地谢过我们后就离开了。 ^[22]

在日本，卖淫嫖娼从一开始就是制度化的。日本人这么做有自己的理由，日军曾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大肆奸淫妇女，官方于是担心盟军士兵会如法炮制，强暴日本妇女。在1937年沦陷的南京和1945年“玉碎之战”里几乎被摧毁殆尽的马尼拉，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惨遭强奸，然后被剁掉手足。如果经历这些兽行的受害者一息尚存，往往还是会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这只是两起极端恶劣的事件，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在中国战场，日军大范围地强暴和蹂躏妇女，以至于激起中国人更强烈的抵抗，给军事推进造成了麻烦。为了应对军纪败坏的问题，日本有时会在其占领下的地区—特别是朝鲜—征募年轻女性，但更多时候是把她们掳了去充当所谓的慰安妇，即日军慰安所里的性奴。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宣传机器从没有停止过吓唬国民，说是一旦日本战败，妇女就会遭到外国军人奸淫、折磨甚至杀害。为了避免这种可怕而耻辱的命运，日本人被命令要么战死，要么玉碎。太平洋岛屿和冲绳的妇孺被勒令拉响手榴弹，或者跳崖自尽。很多人照做了。

鉴于此，8月18日，即日本投降后第三天，日本内务省指示各地警署官员为占领日本的盟军设立“慰安机构”，招募女性加入“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为尽爱国义务“牺牲她们的肉体”。前首相近卫文麿公爵—挑起太平洋战争的主要责任人—告诉警视厅厅长，“拜托阁下保卫日本的年轻女性”。 ^[23] 也许此举能安抚来犯的外国人，这样，出身较好的日本妇女就敢于走出她们的藏身之处，走路也不用怕遭人调戏了。

这注定是门龌龊的勾当。建造特殊慰安设施的工作进行得如此仓促，以至于里面都没有床铺供士兵和“舍身取义”的女人所用。只要有空间，交媾行为哪里都有可能发生，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地板上，或者在简易妓院的过道和走廊里。几个月过后，日本人才做出较为高效的安排。在东京郊外的船桥市，一栋大体量、形似机库的妓院拔地而起，人称“国际宫殿”（International Palace）或者IP。IP提供的是流水线式的性服务，其有个别名叫“威洛伦”（Willow Run），这当中有个典故：战时，福特公司曾在底特律附近设有工厂，专门制造轰炸机，厂址就选在威洛伦。光顾此处的男人在踏进这栋狭长建筑之前，要把鞋子留在门口，完事出来后，去另一头取回擦得锃亮的鞋子。

在军队招待所，譬如东京的野村饭店，女人来往十分频密。她们对外要么自称职员，要么是清洁妇，但常会在饭店里过夜。有些还拖家带口，以躲避冬季严寒。东京市中心有家大型舞厅，门外挂着用日语写的招牌：“爱国女青年们！来做舞女，为日本重建出力吧！” 军队福利社（PX）这种特供商店向占领军成员兜售食品、服饰和其他补给品，其中还有避孕套。

跟德国情况不同的是，在日本，盟军最初并没有禁止“同当地人员亲善行为”的明文规定。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知道这种禁令形同虚设。他曾告诉手下的一名幕僚：“有人一直想方设法想让我出面，阻止这些‘蝴蝶夫人’在眼皮底下晃来晃去，但我不会这么干……我不会下达禁止亲善的命令，就算说破了天也不行。” ^[24]

占领初期，驻日美军差不多有60万人，此外还有一些澳洲、英国和少数其他国籍的军人。因此，驻军和当地人存在大量往来。1945年10月，一位名叫威廉·西奥多·德巴里（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美国海军军官—也就是日后显赫一时的中国和日本问题学者狄百瑞—当时在一封信中谈起自己在九州佐世保海军基地的所见所闻：

亲善本身成了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指挥部旁边的大桥上总是挤满了人。饥渴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跟友善的日本老百姓打着手语交流，对方不知所云，只是笑呵呵的。最后宪兵不得不出面，阻止桥上聚集更多的人。情况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25]

尽管美国国内存在一种相当种族主义的宣传，这种情况并未因此销声匿迹。比如，这里有段摘自《周六晚报》（ Saturday Evening Post ）关于盟军占领日本的文字：“日本女人平胸、塌鼻子、扁平足。对于大多数美国男人而言，她们的吸引力跟有一千年历史的石头人偶差不多。说实话，还不如人偶。美国人喜欢给人偶拍照。” ^[26]

如果我们积点口德的话，该文作者可以说不知所云。早在1945年，最高司令官手下的多数高级军官都给自己找了日本情妇。由于起初日本国内鲜有西方女性，出现这种情况当属意料之中。局面只有在新一波的军官到来后才发生改变，新来的人通常包容度较差，而且没有亲自上阵打过仗。在德国，虽然禁止与德国人亲善的条令已经解除，但军官们还是决定在日本加强军纪，宣布多数公共场所，比如餐馆、温泉胜地度假区、电影院和军队宾馆为“禁区”。

结果，亲善照常进行，只是隐秘性更高罢了，此外还出现了越来越多作为“个体户”的卖淫女，她们的存在对控制性病发病率只会起到反作用。妓女在受过轰炸的街道和城市公园里有自己的地盘，俗称“岛屿”。有些女人一次性交易只收区区1美元，在黑市上差不多只能买到半包香烟。这种生意十分红火，而盟军当局不顾日方建议，执意要在1946年取缔有组织卖淫后，更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日本人做事情喜欢分门别类。娼妓中的个体户，人称“潘潘女”（pan-pan girls），被划归为几类：专门服侍白人士兵的，专门服侍黑人士兵的，只服侍日本人的，不过也有一些大胆的女人才不接受这套清楚分类的劳什子。一些妓女只侍从一位客人，她们叫做オンリー（onrii，意指“唯一”） ；那些特别放荡淫乱的女人则得到了バタフライス（batafurais，即花蝴蝶）的称号。东京市中心的部分地区，比如正对麦克阿瑟将军指挥部的日比谷公园，或毗邻的有乐町车站，成为了典型的“潘潘女”活动区域。 ^[27]

涂着鲜艳口红、脚穿高跟鞋的“潘潘女”是日本人耻笑的对象，因为她们象征着民族堕落，但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当中还夹杂着些许羡慕。她们的物质生活要比大多数无家可归、饥肠辘辘和一贫如洗的日本老百姓富足得多，这些“上班族”姑娘还是美国货最早的消费者和拥趸。她们比多数日本人更了解战胜者的流行文化。操着由日本俚语和从美国大兵处学来的散装英文混搭的黑话，“潘潘女”也比大部分日本人更能掌握占领者的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讲，“潘潘女”与日本一种特别下三滥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职业固然卑贱，但却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东京在古时候叫江户，这一时期，妓女的穿着就代表时尚潮流，这点透过浮世绘和歌舞伎可见一斑。盟军占领的起初几年里，“潘潘女”的文化内涵大大失去了当年的雅致韵味。军事失利，再加上战时审查制度和军国主义教育的覆灭，使得根植于过去的性商业文化死灰复燃，但如今更多地带有美国色彩。内容色情猥亵的低俗杂志，譬如《可人儿》（ Lovely ）、《维纳斯》（ Venus ）、《性爱奇幻》（ Sex Bizarre ）和《美女墙照》（ Pin-up ）等大红大紫。原先的娱乐区里开设了脱衣舞馆，大都是在弹坑边草草搭建的窝棚。便宜的舞厅里，皮条客、黑市商人和穿着夏威夷衬衫的年轻混混搂着他们的女友跳着曼波舞。日本的摇摆乐队和爵士乐歌手再度活跃起来，多年前，因为诸如此类的“外国腐朽文化”遭到查禁，他们一度销声匿迹。现在，大众对布基伍基（Boogie Woogie）的靡靡之音又是趋之若鹜了。

许多女人走上卖身这条路是为现实所迫，但也不尽然。当时的调查显示，不少女性成为“潘潘女”是“出于好奇心”。 ^[28] 比起单纯的钱色交易，这一初衷是“潘潘女”遭人极端蔑视的一大原因。“牺牲”肉体，维系一户贫农家庭的生计，或履行爱国义务，这些借口都还说得过去，甚至还有可能赢得赞赏；但若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或者出于对钱、香烟或丝袜的物欲，那就是一种耻辱。有组织卖淫在日本历史悠久，而且是为社会所容许的。但“潘潘女”因为自甘堕落而广受谴责。这样的社会氛围，让她们孤立无援，身陷险境。

尽管十分艳俗，而且饥不择食，但1945年的性商业文化好比曼波舞和布基伍基音乐，起到了解放人心的作用，其受到一些人欢迎的同时，也为其他人所不齿。1946年，日本有差不多9万名新生儿的母亲都是单身未婚女性，这一点不可能归因于纯粹的性交易。 ^[29] 在接受了蛮夷外国兵是强奸犯和杀人犯的大量负面宣传后，许多日本女人真正见到美国人时，发现他们根本没那么吓人，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一位女作者曾在享有极高口碑的女性杂志《妇人画报》刊文，她的话值得参考：“我觉得他们有礼貌、很友好，无忧无虑而且十分开朗。跟过去住在我家附近军营里那些傲慢、小气和粗鲁的日本兵一比，反差真是太明显了，这可真叫人悲哀。”

这倒不是说盟军士兵从来不施暴，尤其是在占领日本早期。根据一项估计，1945年下半年，平均每天就有40名女人遭到强暴，而且这个数字很可能偏低，因为许多受害者出于耻辱感都没有报案。 ^[30] 再说了，这样的数据不可能出现在受到占领军审查的媒体报道中。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人仍然觉得美军的军纪比他们原先担心的要好多了，特别是对比他们自己的子弟兵在海外奸淫掳掠的行为。

有些吊诡的是，性风俗的变迁和美国人企图“改造”日本民族性的宣传工作是相契合的。要转型成为民主国家，日本人被告知女性必须得到平等对待。“潘潘女”的出现也许是改造者们无心插柳的结果，但他们鼓励日本人学习美国人，更加开放地通过肢体动作表达爱意。拜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所赐，1946年，日本银幕上第一次出现了接吻镜头，这部电影名叫《20岁的青春》（『はたちの青春』），旨在使日本观众得到熏陶。影片在年轻观众中十分风靡。

当然，日比谷公园里招揽美国兵生意的站街女和开创先河的银幕一吻之间可谓天南地北，但是公众对色情娱乐和有着丰富性暗示的流行音乐的确胃口巨大，这显示出被解放民族和战败民族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对日本人而言，随着格伦·米勒的一曲《兴致勃勃》一起到来的还有一种崭新的自由意识。

在西德，情况如出一辙。但在苏军占领的东德，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至少就性方面来讲是这样。如果说“勾搭”是对德国人和外国军人关系的最佳阐释的话，那么强奸就是被苏联红军击败后的多重诅咒之一。当然了，在西德强奸案也有发生，虽然别的地方也有，但法占区尤其高发。举例而言，在斯图加特，多达3,000名德国妇女声称遭到了法军的强暴，施暴者主要是阿尔及利亚人。 ^[31] 而在当时面积最大的美占区，美军在1945年全年犯下的有记录在案的强奸案，没有超过1,500起。 ^[32]

有若干原因可以解释西占区的强奸案发生率为何低于苏占区。也许除了法军之外，盟军并没有苏联人那么强烈的报复心理，而且他们的长官也没有鼓励下属肆意蹂躏德国女性。（斯大林本人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当兵的行军几千里，经历了血雨腥风，枪林弹雨，当然有权利“和妇女们快活快活”。）另外，德国女人也十分乐意和盟军官兵“勾三搭四”，所以强奸根本没有必要。1945年之夏，美国大兵中间盛传这样一句玩笑话：德国女人是“塔希提（Tahiti）以西”最好得手的。 ^[33]

毫无疑问，这句俏皮话有夸大之嫌，积极传播它的人不仅有得了好处的美国兵，也有德国人自己。在他们看来，这些女同胞的行为无异于在民族自豪感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不少德国人对此很是愤慨。尽管如此，许多士兵还是宣称，比起法国女人，有着“小姐”“皮草”和“友善的纳粹”等绰号的德国女人更愿意同他们发生性关系。对于这一现象，一名返乡的美国兵曾做出过分析，虽然听起来没有人性，但不无道理。“尽管可能泄露天机，”他写道，“但有必要承认，美国军人在欧洲只想要一笔‘好交易’—这包含‘尽可能频繁地勾搭当地女人的机会’。”他接着写道：“自然而然，美国兵在德国收获了最好的交易……到了法国情况就不同了，美国兵没有享受到在德国那种抱大腿的礼遇。跟他从老爹和1944年解放法国的美军口中听来的说法不同，法国并不是可以供人亵玩的玩物。”

当然，那时德国国内的女人远比男人多，比例差不多是16比10，而那些剩下来的男人多半又老又瘸，或者遭人嫌弃。导演罗西里尼（Rosselini）曾在柏林废墟里拍摄杰作《德意志零年》（ Germany, Year Zero ），借电影里一个年轻德国人的话来讲：“我们曾经是男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只是纳粹。”

伯努瓦特·格鲁在文学回忆录里写到法国光复时，不禁要对比“漂亮的美国男人”和“在我眼里普遍皮肤粗糙、黑不溜秋和营养不良的法国男人”。 ^[34] 德国和日本男人灰头土脸的程度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著有《蓝天使》（ The Blue Angel ，1930）的德国戏曲和电影剧作家卡尔·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在1946年曾作为美国文化参赞回到故乡。他采访过一名德国女服务生，对方的态度代表了德国女人普遍的心声。女服务生不肯碰德国男人，她说：“他们太软弱，再也不是男人了。过去他们威风过头了。” ^[35]

在我看来，对丧失男性气概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描写出自小说家野坂昭如之手。1945年时他已长大成人，整天混迹于大阪的黑市。野坂的中篇小说力作《美国羊栖菜》（『アメリカひじき』，1967）便是围绕男子气概和种族血统这一主题展开，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和他年龄相仿的日本男孩，战时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告诉他西方人比日本人高，但体格要弱，特别是在臀部这块，因为他们是一群娘娘腔，习惯于坐椅子，而不像日本人坐的是榻榻米地板。所以哪怕身材矮小，任何有着强壮大腿和顽强意志的日本男人都能击败他们。老师经常向学生们提起山下奉文将军。山下人称“马来亚之虎”，曾在新加坡接受英国将军白思华（Percival）的投降。对比身材敦实、脖子粗短的山下，白思华两条长腿细如棒槌，露在卡其短裤外，显得格外滑稽，实在算不上威武。

但后来，这个日本孩子近距离见识了真正的西方人，偶然看到的美国兵形象让他难以忘怀：“他的手臂粗得就像圆木，腰杆壮得就像磨盘……臀部散发着阳刚之气，身上的军装裤子闪闪发亮……哎，难怪日本会战败了。” 显然，并非所有盟军士兵都是这般人高马大，肌肉发达，许多日本男人也不算矮小。但野坂的这种看法，一个饥饿男孩的第一印象，则会成为一段永恒而伤感的战争记忆。这场战争在日本人心目中原本被描绘为种族对抗，对垒双方是高贵的亚洲武士和傲慢自大的白种人。因为秉持这种心态，战后盟军和战败的日本人之间第一次碰面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要比在德国来得更大。

在德国，起初西方当局（不包括苏联人）竭力想实行禁止亲善的政策。“漂亮姑娘能毁掉盟军的胜利。”美军广播电台昭告官兵。“聪明的官兵不会去勾搭德国人，”军方的《星条旗报》（ Star and Stripes ）警告道，“别学参孙（Samson）去靠近大利拉（Delilah），她想减掉你的头发，而且是在脖子这里动手。” ^[36] 伦敦的《泰晤士报》也加入了声讨亲善的行列，发文说道，取消禁令“恐怕会让许多留守后方的军嫂心寒”。 ^[37] 不过这些大道理对身处当地的男人毫无作用。“情妇部队”这个词当时在西方盟军中间很流行，指的是那些被美军军官包养的德国情妇（出于某些原因，被英国军官包养的情妇数量要少；英国人似乎更钟情于饮酒作乐）。上头的这种风气继而引发了下级军官的嫉妒，有人还编了酸溜溜的笑话来形容这种心态：“这政策只是给了领导们先上漂亮妞的机会。”

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一样，也觉得禁止亲善没什么好处。不愁吃喝的美国士兵真的应该拒绝给饥饿的孩子糖吃么？难道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需要提到的是，巴顿对德国人要宽宏大量得多，哪怕他们曾经当过纳粹。而他对共产主义盟友或犹太人可没这么慈悲为怀。）即便是很少充当公众舆论急先锋的《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在从占领区发来的报道中也批评了禁止亲善令。该报的驻德通讯员在6月写道，他“还没碰上过一个当兵的希望维持禁令的，不管他的老家在伦敦，密西西比河谷，还是阿尔伯达的麦田”。同样是这位记者，还曝光了为强化禁令所采取的一系列荒唐措施。盟军往美占区的一个村子里派驻了一支反间谍小分队，目的是监视一名保安，而他正在监督一名“和德国女孩打得火热”的宪兵。 ^[38]

6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解除了同儿童亲善的禁令，自此，英美两国军人跟年轻姑娘打招呼的惯用问候语就变成了：“你好，孩子！”到了8月，盟军士兵又获准可以同成年人讲话，甚至和成年女性手牵手，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身处户外的公共场合。终于，到了10月1日，盟国管制委员会—统辖四国军事占领的机构—彻底解除了禁令。促使禁令破产的一大因素是当英美两军抵达柏林时，先他们一步的苏联人早就和德国人无拘无束地勾搭上了。这种差别让西方军队越来越无法容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和德国人亲善开绿灯是早期大国对抗的结果。然而，取消禁令还是有附加条件的：和德国人通婚或者把德国人安顿在军队招待所里的做法依旧遭到禁止。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点同样成了一纸空文，上万名德国女人跟着她们新嫁的老公，跑到美国去过承诺过的好日子了。

德国也有自己的“潘潘女”，其中最卑微、最饥不择食的当属“废墟里的老鼠”。不过，所有处于军事占领下的国家都存在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情爱、欲望和卖身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苏联治下的东柏林，无论老幼，很少有女人没受到过性侵，哪怕战争结束已经几个月了，苏军强奸德国妇女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即使如此，跟外国军人的性关系并不总是赤裸裸的。对此，《柏林的女人》（ A Women in Berlin ）这本书提供了最出色、同时也最揪心的文字记录。这是一部日记式的自传体作品，作者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记者，她靠向一位俄国军官求助，才摆脱了被无名士兵无休无止强暴的命运。温文尔雅的中尉阿纳托尔最后成了她的固定情人。毕竟，她写道：“他追求的不是单纯的肉欲快感，而是更有人性、更富女人味的抚慰。我愿意向他提供这种抚慰，甚至还挺高兴的……” ^[39]

在西占区，大部分从美国男友那里收受物质好处的德国女人很快被贴上了妓女的标签，反观她们如果是从德国男人手里收礼，则不会轻易招来如此骂名。话说回来，能搞到军队福利社的物资对许多人来讲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严冬的几个月，哪怕是一家供暖良好的夜总会，也比躲在遭受过轰炸、冷如冰窖的房间里，另外还要和许多陌生人共处一室来得更让人欣慰。然而，好彩香烟、巧克力和丝袜，乃至摇摆乐和美国大兵随和的性格，都向妇女和许多男青年展现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在专制的第三帝国曾被查禁，只会激起人们对其更为炙热的向往。不管新世界有多么粗俗不堪，人们还是对其诱惑心驰神往，因为旧世界的崩溃是以如此耻辱性的方式到来的—不光是物质上，而且是文化、智识和精神上的多重崩溃。对光复的国家是这样，比如法国和荷兰，对于德国和日本更是如此。以“亲善”为肇始，战后两国文化的美国化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走得更远。

至少有一个女人预见到了这一切的本质—不过是一场梦，既然是梦，终究会让人失望。话虽如此，但总还会留下些许印记。伯努瓦特·格鲁在最后一次拒绝美国情人柯尔特的求婚后，决意终止自己“猎捕美国人”的游戏。事到如今，她写道：“古老的欧洲形单影只，我感觉自己跟欧洲一样，老态龙钟，而且绝望消沉。今晚我刚跟整个美国说了拜拜，也跟斯蒂夫、唐、泰克斯、沃尔夫、伊恩在内的你们所有人都说了拜拜，你们曾带着醉人的笑容走进我的生活，但现在我要关上心门了……跟来自遥远西方的各位厮混再也无法让我感到快乐：你们来的地方过于遥远，而且马上就要打道回府了。你们解放了我，现在是时候让我重拾自由了。”

* * * * *

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以擅长用怀旧笔触描写他心爱的东京的丑陋一面而闻名于世。日本战败两个多月后的10月9日，他曾写下这样一篇日记：“在山王饭店吃了晚饭。看到了七八个年轻的美国人，模样像是军官。他们似乎并不缺乏教养。饭后，我看到他们坐在吧台边，跟日本女侍应生交谈，练习日语。跟日本兵相比，他们的举止实在像谦谦君子。”

一个月前，永井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报纸上讲，美国兵不知廉耻地跟日本女人鬼混。哦，他总结道：“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对日本兵在中国占领区所作所为的报应。”

永井是个见过大世面的怪人，他热爱法国文化，对寻常观点不屑一顾。实际上，他这种态度上的反差很是罕见。对于美国人勾搭日本女人一事，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中间，普遍的反应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比永井年轻、相对更宽宏的作家高见顺因为曾经支持过战时政权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而感到羞愧，尽管他的立场十分模棱两可。他在日记里记述了10月某个夜晚在东京火车总站里目睹的一幕。一群大嗓门的美国兵调戏两个女乘务员，怂恿她俩在他们身边坐下来。姑娘咯咯直笑，而且看起来心甘情愿，一点都不扭扭捏捏。用高见的话来讲：“看她们的样子，似乎这么被人调戏有种无法抵挡的快感。这时，又走来另一个乘务员，她的一切神态都说明她也想尝尝被人哄的滋味。这种场面真是让人无比耻辱啊！” ^[40]

不论是这幅场景还是看客的观感，想必一定很普遍。但高见口中所说的耻辱到底是指什么？是因为这种打情骂俏让他感到耻辱，还是因为日本姑娘在和外国人调情？抑或这份耻辱只是他自己的感受，作为一个日本男人的感受？对这种亲善交往的不满还可以通过更为暴力的方式表达。受雇为驻北海道美军工作的日本女孩抱怨她们隔三差五会因为和外国军人的关系而遭到日本男人殴打。鉴于此，美军不得不派武装卡车护送她们回家。

无疑，嫉妒心理对男人恶从胆边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这种情绪很泛滥：战败的男人羡慕战胜一方、美军羡慕苏军（美国的禁止亲善令依旧有效期间）、士兵羡慕军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小说《美国羊栖菜》里，野坂昭如就写道，这种情绪可以持续很久。故事的男主人公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太太在夏威夷度假期间，和一对美国中年夫妇成了朋友。夫妇俩后来造访日本，这个曾经带给希金斯先生美好回忆的国度。在老婆敦促他要善待客人后，日本丈夫决定尽地主之谊，让曾是占领军一员的希金斯先生好好乐乐，于是便带他去东京看现场性爱表演。一个号称日本“头牌”、无比阳刚的表演者承诺要让观众见识下日本男人的雄风。然而，当晚“头牌”的能力并未让希金斯心悦诚服，日本丈夫心中再度涌起一股似曾相识的耻辱感，他不由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在大阪废墟里见到美国大兵的场景，想到他那圆木般粗壮的手臂和被包裹在闪亮华达呢军裤里的结实臀部。

希金斯先生是白人，战时日本的宣传机器不会提及黑人，除非是拿这点做文章，来抨击美国的种族主义，进一步贬低敌人。然而，一支多种族部队占领所带来的后果要比单纯的性能力对抗更让人忧虑。美军审查官曾截获一封日本女人的来信，信里提到一则谣言，说是“在横滨，多达2万名妇女和盟军士兵有暧昧关系。县政府也已注意到，在关西地区，将有1.3万名混血儿降生。光是听说横滨有3,000日本妇女怀了黑鬼的孩子，就够让人不寒而栗的了”。 ^[41] 这里，真正让写信人愤怒的并不是不伦行为本身，甚至也不是卖淫，而是纯净的血统受到了玷污。

在德国也能感受到类似的情绪，特别是1945年临近战争结束前夕。那时禁止亲善的命令刚刚撤销，正好赶上许多德国青壮年男子逐渐从战俘营里获释回家。跟日本的情况如出一辙，年轻老兵对“勾搭”这个问题尤其敏感。有份在纽伦堡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对“黑鬼的女人”（Negerweibern）进行了谴责：“脸上浓妆艳抹，穿得色彩斑斓，指甲涂得绯红，丝袜上还有个洞，鸟嘴里还叼着根又粗又大的切斯特菲尔德香烟，趾高气扬地挽着她们的黑人骑士四处转悠。” ^[42] 另一个用来形容勾搭占领军的德国女孩的词叫“巧克力女人”（Chokoladeweibern），这个词一语双关，一来说明这些女孩对物质的贪欲，二来说明她们恬不知耻，居然对有色人种情有独钟。

正因如此，讲述占领期历史的日本和德国电影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黑人美国兵糟蹋本国妇女，就肯定不是巧合了，因为似乎施暴者的种族会加重战败一方的耻辱感。一份德国宣传册如是警告：“我们现在郑重告诉你们，我们会剪掉你们的头发，黑名单已经准备好，等时机一到就动手。” 实际上，有些妇女在1945年就已领教过这种羞辱。在拜罗伊特（Bayreuth），有个女人还被烧死了。在维尔茨堡（Würzburg），有三人因组织名为“黑豹党”（BlackPanthers）的恐怖团伙而被逮捕，他们威胁要剪掉“所有跟有色人种士兵出双入对的德国女孩”的头发。 ^[43] 一个20来岁的前纳粹分子这样描述跟盟军来往的女人：“德国人的气节难道荡然无存了么？……我们可以战败投降，可以被人羞辱，但不能亲手玷污自己的荣誉！” ^[44]

无独有偶，正如高见顺所用的“耻辱”一词，德国人对荣誉的提及很能说明问题。女人的荣誉（遑论她们选择跟谁交往的权利）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男人的荣誉，他们才是真正觉得被羞辱了的人。当然，这点在所有传统上由男人主导的社会里都是如此，战后的局势颠覆了旧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摆布，这也许才是她们罪孽深重之处。

分析怨恨情绪的一种办法是将其与盟军希望扼杀的反动政治观点联系起来看。即使这种观点并非源自他们的祖国，也至少出现在战败国国内。日后成为《生活》（ Life ）杂志编辑的美国陆军中尉朱利安·塞巴斯蒂安·巴赫（Julian Sebastian Bach）曾记录过占领德国期间的一些心得。他认为“德国人接受‘亲善’的程度好比一根温度计，反映出他们接受战败事实、克制民族自豪感和展望未来美好新生活的程度。显然，看到德国妇女和美国占领军混在一起就发怒的多半是‘未经改造’的德国人，而不是那些急切地想和我们合作的德国人”。

在最初愤慨于女站务员自轻自贱的可耻之举后没几天，高见顺在日记中也表达了同巴赫类似的看法。这一回，还是在火车站，作家看见一个日本女人从火车车窗里探出上半身，跟她的美国兵男友说“拜拜”，其余日本乘客向她投来憎恶的目光，但她似乎熟视无睹。高见在这一幕里读出了一种别样的凄楚。他写道，在包括自己在内的旁观者看来，这个女孩“看着就像出身于‘特殊慰安机构’”。但这姑娘根本就不是妓女，而且她似乎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相反，她看起来“对能和美国兵这样大胆地表现爱意十分自豪”。高见因此预言，此情此景在日本会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此外，他还写道：“这其实是件好事……这样的场面多多益善。这对日本人会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因为届时，更加自然和唯美的社会关系就会来临。” ^[45]

高见富有人情味甚至理性思考的看法固然让我吃惊不小，但同样的一番话，出自朱利安·巴赫这位美国占领军中尉之口，却又显得太天真，太以自我为中心了。这是因为，男男女女对巴结敌人的同胞的嫉妒和仇视，并不仅仅在未经改造的法西斯分子身上才有。毫无疑问，战败一方的耻辱感要强烈得多，但在获得解放的人们中间这种情绪也很普遍，即便是一开始把盟军官兵看作神圣的战胜者、向他们抛撒鲜花致意的人，也有脸上无光的时候。

战后的荷兰有首脍炙人口的歌谣，歌名叫《姑娘，管好你自己》（“Girl, Watch Out for Yourself”），歌词是这么唱来着：

勇敢的小伙，骄傲的战士，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他们为我们赢得了自由，

所以他们理应快活快活。

但不少“荷兰女孩”，

很快抛却了尊严，

就为了一包香烟，

以及一块巧克力……

许多向匈奴人点头哈腰的人，

已经付出了代价。

女孩，你对祖国荣誉的背叛，

丝毫不逊于前者……

没有荷兰小伙子愿意再看你一眼，

因为你让他们寒了心……

所有令人不齿的元素一应俱全：民族荣辱，道德败坏，物质贪欲，抛弃本国小伙。这里最具启发性的一点，是将跟德国占领者有一腿的女孩同傍上英国或美加两国军人的女孩做直接对比。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女性伤风败俗事大，情郎乃何国人事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同加拿大军人卿卿我我的荷兰女孩落得和“德国佬婊子”（Moffenhoeren）一样的下场，也被愤怒的暴民剪掉了头发。

无论是在获得解放的国家还是在战败国，有几件事加剧了异族占领引发的道德恐慌。占领军错误的政策对软化当地人的仇恨心理无济于事。盟军征用电影院、咖啡馆、舞厅和游泳池，供自己享用。这些设施对本地人是不开放的，但对傍上盟军士兵的当地女孩却又大开便利之门。这种区别对待自然会招致怨恨。在乌得勒支，一伙荷兰青年逮住一群姑娘，试图剃光她们的头发，原因是有人看到她们和加拿大士兵在一起。加拿大人摆出一副自卫的架势。接着，有人拔出了刀子，有人扔石块，枪声响了。这起事件里没人丧生，但伤者甚众。

盟军当局取缔有组织卖淫的规定也为性病肆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宣布战争结束后不久，身在德国的美国人中间曾流行这样一句话：“欧战胜利日（V-E）先来，性病（VD）紧随其后。”在德国的美占区，据说从胜利日直到1945年底，性病发病率激增了235%，也就是说，从每年每1,000名士兵里有75个性病患者上升至每年250人罹患性病。 尽管在火车站和红十字会俱乐部，常有人给美国大兵发放装有避孕套和高锰酸钾药丸的“胜利小包裹”（V-packets），但依然未能杜绝这种情况。在德占期，荷兰就已呈现畸高的性病发病率，，而战争一结束这一趋势又进一步加强。媒体散播耸人听闻的文章，说是有大约1万名妇女感染上了性病，自己却还浑然不知。在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恐慌。

在意大利南部，道德恐慌上升到了将性病的危险与民族耻辱相提并论的高度，而这种恐慌，在库尔齐奥·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的名作《皮》（ La pelle ）一书里得到了一种典型的夸张化表述。马拉巴特对自己信口雌黄之处倒也从不否认，他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同情也不止是表面功夫。不过，他在表达大众情绪上很有一套，虽然有时为了达到效果会杜撰一些无中生有的细节。在他的书里，盟军入侵被比作一场瘟疫，感染后，“四肢看上去依旧完好无恙”，但“灵魂已经腐败溃烂”。马拉巴特解释道，在德国占领期间，“只有妓女”才跟占领军睡觉。但如今，美国人和英国人掌权后，“由于这种可憎的瘟疫，首先遭到腐化的是女人的荣誉和尊严感”，耻辱已经感染了每一户意大利家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自轻自贱成了一种值得歌颂的行为，甚至可以证明一个人爱国与否。所有男男女女不仅不脸红害臊，反而对他们自己和全世界的自甘堕落感到分外光荣”。 ^[46]

这当中恐怕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是除开作者，也许还有不少人抱有同感。跟外国军人上床无异于出卖肉体。如果是出于自愿，那就更糟了。

驻扎法国的美国大兵看了部名叫《良家女孩也会得性病》（ Good Girls Have VD Too ）的纪录片。不管她们身在阿姆斯特丹还是东京，被占领城市的女性经历的诸多耻辱之一就是时不时被人随机拦下，检查是否患有性病。毋庸置疑，战后的乱局中，医疗机构数量不足，卫生状况堪忧，青年男女缺乏经验，这些因素加剧了医疗问题，这一点，在保守、禁欲的社会里也时有提及。但有些紧张过头的马拉巴特，却一语切中了要害：出于一系列原因，女人的行为太过随心所欲。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嗤之以鼻，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比如荷兰妇科医生、性问题改革家维姆·斯托姆（Wim Storm）就认为亲善政策存在有利的一面：其为女性解放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也标志着一些过时观念可算寿终正寝了—譬如男性拥有特权和妻子应顺从丈夫。女人在加拿大人的“卡其布臂弯”中寻欢作乐，“接触了一门崭新的语言，学跳吉特巴舞，学会如何去爱，”这么说吧，“所有这些女人都清楚她们想要什么。”说她们是为了一块巧克力或几根香烟就出卖自己“是一种很过分的侮辱”。 ^[47] 解决性病蔓延的最好办法是向女性发放更多避孕套，并且在年轻人当中普及性教育。

但是诸如斯托姆这种人只是少数，他们的看法不会为大众所认可，至少暂时不会。在一片道德恐慌的氛围中，那些呼吁重整伦理纲常、在传统道德基础上重建社会的声音要强大得多。在荷兰是如此，以至于连《誓言报》（ Het Parool ）这样一份隶属于自由派、由反纳粹抵抗运动创立的报纸，也解雇了旗下一名编辑，理由是他发表了一篇赞同向妇女分发避孕药的文章。该报对此的解释是：“本报将教育吾国人民追求更高的道德准则视为我们应尽的义务……从而会反对各种形式的放任自流。” 同样的论调也出现在法国。戴高乐将军的临时政府十分担心战时沦陷和后来的光复会削弱公共道德，对“法兰西民族”的繁衍生息构成致命威胁。 ^[48] 在获得解放的法国，禁止堕胎和通奸的法律跟维希政权时期一样严厉，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针对一些人认为的道德崩溃，采取清教徒式对策的绝不只有宗教保守派或者政治右派。在法国，一大批效力抵抗组织的男男女女出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或理想主义，都加入了共产党。战时的局势让常规道德法则出现了松动。但在战后，法国共产党在党魁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带领下，迅速终结了这种状态。忠于党、保持稳定的家庭生活成了党员热情践行的信条。由战争和同外国军队亲善而引发的“堕落行径”备受谴责。无独有偶，在东德，共产党人在苏联的卵翼下，强化了对本地区的控制权。与政治压制一同到来的还有一种道德新秩序。共青团书记埃里克·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千方百计想说服女青年不要再沉溺于轻浮的摇摆乐和性爱之欢中，希望能赢得她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支持。但他感到努力受挫了，其中的根源在他看来十分清楚：“我们必须打压她们对享乐的偏好（Drang nach Lebenesfreude）。”

绰号“昂尼”的埃里克·昂纳克对享乐生活其实并不陌生，他跟比自己小得多的女性有过几段风流韵事，所以没必要瞎操这份闲心。人们欢腾的状态不会维持多久。到了1945年末，收复河山带来的快意已经开始渐渐退去。外国军人一拨拨地回国，每批人数都在增加。德国和日本仍会保留大型军事基地，英国和意大利的规模则相对较小。道德恐慌为制定保守对策奠定了基础。在历经多年的危险、混乱和剥夺后，人们对女性掌握性爱自由的担心以及对资产阶级稳定状态的共同向往，不久便会在光复和战败的国家恢复一种更为传统的秩序。到了20世纪50年代，1945年的夏天仿佛已是一段遥远的记忆。性解放还得再等个二十年，那时节育药得以问世，相伴而来的还有第二波盎格鲁—撒克逊式享乐主义。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是格伦·米勒和本尼·古德曼做梦都想不到的。

即便这样，战后的无序状态尽管短暂，但也不是一点积极效果都没有。伯努瓦特·格鲁重塑自由的愿望并非建立在彻头彻尾的幻想之上。早在法国光复前，法国女性便在1944年3月被临时政府赋予了投票权—这种权利源于男人的匮乏，前提是老婆可以代表缺席的丈夫发表意见。1945年，意大利女性也获得了这一权利，一年后轮到了日本女性，1946年，好运又降临到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女性头上，到了1948年，比利时女性也喜获特权。不管有些人多么渴望回到过去，世界再也不可能退回到昔日状态了。

[1] 引自Ben Shephard, The Long Road Home: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York: Alfred A. Knopf, 2010), 69.

[2] Martin Gilbert, The Day The War Ended: May 8, 1945: Victory in Europe (New York: HenryHolt, 1994), 128.

[3] Brian Urquhart, A Lif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82.

[4] 这则故事在大卫·斯塔福德（David Stafford）的书中曾有详述，见 Endgame, 1945: The Missing Final Chapter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7)。

[5] 摘自朱可夫回忆录，转引自Gilbert, The Day The War Ended 。

[6] Simone de Beauvoir, Force of Circumstanc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3), 30.

[7] Gilbert, The Day The War Ended , 322.

[8] Urquhart, A Life in Peace and War , 85.

[9] David Kaufman and Michiel Horn, De Canadezen in Nederland, 1944–1945 (Laren, The Netherlands: Luitingh, 1981), 119.

[10] Michael Horn, “More Than Cigarettes, Sex and Chocolate: The Canadian Army in the Netherlands, 1944–1945,” in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Revue d ’études canadiennes 16(Fall/Winter 1981), 156–73.

[11] 引自John Willoughby, “The Sexual Behavior of American GI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Occupation of Germany,”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2, no. 1 (January 1998), 166–67.

[12] Benoîte Groult and Flora Groult, Journal à quatre mains (Paris: Editions Denoël, 1962).

[13] Patrick Buisson, 1940–1945: Années érotiques (Paris: Albin Michel, 2009).

[14] Rudi van Dantzig, Voor een verloren soldaat (Amsterdam: Arbeiderspers, 1986).

[15] Buisson, 1940–1945 , 324.

[16] Urquhart, A Life in Peace and War , 81.

[17] Ben Shephard, After Daybreak: The Liberation of Bergen-Belsen, 1945 (New York: SchockenBooks, 2005).

[18] Richard Wollheim, “A Bed out of Leav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 December 4, 2003, 3–7.

[19] Shephard, After Daybreak , 138.

[20] Atina Grossmann, Jews, Germans, and Allies: Close Encounters in Occupied Germa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8.

[21] Shephard, The Long Road Home , 299.

[22] Norman Lewis, Naples ’ 44: An Intelligence Officer in the Italian Labyrinth (New York:Eland, 2011), 52.

[23] 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 W.Norton, 1999), 126.

[24] 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 , Herbert Passin,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123.

[25] 致唐纳德·基恩的一封信，收于Otis Cary, ed., From a Ruined Empire: Letters — Japan, China, Korea, 1945–46 (Tokyo and New York: Kodansha, 1984), 96。

[26] William L. Worden, “The G.I. Is Civilizing the Jap,” Saturday Evening Post , December 15, 1945, 18–22.

[27] 要了解更多“潘潘女”文化，约翰·道尔（John Dower）的《拥抱战败》（ Embracing Defeat ）是绝佳的信息来源。

[28] Dower, Embracing Defeat , 134.

[29] John LaCerda, The Conqueror Comes to Tea: Japan Under MacArthur (New Brunswick, 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46), 51.

[30] Dower, Embracing Defeat , 579.

[31] Giles MacDonogh, After the Reich: The Brutal History of the Allied Occupation (New York:Basic Books, 2007), 79.

[32] Klaus-Dietmar 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1995), 201.

[33] Dagmar Herzog, Sex After Fascism: Memory and Mor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69.

[34] Groult, Journal à quatre mains , 397.

[35] MacDonogh, After the Reich , 236.

[36] MacDonogh, After the Reich , 369.

[37] The Times (London), July 9, 1945.

[38] New York Times , June 13, 1945.

[39] Anonymous, A Woman in Berlin: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A Diary (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 2005).

[40] 引自Donald Keene, So Lovely a Country Will Never Perish: Wartime Diaries of Japanese Writ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9.

[41] LaCerda, The Conqueror Comes to Tea , 23–24.

[42] 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 199.

[43] Richard Bessel, Germany 1945: From War to Pea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9), 204.

[44] Elizabeth Heineman, What Difference Does a Husband Mak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00.

[45] Keene, So Lovely a Country , 171.

[46] Curzio Malaparte, The Skin , David Moore, tr.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2013), 39. 首次出版于1952年。

[47] 引自Herman de Liagre Böhl in De Gids , periodical, May 1985, 250.

[48] Buisson, 1940–1945: Années érotiques, 411. CpfD7Sk5e1EDTxTBb6kCxvC75g+9iGMQ7IsLQ0EGPmG8jNe5TVoN21fXhU1cQV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