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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当真有地府，我多希望云丽根本用不上这些。我多希望存在一个结构迥乎不同的世界，她体面地行走其中，根本不需要这些。
我们开车去乡下看望云丽。云丽三十四岁，有光滑的脸和平静的表情。一个月以前妈妈打来电话，说云丽不大好，查出胃癌，之后又转了结肠癌，晚期。一周前我刚回来，和爸妈去了医院，在她床边坐了一会儿，她的手在被子外面，发黄，手背的皮肤极薄，像小时候我从父母书柜里偷偷翻出来的旧课本，不会有人再读一遍的书页。我不确定是疾病正在吃掉云丽的颜色，还是常年在缝纫机前劳作的她自然会拥有这样一只手。我坐在床边，有些不恰当地失神，记不清她本来该是什么样子，这之前我只见过她三面，也许四面。云丽是我舅妈的名字，我不知道她的姓氏。我不知道死逼近时是不是真的会叫人褪色。
云丽前天晚上出院了。在我以往的概念里，出院意味着健康，意味着不再需要医院的庇护，但昨天我才意识到，出院只是中立地承认了这一点：没有必要了。阿公开车把云丽接回乡下的老屋。我们吃过午饭，去老屋看她。
云丽的脸上插着管子，从鼻翼向体内延伸。在医院我一度以为这会影响她说话，起码带来鼻音，后来发现并不会。她的思路也比我预想中清楚。南大一附院肿瘤三区，病房里的人是一朵朵低空的乌云，浮在病床四周，发出向内的雷声与闪电。父母与舅舅、阿公他们茫然地谈论着如何在绝无胜算的战役中挨时间，我坐在床前同云丽对望。现在换我不知所措了。来前准备了好些话题和建议，这一刻全部无效。过去一个月我都在想，绝不要表现出无用的、过度的、流于表面的关怀，而要尽可能地释放一些具体的能量，但当我看见她耐心地等待我说些什么的时候，我怯懦无比，才明白无用的关心和鼓舞已经是无计可施里最接近“有”的部分了。等了半天，我难过地低下头，问云丽，“痛吗？”她笑了一下，说不痛啊，就是胀得难受，也睡不好，有时候有精神，有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两天前，妈告诉我云丽开始说胡话了，就在那次叫人多少释怀些的探望之后的半周。这中间我没去过医院，尽管我向她承诺过我一定会再去的。那天我问她想不想出去走走看，我和她年龄相对比较接近，也许我陪她出去走走，住院的生活就没那么闷了。她又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说她每天都会出去走的，她其实可以下床，主要还是没精神，走不了多久就会累。我说，那我就来陪你说说话吧，你没精神的时候就别理我，我在你身边看书就好。我还可以和你说说北京的事啊，病好了带弟弟妹妹来玩，最好四五月来，那个时候天气舒服些。她说，好啊。云丽有三个孩子，娟娟，琪琪，旭旭。旭旭刚一岁。
去乡下的路上我很困，但又睡不踏实，闭上眼眯一阵子，没多久就睁开，路边是树、鱼塘和满街成挂的红灯笼。晴了三四天，今天又下起雨来，天色很暗，红灯笼和灰扑扑的景象混作一团，胡乱飘摇。这条路我小时候走过很多遍，那时去乡下就像过节，一放假就期待阿公开军绿色的吉普车来接我，乡下有野兽与家禽，竹床和夏夜，有柚子树、吊床、猎枪、枯井，还有可以洗澡的野河、田埂上的蛇蜕和饥肠辘辘的枯井。舅舅和阿姨年纪也不大，他们会带我上街看人，或是在被窝里骗我，指着电视告诉我《情深深雨濛濛》是《还珠格格》的续集。小学之后，舅舅阿姨都结婚了，我也更情愿在街头而非乡村混掉假期。又一阵子，阿公的猎枪丢了，刘翔在鸟巢因伤退赛，舅舅遁去国外。这些是同一年的事吗？我隐约听说这样的情景，债主闯进门来，阿公把菜刀剁进桌里，铁和木头都在颤抖。后来阿公他们和云丽搬去另一个镇子，老屋不再住人了。
车在村子里绕了一圈，我兴奋地指着一栋房子说，我们到了，仔细一看才发现认错了。大家都很久没回来过。车停在老屋后门，对门那家早就不在了，小学的时候他家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我手太笨，他教会我如何用两张纸叠出一把手枪，后来就和家人在秋天去了外地。后门的柚子树还在，只是少了一棵，不再能牵出一张吊床了。我先下车，从后门望见阿婆和小阿婆背对着我，在堂屋里忙着些什么，阿姨站在正门口，看着我所在的方向，但没看见我。我探头探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突然闯进去唐突，就等爸妈拿好了东西才进去。
阿婆们在裁白布，寒暄了几句又接着忙手头的活计。我和阿姨很亲，但她也没怎么理我，只是点了点头，依旧盯着我进门的方向。爸落在后面，我和妈走进睡房，舅舅靠在柜子边，望着床。云丽睡在床上，戴着口罩，还在输液。妈妈抢一步走过去，靠在云丽耳边大声说，我们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妈妈是老师。那是老师才有的、在为学生鼓劲时鲜活的声音。云丽没醒，舅舅也没说话。我也许有五六年没见过这位为家庭带来过致命负担的逆子了，我向他贴了一步，悄声问，舅妈今天神志怎么样？能听见我妈的话吗？舅舅没看我，也没吭声。然后我就听见了妈妈的惊叫：“已经停跳了？！什么时候停跳的？”
荒诞，太荒诞了。该怎样去形容接下来的十分钟呢？是悲痛吗？不全是的。我已经想不起来妈妈上次发出这样的哭喊是哪一年，也许我从没真正听过这样的哭喊：慌乱，凄苦，绝望，极像某种兽类，但又有人类才有的无措的语词。记事之后，我没经历过任何至亲的离世，死亡对我而言始终只是一项客观至极的命题，可以参悟，可以考求，也可以使人痛苦或期待，有如泡在冰冷的海水中。而实际上云丽也并不能算我多么紧密的亲人，我没见过她几面，有的更多也许是责任上的关切和情感上的不甘心。可是一种陌生的悲痛已经确凿无疑地发散在空气中了，我吐纳，并且理解，并且心碎。喧闹。大家都进来了，我也向前走，走到了云丽床边，从后面看她发丝披散的额头和眼睛。她是早上死的，我们才知道。他们一定已经这样哭喊过了，不止一次地。阿婆们扯白布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始料未及。爸爸在门口转了一下，没进来，点了烟站到大门口。舅舅靠在柜子边没动，脸像木质的，五官是深而长的纹路。还是荒诞。我感到身体发紧继而松弛，脑子像面镜子，只有直接看到的景象。云丽的额头，平滑，发黄发青，头发有些发干，但还丰茂；而她的眼睛闭着，真的与睡着的人并无不同，她的眼皮是多么放松啊，那是午睡的眼睛。可究竟为什么她的眼睛是这样轻轻闭着的？上次云丽说，她在医院睡得不好，太浅，睡一个小时就会醒来，就算是睡着了，走廊里的脚步和对话也能听得真切。去床边，去她耳边叫她的名字，她一定会醒来，虚弱地。谁又会怀疑呢？
我钻出房间到门口急匆匆地抽烟。老屋前的柚子树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村子里到处都是柚子树，这棵算大的，但小时候树上有一个马蜂窝，远远就能见到成群的黑色飞虫，以致从没人敢摘上边的柚子吃。但也不知什么时候，这棵柚子树的枝条全部被剪掉了，只剩几截短促的树干，着急地支棱在半空，光秃秃的了。村里人似乎也不怎么吃其他柚子树上的果实，地上随处可见熟烂的柚子，没人收捡，像一盏盏黄灿灿的灯笼，好像要等这些明亮的果实自然化进土里，有如《西游记》里的人参果。斜对门的小路上有一口井，早填了，后来被村人心照不宣地当垃圾站用，我掉进去过。紧挨老屋的房子打我小时候就没人住，屋顶坍圮了大半，墙砖也松了，阿公教我耍猎枪那阵子，我老拿枪托砸墙，一枪托下去，一块砖就凹进去，继而脱落，墙上露出布满苔藓的黑洞。屋子里静了些，我听见他们在里面反反复复地说起云丽弥留之际的细节，谈论震惊与意料之中。南方的冬天真的好冷。
阿公和小阿公从外面回来了，丧事应当是备好了。许多许久没见的亲戚也来了，男人们皱着眉头彼此派烟，在堂屋和大门口转悠。我回到睡房，阿公和舅舅在云丽身上忙碌，管子要拔掉，口罩揭开，她的嘴露出来了，嘴角向下撇，唇色发青，微微张开，露出一行牙齿，像是挂着自嘲的笑，还有点不好意思。是那种“添麻烦了”的歉疚。她的脸看上去真硬，发灰，像一块被枪托砸掉的砖，落在枕头上。被子也掀开了，云丽穿着桃红色的保暖内衣，双手搭在两边，肚子高高隆起，里面是癌变后鼓胀一团的脏器。肚脐露出来了，还有腰，保暖内衣似乎绷不住这样变形的躯体，就要裂开。舅舅把云丽的裤子努力往上提了提，还有衣服，往下拽。体面地走吧，体面意味着尽量少地在空气中暴露脆黄的皮肤。太冷。最后一根管子也拔出来了，是云丽脸上的那一根，从鼻翼埋进去的，竟然那么长，拔出来时能看见管子里有褐色的液体，我不知道那是药水还是什么。管子慢慢被抽出来，没有血污，没有水分，没有黏液。如此干燥是通向什么器官的呢？我不敢去想。
舅舅双手扶住云丽的头，把她在床上正了正。小阿公把裁量好的白布拿进来，然后合力塞到云丽身下，铺在床上。她身子好硬啊，四肢全然听命于地心引力，沉沉压在白布上，脸上还挂着自嘲的表情。我上前一步，和他们一人拽住白布一角，把云丽裹起来抬到堂屋，搁在木板上。搬运的时候她在下沉。门口这时打起了爆竹，震耳欲聋，但是很短的一挂。阿公一直冲着云丽说，云丽啊，不要害怕。她的确死了。
打完爆竹，小阿婆拿了两个黑色的包裹到门外烧，我跟出去，不知道里面烧的是什么。几声尖锐的啸叫倏然响起，继而是伴随着电流声的哀乐，哀乐浩大，声源粗粝，喘息，在村庄环绕，在没有人住的农舍屋顶环绕，在枯井和柚子树上方环绕，我这才感到由衷的伤心，就要掉下泪来。抬头找声音的来源，只见一个老汉在老屋的二楼，支起了一只巨大的喇叭，这种喇叭我只在二十世纪的乡村电视剧里见过。
与此同时，一种由耻辱、困惑和愤恨构成的巨大的感觉忽然裹住了我。我发现从上车到现在，一路上我观察的眼光近乎贪婪，悲痛和心碎都是真实的，但这之外却又有一双冷漠的眼睛，我的眼睛，狂热地搜刮着所见的一切，无声中将云丽的死转化为词语，高速，精打细算，急不可耐地速记，抓取私密的意象。甚至从上周我在医院见到云丽、一个月前妈妈第一次对我讲起云丽的病情，这种对事态的攫取就已经隐秘地开始了。我试图宽慰自己，作为一个写字的人，将他人的生命（或生命的消逝）记录下来，就是确立其价值与尊严的最好方式，也是我能做到的最多。但这种认识无法说服自己。它多么傲慢，行为本身又多么暴力。文字就是暴力。一位年轻的农村女人，三个孩子的母亲，混账丈夫的妻子，滑落的生活中奋力抓住流沙的受难者，面对她的死，我究竟在记录什么、解码什么，又试图树立什么呢？一切姿态都太不堪和卑鄙了。一切都是巧言令色，一切都是暴力夺取。
说起云丽，妈妈总是用“老实”“可怜”这样的词。舅舅偷东西、赌博、沉迷网络，一度险些毁掉整个家，后来有一段时间还逃到国外打工，回国之后家里给他找了个闲差，云丽查出癌症前他刚被辞退。但我总是无法相信舅舅是个标准意义上的废物或恶人。他有一张内向的脸，总显出沉闷的样子，交流能力极弱，用其他人的话来说就是“与生活脱节”。他长得越来越像阿公。云丽嫁给我舅舅的时候二十二岁，学过裁缝，嫁妆是两架老式缝纫机，结婚那天机器上各绑了一朵大花，像是她的伴娘。婚后云丽生了五个孩子，两个过继给了别人。家是她一个人养活的。除了自己干裁缝，她还开过小店，前一阵子一直在某个小厂上班。我是知道那样的小厂的。没人在乎八小时工时，八小时自然也赚不到能让三个孩子吃饱的钱。所有人都告诉你，这是自找的，是自愿的，是可怜的，但也是应该的。常年缺乏睡眠、饮食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生活负担极重，还要一个人挑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拼尽全力只能得到“老实”和“本分”这样的勋章。
回到堂屋，云丽的脸上身上盖着红布，像一滴洇在白布上的血。木板上放了镜子、牌位之类的。阿公拿来一个脸盆放在地上，挨着云丽，又拿来一沓纸让我烧。我蹲下，用打火机点燃几张扔进盆里，然后一小叠一小叠地往里投，火苗时而旺盛时而飘忽，方向随穿堂风胡乱打旋，好几次差点烧到我的手，也不烫，有时又往云丽面上的红布燎，但最终也没烧着。屋子里净是烟，陆陆续续又有人来，呛出咳嗽和家人打招呼，询问后续的事。假如当真有地府，我多希望云丽根本用不上这些。我多希望存在一个结构迥乎不同的世界，她体面地行走其中，根本不需要这些。
舅舅上楼睡去了，我一个人溜进睡房。这间屋子我也睡过很多次了，小时候来乡下，我都是和阿婆睡一张床，就在这里。屋子不算小，很暗。云丽被搬出去之后，被子挤在床脚，床单是那种老式的粉色，印着英文字母和大花。床单平整得惊人，仿佛不曾有人睡过。我在床边坐下。墙面上贴着几张招贴画，我小时候就有了，画上无一例外是婴儿，白白胖胖，像比丘国的御膳房。他们瞪大了眼睛，注视着房里早就开始陈旧的东西。
我坐在云丽最后一次睡过的床边。想起一周之前，我在医院，实在无话可说，最终还是抛出了早就想好的话题。我本来想第二次单独去医院的时候再和她聊这个的。我问云丽是否还记得她结婚那天的情景。云丽有些惊讶，说当然记得了。我说，你记不记得你和舅舅来到新房，阿公阿婆拉了我和几个小孩进去，也不说干吗，就是让我们到床上坐一会儿。云丽努力笑了一下，说，记得啊。我说这个是不是叫“坐床”？好像是南昌这边的一个习俗哦。她说对，一般结婚都会这样的，找几个小孩子上床坐一会儿。为什么呢？我明知故问。多子多福嘛，她轻轻地说，老人家迷信，觉得让小孩子到新郎新娘床上坐一坐，将来两个人一定能多生宝宝。
坐床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云丽，十二年前的乡下，也是冬天，一月，云丽说那是她生日的后一天，二十二岁的第一天。新房在老屋的二楼，老屋内外挤满了人。我从二楼窗台往外看，车开来了，下来的是新娘子，云丽。在南方农村，婚纱白得像第二天就会化进泥里的雪。新娘进屋了，应该一会儿就要上楼。柚子树有二层楼高，从我的位置看，树如此大，像古装剧里的万民伞，所有人都受它荫蔽，男人们在树下抽烟，女人和小孩在树下吃糖，每个人都喜气洋洋的。树顶有马蜂窝，但还不会自己落下。我在新房门外，不知道阿公阿婆要我留在这里等待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可以为云丽和舅舅带来怎样的祝福。
生过很多孩子的云丽躺在堂屋的木板上，我蹲坐在她身边。两点之间，直线真的最短。又是年关，红布下面她的肚子鼓得老高，仿佛还要孕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