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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殖民地与母国英格兰的关系中，七年战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殖民政策，促成了美利坚人的觉醒。
七年战争（1756—1763）本是英法之间战争，它始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法对殖民地的争夺，以及普奥持续进行的争夺霸权的战争，最终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冲突：在欧洲战场，是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与法国、奥匈、俄国、撒丁王国、瑞典之间的战争；在北美和印度战场，是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763年2月10日，法国将北美和印度交给英国，以英国对法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这种胜利，对北美殖民地来说，却并非全是吉祥之兆，反而引出一系列矛盾。这些问题可概括为土地问题、驻军问题和征税问题。
（1）土地问题。这里说的是西部土地。将近一个半世纪的不断移民和拓殖，使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大西洋沿岸已基本上被移民占满和垦殖。1748年由一些弗吉尼亚商人、土地投机家、官员成立的俄亥俄公司，是以西部土地为目标的大规模土地投机活动开始的标志，表达了殖民地人民对西部土地的关注。为了和法国争夺在北美的控制权，在七年战争前英王曾许诺，把西部土地作为对殖民地参战官兵的奖励，以便加快西部移民抵御法国人。但随着七年战争的结束和法国威胁的解除，英国内阁改变了西部土地政策并作出决定；在安抚了印第安人和制定出明确的土地政策以前，阿利根尼山以西地区禁止移民。这一决定被载入了1763年10月7日的英王诏谕，谕示“严禁朕之所有忠良臣民在该地区购买土地或定居”，违者要受到严厉处罚，从而建立了所谓“诏谕线”。这就彻底打消了殖民地人民对西部土地的希望。从此，西部土地问题，就成为北美殖民地与英帝国政府之间矛盾的一大焦点，是引起殖民地人不满的重要因素。
（2）驻军问题。除了上面介绍的土地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驻军问题。七年战争之后，随着殖民地疆域的扩大，边界的防务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英国防务大臣问贸易局：“要有怎样的军事编制才能满足需要？哪几处新的堡垒应当修建？”贸易局提出了从圣劳伦斯河到佛罗里达、从尼亚加拉到密执利麦基诺建立一系列卫戍要塞的建议，据估计守卫这些要塞需一万士兵。这就产生了驻军问题。这个问题当初本是对外问题，但由于殖民地和英帝国的矛盾日益加剧，后来又增加了对内问题。英国议会的《驻军法案》（即《惩治叛乱法案》），要求王家军队驻扎处的地方当局提供宿舍或兵营，并对士兵负责提供各种日用品和每人每天5品脱的啤酒，或1/4品脱的糖蜜酒。对此，殖民地议会，或马萨诸塞议会、纽约议会开始进行有限抑制，但在保守派掌权后又答应了驻军的要求，结果引起殖民地人民的不满。1770年1月纽约发生严重骚乱，英军砍倒了激进派树立的自由竿，随即在戈登山爆发了战斗，结果一公民被英军杀死。纽约成为革命的“首次流血”的圣地。1770年3月5日发生的“波士顿惨案”，与此类似。
（3）征税问题。这是由两方面的情况引发的：一方面，七年战争耗费了英国大量财力，战争结束时国债已达到1.3亿英镑，为战前的两倍；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在殖民地的民政和军事开支，英国花在这方面的费用由1748年的7万英镑增加到1764年时的35万英镑。在这种状况下，英国财政大臣乔治·格伦维尔提出，从殖民地取得某些收入是有必要而又正当的，这一建议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于是产生了对殖民地的征税问题。1764年通过的《糖税法》和1765年通过的《印花税法》，成为对殖民地征税的两次最新尝试，糖税法对过去每加仑征6便士的外国糖蜜税减为3便士，但对输入美洲的外国食糖、欧洲奢侈品（如酒、丝和麻）却课以附加税。撤销各殖民地原享有的某些免税待遇，如富裕的美利坚人喜爱的免税输入马德拉酒的待遇，两豪格海（Hogshead）
就须纳税7英镑。而印花税则是首次课加于殖民地内部的直接税，是关税以外首次出现的一个税种。它规定，报纸、证书、票据、期票、债券、文告、历书及一切印刷品、小册子、法律文件，均须贴上票面为半便士至20先令的印花税票，牵涉面极广。当局声称，征收这两种税都是供当地之防卫、保护与安全之用，但却不征求殖民地人民的意见。问题在于，殖民地人民认为，各殖民地的权力，是直接来自英王的特许而不是来自英国的议会，各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又无代表权，因而英国议会根本无权对殖民地征税，只有殖民地议会才有权对此作出决定。在他们看来，向殖民地征税，是没有道理的。
由七年战争胜利所引发出的这3个大问题，尤其是英国议会决定对殖民地征税的问题，涉及殖民地人民的根本问题，即他们的自由和权利问题，不能不引起殖民地人民的极大关注。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了反抗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而从英国逃出来的移民及其后裔，其思想及生活方式都与英国本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会容忍强加于他们的新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七年战争很自然地成为殖民地和英帝国关系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