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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美指自然界万物的美，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等自然物的美。自然美欣赏的历史发展在我国经历了致用、比德和畅神三个阶段。随着社会历史实践的发展，人类的审美领域、审美视野逐渐扩大，自然审美观也得到发展。
“致用”指人类从实用的、功利的观点看待自然。在人类发展初期，致用的自然审美观不仅适用于我国，而且适用于欧洲。狩猎时代的欧洲原始人尽管周围环境长满花卉，然而他们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在洞穴中着意描绘的只是野牛、野猪、古象等，因为比起花卉来，这些动物和他们的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实用的、功利的原因决定了人类在自然美领域首先欣赏动物的美，然后才欣赏植物的美。
19—20世纪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原始部落，例如澳洲土人，从不用花来装饰自己，虽然他们住在遍地是花的地方。他们只对动物有美感，因为狩猎动物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和生存。只有当原始人转入农耕生活以后，他们才欣赏植物花卉的美，用它们装饰自己和住室。正如19—20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所指出的那样：“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
在我国整个旧石器时代，装饰最为丰富的是山顶洞人。他们已经娴熟地掌握用赤铁矿砂涂染着色的技巧。他们或用七颗大小相似的白色石灰石石珠，染成红色，作为头饰；或将两面扁平水磨的蛋圆形的砾石钻孔，砾石呈黄绿色，穿孔的部位似有红色，极像现代的鸡心项链坠。史前人类对动物的牙齿，对光滑、齐整、鲜艳的石块有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中，人面鱼纹盆尤其引人注目。人面图案的旁侧，往往画着单只大鱼，或一张网纹。这种神秘色彩的人面纹，透露出半坡氏族公社的某种原始信仰。对鱼的崇拜中，也包含着对鱼的欣赏。半坡人是基于鱼和自己的物质生活的迫切需要和密切联系，而对它产生一种集敬畏、依赖、喜爱于一体的心态。虽然这种自然观在严格的意义上还不足以被称为自然美感，然而它毕竟是史前人类与自然的真实的感情交流。史前人类不脱离自己的生活、生存去欣赏自然。
朱光潜先生指出：“在起源阶段，美与用总是统一的。从石器时代起，自然事物就已出现于艺术品（主要是手工艺品如生产工具、斗争工具、生活日用品、装饰品之类），而这些在艺术品中出现的自然事物，总是与作者所属部落的生产方式或职业有关。渔猎民族的艺术运用自然事物为‘母题’时，那些事物总是与渔猎生活有关，例如法国玛德伦（La Madaleine）岩洞中的壁画就是专画当地原始部落的狩猎对象，特别是鹿。猎人在所住岩洞里画他们所获得的猎物，一则是庆功，一则是研究猎物形态，增进狩猎的知识和技能。”
所谓“比德”，就是以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来比附、象征人的道德情操。我国比较成熟的比德的自然审美观，形成于春秋时代。“比德”是儒家学说的表现，是将儒家思想核心中的“仁政”、“礼教”的部分渗透到山水审美中来。
《论语·雍也》中写道：“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知者为什么乐水，仁者为什么乐山呢？孔子没有明说。宋代学者朱熹解释道：“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山，故乐山。”
孔子对山水的欣赏，是从道德角度的一种欣赏。与其说他是醉心于自然山水本身，不如说他欣赏的是由眼前的山水引起的对一种道德品质的联想。自然景物的某些特点和人的道德品质的相似性，使欣赏者把它们两者联系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文人对自然的一种一脉相承的审美习惯。
《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四位弟子的一次十分融洽的谈话。四位弟子陪孔子坐着，孔子问他们各人的志向和抱负。最后一个回答的是曾点，他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三月，穿着刚做好的夹衣，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儿童，呼朋引类，在沂水沐浴，在祭风求雨的舞雩台上乘凉，然后一路唱着歌回来。一群青少年在春光明媚的日子结伴春游。这里对自然美景的欣赏，经过对景物的选择，以及感情的渲染，变得极雅致极深远。这是孔子对山东城郊山水林木的自然美景的肯定，表现了孔子超然的、蔼然的、爱自然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孔子又以这种诗情画意的美景来比附、象征他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胸次悠然、物我同流的春游境界，仿佛是举止从容、各有所安的大同世界。这正是比德的自然美欣赏过程。难怪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他对曾点的志向深表赞许。
“比德”说的缺点是不能引导人们专注于自然景物本身的欣赏，而是用它们来比附人的德行。然而，“比德”表明人对自然景物的欣赏，已经同它们的功利相脱离，与“致用”相比，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很自然地把山水审美与音乐艺术相联系。俞伯牙、钟子期是春秋时代的音乐家。《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俞伯牙把巍巍泰山和汤汤流水所唤起的情操，诉诸琴弦，钟子期心领神会，感受到高山流水的韵味。钟子期死后，俞伯牙痛失知音，“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
“比德”说无论对自然美的欣赏还是对艺术创作，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传统上以松柏喻坚贞，以兰竹喻清高。屈原在《离骚》中，以香草喻君子，以萧艾喻小人。“扈江离与群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披上芳香的江离、辟芷啊，佩上秋兰这美洁的徽号。“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
！”申椒菌桂争现风采啊，何止是串起温馨的蕙
！这里的江离、辟芷、申椒、菌桂、蕙、
都是有名的芳草香木。“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萧是蒿草，艾是小草，比喻小人和草包。《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抒情长诗，它开古典浪漫主义的先河。“《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
在中国美学史中，形成了不同于儒家理性精神的屈骚传统。
不过，屈原创作中的“比德”特点说明他也接受了儒家教义。他的《橘颂》同样是著名的比德篇章。《橘颂》由于郭沫若先生严整而铿锵的今译和在剧本《屈原》中的借用（在剧本中郭沫若先生把《橘颂》赠给了屈原的女弟子、美丽的婵娟）而享有盛名。“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根深本固不受迁徙，你的生存始终如一啊；白白的小花绿绿的叶子，枝干茂盛缤纷可喜啊。“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小心谨慎你自我悚惕，到底无赦过失啊；秉承大德不谋私利，此身此志顶天立地啊。
《橘颂》是中国文人写的第一首咏物诗，屈原以橘比喻志向的独立不迁。
魏晋南北时期，对自然景物的“畅神”审美观盛行起来。所谓“畅神”，指自然景物本身的美可以使欣赏者心旷神怡，精神为之一畅。正是“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畅神”和“比德”不同，它专注于对审美对象本身的欣赏，不要求用自然景物来比附道德情操。与“比德”相比，“畅神”又前进了一步。
“畅神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切地说，出现在晋宋时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公元317年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汉族的统治政权偏安江左。门阀世族也被迫南渡。人口大规模流动，黄河流域的汉族向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迁移。汉末战乱期间，世家大族建立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南渡以后，门阀世族在南方获得了比在北方更为优裕的发展庄园经济的条件，并为南方的更为清丽的自然风景所吸引。由于社会动荡，加上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常互相倾轧，很多人抱着浓厚的“出世”思想。“这时候佛教刚传到中国不久，就盛行起来，士大夫阶级整天地清谈佛老，把这看作一件风雅事。他们认为尘世是腐浊，‘出世’才是‘清高’。出世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清谈佛老，另一条是‘纵情山水’（这多少也还是受到佛老二家的影响，佛老都讲清静无为，名山都由他们占住）。”
庄园经济也为士大夫阶层纵情山水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文人逃避市朝而作山林隐逸，促进了畅神的自然审美观的形成。这时候欣赏山水自然，不是以社会人事去比赋山水，而是让山水的本来状貌触动空明的心境。欣赏自然美所获得的快乐，不是因为心中预存的思想方式仿佛在山水景物上有某种映射，而是因为山水自然的存在方式与欣赏者澄明的心境有莫大的契合。
徜徉山水成为晋宋名士的一种时尚。南朝宋代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南渡的文人雅士们每逢良辰佳日，就相互邀约，聚会新亭（又称中兴亭，靠近江边），在优美的自然山水之间饮酒赋诗，欣赏风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脍炙人口的散文《兰亭集序》就记述了这种活动。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他和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41人，宴集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与会者诗兴大发，当场做了许多诗，王羲之为这些诗作了这篇序，描绘了宴集的盛况。
孙统、孙绰、谢安、支遁都是当时的名士，《世说新语》以大量篇幅记载了他们的言行，我们且举两例。谢安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他极有雅量，在清谈上也有领袖人群的气度。淝水之战对于东晋来说，是存亡继绝的一件大事。捷报送来时，谢安正在和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后，压抑着强烈的激动和喜悦，默默无言，仍然从容下棋。客人问及战况，他淡淡地回答说：“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支遁喜欢鹤。有人送他两只小鹤，小鹤羽翼丰满后想飞走。支遁怕它们飞走，就剪掉它们的翅膀。鹤飞不起来，有垂头懊丧之意。支遁见了说：“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于是把它们的翅膀养好了，放飞而去。晋人将这种超脱的、自由的精神推己及物，所以能把“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
。他们酷爱“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大自然。孙统“每至一处，赏玩累日”，“名阜盛川，靡不历览”。王羲之经常和这些友人优游山林，兰亭宴集就是其中的一例。《兰亭集序》写道：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聘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王羲之，《兰亭集序》
把盛酒的杯子放在流水的上游，任其漂流而下，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而饮之。这就是“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聘怀”成为美学著作广为援引的名言。举目四顾，胸怀舒展。宴集参与者极尽视听之娱，感到极大的审美享受。这正是畅神的特点。王羲之在《兰亭》诗中说：“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天下万物，五彩缤纷，杂然并陈，似乎没有什么新鲜之处。然而，如果我们“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那么，我们接触的一切就“显露出新的灵魂，新的生命”，这最能代表晋人“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晋人对自然有深切的体验，用孙绰的话来说，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凝想幽岩，朗咏长川”。“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不仅文章写得极美，而且书法堪称永世的楷模。唐太宗珍重他所书写的《兰亭集序》，临死都不能割舍，叮嘱他的儿子把它放进棺材里。
晋宋人对自然的欣赏，《世说新语》有许多记载。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
寥寥数语，极尽状物写景之能事。宗白华先生指出，顾恺之的这段话是后来五代北宋期间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画家的山水画境的绝妙写照，顾恺之对自然美的发现中包含了中国伟大的山水画的意境。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
王子敬就是王羲之的儿子、书法家王献之，他所写的曹植的《洛神赋》的美，也如洛神一样“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王献之的书法也许受到自然美景的浸润。王羲之也曾经说过：“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这真是表里澄彻，晶莹空明的世界。“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王献之，《洛神赋》
“畅神”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晋宋画家和美学家宗炳的《画山水序》。宗炳是顾恺之稍晚近的同时代人，他的《画山水序》是中国美学史上最早讨论山水画的一篇文章，其中包含了对自然美的理解。据《宋书·隐逸传》记载，宗炳“好山水，爱远游”。晚年他曾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即使老和病使他不能亲历山水之胜，他躺卧在家，也要在想象中遍睹名山大川。他是我国提出神游山水的第一人。所谓“澄怀观道”，就是澄清心中一切已有之见，在心无旁骛的情况下，观照“宇宙里最幽深最玄远却又弥沦万物的生命本体”
。宗炳还是一位知名的佛学家，他的原意是希望通过欣赏自然山水，领会到栖身自然中的佛的“神理”。如果对“澄怀观道”做世俗的解释，就是以澄清、空明的胸怀，在自然山水中见出宇宙的生命。所谓宇宙的生命，就是“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
这“生生而具条理”就是“道”，天地运行的大道。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十四讲中将比较详细地讲到。根据这样的精神，我们也可以把宗炳所说的“神理”解释为“活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这是一种“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宗白华先生语）。
除了“澄怀观道”外，宗炳还提出“澄怀味象”的概念。《画山水序》写道：“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对于这段话，研究者们的理解很不相同。它大意是说，圣人心中有了道（宇宙的生命本体），再用这种眼光来看万物，他的所见高下取决于他的“道”的高下。低于圣者的贤者，以纯净之心来体味自然界中的各种景象，他的心达到的境界取决于澄怀的程度，即心中杂念清除的程度。圣者与贤者虽然看待自然的方法不同，但是对于山水，却有共同的评价：质有而趣灵。山水既有可见的形质，又有灵妙的意趣。因此，既要欣赏山水的形象，又要体味它们的灵趣。“澄怀味象”和“澄味观道”是一个意思。“澄怀”是对审美主体的要求，“味象”和“观道”是对审美客体的欣赏，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审美过程。“象”是“道”的具体体现，自然山水的形象中隐含着宇宙生命。只有在自然山水的形象中见出宇宙生命，才是真正的审美欣赏，才是“味象”。这样，“味象”也就是“观道”。如果只看到自然山水的形象而看不到其中体现的宇宙生命，也就是说不能“观道”，那么，这还不是审美欣赏，不是“味象”。对于这样的欣赏者，山水只是“质有”，而无“趣灵”。
宗炳是在谈到山水画的作用时提到畅神的。面对山水画，“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宗炳说的是山水画的欣赏，但是也适用山水本身的欣赏。宗炳的佛学思想也体现在畅神上。他的所谓畅神，本意在山水画的欣赏中，追求山水的神理，从而得到精神的超越与解脱。然而在美学上，畅神说仍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强调了艺术的重要作用在于给人以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怡娱，突出了艺术所具有的审美的特征。这是魏晋以来强调艺术的独立价值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东晋末年佚名作者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提到自然山水的欣赏使人“神以之畅”，宗炳的畅神说由此发展而来。
《宋书·隐逸传》记载：（宗炳）“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宗炳把所游历的山川美景画下来，挂在室内。他和山水有了很深的默契，在自然山水里意识到音乐的境界，赞颂山水的妩媚时群山仿佛有灵性，皆作回应。真是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这是自然美欣赏中的胜境。可惜的是，宗炳的画作已经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