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康雍乾盛世

清朝建国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代人的努力，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又一个盛世，旧史书一般称为“康乾盛世”。当代史学家多数认为，雍正时期在康乾盛世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而且采取了许多维护盛世的举措，特别是健全和加强了清初的有关制度，所以，清初盛世不应把雍正时期排除在外，应称为“康雍乾盛世”。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达61年（1662—1723年），雍正帝胤禛在位时间较短（1723—1736年），乾隆帝弘历当了60年皇帝（1736—1796年）后，禅位于嘉庆帝颙琰。表面上看，康雍乾盛世经历了一百三十余年，但实际上，清代盛世的形成，应当从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1681年）算起。到乾隆后期，以和珅擅权为标志（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盛世已经出现了重大危机。伴随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的爆发，清朝的盛世宣告终结。因此，康雍乾盛世的实际持续时间不到一百年。

清朝在入关之初，致力于清除晚明弊政，立即废除在明末引起社会动荡的“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但顺治初期的政权尚不稳定，满汉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对立。尤其是源于游牧民族的“圈地”政策和严惩“逃人”政策，对社会的安定具有较大的消极影响。圈地是圈占“无主荒地”归八旗军士，实际上除了占有明代的皇庄以外，还大量掠夺民田。特别是为了避免满汉杂处，圈地后又有“换地”之举，即把交错的“无主之地”与“有主之地”互相兑换，以保证满汉分居，对北方民众特别是京畿民众造成了极大的骚扰侵害。“逃人”法是针对八旗的奴仆而设。入关前清人往往掠汉人为奴，有汉人自愿为奴者称为“投充”。对于逃奴，则严惩藏匿收留者。入关后，大量汉奴逃亡。清廷规定，凡有藏匿逃人者，则藏匿之家给原主人为奴，邻居流放，而“逃人”作为主人财产不予追究。这样，不少收留“逃人”的家庭牵连被害，更有一些奸徒假冒“逃人”，指证殷实富户为“窝主”，敲诈民财。另外，顺治帝倾心汉族文化，重用汉官，也遭到八旗贵族的抵制和反对。汉族区域特别是江南民众和士人，身经清朝入关之初镇压南明政权过程中的残暴屠戮，并受“华夷之别”的文化影响，对满清的统治高度敌视。如何化解满汉冲突，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特别是取得广大汉族区域对政权的支持，成为顺治留给康熙的一个难题。

康熙帝玄烨（图8）少年即位，由索尼等四大臣辅政，在亲政并除掉操纵朝政的辅政大臣鳌拜以后，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平定三藩是他亲政以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从此为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三藩是在清朝入关的过程中形成的。早在明清大军相持于辽东之时，原明朝大将毛文龙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向皇太极投降。清军入关之时，原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此后，这些降将成为清朝平定关内特别是平定南方南明势力的主力。顺治年间，清朝封孔有德为定南王，驻扎广西（后被南明永历政权的李定国部所灭）；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驻扎广东（后来耿仲明移居福建，由其子耿继茂、孙耿精忠先后继承）；吴三桂为平西王，驻扎云南。到康熙时，天下大势已定，然而三藩实力强盛，手握重兵，每年仅饷银就需 2000 万两，成为清朝的一块心病。康熙十二年，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康熙乘机决定撤藩，三藩之乱由此爆发。

三藩以吴三桂的实力最强。叛乱之初，吴军所向披靡，耿军、尚军起而响应，控制了云贵、两广、四川、湖南等地，陕甘、两湖、福建、江西、浙江战火蜂起，弥漫了半个中国。清廷遣兵调将，步步为营，与叛军展开了长期争夺。经过长达八年的战争，康熙帝最终平定了三藩。

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康熙帝注重改良政治，调整统治思想和大政方针。首先，为了从历朝历代的统治方略中吸取经验，从儒学文化中寻找治国思想，康熙帝坚持举行经筵日讲，就是听经学大臣讲学，研讨问题，以陶冶身心，增长知识。即使军务繁忙也不停辍。其次，康熙帝为了消解满汉矛盾，在战火倥偬之间开博学鸿词科，以收士大夫之心。当时，许多士人持华夷之见，不愿在清朝当官。而康熙采用制科方式，令各地推荐名士，网罗人才，用极其简略的考试题目，重用了一批汉族知识分子。甚至连拒不参加考试者，都授予功名。从此，读书人对清朝的态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化。

三藩平定后，治世的局面初步出现。在用人上，康熙有着重大变化。顺治年间，主要依赖满洲贵族治国，到康熙亲政以后，倾慕汉族文化，重用经学之士，使政风为之一改。康熙所用知名文士，先后有魏象枢、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开一代风气。在康熙年间，以经学修习而成为一代清官者人数众多，堪称一代楷模。如陆陇其、汤斌、张伯行等人，以学问操守入祀文庙；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等人，以清廉政绩名扬天下。

在经济上，康熙停止了圈地，注重发展生产，多次诏令募民垦荒，特别注重黄河水患的治理。治河始终是清朝的一大要务。顺治年间，清廷先后令治河名臣杨方兴、朱之锡总督河道，颇有成效，布惠江淮，朱之锡甚至被民间尊为河神（乾隆时视察河工，顺从民意，封朱之锡为“佑安助顺永宁侯”神号，春秋祠祭）。康熙亲政不久，三藩战火正炽，河道失修，先后溃决，江淮之间，遍地遭灾。他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于宫中柱上。康熙十六年，任靳辅为河道总督，对黄河、运河、淮河进行全面治理。至十八年，大致完工。到康熙晚期，随着财政经济的改善，人户的迅速增加，提出了“永不加赋”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谕旨称：“今海内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为后来的摊丁入亩打下了基础。

但是，康熙时期的治世，已经存在不少弊端。他所重用的官员，有不少品行并不端正。如熊赐履和李光地，有“假道学”之称。许乾学和高士奇，招权纳贿，声名狼藉，有“九天贡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淡人（高士奇）”之讥。特别是大学士明珠，因受到康熙的器重，肆无忌惮，公开贪赃。在康熙后期，制度的废弛和官场的腐败，已经日趋严重。加上两度废太子的风波，导致皇子之间明争暗斗，影响了政局的稳定。

雍正帝胤禛继位以后，除了因“夺嫡”之故打击异己、荼毒兄弟外，在政治上厉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政”，整饬吏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康熙晚年的积弊。

为了解决皇位继承权的争端，雍正帝废止了自汉代以来的太子制，创立了密建皇储制。借西北用兵之机，雍正又设立了军机处，用以调整皇帝与辅政大臣的关系，更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专制。他还全面整顿官场作风，言出法随，拿一大批贪官开刀，动辄抄家。章学诚曾称道雍正帝说：“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文史通义·内篇五·古文十弊》）

为了从制度上解决官吏贪贿问题，雍正建立了养廉银制。从明代起，州县在征收赋税时屡有加征，称为“火耗”，意为征收的碎银在镕铸为大锭时的耗损。交足正税后，剩余的部分就归地方官府所有，称为“耗羡”。耗羡除用来作办公费用和公益开支外，就成为地方官员的私财。但是，州县的各级上司乃至京官没有这笔额外收入，于是，又以地方官员送礼的方式做到利益均沾。送礼名堂繁多，夏天叫冰敬，冬天叫炭敬，节庆叫节敬，生日叫祝敬，过年叫年敬，门生拜见叫贽敬，出京辞别叫别敬，统称陋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州县借口而肆贪婪，上司瞻徇而为容隐，此从来积弊所当削除者也。”（《清史稿·诺岷传》）从雍正二年起，开始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具体办法是：将一省全年耗羡按现状统一收缴国库，专款专用，把全部款项分配给地方官员，称作养廉银。以此杜绝乱征滥派，禁绝陋规。

康熙时确定了“永不加赋”的国策，具体操作中有的官员提出了将丁银（人头税）摊入地银（土地税）的建议。康熙末，四川、广东就开始试行这一办法。雍正继位以后，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等人的奏议，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到雍正七年，除山西、奉天、贵州外，其他地方均已实施。“摊丁入亩”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改变了人头税的性质，赋税不是按人丁而是按地亩征收，有利于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制度上使赋税负担的分布更为合理。同时，由于土地较为稳定，使国家的税源也相对固定化。“摊丁入亩”实施后，官方统计的户口数量迅速增加。康熙五十年，全国户籍人口为二千四百万；至乾隆六年，达到一亿四千万；至乾隆五十八年，达到三亿。

乾隆时期，依赖康熙、雍正两代的余荫，把清朝的“文治武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康熙执政之初，面临的是经过多年战争破坏、田野荒芜、百业凋零、民族冲突严峻的局面，因此，其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笼络人心，消弭满汉敌对心理。康熙帝为政宽容仁慈，概出于此。雍正执政之初，纲纪废弛，官场贪贿成风，政务敷衍，因此，其当务之急是整顿吏治，惩处腐败，恢复纪纲。雍正帝为政严峻酷苛，概出于此。乾隆帝继位以后，强调宽严并济，持盈保泰，维持了盛世的延续。

为了纠正雍正时的偏差，乾隆帝弘历执政后不久，就将允禩、允禟等人的子孙收入宗室玉牒，释放允䄉、允鼂，化解了雍正遗留下来的宗室矛盾。还将雍正时因种种原因被不当罢黜或关押的官员予以解脱或重新起用。例如，著名文人李绂、蔡珽、谢济世，因弹劾田文镜被雍正斥为“朋党”，或充军或关押，这时都被赦免重新任官。通过这些手段，乾隆帝迅速赢得了政治上的资本。

在经济上，乾隆帝禁止官员为邀功虚报垦荒，豁免以前因虚报垦荒造成的“无地之粮”。同时继续鼓励垦荒，以解决迅速增加的人口生计问题。为了使垦荒落到实处，防止虚冒，规定“山头地角”零星土地垦荒“免其升科”，即不再加税。为了减少粮食的浪费，从乾隆二年起，还在北方五省实行了禁酒政策。乾隆时期先后数次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其中著名的有黄河的毛城铺引河工程、淮河入江水道、金沙江水路、浙江海塘工程等。从乾隆年间起，打破了雍正时不准开矿的限制，采矿业得到了较大发展。随着国家财政的好转，乾隆十年起，决定分省轮流免除钱粮，三年一轮。后来，又在乾隆三十五年、四十二年、五十五年分别普免钱粮各一次。乾隆三十一年起，又开始普免漕粮。后又在四十三年、五十九年分别普免漕粮各一次。

康熙时，已经有了较多的文化建设，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就是康熙年间完成的。雍正、乾隆继承了康熙朝的文化事业并发扬光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乾隆朝编纂了文化史上的巨典《四库全书》，参与者达三百余人，经十年编成，全书三万六千余册，缮写七部，共收书3 470种，79016卷，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总集。

但是，乾隆帝好大喜功，奢侈豪华，这一点同康熙和雍正有着较大差别。康雍二帝，均躬行俭朴。甚至连地方官员的奏折用绫绢做面子雍正也要批评，认为用纸代替绫可以节约一些。而乾隆大不一样，最能代表乾隆奢侈的，就是他的六次南巡，游山玩水。康熙的南巡，主要目的是治河，而乾隆的南巡，则是以视察河工之名游玩。他晚年曾说：“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害，实为做无益害有益。”（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三）另外，为了凑齐他津津乐道的“十全武功”，乾隆也曾发动过有害无益的战争，特别是征缅甸和征安南，不但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而且给国内人民和无辜将士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康雍乾盛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祖国的概念离不开疆域。“祖”的本义为祖先，“国”的本义为疆域。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国”字，“从囗从或”（《说文》），“或”就是一个人手持武器保卫疆域的象形。中国的疆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并演变的，特别是汉、唐、清三个朝代，在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 西汉疆域的拓展，主要是沿着河西走廊展开的，并在东南、西南有所建树。唐朝疆域的拓展，涉及辽东、岭南、大漠、西域。《旧唐书·地理志》称天宝年间的疆域四至为：“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但唐朝疆域内的羁縻府州与正州有着较大的区别。而清初疆域的拓展，则是沿着蒙古、回部、吐蕃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展开的，从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

康熙年间对台湾的收复，拉开了清朝经营边疆地区的序幕。元、明两代，曾在澎湖设置巡检司管辖台湾事务。随着明末的战乱，荷兰殖民者乘机侵占了台湾。顺治十八年，忠于南明政权的郑成功由金门、厦门转攻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在台湾设立一府二县，加速开发建设，并以金厦澎台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不久，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在厦门继任。由于郑经与其叔父郑世袭争夺权位，康熙三年郑经放弃金厦，退出沿海，固守台岛。随着三藩之乱渐次平定，康熙帝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开始积极筹划收复台湾事宜。适逢郑经骤死，其子郑克 和郑克塽在部将的操纵下争位导致内乱。康熙二十二年，清军全力攻台，在澎湖全歼郑军水师主力，一举收复台湾。接着，清朝在台湾设立府治，驻扎军队， 并废止了沿海居民的内迁令，使东南海疆趋于安定。正如康熙帝自己在《中秋日闻海上佳音》一诗中写的那样：“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蒙古诸部情况比较复杂。内蒙古科尔沁部在清朝入关以前已经内附。到康熙时，外蒙古喀尔喀诸部内附。但外蒙古准噶尔部一直时叛时附，同清朝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康雍乾三朝。康熙时，准噶尔部噶尔丹攻袭喀尔喀部，并进扰内蒙古，被清军打败，随之青海蒙古诸部内附。康熙晚年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复兴准噶尔部，继续与清朝对抗。雍正时，在与准噶尔对峙的过程中平定了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而准噶尔部在策妄阿拉布坦死后，其子噶尔丹策零则一直与清军抗衡。直到乾隆时，才彻底平定准噶尔部，最终与其议和，余部附于喀尔喀部和青海蒙古。

为了统辖外蒙古事务，雍正九年设立乌里雅苏台（即今外蒙古扎布哈朗特市）定边左副将军，掌管唐努乌梁海军政，辖喀尔喀四部及所附的厄鲁特、辉特三旗共八十六旗。辖境相当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部分区域以及中国新疆阿尔泰地区北部，清朝统称外蒙古。同时还在库伦（即今外蒙古乌兰巴托）派驻司员，后改为库伦办事大臣，监督恰可图与俄国的商务往来，并辖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乾隆二十六年又设立科布多（今外蒙古科布多省省会）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辖札哈沁部（原准噶尔部投清）、明阿特部、科布多厄鲁特部、阿尔泰乌梁海部，兼辖杜尔伯特部及所附辉特部、新土尔扈特部、新和硕特部，共八部三十一旗。

雍正平定青海后，将青海蒙古编为札萨克旗。乾隆元年，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统辖青海蒙古诸部。乾隆时，平定回部（维吾尔族）霍集占和布拉尼敦的叛乱，于乾隆二十七年置伊犁将军，掌管天山南北两路军政，统辖回部和天山厄鲁特诸部。乾隆四十八年置乌鲁木齐都统，掌管乌鲁木齐军政。另外，在塔尔巴哈台（塔城）设副都统，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在哈密、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设办事大臣，分理各地事务。

西藏在元代时归宣政院管辖，设有三路宣慰使司。明代在西藏设有乌斯藏、朵甘二都指挥使司。清朝入关前夕的崇德七年，西藏即已向清廷入贡。但西藏内部管理，一直实行第巴（藏王）制度。康熙末年，在唐古特（西藏）废除了第巴，设立三名噶伦管理西藏事务。雍正五年，通过平定西藏内乱，开始在西藏驻兵，设驻藏大臣。乾隆五十七年，清廷整顿藏务，建立确定活佛转世的金奔巴制。 从此，西藏的活佛继承，开始由中央政府监管。乾隆五十九年定制，前藏官缺出，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选补；后藏官缺出，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喇嘛选补；各寺庙坐床堪布（主持），由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及遣往西藏办事之在京喇嘛共同选任；西藏所有僧俗官员，均受驻藏大臣节制。

中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清代各直省均有少数民族散居，因而设有不少土司土官。土官为世职，一般是本地民族的头人，但其任命和承袭均须中央确定。其文职从土知府、土同知直到土巡检、土驿丞，其武职从指挥使、宣慰使直到土把总、土百户，品秩由三品到未入流都有。土官归当地督抚和所属府州县管辖，惟其内部管理从俗。设置土官的直省，包括四川、甘肃、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等。从雍正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区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改变当地原有的土司土官制为正规的州县流官制（流官为正式命官）。经过雍乾时期改土归流，湖北湖南全部改置流官，云贵地区也大多改置，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东北地区是清朝的发祥之地，然而，沙俄侵略者在此时闯入黑龙江流域，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萨等侵略据点，抢掠当地的达斡尔村寨，对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从康熙二十一年起，清朝开始周密策划，调兵遣将，进行了反击沙俄侵略的部署。到康熙二十三年初，经过多次小规模作战，黑龙江流域的小型俄军据点全部被攻克。康熙二十四年，清军展开对集结有大量俄军的雅克萨进攻，击毙俄军百余人，投降者七百余人。清军令他们做出不再重来的保证后释放了俘虏，焚烧了雅克萨城，撤至瑷珲驻扎。但俄军在清军撤退后立即集结上千人重返雅克萨，并带了十二门火炮，修建起城垣和十座兵营固守。清军得知俄军背约重来，于康熙二十五年再度展开对雅克萨的攻击，筑垒挖壕，实行围困战术，不断击退俄军的反扑，击毙俄军总指挥托尔布津。后来，因俄国政府急迫求和，同意谈判议界，清军才撤了雅克萨之围。接着，中俄双方通过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为两国的东段边界。雍正时，又同俄国签定了《中俄恰克图界约》，规定了额尔古纳河至沙毕纳依岭之间的中俄中段边界。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两国在这一段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边界纠纷。

和以前各代的盛世不同，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已经高度发达，因此，以前各代盛世所倡导的进谏和纳谏，在康雍乾时期不复再现，在政治决策上强调皇帝“乾纲独断”。加上满汉隔阂，清朝在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方面，超出了以前的历代王朝。特别是康雍乾三帝都曾大兴文字狱，镇压士人，广为株连，影响极坏。乾隆还借修《四库全书》之际，禁毁图书，摧残文化。这种文化专制，严重影响了清初盛世的纵深发展。

康雍乾盛世在乾隆统治的中期就已经终结。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爆发了由王伦组织的清水教反清起义。给事中李漱芳上疏指出：“奸民聚众滋事，为饥寒所迫；又言近畿亦有流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有司监卢沟桥，阻不使北行。”（《清史稿·李漱芳传》）而乾隆帝却不以为然，反倒指责李漱芳“转代奸民饰词诿罪，止图为一己沽名”。沉醉于“古稀天子”美誉的乾隆帝，在社会矛盾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委权于以贪赃著称的和珅。此后，随着和珅的专权，“盛世”急转直下。到乾隆晚年，当他以“十全老人”沾沾自喜之时，中小规模的反抗和起义已经遍布全国。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的大爆发，标志着清朝进入了衰败时期。 qdmzA1IqYSFAA24P2G5/wPHvlGA3YplGiVVWQcN6z82KKI06SaKfF9uKzzX5Rx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