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中兴

西汉的文景之治，从文帝即位的公元前180年算起，到景帝去世的公元前141年为止。然而，文景之后，盛世并未结束，武帝即位后虽然改变了文景时期的政策，却把西汉的盛世推向高峰。武帝晚期虽然颇多失误，但国家元气未伤。经过昭帝和宣帝的调整，即“昭宣中兴”，保持了盛世的延续。元帝即位时，西汉的户口达到了汉代的最高点。因此，西汉盛世的终结，以宣元之际（公元前48年）为界，前后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

文景之治是由文帝和景帝得名的。而文景之治的出现，需要从汉初形势说起。

秦王朝的严刑酷法，横征暴敛，引起了天下大乱。秦亡以后，为争夺政权的楚汉相争，连年战火，又使人民陷入颠沛流离、委骨沟壑的悲惨境地。西汉王朝建立时，朝廷极为困窘。《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皇帝连四匹颜色一样的马车都坐不上，将相只好以牛车代步。正是这种形势，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设法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使国家进入正常状态。

汉高祖刘邦从进入咸阳那一天起，就在谋士张良的策划下宣布了安定社会的基本方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待到结束战争后，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稳定政局，恢复秩序。高祖死后的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继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状况逐步好转。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是高祖刘邦之子，惠帝刘盈的同父异母兄弟。本来，他是当不上皇帝的。高祖在世时，七岁的刘恒就被封为代王，统辖今山西北部，与他的母亲薄姬在代国的首府中都（今山西平遥附近）呆了17年之久。但是，惠帝死后，吕后执政，朝廷几乎成了吕氏的天下，引起了西汉开国元老的不满。吕后一死，掌管国政的丞相陈平和统辖军队的太尉周勃，消灭了吕氏势力，迎立远在外地的刘恒继承帝位。这种背景，对文帝的施政方针影响很大。作为长年在外的藩王，在朝廷一无威信，二无心腹，一大批跟随高祖打天下的元勋功臣还在台上，他们对这个年轻皇帝还不一定服气。他只有小心谨慎，以求地位的稳固。

文帝继位之时，中央政局尚在诸吕之乱后的动荡之中，地方上诸侯王势力十分强盛，社会经济也没有从战争创伤中彻底恢复过来，国家贫穷，库藏空虚，民生艰难，工商凋零，外部有北方的匈奴部族不断南下抢掠骚扰，多次威胁京畿关中。对此，文帝沉着应付，稳定政局，坚持与民休息的国策，奉行黄老之术，使经济逐渐恢复，财力不断上升，国库开始充裕，开了文景之治的先声。

景帝刘启（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继位以后，全面继承了文帝时期的各项政策。当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国内局势的稳定，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就成了当务之急。汉代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体制，诸侯王国占据着广大地区，跨州连郡，据山铸钱，煮海成盐，富甲天下，骄奢抗命，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采取削藩措施，结果招致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叛乱。他们“请诛晁错，以清君侧”，而当晁错被杀后依然叛乱不息，此即“七国之乱”。景帝起用大将周亚夫，用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此后，“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削弱了割据势力，保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和治世的持续发展。

文景之治首先表现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文帝深知农业在当时的重要性，在继位的第二年就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此后他多次颁布诏令，劝课农桑，鼓励发展生产。而且他多次亲自参加耕作，还让皇后亲自养蚕，以作示范。为了减轻民间负担，文帝从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起，就把田租由高祖时的什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第二年又干脆全免田租。直到景帝继位，才恢复了三十税一的标准。在减免田租的同时，文帝还把算赋（人头税）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20钱减为40钱，把原来丁壮每年服徭役一月改为三年服徭役一月。另外，他还松弛山林川泽之禁，赈贷鳏寡孤独，救济穷困老弱，从而使社会经济全面恢复。景帝继承了文帝的经济政策，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好转，府库盈积，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有“家给人足”之称。

文景之治的另一方面是政治比较清明。文帝即位后，为了选拔人才，开创了察举制度。著名的青年政治家晁错，就是“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推荐上来的。文帝还鼓励大臣进谏议政。廷尉张释之数次依据法律顶撞皇帝，他不以为忤，反而能够始终将张释之委以重任，显示了一个开明君主的宽容风度。

文帝对法律也作了重大改革。他吸取秦亡的教训，在即位后废除了以言论治罪的“诽谤 言法”和一人犯罪、株连家族的“相坐法”。齐人淳于意被判肉刑，其女缇萦请以身代，文帝大为感动，为此废除了摧残肢体的肉刑制度。这一时期的刑法宽简，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关于文景之治的社会效果，各种史籍都有总结和介绍。《汉书·食货志》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书·文帝纪》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景帝纪》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正是文景时期的积累，为汉武帝把西汉王朝的盛世推向高峰创造了条件。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图6），他即位后不久，开始改变文景以来的政策，由无为变成有为，由恪守变成进取，由推崇黄老变成独尊儒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辉煌。

在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天人感应”学说使皇帝的无上权威有了新的理论依据，丞相的权力被削弱。武帝还分全国为十三州，派遣刺史以“六条”监督郡国，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财政上把铸钱（发行货币）权收归中央，盐铁实行官营，向西北边疆大量移民屯田，在中原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特别是在边疆开拓方面，随着对外政策的改变，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全面出击匈奴，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河套、河西地区设立了朔方、五原、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六郡，控制了西域诸国，开辟了丝绸之路，派唐蒙通西南夷，出兵东瓯，将西汉王朝发展为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在长安城及其他地方，汉武帝大兴土木，一座座宫殿楼阁拔地而起，耸入云天。武帝时期的这些建树，都得益于文景之治的铺垫。

但在文景时期，治世的背后已经有了危机的阴影。文帝时期政治的宽厚，得益者首先是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例如，黄头郎邓通，因为得到文帝的宠爱，不但得到无数赏赐，而且占有了蜀郡严道（今四川雅安西）的铜山铸钱，富可敌国，有“邓氏钱，半天下”之称。贾谊在《治安策》中就指出：当时的汉朝存在着王国过盛、匈奴侵侮、富民奢侈、百姓饥寒等政治、民族、社会问题，已经潜伏着乱世的迹象。“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汉书·食货志》在高度肯定文景之治后也说：“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故其变也。”武帝时统治政策的改变，使文景之时的隐患开始显现。对外用兵，铺陈浪费，挥霍钱财，奢华无度，迅速花光了文景时期的积累。“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汉书·食货志》）特别是武帝晚年的政治失误，导致了“巫蛊之祸”， 几乎引起继位危机。不过，文景奠定的盛世，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武帝以后的昭帝和宣帝，通过统治政策的调整，使西汉王朝继续保持稳定的态势，史称“昭宣中兴”。翦伯赞认为：“自昭宣以至元帝这半个世纪的时期中，是西汉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时代。”

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87—前74年在位）继位时只有八岁，实际执政的是大将军霍光。霍光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国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多次减轻租赋，停止对外用兵，使社会恢复了安定局面。汉宣帝刘洵原名刘病已，是武帝戾太子的孙子，由于“巫蛊之祸”而被剥夺了宗室权利，以平民身份生活在民间，对于下层社会的疾苦有较多了解。因此，他当上皇帝后（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比较清明，以知人善任著称，他所重用的丙吉、魏相、黄霸等名臣，都有较大的建树。另外，宣帝比较注重制度建设，强调治民先治吏，信赏必罚，史称这一时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他有一句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一时期，既不是单纯的“无为而治”，又不是单纯的“好大喜功”，而是糅合王霸之道，使西汉王朝的统治方略最终定型。

西汉的盛世，从文景之治开端，由武帝推到了高潮。在武帝之后，由昭帝和宣帝保持了一个较长的余韵。由于西汉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期，这一盛世不仅维持时间较长，而且也给后代的统治者留下一个值得仿效的范例。 DjFHVyTC0Rfn0wF45F2BWkYHMhkDtnZ0tocoNILMUFTmBAhauyJHdICryoxJqy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