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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原是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燕乐，是随着隋的统一而兴起的一种汉族民间音乐和少数民族以及外来音乐交融而产生的新的音乐。因此，词在唐代文献包括敦煌卷子中都称之为曲或曲子，如《云谣集杂曲子》、《曲子长相思》等。直到五代时后蜀广正三年（940）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中，才出现“诗客曲子词五百首”的字样。与欧阳炯同时代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也记有“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所谓“曲子词”，“曲子”是其燕乐曲调，“词”则是与这种曲调相配合的唱辞。“词曲本不相离，唯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清刘熙载《艺概》）“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清宋翔凤《乐府余论》）晚唐五代以后，人们或简称其为“曲子”。王灼《碧鸡漫志》亦认为：“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语类》）或简称其为“词”。在唐宋词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词”逐渐脱离音乐关系，即词的文学生命逐渐高于词的音乐生命，从而成为韵文中与诗并列的独特的一体。
虽然词发轫于隋代，“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宋王灼《碧鸡漫志》）但隋代词或仅具雏形、或未能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简述词的发展概况时，还是从唐代开始。
大凡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总是先从民间生活的土壤中萌发嫩芽的。词，也不例外。清代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石室被打开，遂昭示于天下的“敦煌曲子词”，被推尊为“倚声椎轮大辂”（朱孝臧《云谣集杂曲子跋》），这是词初期阶段民间创作的产物。其创作年代多无定论，大体以晚唐五代居多；但可以确定其中已有初盛唐时期的词作品。
敦煌曲子词作者阶层众多，作品题材广泛，“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等等。从词体尚未定型、词风朴素率直、艺术上还比较粗糙稚拙、情调也相当健康爽朗等方面，既可看出词草创阶段的具体特色，又可证明处于开创时期的民间词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
产生于民间的曲子词，早在盛唐时便引起了诗客文士们学习创作的兴趣。现存最早的文人词，学术界有一种看法（笔者也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是盛唐大诗人李白的《菩萨蛮》和《忆秦娥》。其《忆秦娥》词曰：“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北宋词人李之仪（？—1117）所填的一首《忆秦娥》词，自己标明是“用太白韵”。词曰：“清溪咽，霜风洗出山头月。山头月。迎得云归，还送云别。 不知今是何时节，凌歊望断音尘绝。音尘绝。帆来帆去，天际双阙。”可见在北宋神宗年（1062—1085）前后，李白的词便受人重视，并被作为唱和的对象。作为文人词的辉煌开篇，这两首词在词史上特别引人瞩目；宋人黄昇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甚至尊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到了中唐，文人创作词渐成风气。如果说《菩萨蛮》、《忆秦娥》是否为李白所作尚有争议的话，但到了中唐时期文人创作词则为不争之史实。中唐张志和、韦应物、戴叔伦、王建、刘禹锡、白居易等一批诗人，都留下了词作。这些词体制比较短小，大都是令词，如《渔歌子》、《调笑令》、《忆江南》等等，但内容并不狭窄。其中张志和的《渔歌子》五首，抒写隐逸情怀，词风清新平淡。问世后和者甚多，流风远及扶桑，日本弘仁十四年即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嵯峨天皇和皇女共写下十二首和词，不减唐人高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写了三首《忆江南》，其一尤为脍炙人口。词曰：“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他的好朋友刘禹锡也写了两首《忆江南》，其中一首曰：“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浥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尤其珍贵的是词人自己在词题下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词史上有关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标志着词体已由“选词以配乐”的萌芽形态，逐渐发展到“由乐以定词”的相对成熟的阶段；同时也开了文人以词唱和的新风。
到了晚唐五代，词已经相当成熟，出现了词史上第一位以词著称的大词人温庭筠。他虽然也作诗，但诗名为词名所掩；在后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中，他被列在所收十八位词家之首，入选的词作也在总数五百首中占六十六首之多，难怪后人称他为“花间鼻祖”（清王士禛《花草蒙拾》）。《花间集》中词人大多是出生于蜀地或仕宦于前后蜀，就总体风格而言，诚如欧阳炯在其序中所说：“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这种以歌咏男欢女爱、相思离别为主要内容，以红楼翠阁、闺房帐帏为主要背景，以香艳浓丽、婉约缠绵为主要风格特征的花间词，对词体文学的特质、特征和特色影响极大。所谓“诗庄词媚”之说，究其成因，不能不说与花间派词的影响有关。当然，《花间集》在此主调之外，也还有别调，像薛昭韫《浣溪沙》（倾国倾城恨有余）那样低回怀古的词，像毛文锡《甘州遍》（秋风紧）那样描写边塞征战的词，像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那样哀伤亡国之痛的词，像欧阳炯、李珣《南乡子》组词那样描绘南国风土人情的词，像孙光宪、李珣《渔歌子》组词那样歌咏隐逸生活的词，等等，都是《花间集》中别开生面之作，但这些既不是花间词的主流，也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形成大的影响。
五代时期，与西蜀词遥相呼应的是南唐词，时代稍晚，词人也少，主要是“二主一相”，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李后主；特别是南唐灭亡由位极人臣的君主沦为阶下囚的沧桑巨变，使他的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为之一变，在“日夕以眼泪洗面”（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引《乐府纪闻》）的生活中，唱出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等充满亡国之痛的人生哀歌，冲破了花间藩篱，在词坛上独开出一片新的题材领域。他的词以白描手法，抒真挚之情，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清人周济将他与温、韦并论，形象地指出其各自特色：“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温庭筠），严妆也；端己（韦庄），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介存斋论词杂著》）
总之，萌芽于隋唐之际的词，在唐代民间的沃壤中开出了鲜艳的花朵；盛唐、中唐文人已染指填词，渐成风气；及至晚唐五代，词已经相当成熟，作为韵文中一种独立的新体，在诗坛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踏上两宋词坛，放眼望去，满目青山，遍地英雄。数不尽的名家辈出，说不尽的名篇如云；词风多样，流派纷呈，局势开张，气象恢弘，出现了空前繁荣的鼎盛局面。据《全宋词》及《全宋词补辑》所收，词家达一千四百余家，词作逾两万首，词坛上硕果累累，蔚为大观，成就辉煌，终于像有唐一代文学代表的唐诗一样，成为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唐诗宋词，在中国韵文天地里恰如双峰对峙，成为两座巍峨的历史丰碑；又似两水分流，灌溉着后世文学的万顷良田。
北宋的词，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宋初令词为主的时期，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词的体制和题材，与《花间集》相近；词风清丽闲雅，不出南唐窠臼。第二个时期是以柳永为代表的时期。柳永是词史上全力作词的第一人，他的词，在内容上有新扩展，开始描写都市风光（如《望海潮》“东南形胜”等），抒发羁旅情怀（如《戚氏》“晚秋天”等）；在体制上则突破小令的格局，或将本为短小的令词衍为长调，或干脆自创新腔，以赋体作长调，“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如自度曲《戚氏》共三阕，长达212字，略次于最长的240字的词《莺啼序》。词的风格上能雅不避俗，蕴雅于俗，俗不伤雅，雅俗并陈，故而雅俗共赏，流布极广，甚至远传至西夏。《避暑录话》记载有一个西夏归朝官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第三个时期以苏轼词为代表。苏轼在革新词体、开创词风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诗为词”，凡可写入诗中的，都能以词来表达，词在他手中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的地步。这样使词摆脱了“艳科”的范围，提高了词品和词的抒情功能，以词来抒发报国立功的理想（如《江城子·密州出猎》）、抒发高远阔大的逸怀浩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写农村生活的纯朴和田园风光的优美（如五首《浣溪沙》组词），特别是他所创作的境界雄寄阔大、气势吞吐八荒的词，数量虽不多，但却给词坛吹进了一股强劲的豪放雄风，其意义正如王灼所说：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至于“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的词，各有特色，与苏轼词风多不相侔，其中最突出的是秦观，他的词“专主情致”，是北宋婉约词的代表之一。
第四个时期是以周邦彦为代表。周邦彦精通音律，曾主管国家音乐机关——大晟府；他既工于持律，又善于创调，能自度曲。每填词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故而他的词能示人以作词的门径；然不足处在于“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王国维《人间词话》）。北宋婉约词发展到周邦彦，可谓集大成矣。
周邦彦一方面作为北宋词坛上的殿军，集婉约词之大成；一方面又流风远韶，对南宋后期的词坛影响极大。他和他的词，成为连接两宋词坛的重要纽带。
在南北宋之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她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两宋词坛上、乃至整个中国诗坛上熠熠生辉。李清照前期词抒发青春蓬勃的少女和少妇的情怀，词风清新婉丽，笔触细腻缠绵。如《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等等。南渡后命运遭际有云泥之别，词风亦翕然一变；以国破家亡的大悲剧为背景，她在词中抒写了与时代不幸相交融的个人的不幸，风格慷慨悲凉，沉郁凝重。代表作《声声慢》（寻寻觅觅）、《永遇乐》（落日熔金）等，既写出了词人自己的深痛巨创，又成为那个苦难时代的缩影，其艺术生命力历时愈久，光景愈新！艰难玉成，屈辱的时代、苦难的岁月、不幸的遭遇，折磨了她、也玉成了她！在沧桑巨变、血风泪雨的洗礼中，完成了千古第一女词人的塑造。
靖康（1126—1127）之变，徽、钦二宗被掳；高宗南渡，在临安建立了南宋王朝。中原沦陷，干戈遍地，山河破碎，哀鸿遍野，在这风云激荡、战火长燃的时代中，词坛上雄风劲吹，音节高昂，回荡着抗战驱敌、铁马金戈的爱国主义强音。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壮怀激烈”、高唱《满江红》（怒发冲冠）；像张元干为因反对和议而为被贬的胡铨送行时所作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痛问“万里江山知何处？”“目尽青天怀今古”；像陆游词中所充满的“匹马戍梁州”、“气吞残虏”的豪情；像张孝祥悲愤地在建康留守宴上赋《六州歌头》（长淮望断），致使主战派大臣张浚伤心罢席；等等。这些慷慨悲凉、骏发踔厉的优秀爱国词作，一起汇成了南渡词坛上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在这震荡着风雷之音的威武雄壮的交响乐中，辛弃疾以如椽巨笔谱写了最高昂的乐章。辛弃疾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词客，而首先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抗敌英雄。他少年横槊，在沦陷区高举义旗；尝带领数十骑，闯入敌营数万军中，擒拿叛徒，如挟毚兔。他上书朝廷的《美芹十论》，指陈形势，剖析利弊，表现了卓越的军事家才能和战略家眼光。词在他手中成为抒豪情寄壮志的工具，这正如他的门人范开所说：“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稼轩词序》）他“有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谢枋得《祭辛稼轩先生墓记》），故所作之词“大声镗鞳，小声铿
，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以来生所无。”（刘克庄《后村大全集·辛稼轩集序》）如《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词，或壮声英概，凌厉无比，具有跃马挥戈、坐啸生风的气象；或抒发壮志难酬、英雄失路的愤恨，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同时，他又能摧刚为柔，以雄豪之气驱使花间丽语，温婉蕴藉，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还有些婉约之词，“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总之，辛弃疾以文为词，进一步解放了词体，扩大了词的思想容量和题材领域；另一个特点是用典灵活，引前人话语入词自然畅达，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赞：“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夐异。”（《艺概》）
辛弃疾的词在南宋词坛上无疑是一面大旗，在这面大旗下集结了一批爱国词人，如陈亮、刘过，其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他们被称为“辛派词人”，他们词的主色调是激情满怀，充满爱国赤诚。
南宋后期，随着岁月流逝，苟安日久，复国无望，抗战的呼声日渐衰弱，词坛上讲究格律音韵的风气日渐兴起，其代表人物就是姜夔。姜夔和周邦彦一样，也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如咏梅词《暗香》、《疏影》等等。作词句琢字炼，词风清空骚雅，自开新派，其影响不但笼罩了宋末词坛，而且一直下及清初的浙派词。
由于元兵南侵直捣临安，南宋王朝很快灭亡。在宋末词坛上以文天祥为首的爱国诗人，坚持民族气节，唱出了“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酹江月》“乾坤能大”）的最后尾声；而以咏物词著称的史达祖、王沂孙、张炎等遗民词人，多以咏物词以寄托遗黎之悲、亡国之痛。至此，两宋词已“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哀伤的余音中缓缓地落下了帷幕。
回顾唐宋词六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了其滥觞处的浅流一线，看到了演进成滔滔巨川时的奔流之势，看到了波飞浪涌、喷珠溅玉的壮景奇观，也看到了势头渐减、江河日下的回流低潮。如果我们再眺望其后，则有元明时波澜不惊的相对沉寂期，和清代如河出潼关后重又涌起新浪峰的复兴期。总之，一部词史在唐宋时写了最灿烂的篇章，唐宋词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串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