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涉及善恶正邪的道德行为是不可能不有所反应和思考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些观念，但是，只有通过一种比较抽象和系统的反思，形成一些比较固定的概念，并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联系，形成语句，进行推理，最后形成某种知识系统，我们才可以说产生了一种伦理学。

在西方历史上，系统的伦理学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的古希腊，经历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代不断推进的过程。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主要探讨世界的起源和构成，他们关心自然界是怎么来的，他们仰望天空，俯视大地，对世界的万事万物充满好奇和惊异，能这样专一和单纯地观察和思考自然界确实是一种社会的幸运和个人的幸福。然而，到了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他亲身经历了雅典兴盛的顶峰和随后的衰落，看到了雅典卷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带来的许多道德问题，而雅典的民主制度也遇到危机。于是，哲学到了苏格拉底这里有了一个大的转向，即由天上转向人间，由自然转向社会，由主要关心世界是怎样来的，转向关心人应该往哪里去，即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拥有什么样的德性，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应当如何安排等等。

苏格拉底本人不倦求知，认为“知识即德性”，“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他一生没有什么著述，而是经常在街头和廊下和人讨论“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德”、“什么是正义”等问题，而他本人的行为也就是道德的杰作，他生活极其简朴，为人勇敢、大度，并表现出一种很高的道德坚定性和纯洁性，他总是坚持去做道德上正当的事情，而不管他将面临什么样的损失。他曾经两次顶住来自政治权力的高压，拒绝执行他认为是错误的命令和压力。而他最后的死更是体现了他精神的崇高和正直，他不在法庭上妥协，不答应放弃自己追求真理的生活方式，而在法庭做出他的死刑判决之后，他也不肯逃走，不肯在于己有利时就服从法律，而在于己不利时就违抗或规避法律。他感觉自己听到了一种法律的声音，那也是道德的声音、良知的声音。苏格拉底本人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种高尚的义务伦理学的体现。

柏拉图的对话大都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他除了展示苏格拉底的道德思想和风貌，又更加深入和多向地拓展了哲学、伦理学的主题，发展出自己的包括形而上学、知识论、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在内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而有关人及其道德、政治的思考在其中仍占据一个中心的位置。以他的代表作《理想国》为例，开始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一个正义的人是否也能是一个幸福的人？而最后则归结到个人灵魂的不朽和永生幸福，中间则主要是有关个人正义与制度正义的联系，一个理想的正义国家将是怎样的，其中的主要德性如何安排等问题的探讨。

如果说苏格拉底是开启浚导伦理学之源泉者，其学生柏拉图是深化和拓展而使之成为洪流者，那么，我们可以说，随后从学于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则把这些伦理学思考的源流引入一个港湾，使伦理学真正成为一个固定成型的学科。亚里士多德是系统的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创立者，他给我们留下了三本以伦理学命名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优代莫伦理学》和《大伦理学》。尤其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系统地阐述了一种高尚的目的论、完善论和德性论的伦理学。这是对后世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一种传统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所有活动和技术都抱有某种 目的 ，这目的就是他们视作 善 的东西，实现这些目的也就意味着去达到 幸福 ，而善或幸福也就是合于人的 德性 的现实活动。德性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理智的德性，即哲学的沉思；一是伦理的德性，及种种在过度与不及之间的中道的行为品质。人类要努力通过去实行这些德性去追求至善的目的和最大的幸福，人虽然是有死的存在，却应当去力求不朽。

这种至善论后来经由斯多葛派以及基督教哲学家例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的发展，有了一种宗教的含义：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存在，人生是一段趋赴上帝的旅程。总之，在传统伦理学中，正当和善（目的、幸福）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前者一般由后者来决定，即传统伦理学以人格、德性、至善为中心，而现代伦理学的主流则以行为规则、正当、正义为中心。近代康德对这后一种伦理学贡献良多，而当代哲学家罗尔斯、哈贝马斯、诺齐克等对道德的探讨也相当受其影响，他们进一步把这种诉诸合理理性的义务论伦理学推向关注现代性、关注正义的方向。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洛克、斯密、休谟、斯宾诺莎、卢梭、黑格尔、柏格森、杜威、罗素、麦金太尔等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都为深化和拓展伦理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叔本华、尼采以至萨特、福柯等思想家则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现代道德的困境和与传统断裂的程度，边沁、密尔、西季维克等确立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对现代社会生活和政治决策实际发生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

在中国历史上，伦理学的产生可以孔子或儒家学派的产生为标志。社会秩序和规范在中国古代商朝含有一种较浓厚的宗教、天命的意味，在继起的周朝则经历了一种人文理性的洗礼，发展出一种富有道德和亲情特色的“礼”的秩序规范体系出来，而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年代，这种“礼”的秩序已面临一种“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由此对人生、道德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对道德的主体和内在资源进行了开发，发展出一种以“仁”为中心的道德理论和人生哲学。随后的孟子和荀子等又在内、外两个方面扩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支配思想。在从汉至唐的一千多年里，董仲舒等主要在儒家伦理思想的“外王”层面富有建树；而在宋以降的近一千年里，朱熹、王阳明等则主要在儒家伦理思想的“内圣”层面卓有贡献，他们面对社会与个人问题的种种压力，在思想上则既回应佛教思想的挑战又吸收其资源，使儒家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新发展。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虽然丰富睿智，有自己特异的成熟概念和思维方式，但它并不表现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形态，自从19世纪中叶中西大规模相遇和冲撞，面对新的问题和困境，使中国的传统伦理学不能不进行艰难和痛苦的转型，像梁启超等学者由此对如何使中国传统伦理做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转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而自刘师培在20世纪初写出第一本伦理学教科书起，中国伦理学向现代学科形态的转化和建设工作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总之，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伦理学的古代发生和近代转折可以说都受到严重的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刺激，就像汤因比所说的是对挑战所做的一种“回应”。当然，反过来，伦理思想的发展又会深入持久地影响社会与个人的道德状况和面貌。而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是处在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期，中国伦理学的建设也还是任重而道远。 RH/ej8FgY3csGI1GFffu1offgpGM70gi3WVfWWghvdaEhK6mkQB7SqmL4hrkwE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