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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能够得到考古资料确切证实的王朝。通过有关发掘实物来看，在商朝，早期华夏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其主要代表，就是甲骨文和青铜文化。
确切证实商代存在的考古资料首先就是殷墟甲骨文，它是在19世纪末被发现的。当时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农民将偶尔拾得的龟甲、兽骨当作中药材出售，有学者辨认出上面有古文字，遂开始大力寻访。不久古文字学家确定其上为商朝文字，继而断定小屯村即是古书中提到的殷商都城遗址——殷墟。自1928年起，考古学家大规模有计划地对殷墟进行了多次发掘，迄今已发现了大片的墓葬、祭祀坑、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骨约15万片，以及大量的殷商器物。甲骨文和殷墟重现于世，极大地推动了商史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
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统治者因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人非常迷信，对上帝和祖先（主要是商王的祖先——所谓“先公先王”）极度崇拜，祭祀盛大而频繁。与此相联系，商朝盛行占卜，大小事几乎无不求神问卜，甲骨就是他们的主要占卜用具。占卜时先将甲骨刮削整治，然后在背面钻孔凿槽，用火灼烧，然后卜者根据正面出现裂纹的密度、方向判断吉凶行止。占卜完毕，将经过概括地写成卜辞，刻在甲骨上备查，即成甲骨文。每条卜辞一般包括日期、占卜者、所占之事、占卜结果等要素。综合现已发现的卜辞资料来看，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十分发达和成熟的文字。首先是字数相当多，目前见到的甲骨文单字已达5000以上，当时实有文字肯定又大大超出其数。其次，字形结构也相当复杂，后人所总结构成汉字的六种原则——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亦称“六书”），在甲骨文中皆可找到实例。再次，语法也很完备，词类上已有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等区分，其句式结构也与后代汉语语法大体一致。根据上述情况判断，甲骨文不会是最早的汉字，在它以前应当有更早期的文字。但在早于殷墟的考古学文化中尚未发现系统的文字材料，只有少量类似文字的陶器刻划符号可供研究，难下定论。
单篇的甲骨卜辞通常都很简短，几字到几十字不等，但总体上看，其中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商朝后期祭祀、征伐、田猎、农耕、畜牧、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的问题。甲骨文与文献材料相结合，可以使我们对商朝的了解更加深入、具体。例如卜辞中提到的商王名号皆能与《史记》等古籍相对应，证明了古籍所载商朝史事大体是有根据的。
甲骨文对商人的农事活动有大量记载，几乎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反映出农业已成为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其中有许多卜辞占卜是否“受年”，即卜问谷物收成如何，是否能获得丰收。还有很多是卜问是否“有雨”。卜辞的“田”字中间的横竖笔划往往不止一道，象征着大片土地上纵横交错的阡陌、沟洫，表明当时在土地的整治、管理上已较有规划。卜辞中所见农作物有黍、稷、粟、麦、稻等许多品种。文献所载上古的主要翻土农具为木制的耒、耜，它们在卜辞中都一再出现。根据文字字型来推测，卜辞中可能还反映出施肥、贮藏粮食、酿酒、园艺培植、种桑养蚕等方面的内容。关于畜牧业，后世所谓“六畜”，即马、牛、羊、豕、鸡、犬，在卜辞中都有反映，同时还有大量狩猎、捕鱼的记载。
甲骨文对我们理解商朝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帮助。商王为最高统治者，自称“余一人”。贵族集团的主体是与商王血缘关系较近的宗族，包括“王族”、“子族”、“多子族”等。贵族的宗族关系主要通过祭祀来体现，直系祭祀与旁系祭祀有明显区别。农业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亦即广大的农村公社成员，在卜辞中称为“众”或“众人”，他们是商部族的后裔，与商王有着疏远的血缘关系。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是“工”或“百工”，其社会地位还不完全清楚。奴隶在社会上大量存在，其来源主要是战俘，在卜辞中则具体有“羌”、“仆”、“奚”、“妾”等不同名称。商朝统治者往往将奴隶成批用于人殉和人祭，这既在卜辞中有大量记载，又为已发掘的许多墓葬、祭祀坑所证实。人殉、人祭的盛行表明奴隶在生产劳动上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体现了商朝奴隶制的不发达性或原始性。
甲骨文中还有不少有关商朝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一些卜辞提到日食、月食和若干星辰名，对气候变化的记录也比较细致，反映出商人在天文学、气象学上的成就。历法上普遍使用干支记日，分一年为十二月，同时使用闰月来调整一年的天数。四季的划分尚未完全形成，但已初步有春、秋之分。卜辞对于疾病的记载分类很细，并提到针灸、按摩等治疗方法。数学方面已采取十进位计算法，卜辞中所见最大的数字为“三万”。
古代生产、生活用具的发展，大抵经过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阶段。青铜是铜、锡、铅按一定比例熔铸而成的合金，色青灰，熔点低，质地硬，铸造性能好，远较纯铜便于使用。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很早，偃师二里头遗址即已发现铜器、坩埚碎片等物。到商朝，青铜器冶铸已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平，成为当时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行业。商朝青铜器种类繁多，包括生产工具（锄、铲、斧、凿、锥之类）、兵器（戈、钺、矛、剑之类）、礼器（含酒器、食器，如鼎、鬲、彝、尊、觚、爵、角、盘、盂之类）、乐器（铃、铙之类）、车马器（车马装饰器件）等。商朝前期的青铜器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出土，此时器壁较薄、器形相对简单质朴。在河南郑州，还发现了两处较大的早商青铜器作坊遗址。晚商青铜器出土的数量更多，仅在殷墟发掘出来的即达数千件，出现了器壁较厚、体形高大的大型青铜器。其中，1939年在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因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重达875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形制雄伟美观，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就目前所知在古代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当时铸造青铜器要经过炼矿、制范、熔铸几个阶段。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工序复杂，需要采取分部合铸的办法，用七八十个坩埚一起熔解铜液，200名左右的熟练工匠共同操作，才能最后完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商朝铸造青铜器的手工工场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大部分的商朝青铜器形制都不很大，但却往往以生动精巧见长，有的形状相当复杂，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
很多古代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含酒器、食器），其上都铸刻有文字和纹饰。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商朝金文的篇幅通常比较短，大都只有几字，一般是器主族氏、名字、先人之名等等，多用象形性较强的文字表示，具有族徽性质。商末始有稍长的金文，然亦不过40余字。到西周，才出现上百字的金文。尽管如此，商朝金文如与甲骨文相参照，对研究商的历史和文字，特别是探讨商人家族组织制度，仍具有重要的价值。青铜器上的纹饰是一种早期艺术形式，反映出当时人的宗教和审美观念。商朝青铜器纹饰中大量采用动物形象，尤以饕餮纹最多见。饕餮是传说中一种嗜食的凶猛野兽，用它作为礼器纹饰，主要是为了烘托祭祀时的庄严、恐怖气氛。另外龙纹、虎纹也较常见，还有比较抽象的几何型纹饰等。
关于商朝青铜文化，还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商朝青铜文化不仅出现于殷商统治的中心地区。很多距离较远的方国，北起辽宁，南到江西，西至甘肃，东抵江浙，都有很多青铜器出土，近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国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尤为精美。这些青铜器程度不等地表现出一些地域特色，但就主体而言与中原青铜文化存在联系，反映出商朝物质文化与四邻周边的彼此影响，以中原为核心的早期华夏文明正在逐渐四向延伸。其次，即使在比较先进的中原地区，青铜器也并没有完全取代石器，特别在农业生产中，石器仍是主要的劳动工具。这主要因为青铜器毕竟较为贵重，迷信的商人又首先用以制作祭祀礼器，影响了它在生产领域的应用。石器、青铜器、铁器诸种生产、生活用具的嬗变，其间并不能划出明确的时间界限。在青铜器新兴、同时石器仍普遍存在的商朝，铁器的萌芽亦已产生。河北、北京等地的商朝文化遗址均曾出土铁刃铜钺，上面的铁经鉴定为陨铁，并非冶炼而成。尽管如此，它们仍然表明时人对铁的性能已有所认识，并且已开始通过锻打和铸接技术加以使用。
除青铜器制造外，商朝其他手工业生产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就。陶器以白陶为代表，并开始使用敷釉技术，出现了最早的瓷器。玉器加工十分发达，制作精美，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骨器、漆器的制造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