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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这三年明清小说研究概况略如上表，然其中颇有可述者：

台湾的文学研究人力，主要来自大学中文系。但整个中文研究，事实上延续着早期所谓“国学”的传统，综摄经史子集，以发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既不专门研究文学，亦无“专业”的设置。此与大陆学制及中文系的发展，颇为不同。故极少专门研究小说者，多兼治其他，较为通博。如《小说戏曲专刊》编委李丰楙先生，既论小说，又研究道教，也讲传统诗歌、现代文学。不像大陆学人，以古汉语为专业的，便少涉足小说研究；以近代文学为专业的，便不太管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所以这是个基本的不同点。由这个不同点出发，我们即可发现：在小说研究领域中，大部分的学者都是兼差性质，较少专门对某一阶段、某一书或某一作者专力研究的专刊、专书或学会。不比大陆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水浒传》、《西游记》等书的学会及专刊、专门会议。对某一时段、某一书、某一作者的各项问题及资料，也不易如大陆同行般，做得那么细。但好处则是能博通其他学科，视野较宽。这在下文还会论及。

其次，因中文系基本上非专业取向，而且过去偏重于传统国学，对文学、特别是小说，殊不重视，以致早期研究小说者极少。我曾统计至1984年为止，凡149位（台湾）文学博士论文，其中经学占21％、史学占5％、子学占22％、文学类占34％、语文考订占16％。但小说研究只有《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太平广记引书考》、《水浒传研究》、《西游记探源》、《红楼梦版本考》五篇。其寂寥可知。

换言之，中文系的教育，并未培养小说研究的专门人才，基本上也不重视小说研究。但何以小说研究终能突破此种传统学术的限制，而在最近几年发展愈趋蓬勃呢？这便不能不谈到传播界、出版界与学术界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台湾，除了学校教育体系外，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教育体系，由各种社教团体、大众传播体系、出版机构所推动。其力量足与学校教育分庭抗礼。小说研究，在校园及学术圈里固然乏人问津，大众传播及出版界对它却颇感兴趣，且一直保持着关切。

出版方面，如天一出版社刊印了大批明清善本小说，不但刺激了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资料与论题，也培养了不少小说研究者。又如联经出版公司，一方面聘学者点校考订新刊小说，一方面发行《小说研究专刊》，影响亦极深远。又如远流出版社，于去年底编辑完成了《中国民间传说故事全集》40大册，大概囊括了大陆及海外所有的民间传说资料。参与此一工作的几位先生，现又正为金枫出版社编《中国艳情小说集》，搜罗史上禁毁散佚的艳情小说资料。此外就是学生书局的《小说研究丛刊》，现已出版104册；域外汉文学的整理计划，则除编出《越南汉文小说丛刊》三类7册之外，第二期工作也大底告竣。除越南汉文小说外，包括了日本及韩国的资料搜集。学生书局还出版了《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其中也有一部分小说资料，如《列仙传》即是；现已出版31册。

这些出版社约聘学人主持辑佚、考订、校刊、编辑出版，实际上等于在推动一些研究项目。这对学界内部人力培养及整合当然会有极大的影响。其出版品出版后，能刺激学界更不待言。如古典文学研究会便曾针对域外汉文小说举办过一次讨论会，论文结集出版为《域外汉文小说论究》。在本文前表中，我们也会发现有关域外汉文小说，或戏曲与小说的关系、民间信仰与小说的关系等论文不少，这都是学界反受出版界刺激使然。

大众传播媒体与明清小说的关联也极密切。报刊杂志经常会企划一些有关小说的座谈会，或专题。一次专题，等于是一场小型的论文研讨会；座谈与演讲，则在推动风气、制造话题方面，卓有贡献。对小说有研究的学者不怕会寂寞了，他永远可在报刊杂志及电台广播中讲述他对小说的见解。也因为如此，所以，在台湾，专门的小说研究报告不一定只在学报上出现，报纸副刊或一般性杂志中，经常有小说研究论著。加马幼垣近年来有关《水浒传》研究的文章，大概就都是在报端发表的。这些文章，因较难搜集，故在前面表中，我并未列入，但不能不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特点。

在这些出版界、传播界与学界互动关系中，出力最多、影响台湾近年小说戏曲研究较多的几位先生是：朱传誉、王秋桂、胡万川、陈庆浩等。朱传誉主持天一出版社，刊印善本小说资料。胡万川创办《小说研究专刊》及现在的《小说戏曲研究专刊》。王秋桂编《民间传说故事集》、《善本戏曲丛刊》及《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等，把小说研究跟戏曲民俗研究结合起来。陈庆浩推动汉文化圈的文学史观，其影响均甚大。

由于这几位先生及其他学者的努力，出版传播界的大力配合，方才使得台湾的明清小说研究在最近这几年比较蓬勃。

依前文列表统计，近三年间有关明清小说研究的博硕士论文即有31篇；专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则有42篇，其他还有十二三种出版品（每种可能包含若干册）。显然比过去好得多，而且论文的分布状况也很均匀。如讨论《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及成书状况、天花藏主人是谁、冯梦龙与《金瓶梅》的关系如何等，属于作者问题。讨论《啖蔗》、韩国藏书阁本《红楼》、《水浒》版本、《西游记》版本及《金瓶梅》资料汇编等，属于版本资料问题。此外，由李殿魁先生提倡的研究故事源流的风气，亦使近年此类论著数量显著增加，如双渐苏卿故事、伍子胥故事、破镜重圆故事、三笑姻缘故事等的研究，均属此类。分析作品内容的论文，有《红楼梦的主线结构》等十数篇。比较研究则如以《剪灯新话》来和越南汉文小说比较，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及文化环境中，小说的功能及对小说的评价均将产生变化。《剪灯新话》在中国地位不高，对越南韩国的影响却极大。又如异文化间的比较，如《聊斋志异》与日本近代短篇小说比较、《镜花缘》与西洋小说《天路历程》的比较等等，也颇有意思。除此之外，小说与社会的关联本为近年的研究重点，如晚清小说与改革运动的关系、晚明小说与社会变动，皆为论者所关心。

整体看来，我们会发现这些年的小说研究有几个特色：

一是由于出版界的推动以及主事者几位先生的观念，强调了资料在研究中的重要性。近年研究者在搜集及使用考订资料上，均远胜于过去的小说研究。

二是把小说和民俗、民间文学、戏剧、宗教等结合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单位。小说和戏曲、宗教等，在大陆可能被分成几个各不相干的专业，但台湾近年来多倾向于将之整合成一体，并纳入社会文化的领域中去观察。

三是考订源流之法被广泛运用。此虽系蒋瑞藻、顾颉刚等人所用的旧方法，但现在已能渐渐发展出方法上的自觉，形成一类似西方主题学形态的研究，故仍不失为可喜的趋向。

四是专家正逐渐形成。过去因较少人从事小说研究，且无专业教育的传统，故不易形成专家。但现在也有一部分学者，因兴趣所钟或其他因缘，长时间精力萃集某书，而逐渐成为专家者，如魏子云之于《金瓶梅》、康来新之于《红楼梦》等。目前专家虽不太多，然此似将成为气候。

五是过去的研究只集中于几部大书，现因材料增加，视野自然扩大。且因把小说与民俗及整个社会关联在一起谈，故又发现了许多过去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比较研究做得也较多。

六是有关小说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索，发展较不顺畅。因为实证研究蔚为风气，人人讲版本考证，即或分析作品，亦以简单的结构分析为主，很少真正进入理论层次。在面对“小说”、“中国小说”时，我们该以什么方法来进行理解？看一部中国小说与看一部西洋小说，能不能依同一方法及标准来看？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方法论问题，但很遗憾的是：追问这些问题的人极少。现在一般只用实证方法，有浓厚的历史客观主义倾向。这种趋向，可能与台湾钻研文学理论的一批年轻学者只集中讨论诗论、文论，而不太关切小说研究有关。最近几年，只有王德威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好。

七是对于中国小说发展的规律问题，台湾学者似乎不如大陆那么关心。大陆学者现仍喜欢用“封建时代末期”、“资本主义萌芽”等一类概念；用马克思历史分期去概括小说史，替小说发展寻出个规律。台湾的研究者则一般认为：明清间小说的作者、版本、年代、流传状况普遍搞不清楚，连这些都弄不清，又奢谈什么小说发展的规律呢？这个想法固然不错，但所谓历史宏观的研究似也不能放弃，只要不那么僵化，硬套框框，应该还是值得探讨的。另外就是写实主义的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以写实主义为审美依据的。现在大陆仍是如此，台湾则已逐渐摆脱此一框架，发展出更为活泼丰富的评价系统了。

（1990·南京明清小说研讨会·专题报告） l0q/X1BStcrZP5iUn8zVJ/RmaAPQG1RXxnrNlOM/tIoFSzywjovzoVvb+/J4Hf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