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辞赋

郑樵《通志》曾说：“诗在于声，不在于义”、“仲尼编诗为燕享祭祀之歌，而非用以说义也。不幸腐儒齐、鲁、韩、毛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清人程廷祚痛斥其说，谓为邪说诬民，并称：“乐与诗之相为用者，其一端；乐与诗之不相为用者，其大体也。”（《青溪集·卷二·诗论十五》）

二说其实都对。郑樵是说孔子编《诗经》，重点在于正乐，而非以其编教弟子学诗言志专对。程廷祚则是说诗与乐固然在声歌这一方面有关联性，某些时候也可交相为用，但大体上仍是两回事。对于乐，我们应究其声律之美；若学诗，则只应以“能言”为目标，讲求言志之用与言语之美。

这种诗与乐的纠葛，同样可见于楚辞。

所谓“楚辞”，是汉人的用语。《史记·张汤传》说：“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汉书·朱买臣传》也说皇帝召见朱买臣，朱氏“说春秋，言楚辞”。又《王褒传》云宣帝时征求能为楚辞者，“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地理志》则说自屈原之后，有许多人祖述其文体，“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可见楚辞也者，是承袭于屈原的一种文体，在汉代许多人写作并诵读言说之。

但楚辞的选辑本，今存《楚辞》一书，是由刘向所编的，其中便收录了《九歌》之类作品。这些作品，不少人认为其实乃是乐曲。如王夫之《楚辞通释》即以《礼魂》为送神曲。

九歌也许确实是乐曲。王逸《楚辞章句》说它是当时楚地通行的娱神歌乐，经过屈原改良或拟作：“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所以九歌乃是乐曲。我们未必相信王逸的推测，但《离骚》已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奏九歌而舞韶兮”，《天问》又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足证九歌来源甚古，且原本就是歌曲，配了乐的。

九歌如此，九辩或许也是。九辩之“辩”，作为篇名，含义不明。因为全文与辩护辩论什么事并无关系，因此王夫之说“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可能是对的，其来源可能也本诸夏启所创作的乐章九辩，可以被之管弦。

这些乐曲，与《诗经》中的雅颂类似，或许也结合着舞蹈，如《九歌·东皇太一》可能是祭巫唱、扮神之巫独舞，《大司命》可能是祭巫神巫合唱合舞，《少司命》可能是祭巫独唱、神巫共舞，《东君》可能是神巫祭巫合唱合舞、群巫陪祭。其音乐、礼仪、舞容相结合的状况，也与诗颂相仿佛。

但无论它本来如何，汉人编为《楚辞》时，它已不可歌不可舞了。它只能诵读，只能用文字来仿拟，只能求其所言之志并赏其言辞之美而已。这种情形，与《诗经》本为正乐而作，但汉人只以言语求之，完全一样。

《楚辞》之辞，就是言辞之辞。《诗经》所录之诗，有些人认为《鲁颂》约作于鲁僖公时，《商颂》中可能也有部分作于此时，下距屈原之生，只有200年左右，故《楚辞》是《诗经》之后最主要的一次言辞选辑，包含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100年左右的作品。其始作可能多与乐曲有关，除了《九辩》、《九歌》之外，最明显的证据是它有不少篇还保留有结尾的“乱曰”。乱，是乐曲的结尾卒章，如孔子所说的“关雎之乱”。但因汉人只视彼为言辞，所以完全漠视了它在乐曲上的意义，不从音乐性质上去解释它，只说“乱，理也。所以发理辞指，总摄其要也”。把“乱”看成是文意的总结，也就是从言意方面去了解其性质，故又称为“乱辞”。

《楚辞》中还有本来就与乐曲无甚关系的，如《天问》、《远游》、《卜居》、《渔父》，以及汉人仿拟的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庄忌《哀时命》、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俱无乱辞。《九章》中的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也都不采用乱辞的形式。这类作品，或原本即非乐曲，或后来放弃了对乐章形式的依循。汉人对这样的作品，当然更不会从音乐的角度去理解，而只能从言辞的性质去掌握了。

“楚辞”事实上本来也就称为“辞”。《史记·屈原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班固《离骚赞序》云屈原“明己遭忧作辞也”、“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都是明显的证据。这种辞，汉人又称为赋。

《楚辞》各篇并无自称为赋者，篇章题名为赋，始于年辈与屈原相接而略晚的荀子。

《荀子》中有赋五篇，分咏礼、知、云、蚕、针。其来源当为古之庾辞与隐语，所谓“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对一事一物曲尽形容，最后才揭出谜底。它被称为赋，可能是因赋指收取赋税，故引申有敛藏收聚之意，所以用来描述这种隐藏谜底的文类。也可能古以赋为动词，描述大夫盟会时把诗展布出来的情况，嗣后遂以动词作名词用，指一种诗体。赋某赋某者，即名其所赋陈者为赋。这种以动词为名词的情形，在我国语文中是很普遍的状况；而展布与敛藏，正反合意，也是我国文字中常见的现象。

这五篇赋之前，荀子另有《成相》一篇，其后则有《佹诗》。成相，在《汉书·艺文志》杂赋类中也收有《成相杂辞》十一篇，淮南王也有《成相篇》，它与赋、佹诗应该是一组，且均为韵文。能不能歌，虽未可知，然其所重不在声乐而在意旨，却是极为明确的。

《楚辞》中也有一篇与荀子之赋极类似的，那就是《九章》中的《橘颂》。本篇以四字句为基调，文采及风格均与《九章》其他篇不同，构句法反而接近荀子。但一般仍认为它是屈原所作。若本篇果为屈原之作，则我们更可发现：在这个时候，“颂”的音乐舞蹈含义已有了转变。因为颂本是颂美告神的歌舞，然而本篇却只是咏橘，一如荀子赋之咏云咏蚕；虽有韵，却显然不配乐也不形舞。“颂”字的用法，几乎要等于“诵”或“赋”了。

《楚辞》中另有一篇《惜诵》，一般解此“诵”字为言说或箴谏之意，其文体也不仿乐曲形式，故无乱辞。

因此，从整体趋势上看，楚辞原本可能有不少是乐曲，但在屈原及荀子那个时代，这种“辞”的发展，就像它被称为辞一样，主要是朝言辞这个方向去发展，与乐的关系越来越疏隔。到汉人编辑成为《楚辞》一书时，更是只以它为讽诵的对象，而不是由音乐去理解它了。

像楚辞这样的辞，当时应当不少。荀子的《赋》、《成相》、《佹诗》大概都属此类。荀子的《成相》本来就是仿拟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成相歌辞而来的，可见彼时这类言辞是非常多的，其言说技巧与修辞艺术也彼此会有些影响。如荀子之《赋》与屈原之《橘颂》，或荀子之《赋》与庾辞隐语的关系那样。我们看《史记·滑稽传》中淳于髡谏齐威王罢长夜之饮那一段，韵字的连用和情境的铺排，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就非常相似。

以上所谈这些诗、歌、赋、诵、成相、庾辞、隐语、谲谏，都是韵语，《文心雕龙·谐隐》载“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所说的也是韵语。但此外还有一大批非韵语的言辞。如出现于荀子那个时代，到汉代才被同样是编了《楚辞》的刘向辑编为《战国策》的那一批“长短说”材料，即属此类。

据刘向说，他所获得的那批资料“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其来源，则是因“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校战国策书录》）

《史记》曾记载蒯通“善为长短说”，主父偃及边通均“学长短”，可见长短又称长短说。此类事语长短说，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云当时“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的“百家语”之一部分。以今存《战国策》来观察，正可以显示当时言辞游说的实况。

这些言说，虽然不如韵文那样文采斐然、声韵铿锵，却也同样辞语华赡、机锋可观。《文心雕龙·论说》形容它“转丸聘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阴阳莫二，鬼神靡遁，说尔飞钳，呼吸沮劝”。可见它在言辞善巧方面的表现，深受后世文学史家或文论家重视。而且《时序篇》也将它与辞赋并论，说：“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他并统称此为“艳说”。

此等艳说，蔚盛于战国，足征音乐的时代已渐远去，言辞游说，因缘时会，上承春秋盟会交聘赋诗专对之风，广开谈天雕龙、纵横辩说之俗，形成了一个新言辞时代。这个时代，主导性的观念，应该就是孔子所说的“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因此，每位谈士辩客，都在努力地揣摩研究、雕琢其言，以使其言能够讲得精彩漂亮并发挥效果。

《史记·苏秦传》描述当时谈士（如苏秦）之揣摩情形是：“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苏秦如此，其他游说之士大约也是如此。学言说者，有师资，亦有参考资料，谈士不断揣摩研习，无怪乎其术越来越精。

此亦可称为“文学”——指针对“言之文”而形成的一套学问。《文心雕龙·时序》谈到稷下兰陵那一段时，说“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文学”一词就是这种用法。

这种文学，主要表征于言辞，但亦包含了文字性的表现，故《文心雕龙·论说》云：“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睢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说客主要靠口谈，但也会积极运用上书的机会言事，所以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他们要研究游说之术，也需要一些前辈时人的说辞记录，以资参考，故《秦策》说苏秦“陈箧数十”、“负书担橐”，庄子说惠施“其书五车”。他们自己言说的情况，则亦可能被记录下来。刘向所收集到的材料中，或许即有此类说士的载录。因此，言之文的发展，必然也同时带动着文字的文采化。因为此时之所谓言语，本来就是含赅篇辞而说的。“短长说”又名“国策”，适足以印证此理。

非韵语如此，韵文亦然。楚辞、赋、成相虽皆与歌乐有关，但均已成为篇辞，而不再属于乐章。其文采之美既是口语的，也是文字的。汉人对这批作品，虽多从口语方面来掌握，如谓赋为“不歌而诵”，对楚辞专家则贵其言诵；但以之为“经”、替它做“章句”，亦显示了当时已从文字篇辞方面来理解它了。

而这，本来就是“言辞”的性质。《左传·僖公二四年》，介之推云：“言，身之文也。”《左传·襄公二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这个“辞”，既是话，也可能是文书。孔子说发布辞命时，要草创、讨论、修饰、润色，显然也是指书写。“言”在这个地方，既指说的话，也指录写下来的文。

屈原，据说就是“娴于辞令”的人，见《史记》。说士主父偃认为：“人而无辞，安所用之？”见《说苑》。古言语辞令之学，至战国而扩大了它的发展，以致声乐益微，辞赋聿兴，又与诸子谈说、游士短长，相与激扬，彼此影响，如章学诚所称：“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烦辑之义也。”（《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诗赋第十五》）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言语情境，共同追求言语之文。

若以老子所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标准来说，这个时期的言语，确实表现得有点“文胜质”的样子。丽辞艳语、谈天雕龙、夸饰谲狂、恢奇巧密，可谓各聘其才。因此齐东野语，见讥于孟子；坚白同异之辩，为荀卿所非。庄子曰：“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齐物论》），亦是希望能对这种言语现象有所匡正，反对“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天下》）的态度。但他自己终不免“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开展了另一种性质的言语美，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粮，为“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提供了另一种典型。 xUX0NqMk8jv35b6l1ABVg4cEOQkxOp0TrERj9x/0HO3j3AXrCy/rbX5VULy76V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