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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本以音乐为中心。上古时代，《尚书·尧典》说舜命典乐以“教冑子”。到周朝时，据说小孩子十三岁即“学诵诗舞勺成童舞象”（《礼记·内则》）。又据说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周礼·春官》）
成均，就是学校，“均”就是“韵”的意思。以成韵为学校之名，正显示学校主要是以乐来进行教育的。乐，并不只是音乐演奏，乃是以音乐为中心，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所以音乐配合仪式礼制，而有乐舞（如舞勺、舞象之类）的部分。音乐配合歌咏诵念，而有乐语，如言语、讽诵的部分。音乐蕴涵伦理精神，亦足以教化青少年，使其改善气质，如《礼记·经解》所云：“广博易良，乐教也。”孟子谈到子贡问乐，有“闻其乐而知其德”（《公孙丑上》）之说，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周礼》说教国子以中和孝友等乐德，即乐教的目的。
这些典籍所描述的情况，一般都认为颇能符合古代实际的生活状况。以现存少数民族或部落的文化来对比，我们确实可以承认音乐在上古生活中居于关键或核心的地位，祭、丧、征、伐、欢庆、燕饮、嫁娶、丰收、感恩、辞别，无不以音乐来表现，后来儒家讲到乐，总是把它跟“礼”并在一块谈，即显示音乐常是与典礼、制度有关的。墨子论“乐”，把“乐”视为一切艺术的代名词，包括“刻镂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厚榭邃野之居”，所有雕刻、烹调、建筑都可用“乐”来概括。也表明了“乐”除了具有礼制的意义外，还可以包括或涵盖所有艺术。音乐也就是一切艺术的原型或核心。
上古的情况虽然如此，但我们应注意：到孔子的时候，这种情形却已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征象之一，是《史记》所说的：“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汉书·艺文志》也说礼与乐“周微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乐的地位已经动摇了，与周朝的典礼与制度相结合的音乐，随着政治结构的变迁，受到了剧烈的冲击。王朝旧礼，及其相关的乐章、乐仪、乐容，乃至乐器，有时都无法保存。《论语·微子篇》记载周朝的乐师带着乐器流散出走的情况：“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击磬襄入于海”，就鲜明地显示了这一页音乐沦亡史。
因此，孔子当时谈到音乐，有一大部分是追怀与学古式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录，孔子曾问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又去齐学韶乐。在去齐学韶乐之前，孔子从来不曾听过这种音乐，所以乍听之下，心神震荡，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他学鼓琴也是如此，先习其曲，再得其数，然后深入体会乐曲的意蕴（得其志），才判断作曲者可能是周文王。问师襄，师襄才说：相传确实说是文王所作的琴操。可见孔子本来也不曾听过这个曲子，更不晓得此曲乃文王所作。以孔子之博学，尚且如此，其他人能听闻周朝礼乐者必然更少。而且这种情形并不自孔子时才开始。吴公子季札至鲁观乐，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已说明了其他各处均不易听见这类音乐，故即使是季札，也是第一次听到。而季札感叹周礼尽在于鲁的鲁国，其实也保存得很有限，所以孔子才必须去齐国方能闻习韶乐，又必须远赴周室，问乐于周大夫苌弘。
此即所谓“礼崩乐坏”。崩坏的原因，在于社会组织变迁、政治权力结构重组、贵族凌夷、王权式微，故礼制及以音乐为代表的文化体系，也同时发生了变化。
但这种变化，只能说旧礼旧乐已然没落，却不能说已无礼乐。一个社会，无论其结构如何，总有其礼制典仪；无论其音乐的形态为何，总不会没有音乐。故春秋之际，虽周室微而礼乐废，但其时自有其礼乐也，焉能说此即礼已崩而乐已废？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礼乐的意义及其社会地位已发生了改变。礼在西周，不仅是一套典仪制度，更是一种伦理价值与生活规范。到孔子那个时代，典仪制度，固然已多废缺；礼的伦理价值更遭到重大的冲击，亦无法表现于当时人的生活中。故礼的社会规范功能，可能逐步变成了“法”；其伦理意义，亦不能不寻求新的观念与术语来补充说明或替代，孔子强调“仁”、孟子续论“仁义”，都是为了应付这种新的时代需求。乐也一样，包含礼制舞容，又具有中和祇庸孝友等伦理意义的乐，逐渐与其他文化内涵分离，变成只是音乐、只是声音组合的“一种”艺术，既不具有高度的伦理价值意涵，也不再能统摄其他文化表现了。
从乐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音乐独立了，也发达了。音乐不再是与礼制等各种政治社会等结合而成的“文化丛”，它可以只是一些声音，是由声音组织成为有韵律的节奏回旋变化，且足以使人闻之快乐的乐音。《汉书·艺文志》说周朝衰微时，“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就是这个意思。
乐一旦只以音律为节，自然就会不断朝声音组织的精密化发展，尽量使声音能穷尽其组合、呼应、搭配、徐疾、驰骤、扬抑、起伏、变化之美。这个发展，与那早期较为古朴，且与仪式、典制相结合的音乐相比，当然就益显其“文”了。繁巧华美，文饰太过，从孔子的角度说，即不免嫌其淫丽佞巧。
孔子的音乐观，完全是古典的。因为孔子心目中的文化典型乃是“周文”，亦即由周文王武王周公所奠定的那一套礼乐文明。文王周公，是他主要的意义的来源。因此孔子论乐，都关联着礼来说。对于新时代新的音乐发展，则秉持着反对或否定的态度，所以他说“郑声淫”（《卫灵公篇》），“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篇》）。
什么是郑声？古来许多人都误以《诗经》之郑风为郑声，其实郑风之诗虽出郑地，但经孔子收录者却未必即是新声，而可能只是较为雅正的部分。郑声之淫，亦非诗意淫荡，乃是指其音乐过于流美。《左传·昭公元年》载：“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正是对此淫声的批评。据刘炫《疏》解释：“不以后声来托前声，而容手妄弹击，是为烦手。手烦不已，则杂声并奏也”，又据明朝朱载堉的观察：“世俗琴有吟、揉、绰、注等声，笙有弹舌声、管有颤声，如是之类，名为淫声”。淫是过度的意思。声而以淫来形容，即指声音太过繁杂，表现太多。
从音乐的发展史来说，本来这乃是万物由简单趋于繁复的普遍原因。但从更高一层来看，音乐越趋流美复杂，越来越好听之后，同时也就越会使得人流连忘返于其间，足以“慆堙心耳”。情绪受音乐鼓荡，亦不再能中正和平。于是乐德之中和祇庸孝友，不复存在；乐教广博易良之旨，亦难落实。听乐者逐物不返，流湎无归，其实等于玩物丧志而已。此乃孔子及其门生后学之所忧也。
当时此种态度，盖甚普遍。因为不但儒家如此说，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聋”（《十二章》）也是同样的想法。庄子则有“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齐物论》）“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太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太至，则多奇乐”（《人间世》）、“五声不乱，厚应六律”（《马蹄》）、“悦明耶？是淫于色也。悦聪耶？是淫于声也。……悦乐耶？是相于淫也。……乃始脔卷伧囊而乱天下也”（《在宥》）等语。而表现最激烈的，乃是墨家。
儒家认同古乐，反对新声，谓古乐雅正、新声淫俗。但其对音声烦丽所可能引发的弊端的批评或忧虑，事实上已可能导出极端的反乐理论。继孔子而起的墨家，便在这一点上大加发挥。《非乐》上中下三篇，从古代帝王“徒从饰乐”而亡、“启乃淫溢康乐”而亡讲起，昌言“习为声乐，足以害天下”。其说后来也得到不少呼应，像管子说“大明主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禁藏篇》）、韩非说“不务听治，而奸五音，则穷身之事也”、“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十过篇》），都足以证明法家也是反对音乐的。
音乐之所以令墨家法家如此担忧，是因它太过好听，足以使人耽溺。子夏曾对魏文侯形容：“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淫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礼记·乐记》）魏文侯自己也承认，他喜欢听这些新声流行音乐，若听古乐雅乐便只想打瞌睡。文侯这类的态度，必然更会引起论德教者与国政者的焦虑，认为世俗好乐之风非得好好地矫正一番不可。
于是，音乐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有其独立地位、越来越动人，其文化价值却越来越小。要不就像儒家，只认同古乐，贵其中和；或如道家，主张“大音希声”；再不就像墨家法家，要非乐不文。其中，谓音以中和、希音为贵者，是反对过度表现、穷尽声音之变的音乐，它与墨家法家之非乐无文，其实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当时的整体趋向即是这样，即使后来《荀子》、《吕氏春秋》之提倡乐教，路数亦仍是如此。
在这个“礼乐分而古今别”的新音乐时代，论礼者亦可以不论乐，如孟子喜谈仁义礼智信、称诗书、道先王，却极少论乐，后世儒家亦均重礼而不甚晓乐。偶尔论及，大抵仍是孔子荀子乃至《乐记》那一套以礼摄乐、以申德教的讲法。从后世纯音乐的角度看，其说其实“无一语可裨于乐者”（《刘濂·乐经元义》）、“不可见之施用，遂为简上之空言”（孙希旦《礼记集解》）。故昌言乐教，始于孔子；但礼与乐分，谈礼者卒乃与乐相暌隔，也自孔子那个时代开始。
礼与乐分之后，“文”的观念也被带进来了。由《论语》中孔子与子夏问答，孔子谈到“绘事后素”，子夏即想到“礼后乎”，而孔子赞其可与言诗，可见礼在本质上具有艺术性。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正是一连贯的艺术活动。其中，诗与礼的关系尤为密切。从根本上说，礼这种艺术，亦即是诗的艺术、文的艺术。
礼是人生的修饰整理，使人能免于素朴的原始生命形态，表达出一种登降克让、贵贱亲疏有等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文明与素朴原始之分，就是文的表现。线条之错画成文，物之焕然有章成文，人群如此克让登降贵贱亲疏有等也成文，所以礼与文乃是同义字。《国语·周语》注“文，礼法也”、《庄子·缮性》“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等一类解释，周秦古籍中不胜枚举。故凡贵礼者，一定主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荀子。《非相篇》说：“听人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污庸俗。”这个“文”，就是由“会集众采以成锦绣”再到“称情而立文”（《荀子·礼论篇》）的“礼”。
礼文的观念日益凸显，原先乐的地位便不免逐渐动摇。像上引荀子语，就说“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音乐不再占据主导性的中心地位，言文才是。而且荀子又说“先王制雅颂之声以导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认”、“乐者，合奏以成文者也”（《乐论篇》），把整个音乐的目的及其音符组织关系，用“文”来概括。如此一来，其结果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乐者，异文合爱”、“文采节奏，声之饰也”，音乐内部的结构也要服从“文”的法则了。
这就是儒家由“立于礼，成于乐”转而变成由礼文统摄音乐的发展。原先儒家的礼与乐，在理论上是并提的，至少应该同等重要，然而到后来，《乐记》只是《礼记》中的一部分。整个《乐记》也并不是以音乐为代表、或是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而更像是摄乐归礼的著作。里面谈到礼的地方，简直要超过了乐。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它却说“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知乐则几于礼矣”、“先王有大事必为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它以礼文为中心，岂不是非常明显吗？
汉代儒者论乐，大体上即延续此一趋势，如《毛诗序》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以下竟归结于“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个“诗”，非弦歌之乐，而实为“文足以论而不息”的文辞篇章。诗乐分途，于兹而起，《乐经》之亡，遂不可避免了。
固然音乐在此之后仍有其势力，像在《韩诗外传》卷九、《说苑》卷八及后来的《列子·汤问篇》中都提到了钟子期与伯牙鼓琴知音的故事，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甚至还以这种属于音乐的理解活动，来说明文学的理解，但从大趋势上来看，音乐作为中国艺术中心的地位已经消失了。古代的乐教、或作为一个士人所需要的音乐修养，汉代以后，显然并不在意。以致周朝那么丰富的音乐文化，逐渐发展到后来便完全无法与胡乐抗衡了。
要从这整个趋势及发展历程来看，才能说明诗与乐为何也像礼乐一样，一而二之，日益走上分道扬镳的局面；以及钟鼓箫管渐不为儒士所重，诗文言志逐步占据一切艺术的核心位置，替代了旧日音乐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