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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周易》或《论语》中，“文”都不具有现今“文字艺术品”这类文学意含，甚至“艺”这个字也与后来用以描述艺术的意思颇有差距。
大家都说儒家是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教，其实此说起于《周礼》、流行于东汉，孔子自己可从来不曾如此讲过。“艺”这个字原本与植栽有关，如《孟子·滕文公》“树艺五谷”、《国语·周语》“垦田若艺”、《诗·南山》“艺麻如之何”、《诗·鸨羽》“不能艺黍稷”、《诗·生民》“艺之荏菽”、《荀子·子道》“耕耘树艺”等均可证。所以《说文》说：“艺（藝），种也，从坴丸，持而种之，《诗》曰：我执黍稷。”
由于“艺”指植栽，故可引申而指那些与植栽类似的小技能，如《论语·雍也篇》“求也艺”，孔注就说“艺，谓多才能”，《礼记·乐记》“艺成而下”注：“艺，才技也”，《文王世子》“曲艺皆誓之”注“曲艺为小技能也”。孔子说君子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或自嘲“吾不试，故艺”（见《子罕篇》）时，所说的“艺”，都是指这类杂技才艺而言。犹如孔子曾形容自己是“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艺”即此类足以显其多能之鄙事小技也。“文艺”一词既未出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文艺，当时也不被视为艺能之一。
比较接近后来所指称的文学文艺，或许不是“文”及其相关语，而是“辞”或“言语”。孔门四科之中，文学以外，另有言语一种，代表人物是子贡、宰我，这两人就都擅长语言表达。子贡之长于辞令、折冲樽俎，尤其征见于史册。用现代的话来讲，这是长于语言的艺术。而关于语言的艺术性要求，在《周易》及《论语》中确实是甚为强调的。
整个《周易》，其实并无文字的概念。其所谓“文”，指天文地文人文；其整体表意系统，依赖的也不是文字而是“象”与“辞”。象，谓天地万物等所取之象，以及用以表意之意象。辞，谓卦爻辞。《系辞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就是这样一套言（辞）意体系。“象”乃是物象与符号，并非文字；“辞”则是言的表达，其本身也仍是言。
辞，《系辞》释文“说也”，《礼记·曾子问》注“辞，犹告也”、《表记》注“犹解说也”、《荀子·正名》“辞合于说”，都表明了“辞”乃言辞。故《说文》云“辞（辭），讼也。从辛
，犹理辜也。篆文辞从司”，意思就是说“辞”古通“词”字。词，《说文》云“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释名》说“词，嗣也，令撰善言相续嗣也”，这些都更可用以说明“词”是指表意之言的这个意思。
言辞以表意，在《周易》本身中就可看到它对这个观念的运作，例如《乾·文言》“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这里说某之为言为某某，就是在解释某一言词所蕴涵的意谓。但它不说“潜”字是什么意思，而说潜之为言如何如何，可见它并无“文字”的概念，“文”与“字”都是赅含于言辞之中的；且其释言，即所以解意。
由于言以表意，言在人类的意识活动和意义生活中便居极重要极具关键性的地位。《周易》对这一点至为注意，因此它教人要“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象》）。行，代表人类的活动状况；言，则是对此活动的记录或说明，甚至于它本身也是人类主要活动之一，为人禽最不相同之处，故君子应多识之。这种多识前言的要求，与孔子强调“博学于文”，意义相似，但以“言”赅含文字记录，则略异于《论语》。
言既是人类活动中极重要的部分，《周易》又教人要“慎言语”（《颐·象》）。《咸卦·上六》，卦辞说“成其辅，颊舌”，《象》云“媵口说也”，就是教人勿肆口舌；《讼卦》更是整个卦都是讲人争讼的事，《上九·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认为争讼即使获胜或获利也不足以让人佩服。这些都可以显示它慎言语的态度。《系辞上》又云：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为之阶。”
《系辞》乃是用以解释《易》的原理的，其中珍重言之，教人以慎言语之道，正可以见此义为孔门所特重。然而，语言究竟应如何慎之？
首先，当知语言的原理在于信。因为言有信，才能达成其沟通、指事、传递信息的功能，故《困卦·彖》说：“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尚口，就是孔子所说的巧言，《论语·学而篇》“巧言令色，鲜矣仁”、《卫灵公篇》“巧言乱德”，均与此同一宗趣。而所谓巧言，不仅是因其言不信，也可能是由于口齿虽然便给，舌灿莲花、言辞丰赡，却缺乏内涵，《家人卦·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则”，就表达了这样的观念。言，在这种观念中分化出了语言形式及其内容意念两部分，言有物，即指其内容而言。同样的道理，《乾文言》说“修辞立其诚”，也认为语言须以其内涵为主。若套用文质之说来比拟，此处论言辞，是重质而反对太过于文的。
《论语》论言语，基本上也是如此，故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篇》）“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篇》）“子张学干禄，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八佾篇》）“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言必信。”（《子路篇》）慎言语，重信义，谓言语应讷，甚至推崇并不太讲话的颜渊，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为政篇》）；又教司马牛说“仁者，其言也讱”（《颜渊篇》），讱，就是忍，不随便说，不放肆地说，不逞口舌之快。他自己更是一度想根本不讲话，曰“余欲无言”（《阳货篇》）。
这都使其论“言”不同于论“文”。孔子论“文”，是既文且质，欲其文质彬龢的，但他论言语，却似乎以反对巧言、重视德行甚于言说为主，这就是重质而轻文了。因此他论言辞，只说“辞，达而已矣”（《卫灵公篇》），言取达意，不贵辞华。又《宪问篇》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谓“言”乃中有其质者的自然表现，但巧擅言辞者却未必内有其质，言德或文质的关系显然不是相等的，重质贵德的倾向颇为明显。
不过，这可能也只是孔子论“言”之一端罢了，孔子对语言依然是很讲究的。例如他对语言的各种类型颇有分析，《子罕篇》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语言表达因其性质而说其功能及对应方式，区分出法语与巽语，足以显示孔子对语言的重视。同样，“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篇》）雅言是相对于日常俗语而说，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某些典籍不能用日常俗语来说，必须改用雅言，岂不表示了他对语言的重视及高度的使用能力吗？正因这样，故他虽说“辞达而已矣”，但那是针对言辞过分华丽，或不能信、不能符合其德其行的情况而说的。言辞本身除了“达”之外，他也追求“雅”，《泰伯篇》论“君子所责乎道者三”，其中之一就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言辞须雅”的要求。怎么样才能使言辞能雅、能远离鄙俗呢？孔子教人要读诗，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篇》）；又描述前贤为辞命时如何不苟且：“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篇》）这都不是不贵语言之美的人所能说的话。因此整体地看，孔子论“言语”，应当仍与其论“文”相同，是希望言语能既有其质又能修饰润色，斐然成章，尽善且尽美的。孔门四科十哲之中，言语与德行、政事并列，占有一席之地，其故亦在于此。
不唯如是，孔子在谈到言说之雅时，对言语似乎是更有特殊的要求。《子路篇》载孔子云“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为士”，表明了平时所说言必信等等，只是一个较低或较一般性的层次。一般之言语，能达到信与达的要求也就可以了；但在此之上，言语还有另一种作用、另一种要求。特别是在代表政府出使四方时，须片言止纷、折冲樽俎，其言即须讲究，须要讨论修润一番，才能不辱君命，此时言语即须尽雅。孔子谈“不学诗，无以言”时，讲的其实也是这个层次的问题。因为孔子论读诗的效用时，就曾说读诗可以使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事君也者，即不辱君命之谓。孔子又说诵《诗三百》，出使四方，却不能专对，则诵读虽多，亦不足贵（《子路篇》）。更可见他认为学诗可以提升人的语言能力，让人出使及“为命”时足堪重任。
为命，命指辞命，《周礼·天官》“大宰作大事，戒于百官，赞王命”；《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其二曰命；又“外史掌书外令”。令也是命，《国语·楚语》“王言以出令”注“令，命也”，发号施令称为令，也称为命令。辞命之学，就是一方面要代表长官发言、布告教令；一方面须以辞令沟通上下亲疏远近；再一方面则出使邦国，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所云“不辱辞令”。这在春秋盟会政治的时代环境中，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子贡以言语得列为十哲之中，正是因为他符合这个辞命之学的标准。
据孔子说，不学诗是难以完成辞命的，而恰好诗的含义之一就是辞命。《毛诗指说》云：“诗者，辞也，在辞为诗。”这不是说所有的言辞都是诗，而是说诗为辞命。如大祝作六辞，诗亦为辞的一种。在春秋诸侯盟会时，我们也确实可以看见许多以诗作为辞的事例。今存《左传》中引诗达156则，《国语》中引诗达22则，皆足征“不学诗无以言”在孔子那个时代确非虚语。《左氏·襄公十六年》中所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苟偃怒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侯盟高厚，高厚逃归。”就是一则“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例证。所谓歌诗必类，指歌诗必须符合礼制、并配合彼此的身份关系，善于歌人之功、述人之德。不但引例要恰当，而且不只是诵或歌，还须搭配以言语，故《礼记·文王世子》云：“登歌清庙，既歌言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此所以它是辞命之学，其言不但要能信能达，还要求雅。孔子于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所谓雅言，不仅是与方言对称之“雅”，更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的“雅”，由此也可获得清楚的认识。
发言宜雅，是对语言美的要求。《礼记·少仪》曾说：“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礼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这都是人文表现上所具显的美感，语言即居其首。论言语美与朝廷美二语，又见于《荀子·大略篇》，可见言语是儒家所最重视的人文表现，“雅”则是美的要求。
古代传播，以语言为主，书契不便，且系后起，故说“言”即以赅字。歌、谣、诵、念、唱、赞、颂、诗、谏、传语、记述、谈辩等字亦皆从言得意。其时尚乏文章美的观念，仅有对语言美感的讲究，自有其时代因素。
但对言语美的追求，绝不仅限于孔子那个时代，试看《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所录各体文类中，诏命、制诰、奏议、祝文、哀诔、记、传、论、说、辩、问对、难释、颂、赞、诗、词、曲、格言、隐语、大小言诸部，均属于言语美的阵营。与册书、敕书、批答、教令、表章、檄移、策、判、碑碣、行状、墓志、铭、箴之类较偏于文字系统者，恰好形成相对的一大体系、一大传统。
诏命乃王言，昭告四方，故又名诰，《姤卦·象》中所说“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即指此。诏、诰都从言，不像册书或策檄，字词本身就显示了它属于简册之部；又称为纶晋、代言。后世虽均具草，起源则为言语。故吴讷《文体明辨》说：“古者君臣都俞吁咈皆以陈面命之词，后世乃有书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词。……而辞华渐繁矣。”
臣子所上，称为奏议。议本来也是口谈，所以《说文》云“议，语也，又曰论难”，重点在于讨论事务。若不议事而述盛德，则为颂，《文心雕龙·颂赞》说：
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赞者……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
不但解释了颂赞的语言性质，也一并说明了讽、诵、咏、唱的言说状况。同理，它在《论说篇》也说“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过悦必伪”，亦描述论说诸体的言说性质。此外，如问对，托于问答之辞；祝文，是祝祷之辞；格言，是嘉言；隐谐更不用说了，都属于言语应对酬和的范围。凡此之类，无论庄言抑或谵语，言辞之机锋巧妙，虽特见重于古代，为其主要传播方式，但流衍影响，实绵延及于后世。
因此，文学史上不但存有言说一系，例如出于巷议街谈的“小说”，发展到话本等足以与文字文学相颉颃的一大系统，成为后来“五四”新文学运动时用以颠覆文言体系文学的凭借。言语美的许多讲究及观念，也直接影响着文字书写作品，例如“言有物”，被古文运动以迄桐城派奉为圭臬；“出辞气，斯远鄙倍”的雅的要求，更是中国文学美的基本典式、主要美的范畴。若“其言不雅驯”，则为“缙绅先生所不言”。而又因为要不断追求言语美，对于如何达成美的效果，必然会逐渐发展出许多技巧，言语乃有其技艺可说，其艺大抵均可移植于文字写作中，寖假而亦遂有“文艺”之说及其相关观念。另外，如扬雄自嘲文学如“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是以“文”为技艺的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