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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从前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始》，推原文字之始、申论造字之理。本文借用它的名称，但不是想再谈语言文字，而是想论文学观念的起源。
古代本来并无“文学”一词，“文学”这个语词与观念，是从“文”发展来的。但邃古论文，究竟何所取义，现在已难以稽考，溯论文始，只能从《周易》开始。
《周易》论“文”，最粗浅的含义，是以“纹”为文。如《革卦·九五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六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文”均指虎豹身上的花纹说。虎豹皮毛上不同的颜色间杂而成花纹，对于这些花纹，《易传》是非常赞美的，所以形容它们甚为炳蔚，且用以形容君子大人之德。
虎豹有其“文”，其他鸟兽亦有，《易经》本为观象之学，所以教人要“观鸟兽之文”。但除了观鸟兽之“文”以外，它还教人要“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时，是观鸟兽之“文”，观天观地时，也一样是要观天地之“文”。如《贲卦·彖传》云：“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阴阳刚柔的变化，即为天文，包括日月四时的盈虚消息等等均属于此类，观象者必须观此天文。地文则为山川物类的间杂变化，亦为观象者所不宜忽略。此外，它还谈到“人文”的问题，人间事物刚柔交错，亦形成其条理，亦表现为纹象，故也称之为“文”。
上面所说为《周易》论“文”的基本含义。依《周易》的义理结构，它是讲“感应”的，应，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类相应；感，则是异类间形成的关系。《周易》重视感，尤甚于应，故《睽卦》说：“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为什么呢？因为二女均为同性同类。反倒是要女与男，不同类的两种人，才能因异类相感而通其志，此所以《睽·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睽”是乖异的意思，因其不同反而可以成事，这个道理是它所极为强调的，因为此中即有“感通”的原理在，而且这也是天地万物创生的大原则。
男女睽而其志通，男女异类而合，也是《咸卦》所要讲的道理。《彖》曰：“咸者，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阴阳交、男女合、二气感，才能化生万有，因此它接着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周易》各卦都是以阴阳二爻构造而成的，“阴”、“阳”也是它用以掌握各种物类的基本概念，万事万物，皆以阴阳予以指括。但分阴分阳之后，更重要的是要说明各物各事之间相互的关系与互动的状况，故阴阳既分之后，更要谈其如何相互推移变化，盈虚消长，以至于如何合。而合也最重要，因为阴阳交感合和才能生化万物，所以这又是个天地万物创生的原理。唐人《周易正义》论《咸卦》说：
六十四卦，旧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恒明夫妇。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妇实人伦之原，因而拟之，何为不可？……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乃得亨通。……天地二气若不感应相与，则万物无由得应化而生。……咸道之广，大则包天地，小则赅万物。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
《易经》向来分为上经与下经，上经起于乾坤二卦，下经起于《咸卦》。乾坤为阴阳为天地，咸则为阴阳交感，所以极为重要。感更被视为是万物生成存有的原理。
而阴阳交感、异类相交也就是“文”。《贲卦》，《正义》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若四月纯阳用事，阴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纯阴用事，阳在其中，齐麦生也。是观刚柔而察时变也。”刚柔阴阳相交错杂即成为文，犹如虎豹身上黄色黑色两种颜色交错间杂而形成花纹一般。玄黄，也是用以形容天地、阴阳、刚柔的颜色，故《坤卦·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九家易注》云：“玄黄，天地之杂，言乾坤合也。”天地感而物生，乾坤合而成文，亦犹玄黄杂而表现为虎豹之文那样。这种文，更足以显现虎豹威猛的体质，所以说是“饰”。文，是对于虎豹体质的一种修饰、装饰或表现，一如天地阴阳表现于其四时刚柔之交错变化。以此来看，“文”既是交合感通，是万物存有的原理；又是天地万物的活动与表现，是存有活动时的状态。
与“文”同义的另一个字是“章”。“章”也是异类相交的现象。例如《坤卦·六二卦》云“含章可贞”，《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虞翻注：“以阴包阳，故含章。”《噬嗑卦·彖》曰：“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姤卦》说：“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这里的“章”，都具有与“文”相同的意思，这也是后来“文”“章”两字联结成词的缘故。
不论“文”与“章”，都指异类交错间杂之状，《说文》中所说的“文，错画也”，正是《周易》论“文”的裔流。此外，与这一情况类似的字，则是“五”。《坤·六五》中云“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王肃注：“坤为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也。”五，篆文写作
，本来就是天地交午的意思。天地交午，也就是“文”。
由“文”这个字，又衍生出“文明”、“文化”、“文德”等相关词。
文化的“化”有两层意义，一指变化，二指教化。就变化说，“文”本身就是因阴阳刚柔之消息盈虚与推移变化而形成的，故“文”之中即蕴涵了变化之意。最能体现此意者，为《革卦》。其卦辞云：“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革是水火相息之象，息非熄灭，而是增长的意思。水火乃相异之二物，但异者不相同而相资，所以彼此反而均因此而得以增长丰富，形成文明。此文明即成于阴阳刚柔之相合相长之中。这种变化，就是文化的第一个含义。
其次，文化之“化”亦有特就教化说者。如《贲卦》说君子应“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卦·象》也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这就是风化、教化。君王或君子之德行教化如风吹拂大地，老百姓随风向慕，其原始粗陋质朴的生活，遂因此而成为有文化的生活。所以《蛊卦·象》也说：“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指民育德。”所谓有文化的生活，也就是有德行的生活，与动物性自然生存状态毕竟是不同的。
“文化”的含义如此，当然也就包含了“文德”的体认。《小畜·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与君子以文教风化民众的意思是极为类似的。虞翻注云“坤为文，乾为德，离为明，初至四体，夬为书契，乾离照坤，故懿文德”，偏重于卦象上的解释，并不契合《象传》之意。盖“文德”偏于君子个人自己这一面说，“文化”则偏于社会面说。
与文化相关且类似之语，为“文明”。前引《革卦》卦辞已谈到“文明以说”。其他论及文明者尚多，如《乾卦》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即是。文而称之为明，有昌明盛大之意，后来《红楼梦》讲其书所记之事发生在一处“文明昌盛”之地，就沿用了这个意思。文明是昌明盛大的，它又表现出强烈的开展性，所以它又有刚健之义，如《同人卦》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大有卦·象传》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凡说“文明”一词，都具有积极健动、不断发展的意思。如若不然，便不妙了，故《明夷卦》说其卦象是：“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火入于地下，所以是明在地中，光明被掩蔽了，文明不能彰显，卦象颇不吉利。后来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即用此义。《周易》中谈到“文”的地方，都是吉，只有这个卦不好，就是因为明已失去。文不能明，当然不妙啦。
《周易》所论“文”之义，大抵如是。对于这本经典如此论“文”，我们应如何来看待呢？
《易》本为卜筮之书，观象立义。其后孔门以之为教，孔子或其后学赞《易》以为“十翼”。但无论从卦爻辞或《彖传》、《象传》来说，我们均可发现《易经》及其主要阐释者均极重视“文”这个观念，以及它在存有中的地位。
在《同人卦》中，曾经讲到“君子以类族辨物”。分类，是《周易》构成的基本原理，万事万物须先分类，各以阴阳予以表示，才能以之成象，说其刚柔进退吉凶。分类之后，方以类聚，族以群分，同类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异类者则感而通之。“文”就是异类通感相交的这个过程与状况。而又因为天地要相交才能化生万物，所以“文”又是万物存有的原理。文既是存有又具活动义，故事实上“文”就是“道”了。后世论文，辄须“原道”，肇机殆即在此。《文心雕龙·原道》篇一开头就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庖犧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这一大段简直就是《周易》的注解。从“文”为道之文（道之显现），一直讲到天文地文人文，凡有形质，莫不成“文”。“文”的来历及“文”的性质，均与道有关，故论“文”者也据此而认为作文须推原于道，或明道、达道、载道，从而开启了我国一条非常重要的思路。
与文道关系相关的另一个《周易》文论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文”除了兼指一切天文地文之外，在人文领域里，“文”事实上具指一切文明文化。礼乐教化、典章制度、黻冕言辞，莫非文也。孔子荀子以降，将“礼”与“文”并论的渊源正在此。
《易·乾·文言》也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四德之中，已点出了文与礼的关系，而且礼是交接会通之道，本身就与文之交通义相符合，因此《系辞传》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天下之动，是指阴阳变化推移。感而遂通，犹如前文所云“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或如张璠注所说，是“会者，阴阳合会，若蒙九二也。通者，乾坤交也，既济是也。”案：孔颖达《疏》说“既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若会通典礼得，则为吉也。若会通典礼失，则为凶也”，可见吉凶系以合礼与否来判断的。这个道理，《系辞下》用另一种方式来说，谓“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文若当，自然没什么好说，文若不当便有吉凶可说了。以文当不当来说吉凶，与吉凶以合不合礼来判断，态度显然是一致的。礼、文几乎可视为同一件事，或者说礼是文的一种性质。就人文世界来说，礼即人文，尤其明显。
文，具指一切文明文化，除了会因此而展开“礼”与“文”的关联之外，亦显示了文的风化教化义。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文化的力量就像风一样，会吹拂大地，滋长万物。故《周易》中论及文化的一些卦，如《观》，是风行地上；《蛊》，是山下有风；《小畜》，是风行天上。这些“风”，都象征君子教化的状况。文既与风教、风化有关，文章便不应苟作，而应考虑到它在风教上的效果。这也是后来影响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观念之一，例如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裴子野《雕虫论》中说“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都可看成是这个观念的发展。
此外，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就是文质关系了。本文一开始就谈到《周易》论文最粗浅的含义是以“纹”为“文”，如《革卦》所举的虎豹皮毛花纹之类。花纹毫无疑问是“物相杂”，是“错画”。但它毕竟只是皮毛，为何《周易》却要以此纹饰之炳蔚来形容君子大人之德？站在注重实质的立场看，恐怕要不以此为然了。但《周易》的特点正在于此，它重视质，但也注重文，因此革命创制即以虎豹文章的灿烂光彩来形容。这个立场，在《论语·颜渊篇》中有个有趣的继承：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皮刮去了毛叫做鞟。虎豹犬羊都把毛刮掉以后，其皮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因此子贡说虎豹与犬羊之不同，是其毛文即已有异。我们不能说虎豹只是质与犬羊不同，事实上其毛文亦殊。文与质，在这里是不能分开的——也不能只重质而轻忽文。刘宝楠《正义》中所说的“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故文质皆所宜用，其轻重等也”，很能说明儒家的立场，而这个立场，即是由《周易》所开启的。
《周易》论“文”，还有什么是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呢？有的！文为阴阳相交，感而遂通。这个感通的原则，正是后世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所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平”，中国文学基本上是由“感”形成的：作者感物而动，应物斯感，故有吟咏；作品希望亦能感人。这与西方文学重视“模仿”的传统，在“文”始发端之际，可说即已分道扬镳了。谈中国文学的人，上溯“文”始，于此能不三致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