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最新章节_童庆炳著

当代经典问题与多元视角

陈雪虎

经典作品和雅文学一直被界说为文学的基本外延，正是它们集中体现着文学内涵，即所谓“文学性”。但在当代社会，这种文学观已逐步受到挑战，尤其是文学经典已经受到质疑。有学者从西方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强调在文化研究的推动下文化和文学经典日益出现“问题”。在这一视野和路径中，在过去的文学教科书中的经典作品，很大程度并不是纯粹以“文学性”为标准而入选的，文学及其“经典”其实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产物，是权力话语的建构。在西方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看来，大学课堂上的经典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死去的、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作品。文学经典只不过是权力话语的建构。在中国的大学和中学里，情况也同样如此，虽然又显得更复杂一些。所以，一切经典必须经受文化研究的批评和检讨。

文化研究对于推动经典问题出现并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入讨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文化研究在西方一直发挥着某种解放政治的功能。近几十年来，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在英美乃至欧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保守主义思潮和气氛在市民社会中也相当浓重。随着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保守主义的主要兴趣并不局限于已获得巩固的政治领域，而是进一步扩展至“宗教、艺术、学术、家庭、乡村、朋友、音乐、乐趣和义务” 。在欧美，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思想和文化派别，也普遍地出现“向右转”的趋向。作为激进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文化研究，试图打破保守主义所崇奉的经典及其标准，冲破在校园内、在学界内的保守思潮及其文化思想的垄断，大力抗争，从而冲击了保守主义的冷空气。他们甚至喊出各种各样极端化的思想口号，希冀取得权利平等和政治解放。尽管从整体思想立场上，我们往往容易认同激进政治运动，但是必须承认，这种文化政治运动在欧美学界一直都不是主流。尽管他们的泛政治化战略在局部上也取得一定成果，比如“身体政治”和“权力话语”等口号也喊得震响，但他们许多伟大思想的锋芒往往都无可挽回地淹没在文化资本化和学术商品化的大潮中。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激进化和泛政治化的姿态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虚无主义。可以近年被文化研究追捧甚红的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为例：在当代西方，鲍氏思想极为深刻、新锐和激进，对当代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批判力度不可谓不深，但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鲍德里亚近乎所谓“赛博妄言”（cyberpunk）类的科幻小说家，并且其理论概括往往是“一种平面的、无深度的、肤浅的传播狂喜，在这种传播里，图像与话语都是在超级现实的空间中流通的，失去了与现实的一切联系……并且是在一种愈来愈隔绝于现实与日常生活苦难的超级理论空间中飘浮和变异着的” 。凯尔纳鼓吹“判断的文化研究”，其判断也并非不可商量，但在一定意义上却真切地描摹出鲍氏思想在革命姿态中显露出的某种僵硬、虚无和悲观，思维和方法上的极端，以及对当代社会理解的简单化。

文化研究从种族、地域、性别等等新的立场和视野，去质疑和重审文学经典的标准和教科书所形成的规范，其发现问题、激进批判的思路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文化研究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聚的冲动和精神，展现的方法和思路，以及其影响和功能都是要具体分析的。文化研究的着眼点其实主要在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其研究方法注重调查和量化归纳而偏离人文学科，其跨学科视野往往把焦点从文学转向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据说获得论证），漠视审美、情感、想象和个性，因而也容易使文学研究“空洞化”，甚至完全走出文学、与文学无关。具体到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当前引入中土的文化研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正在突显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和文学经典变迁的事实；前者是对后者的反映，是通过学术体现出的征兆。当代社会中的经典问题化之根本，其实在于：文学的发展、地位和影响都发生一定的变化，而人们日益感到文学的外延及其“文学性”内涵的震荡和动摇，而这必然反映到文学研究中。

这里从文学研究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稍加分析。客观方面而言，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产品，日渐强劲的通俗文学，以及新媒介方式、信息方式支持下的文学新样式大量涌现，冲击着人们对文学的传统理解。首先，在西方社会，包括侦探小说、间谍小说、科幻小说和探险小说等各类样式在内的大众文化生产进一步繁荣，并且与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一起发展，形成巨大的文化产业，到20世纪下半叶它们已经完全产业化、体制化。在当代中国，这种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机制也正一步步地发育和生长。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世情小说和黑幕小说虽一度在20世纪中期潜隐沉默，但如今也在娱乐的旗帜下浮出地表，并迅速发展。而在当代市场氛围中，各类流行读物、大众散文和青春文学也举擢而出，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其次，在中国一些资讯比较发达的地区和领域，在大众传媒和市民趣味的共同培育下，过去理解为“副文学”的各种东西，比如报章杂闻、城市民谣、民间笑话，乃至中国特色的内幕文学，现如今蓬勃发展，并与现代文学传统中雅正的“纯文学”构成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其中，一些通俗文学甚至和大众文化合流一处，以先锋的、狂欢的面孔出现，对传统的雅正趣味进行戏拟、挑衅和颠覆。再次，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支持下的数控意象已经开始全面介入当代民众的生活。数控意象的最大特点在于将文学整合进视觉化和电子化文化产品中，比较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摇滚唱词、饶舌乐语、广告文辞、网络交际辞、手机文学和FLASH文学等。这些“新”文学在9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其媒介形态的新面孔和信息传播的新方式，对广大民众的时空观和价值观形成日益强劲的冲击，影响力其实不可小觑。

有学者将这种通俗化、大众化、市场化、产业化、电子化、数字化、乃至时常以先锋面孔涌现的文学，形容为“大众文化压路机” 。上述情况能否用大众文化一言以蔽之，或许可以商量，但用“压路机”这个比喻来描摹这些新趋势、新风潮对传统书面文学经典的影响，却是准确、贴切、具有冲击力的。文化通俗化、文学影视化、经典快餐化，确实使当代文学的现状与过去那种经典主导文学格局的状况判然两分。而当代社会广大民众阅读构成的变化，确实也说明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已不易被广泛接受。有学者把这种情形称为文学的“非中心化”和“非正典化”，这种概括是准确的。在当代社会，文学确实不再单纯以传统经典的形式出现，文学愈渐与其他艺术互渗沟通，人们对文学的接受日渐多元，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扩展了。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习惯的、所耳濡目染的文学及其经典必然会受到挤压和疏远，对传统的文学制度所认可的“文学”的概念及其“经典”的标准进行反省和调适，也是必要的。

从主观方面看，就思想界和学术界内部而言，随着现代人文学科的确立，专著、期刊和学术会议的数量急剧增加，各种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独到而活泼的思想和学术。同时，大学教师可以利用理论知识来教育学生，各种科学、理论和模式有利于形成对各类作品的精读、解释和风格分析等，也有利于学生迅速掌握一种可以立即使用的技术。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哲学化和教学化一起导致大量新的批评话语和理论、日渐专业化和抽象化的批评话语。思想和学术的职业化，思想和学术的竞争也有助于鼓励新思想、新实验。其中产生各种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都会导致人们对文学和经典的理解的差异。显然，这对于学者、学生乃至广大民众认识文学，把握文学经典，理解当代大众文化是非常有益的。当然，一种学术内部的“差异政治”也容易由此形成。这种差异政治主要鼓吹特定主体的个别性、特殊性或差异性，并以此要求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其中可以包括政治化的哲学话语和各类意识形态语言，也可以包括受众研究中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各种概念，更有山头林立的女性批评、少数民族批评和文化研究。巴别塔下难通天，上帝隐身，众神消失了。立场和观点的差异政治，理解和解释的不同取向，身份和认同的质询和竞争，学术机制日益鼓吹创新和竞争，催发了所谓全球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最后走向对差异政治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及其经典也必定问题化。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趋势中，执著而激进地质询各种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经典以及经典化过程背后的权力关系，甚至激烈地否认所谓普遍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强调审美背后的欺骗和强迫、普遍性背后的地方性、超越性背后的时间性。文化研究已经对普遍的文学、永恒的经典和审美的主体不感兴趣，“经典是什么？”“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文学？”“谁的经典？”“谁的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客体”、“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脉络中的“文学”或“经典”，成为讨论问题的第一要务。

这样看来，经典问题其实是文学阅读在当代社会民主化、大众化和多元化等现象不断涌现之后的一个必然问题，它出现在文学内外发生震荡和动摇，即文学内涵和外延都发生较大变化、文学研究出现立场的转换和差异的焦虑之后。通过探讨经典问题，文学研究确实可以获得对自身的确证，并且推进对文学世界的新认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文学研究，其对象都是对文学实际、文学现象和历史变迁进行具体的考察，而不能本末倒置，或无边无际地跨越，或限定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对象本身决定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也就是说，反映当代经典问题，推动经典的重构，其研究路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经典问题上，多元视角并且保持多元视角之间的张力是必要的，或许也更符合现代社会中文学活动的实际。

这里有必要反省“经典”一词所蕴涵着的多元意向。从根本上讲，经典一词既有传统的视角，又有现代的复杂性，既有保存传统的意向，又有保持活力、革故鼎新的冲动。经典关系到文化的保存和承传，并且关系到教育和认同。这里不妨作一个简要的历史考察。传统的经典观强调的是“过去活在当下”，圣人的微言大义在今天余音不绝，但有待知音领会、生发和宏阐。可以刘勰为代表，《文心雕龙·原道》即指出，世界的本原、道理和秩序是通过圣人及其圣典而表现、阐明和弘扬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在内涵上，这些圣典“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所以在功能上，它们自然就能“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其文辞能鼓动天下，使道本身能得到显现和延展。到现代社会，由于现代文化和文学是在机器印刷媒介、大众传媒及电子媒介，乃至网络媒介中发展起来的，人们的阅读不再局限几部作为根本大法存在的“经典”或“圣典”，阅读内容也发生极大的扩展，社会思想也渐趋丰富和多元，其间的分工也愈渐细密。所以人们对经典和杰作的理解也日渐多元化。突出地表现这种崩解和多元化趋势的，莫若人们熟知的德国左翼思想家本雅明的观点：在传统社会里文学经典具有一种“灵韵”效果，而到现代机械复制时代，“灵韵”消失了。虽然本雅明本人从理智上肯定这一历史的走向，但在其描述中却不能不让人感受到微弱的伤感。

现代社会最不乏革命反思和体制创新的冲动，但作为现代社会的“底色”，并不时起到主导作用的，仍然有传统文化。这样看来，即便在现代社会，文化守成、看护文化的思想也值得关注和理解，并要在其基础上超越，因为他们的思想往往显现出独到的思想张力。他们身处现代，却鼓吹要阅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在他们看来，那种探讨“生活目的”、没有经过现代“分工”污染的“经典”，恰恰是当代自由教育最必须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现代专业知识”：

……在必须去做的事情上没有什么奇迹或新鲜之物。老问题应该被弄懂，它们与我们特定的处境的关联应该被弄明白。可以这样来最恰当地做到这一点：使课程的中心围绕一直在被谈论的最好的东西，教师就是准备让学生的性情、想象和智力去接受那些教诲。……那些书包含着许多对人的自然最深刻的反思，与它们的接触是富于启发的知识和道德经历，它们对那些被带进来的人有巨大的解放作用。

……我们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是训练阅读一些位于伟大传统中的著作，这个传统可以给他们严肃的而非假冒的整全性的模型。这些书能把各种研究整合起来并将它们与生活的关联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这种书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教育，而且是道德教育——就它们使读者涉入对过善好生活的关怀而言。……这些书不应该作为文学、政治学或史学的组成部分来学习，而是将它作为对所有这些都有益的书来学。

……我们的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想或做。但为了非同寻常地行事，就得有思想，这是他们所缺乏的。他们本可以接近过去的所有思想及其引以为荣的典范，但他们却没有被教会认真地去对待它们，就像对待他们自己充满活力的可能性一样。这正是我们的教育体制的问题。

这是那位在1987年发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对美国教育提出最尖利批评、也引发最大争议的阿伦·布鲁姆教授在早先20世纪60年代发出的召唤。他鼓吹的自由教育，其实就是“博雅教育”，或谓古典的教养教育。在布鲁姆看来，所谓教育，其根本在于温故而知新，在于研读经典，这些经典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所在。而这种自由教育是针对现代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一帖良药，因为后者必然带来妄自尊大、平庸媚俗、狭隘浅薄和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院精神。显然这种保守主义立场是要仔细检查的，但对于经典和传统的重视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从总体上看，现代以来，人们对于经典其实遵循的是一种“选择的传统”，亦即基于时间意识，根据各自的视点和趣味而作出取舍。经典的变迁和传播过程，其实如同英国学左翼学者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所理解的文化变迁过程一样，也是一种包含着残余的、主导的和刚刚兴起的因素的过程，三者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影响，不断衍变。也就是说，经典并非永恒不变，而是会发生变化；不仅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有时是连续的，有时更是断裂的。当然，这种选择和取舍都必然涉及具体社会进程中的权力机制。

现代经典观侧重“选择的传统”，但这种选择经典的过程中因人、因时、因地也呈现出左、中、右之差别。保守主义人士的主张大致如上所举。而自由主义人士则认为，所谓经典其实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大众化、进而全面进行理性分工之后，广大民众根据自然权利和自身趣味进行自然选择的结果，一切都在自然的扩展和选择之中，包括市场、权力甚至传统的选择。左翼人士的经典观一贯强调历史的优先性，文学处于历史之中，经典亦在历史之中，没有可以逾越历史的经典。如果有之，它们也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回望中的古希腊的童趣，而它们的兴衰宠辱只能由历史、由社会的变迁所决定，而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则是“生产模式”。至于文学的奥秘和真相，在当代人们何以理解文学或经典，也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主符码才能把握。因为左翼人士相信，生产模式这个主符码“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生产模式的概念可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而把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或“语言交流”、某些弗洛伊德主义和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义的“焦虑和自由”、现象学的“暂时性”、荣格或神话批评的“集体潜意识”、各种伦理学或心理学式的“人文主义”等兼容其中。

当代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可以催发对文学史的重新检查和理性反思，可以发现更全面的社会和更真实的历史，发明一种更健全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比如在现代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探讨、90年代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思，以及近年来对当代文学经典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增进了人们对文学史和文学经典的认识。比如有学者通过对经典确立的标准、经典重评实施的机构和制度，以及当代文学经典重评的焦点和难题的研究，卓有成效地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学史一直存在着经典的变迁，这种变迁背后就存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新文化工程的想象及其各种世俗权力的干预。在对经典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文化研究也大有可为，并促进经典问题的思考。但文化研究内部非常复杂，不一而足，也要力避体制化和教条化，以免在时髦的政治化或商业化浪潮中放逐了文学，并使文学和经典在狂欢化中变幻为虚无。一方面极力强调文学经典不过是权力话语的建构，认为文学的优劣高下问题完全都是权力因素的制约或控制之下形成的，而另一方面又无视经典本来的内涵和价值，在商业主义和泛政治思潮的怂恿下，自以为是地介入社会，发起形形色色的“伪经典”制造运动。这是某种文化研究可能陷入的境地。认定经典不过就是文本，不过是众多文本之中由于某种偶然原因的局部或突然放大，进而虚无地宣称，只要受众喜欢的文本就可以升格为经典，一切文本都可以擢称经典！这是某种时髦的文化研究可能形成的误区。在探讨经典问题的过程中，保持必要的兼容的眼光和思维的张力是最可宝贵的，或许这样，才可以避免假做真时真亦假，避免在狂欢的声浪和金钱的驱动下，在一种时而认真而又游戏的醉眼矇眬中，把经典独有的郑重、思想、价值和教育都驱除得无影无踪，而把传统所看守的文化都付与历史风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