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童庆炳陶东风

2005年5月27—30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non （Re-）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在北京金海湖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荷兰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知识背景和学术经历的不同民族的专家学者70多人，本着一种平等、真诚的学术对话精神，就共同关注的“文学经典”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他们的各种观点、思想在这里汇合、交锋，相互启发、相互促进。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本论文集就是在会议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经典：本质的还是建构的？永恒的还是历史的？

研究经典所无法绕过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经典”，这也是一个争议最大的问题，至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就像人们至今没有得到关于“文学”的公认定义，但是所有关于文学的研究都不可能绕过这个问题，都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这个问题一样，对经典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集相当一部分论文均从各个侧面对“经典”这一概念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当然，所有其他文章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至少是间接地涉及“经典”的定义问题），但同时也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相当大的分歧。

历史上关于文学“经典”的定义大多持程度不等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立场，即认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必定具有自己内在的本质规定，虽然在经验层面上谁也不能否定存在由所谓“外力”（不管是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还是种族的力量或媒介的力量）宰制经典的现象，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这种情况不足以得出经典完全没有自己内在规定性的相对主义结论。

本次会议虽然是在文化研究（包括大众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风起云涌的时期召开，而文化研究的经典观又是相当反本质主义的，但是仍然有不少学者肯定经典有自己的本质。不少人认为：“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因而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许多学者把文学经典的特征“规定”为：内容上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艺术上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接受上要经得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阐释。童庆炳认为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童先生的观点不乏代表性。

阎景娟的论文详细梳理了理论界关于文学经典永恒性的几种言说路径，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第一种是从作品本身寻找答案，这种观点常常把文学作品是否满足了“普遍性”的诉求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人文主义者或美学理想主义者。但这些标准常常显得过于理想化和抽象笼统，因为为文学经典制定的这些“普遍的”标准其实常有其产生的具体语境以及它所参照的具体作品。比如，阿诺德对一流文学作品所提出的标准是“高度庄重”（high seriousness），这个标准明显地与关于史诗和悲剧的观念密切相关。换言之，批评家理解和界定经典时会从自己熟悉的具体作品中抽取一些“优点”或“特征”，而这些“优点”或“特征”却不足以使另一部作品成为经典，因而缺乏真正的普遍性。第二种是在作品之间寻觅，这种方法放弃了就单个作品谈文学经典的做法，转而在作品与作品之间形成的链条和关系中寻找答案，着重作品所承继的渊源、作品的创新之处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等。布卢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艾略特的“文学传统”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第三种是从阐释学的角度看经典的永恒性问题。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对它的阐释不可穷尽。经典将传统与当今连接起来，经典的永恒是因为各个时代的阐释为经典赋予了新的含义。

大约是受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多元论等等批评时尚的影响，有相当部分与会专家倾向于建构主义、历史主义、特殊主义乃至相对主义的视角，他们对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在经典建构过程中起的作用更感兴趣，关注经典与权力之间的纠葛，强调经典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等，认为经典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或机构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建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在对经典的界定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经典观念明显体现出文化研究的影响。每一个经典都有自己地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纬度，因此，我们不能随便说一个大写的“文学经典”，而应该说小写的“经典”，是“谁的经典”的问题而不是抽象普遍意义上的“经典”。比如美国著名经典研究专家保罗·劳特（Paul Lauter）通过西格尼诗歌由兴盛到衰落再到复兴的变化过程，分析了经典变化不居的特征以及它背后所体现的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支配性作用，特别是种族权力的作用。文章指出：英美主流批评界对于印第安人的偏见，曾经导致西格尼的诗歌不能成为经典，而“重新发掘土著人生活、历史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的运动使得西格尼的诗歌拥有了不同以往的分量，一种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从未有过的历史感。这个经典的建构个案表明：历史和语境，昨天和今天都不能被排除于经典形成的考虑之外。诗歌和声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能被当做光荣的“圣象”和“永不衰老的智慧丰碑”来进行思考。相反，它们总是被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

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D.W.Fokkema）指出：在经典的研究上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方面，从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以前的经典的形成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批评的角度出发研究新的经典如何形成或现存的经典如何被修订，以便为我们当代的状况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答案。他认为：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所有文学经典的结构和作用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经典都表现为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的人支持下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在由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生的、未必公开的评价标准基础上的。这些文本被认为能够满足特定的需要并被应用于教育，为人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行为提供选择。它们构成了文学批评的参照系。但经典不能只是被描绘成一系列文本，它的空间的、时间的和社会的维度也一定要被说明。它们在何种地域、语言和文化空间里有效？它在什么时间内有效以及它的效用是否随着时间而改变？我们讨论的是“谁的”经典？每一个经典都有自己地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范围，有它自己的市场，那些固定程度或高或低的规则只能在那个范围内调整文学权威（教育者，批评家或其他专家）和一般读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持强硬的本质主义立场的经典观固然难以解释一系列经验事实，但是彻底的建构主义似乎也无法有效解释经典的性质。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些经典作品经历几千年的“权力斗争”而仍然保持其牢固的经典地位？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点“内在的”（本质的？）因素在起作用么？与会的大部分作者实际上是在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寻求协调和综合，认为文学经典既是可以变动的，又是相对稳定的；既是建构的，又是客观的。在西方，布尔迪厄就曾经试图摆脱对文学的内部、外部二分法的本质主义困境的经典理论。根据他的“文化生产场”的观点，我们虽然不能确定文学经典的普遍标准，但是却可以根据特定时期的文化生产场的客观情境，解释某一时期被视为经典的那些文学作品之成为自身的构成条件。经典一方面延续着场域的历史，也就是承载着文学惯例的压力（“内部”视角）；另一方面，体现了文化生产场内部各种位置空间之间的符号斗争的维度，也体现为文化生产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外部”视角）。文学获得经典地位，是这两种历史契合的产物。这样的思考维度在本次会议上也占据了多数。比如朱国华在分别考察本质主义（侧重美学质素）与建构主义（侧重文化政治）两种经典理论之后尝试超越这两种理论的局限。所谓“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认为经典铭刻了美学和道德品质的最高成就，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道德典范。与阎景娟一样，作者认为，本质主义理论无法描述构成经典的普遍美学本质与普遍艺术法则，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建构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经典是由于外部因素所发明出来或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由于其自身先天的美学条件，特定时代的经典不过是其自身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作者认为，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对立关系其实是“想象的”或“虚构的”，它们居于不同层次，不仅不相互冲突还可以构成相互补充的关系。作者认为，本质主义者关注的是“经典文本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强烈的艺术快乐”这个侧重形式的“纯粹美学的问题”；而建构主义者追问：“这种快乐是否健康有益？当我们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候，我们的理智还要注意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学、伦理学或政治学，也就是社会功能的问题。它们属于不同的层次。但是，这里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布尔迪厄和其他许多侧重文化政治的学者，几乎从来不承认存在与政治、权力等无关的纯粹“形式美学”，他们的文学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形式的政治学。而且，侧重形式不见得必然走向关于形式的“本质主义”，而侧重社会效果的社会伦理也不见得就一定属于建构主义。这使得作者的立场在文章的后面有些摇摆不定。

二经典化和经典建构

看来，我们不应该陷入绝对的本质主义或相对主义，而应该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进而具体考察经典建构过程中两者的作用方式。这就必须切入经典建构的内在过程与机制，这对我们理解经典具有重要意义。大约没有人会否定存在经典化过程，大概很少有作品不经过建构就“天然”成为经典，包括《红楼梦》和莎士比亚。但是到底如何理解经典化或经典建构？制约与决定经典化过程的力量和因素到底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并不容易。

许多学者都承认，建构经典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元的。吴思敬以中国的新诗的经典化为例指出，经典并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建构的，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这些合力至少包含了文本、读者的接受、批评家的阐释以及政治体制、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等。童庆炳更具体分析了建构经典的六个要素及其关系：（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赞助人）。并认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的“内部”要素，蕴涵“自律”问题；第三、四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就六个要素的关系看，童庆炳认为：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决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真的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即使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那么，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反之，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能够满足读者的期待。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力的变动，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第一，不能把这种“影响”归结为“决定作用”，第二，不能认为只要是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操控”，都是负面的。这篇文章采取的是一种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辩证立场，体现了童先生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的一贯治学作风。

也有一些学者从一个特定角度深入地阐释了经典的建构过程。比如金元浦从阐释学的角度提出了“作为经典的历史流传物”的命题：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化经典都是在绵延无尽的时空中展开的历史流传物，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学经典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语言性。作为国内互文性研究专家（其博士论文是国内最早以互文性为题的专题研究），李玉平把互文性角度引入对经典建构的研究，指出：一切文学作品皆具互文性。文学经典是互文性的产物，不同的互文性系统会生成不同的文学经典，因此，文学经典的界限是流动的。他的文章分析了文学经典中互文性和独创性的关系，指出，文学经典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独创性，独创性是一部文学作品成为文学经典的首要条件；其次，一部文学作品，由于其强烈的独创性跻身于文学经典的行列，其后，它被广泛地模仿、改编和戏拟，释放出巨大的互文性。文学经典形成文学记忆，在作者的互文性写作和读者的互文性阅读中，发挥尺度和典范的功能。

应该说，不管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涉及的因素多么复杂，经典总是在各种因素的对话过程（文本和文本，文本和作者，文本和读者，文本和历史等等）中形成的。程正民的文章集中从对话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经典应当是多义的、多层面的、有丰富蕴涵的，而且这些层面必须具有内在对话性，必须是开放的、充满强力的。这种对话不仅包括不同作品作家之间的对话，也包括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已经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全球化事件。其文章具体地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对话和生成性。首先，文学经典是作者在同前代作家的对话中生成的，经典的生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人类文化的积累过程。经典的产生当然需要创新，但是创新的基础是继承。其次，文学经典是在“文本内在对话”中生成的，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程正民也强调经典文本的“内在特性”和“内在结构”，但是却把这种特性和结构理解为文本的内在对话性，即通过反映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和对话来揭示世界的多样性，揭示人的全部复杂性。经典作品中充满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和对话，充满人物内心的冲突和对话。在经典中存在多种话语和多种声调，存在对生活的多种观点和多种理解。正是经典文本结构这种内在对话性造就了文学经典无比丰富复杂的思想蕴涵和艺术容量，也为后代对经典进行不同的、相对正确的、各自言之成理的阐释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最后，作者认为，文学经典是在作者同各代读者的对话中生成的，经典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历史命运，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经典的意义和价值会在同各代读者的对话中不断生成。这种生成性既得力于经典文本的内在对话性、它的审美潜能的丰富性，也离不开经典的意义和价值在同各个时代读者的对话中得到的激发。经典通过同各代读者的对话，有些内容逐渐淡化，甚至丧失，而另一些内容却被揭示、凸现出来。事实上越是经典的作品同各个时代读者的对话就越是多种多样。

杨春忠的《经典再生产与“本事迁移理论”》则从“本事迁移”的角度切入了经典的再生产问题。所谓“本事迁移”是在处理、改造本事材料的基础上，利用本事“原型”所提供的相关材料与想象空间来进行新艺术世界的建构，进而使“本事再生产”具有当下性。经典再生产指的是特定文学经典所提供的“本事”被其后的作家所利用、被改写，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异态乃至异质的文本。后现代大众性本事改写、戏仿与经典再生产是消费文化时代的主流性现象，其在总体上是一个矛盾性的统一体，其现实的存在形态更是纷纭复杂，其正负效应是异质共存的。

三中国文学的经典化、解经典化、再经典化机制

除了关于经典化问题的理论探讨外，还有不少文章涉及中国文学史上经典化问题的个案研究，这个分析角度常常还与对文学史学科的反思结合在一起。

在古典文学方面，美国学者黄宗泰（Timothy C.Wong）结合文类概念的变化来论述中国旧小说的经典化问题。他指出：20世纪初外国文化与文学观念大量涌入中国之前，要确定什么样的虚构性叙事作品或小说是经典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可笑的，西方现代小说文类观念的传入提高了以虚构为本质的旧小说的地位，因此在中国旧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陈文忠的《“长篇之圣”的经典化进程——〈孔雀东南飞〉1800年接受史考察》从接受史的视角考察了《孔雀东南飞》的经典化，认为接受史既是艺术生命的延续史，也是文学经典的生成史。《孔雀东南飞》有1800 年的接受史，经历了从民间流传到文人接纳、传统视野中的审美误读以及经典地位确立后的多元接受诸阶段。明代王世贞首次把《孔雀东南飞》誉为“长篇之圣”，清代沈德潜继而称为“古今第一首长篇”，现代俞平伯更明确地赞其为“中国最伟大的叙事诗”。然而，自作品诞生至王世贞之前的1300年间，这篇长诗几乎是300年默默无闻，500年曲解误读，500年毁誉不一，直至明代中叶才真正获得经典地位。考察《孔雀东南飞》的经典化过程，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经典化过程，有助于发现“长篇叙事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总结传统叙事诗理论的形成与特点。泓峻的《我们从自己的经典中解读出了什么——以国内的金圣叹研究为例》通过不同时代对金圣叹的接受和经典化的分析，指出：无论什么人，持什么样的观点，似乎都可以在金圣叹的著作中找到足够的论据支持自己的文学史观。文章梳理了20世纪金圣叹随着百年来中国学术观念与范畴的转换，其身份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比如，1980 年代以前的金圣叹研究依附于政治话语，之后虽然回复了金圣叹所谓“文艺理论家”的“本来”面目，但无论是1980年代初把金圣叹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理论家进行解释，还是后来把金圣叹作为一个形式主义理论家对待，都不过是试图拿金圣叹的理论与某种既成的观念与理论相印证。作者对这种将300年前金圣叹与今天的某种理论简单比附的作法进行了质疑。

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张福贵的《不变的主题：鲁迅经典价值的当代意义》对于对近年来有人把鲁迅“平民化”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对于鲁迅经典价值的怀疑本身表明了中国学术思想尺度的变化和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研究在展示人性的丰富性的同时，亦以人的一般性来削减鲁迅的思想高度，最后就必然颠覆了鲁迅应有的经典性价值。怀疑和贬损鲁迅的结果，就是使鲁迅的历史批判失去真实性，现实批判失去合理性，并且最终使其丧失经典性价值。在当下的思想环境中，保持鲁迅思想的经典性价值，认识其当下的有效性，应成为当下鲁迅研究的主要任务，并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鲁迅价值的工具性的肢解而放弃这一追求。

在中国解放后的特殊语境中，由于文学的自主性程度很低，经典的建构和解构常常更多地受到政治力量的宰制。因此政治力量如何介入文学经典的建构和解构就成为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理论问题。王光明的文章选择的分析对象具有这方面的典型意义，它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抒情诗的经典化问题。他把政治抒情诗看做是现代自由诗在当代意识形态场域中的变形。自由诗形式的出现本身就具有政治性，而政治抒情诗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女神》式融合抒情与批判的表现方式的改造。政治抒情诗与自由诗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这个定语从根本上规定了这种“抒情诗”的说话者必须拒斥自由诗在感受和趣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作为时代社会的代言人说话。宁欣分析的是左翼诗歌，他指出，左翼诗歌当初所承担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色彩的“崇高”性，虽然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破灭而走向了衰落，但崇高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的魅力依然超越了旧的政治话语而具有了新的力量。

要揭示政治和审美两种力量的较量和纠缠如何体现在文学经典的建构中，所谓红色经典当然是难得的分析对象。王志耕指出：俄苏红色经典虽然存在着粉饰现实、官方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等重大缺陷，但它同时也体现了其所承载的俄罗斯文化中的正面因素，如对人的精神性的肯定及追求道德完善的倾向。它所塑造的一系列形象在现实的人与其理想之间架设起桥梁，并由此展现出深陷于现实泥淖中的人如何在个人的精神领域中实现其生命的价值。因此，红色经典中所体现的这些价值，也正是身陷暴力困扰和消费刺激中的现代人所亟需的生命意义。这正是红色经典在当下语境中的意义所在，也是经典长久生命力的体现。张志忠的《“红色经典”定位：资源再开发和再解读的必要前提》分析了红色经典在影视改编和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错位和尴尬，指出对红色经典的确切定位是其资源再开发和再解读的必要前提。本文以还原历史的方式，阐释红色经典创造新的文学范式的成就，揭示它所具有的现代民族史诗的基本特征，和由此产生的对人物形象和性格刻画上的相应特色，以及它所具有的写实与传奇、典范与通俗并存的特性，反对当下将其日常化、平庸化和戏说化的时风。本文还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之关系的角度，对“红色经典”所具有的现代性予以积极的肯定。

与上述文章形成有趣对比的是，新西兰学者蒋海新（Jiang Haixin）从解构红色经典的角度对张抗抗的小说《赤彤丹朱》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解读。文章首先指出，文学中曾经风行一时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由于参与“革命”的“经典化”进程而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对社会的规范和指导，这类作品所以得以出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作者认为，红色经典遵循既定意识形态讲述“历史”的特征注定了反红色经典文本的问世。因为一旦远离既定意识形态，个人的经验记忆就有可能复苏，并以反既定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讲述历史。这种讲述与红色经典一样以小说的形式出现，但讲述的主体是个人，个人的记忆是讲述的构架。这种个人叙事虽然包括个人参加革命的历史，但与作为背景的宏大叙事充满张力，讲述的是关于革命的另类故事。正是在这个要害问题上，张抗抗的《赤彤丹朱》独树一帜，以优美的语言和别开生面的小说结构，写出了难能可贵的个人的经验记忆，在根本问题上质疑并解构了经典化了的历史。文章最后指出：解构红色经典是时代和个人之必须，根基于人性的“童心”既是解构红色经典的出发点，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指归。

四是是非非说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对经典理论的冲击是人所共知的。这种冲击集中表现为对本质主义经典观的强烈质疑。作为在中国学术界较早倡导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王宁首先吸纳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认为经典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但是作者站在中国本土的立场进一步质疑了西方的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研究虽然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终因长期未能突破“英语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使得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因而，从跨东西方文化的宽阔视野下对既定的“西方中心式”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

季广茂的《经典的由来与命运》显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立场解构经典之神圣性（或“祛魅”）的典型。他指出：经典一直被认为是权威性的作品或著作，它意味着榜样和力量、意义持久和价值深远、政治正确和品位纯正，等等。但是在作者看来，经典并不神秘，经典是经典化的结果，而经典化的过程包括“排座次”、“上皇榜”和“入教材”。更加重要的是：大众文化产品的流行破坏了精英分子建立的那种经典化进程，终止了经典化的美梦，传统的经典也现出了原形：经典的下面掩饰着宰制关系，经典意味着阅读的强制。去经典化势在必行。

与这种激进的解构主义倾向相反，也有不少学者对于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等对经典的冲击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比如，陈雪虎的《当代经典问题与多元视角》首先回顾了文化研究及其所倡导的差异政治、身份政治把“经典”迅速“问题化”的历史，指出，近期出现的经典问题化，主要背景是新一波文化与文学的民主化、大众化、工业化和多元化的冲击，文化通俗化、文学影视化、经典快餐化等现实情形打破了那种传统文学主导文学格局的状况，出现了文学的“非中心化”和“非正典化”。作者对这种现象表现了自己的焦虑，认为“经典”一词原本体现传统视角，侧重古典关怀，而在当代社会，“经典”已被征引和挪用为现代文化政治的概念，注入了大相径庭的意图和策略，甚至有空洞化的危险。

经典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双向建构关系（比如莎士比亚作品的经典化和英国性的建构）是文化研究感兴趣的话题，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一个主题。著名美国学者雷奇（Vencent B.Leitch）分析了导致英美国家民族文学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戏剧性转变的一些关键因素。首先，少数族群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女性、有色人种、土著族群以及外来移民创作的文学都开始被纳入公认的文本经典。其次，以前被忽略的文类，比如传奇文学、哥特式恐怖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日记、奴隶叙事、游记和原始神话等，已经作为重要的文学形式被重新尊重和接受，从前未获得承认的地域构成（譬如黑色大西洋）已经产生了许多跨国文学。最后，当代的全球化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种后民族主义现象，比如以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为母语的族裔的文学。后现代全球化时代的英美文学已经进入了空前膨胀与崩溃的状态，实际上意味着“民族文学经典”概念的危机。美籍华人学者王顺珠探讨了文学经典的文化“肯定性”特点。他通过检视不同的经典化典型，探讨经典作为一种权力斗争的场所如何促成“一致性的体验”，如何通过灌输民族价值观而参与民族/文化特性的生产。经典的肯定性特点像一柄双刃剑：它既常常起着（重新）确定社会特权集团的价值观的作用，又规定着文化特性并为弱势与受压迫群体授权。因此，文化批评家们，尤其是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们才会热切地致力于解构与重构传统文学经典；也因此才会出现经典的“合法性危机”。在资本主义全球渗透的时代，中国文学经典周期性的“重构”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这样才能与詹姆逊著名的“民族寓言”观点对话，对之进行批评，才能挖掘出我们民族特性的不同本质，恰当地描绘中国文化的断裂与改变。

五大众消费文化与文学经典

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对经典化与解经典化、再经典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当属冲破了经典被精英文化独霸的格局。美国在西方文化研究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其著名学者杜林教授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在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高雅文化对低俗文化：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的讨论》指出，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高雅文化的经典作品失去了它的某些功能，人们不再要求它维持社会等级制度或者指导当今的文化生产。今天的文化生产是在挪用或改写而不是遵从经典。大众文化是当下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通过了解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史，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二元对立在20世纪70年代后日益淡化。今天大部分文化存在于一个介于高雅与通俗之间或者延伸至两者之内的地带。文化民粹主义者应该看到通俗文化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如容易过时、类化、滥用等，而文化精英主义者应该看到那些缺陷和问题并不是通俗文化所特有的。他还指出，在经典研究中需要对“价值”、“质量”和“趣味”这几个概念进行区分。

杜林所说的当今的文化生产是在挪用或改写而不是遵从经典，这个观点与内地许多学者的观察可谓不谋而合。90年代以来，大众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学经典的戏拟、改写与乃至颠覆，即所谓“大话文艺”现象，成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化景观，也是中国学者所感兴趣的重要问题。与一般内地学者从单一的消费文化批判角度指责大话文化不同，陶东风引入了后全权主义政治理论，把大话文艺当作在消费主义和后全权主义相互交融的复杂语境中出现的一种特定文化颠覆方式和生活态度，大话文学既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作为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果实，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的可能性；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怀疑精神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很容易转变为与现实的妥协，或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利用现存统治秩序。这是后全权社会的一个文化征兆。本次会议中，姚爱斌、吴泽全、张纯、李志坚的论文也都涉及了这个现象。

也有不少文章从更加理论化的角度分析了消费文化与经典的关系。吴兴明的《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指出，在消费社会文学经典呈现出巨大的商业扩张，它被广泛地借名、挪用并出现大规模的异质重现。这些扩张显示出文学经典前所未有地经受着另一种社会机制的制约：一种消费关系座架之体制制约的逻辑。正是这种逻辑，不仅决定了当前社会文学经典的流变趋势，而且决定了当前社会价值秩序的位移，决定了传统文学经典在未来时代的终结。

当代大学生不读经典而热衷于大众消费文化的现象已经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担忧。赵勇指出，文学经典问题的网上讨论和文学理论专题课学生作业的统计结果表明，作为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当前的互联网中泡大的一代新人，当今大学生已失去了接受文学经典作品的充分理由，亚文学类作品或大众文化产品才是他们真正的欣赏对象。学生不读或少读文学经典固然有时代原因，但大众文化研究也在其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文化研究与文学的“不合作”姿态，使得教师与学生逃离文学的行为合法化了；文化研究的经典观具有解构主义的诸多特征，其核心是呈现经典被确立的过程和运作于此过程中的复杂的权力关系，即祛经典之魅，但这种学术领域的革命很可能会给文学教育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因为它鼓励人们淡化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取消了判断经典的价值尺度，其结果是让人们面临一种虚无主义的黑暗。

著名学者佛克马先生在报告中指出：“文学经典是为了回答人们特定的需要而创作的，它们对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讨论经典，也是为了我们当下的经典问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可能的解决路径，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