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为什么要学习外国文学？对于充满求知欲的现代中国青年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只要走进书店或图书馆，望着琳琅满目的、来自许多完全陌生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一种惊喜和幸福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我们渴望了解世界，每打开一本外国文学的书，就像推开一扇新的窗户，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片新鲜的异域奇情和令我们激动不已的精神世界；在领略世界的丰富多彩的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尽管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肤色、语言、风习迥然不同，但是，人们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深层的隐秘却惊人地相似。在那些完全陌生的作品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自己。就是在这样的阅读感受中，我们的视野不知不觉地拓展；我们拥有了世界，我们成为了世界公民；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同种，我们的共同的名字叫做“人”。这种世界性视野的构建，并没有冲淡我们对于自己祖国的热爱；相反，从世界的视角反观中国，我们更加懂得了自己的历史、文学与文化的崇正与深邃；我们用世界上所有的优秀的文学充实了我们自己的文学。从鲁迅到当代的中国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从而把我们的文学培育得越加枝繁叶茂，绿意葱茏。

作为现代中国的人文学科的大学生，系统地掌握外国文学知识，不仅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而且，从文化的角度说，世界上的一些主要的文化之间本来就是相互贯通、互相补充、无法分割的。著名学者吴宓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用上列图表显示各主要文明之间的内部联系。

吴宓先生绘制的这个图表，并没有包括全部的传统文明（例如，没有提到波斯—阿拉伯文明），但是，它形象地说明了世界的主要文明建构是一个相互连接、互相补充、相互发明的有机整体。只把握其中的一种文明，犹如“独木难支”，视野闭塞，难于生存和发展；唯有全面把握这些主要文明，才能够拥有一座由多根支柱撑起的为精神世界遮风避雨的文化大厦。

了解世界文明，有各种渠道。“文学是社会的窗口”、“文学是心灵的窗口”，通过各国的文学了解他们的社会、文化与人，是一条形象的、便捷的途径。文学不仅展示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历史，而且从深层展现他们的心灵和审美情趣。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告诉我们：“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各个国家和民族尽管肤色、语言、风习、历史各异，就像有一条鸿沟将它们隔开，但是，鸿沟再深，在鸿沟的底部还是相互连通的。各民族之间可以通过文学实现心灵的沟通，促进国家、民族与人民之间的和谐共处。

诚如上面所说，世界各国的文学与文化是可以而且应该和谐共存、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但是，在阶级矛盾、种族冲突和性别歧视仍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各种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文化与文学中来，文明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美国有的学者甚至声称，本世纪将要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当今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猖獗，告诉我们：文化，包括文学在内，仍然是一条关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冲突激烈的战线。作为现代中国的人文学科的大学生，应该了解这种态势；为了我们自己祖国的民族复兴，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发展，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把握世界上一切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精粹，用以充实我们自己，使得我们的文学更加适应现代中国发展的需求，并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把文化之间的斗争简单地理解为拒绝外国文化，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有害的。如果我们固守自己的传统、拒绝外国的新成果，那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一句空话，或比空话还要糟。

二

纵观外国文学的画廊，可以说浩如烟海，风格迥异，纷然无序，令人神炫目迷；任何试图作总体的、综合的、规律性的陈述的想法似乎都是不智的。但是，当你在这个海洋中遨游，并潜入底层时，你也会发现，一些被地域阻隔、完全不通音问的地区的文学，好像互相之间有所呼应，相激相荡，相会相融，存在着某种不可琢磨的默契和期许。这种现象是十分有趣的。

文学的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在5000年以前或更早的时候，一批人从东方迁徙到西亚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约为现在的伊拉克）。他们身材不高、窄肩、圆脸、黑发、直鼻。他们的语言和语法同后来我们知道的汉语接近。这一点让我们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但是没有人对此作出结论。这些农耕者和狩猎者创造了人类最早的一批神和神话，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吉尔迦美什》是人类最古老的长篇史诗。史诗中的英雄因疯狂斩伐森林所遭受的天谴，至今还是人类掠夺性开发自然的永恒的警钟；令人痛心的是，世界最早的文化摇篮现在是最惨烈的灾难深渊，曾经璀璨的文化遗迹上布满了美国飞机轰炸的弹痕。就在两河文明崛起的时候，离它不远的埃及，伴随着金字塔的耸立，塔内充满神秘色彩的“亡灵书”和一些优美的神话、故事、抒情诗在尼罗河畔诞生，它们就像最早发明化妆术的埃及女人一样光彩照人。在这个时候，我们从北非向着南亚眺望，炎热的恒河两岸，古印度人正在创造至今令人惊叹的吠陀文学及那些充满智慧和神秘感的故事和诗歌；被理性主义带进现代社会的人越来越觉得如果没有古印度的吠檀多哲学，人类将寸步难行。

就在东方人（其中中国的部分未予论列）已经沐浴在文明的曙光中的时候，欧洲还是一片不毛之地，但是，到了公元前两千多年的时候，就像天空突然升起的彩虹那样，希腊文明拔地而起，它所创造的神话和史诗比东方的更加雄大活泼、丰富多姿，因而被马克思称为“人类童年时代最美丽的诗”。

就像是事先约好了的那样，在公元前600—前400年的时段内，在地球上相互完全没有关联的地区，相继诞生了三位伟大的哲人：中国的孔子（前531—前479）、印度的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和希腊的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在大体相当的时间内，在西亚地区形成了圣经的《旧约》雏形。三位伟人和一部伟大的经书像有某种默契，在同一时段里一起生长出来，有如四根挺立的石柱，撑起了吴宓先生所描绘的古代世界精神文明的大厦。至今地球上的人们还有赖于这座大厦遮风避雨。在史诗的创造上好像也有一种隐然的联系：最早的《吉尔迦美什》着力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类掠夺自然（斩伐森林）必遭报复的悲剧；希腊荷马的两部史诗（《伊里亚特》与《奥德赛》）则侧重于展现人与人由于利益、思想、性格的差异所发生的冲突，揭示了人的欲望与理智的冲突导致的悲剧；到了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诞生的时候，人已经开始学习处理人与国家、君主和社会的关系，展示人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寻找人与人和谐共处的途径。几大史诗好像事前做了分工，依次接触到了社会发展的四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理智情感与意志的关系，就像一条金线上的若干珍珠。而它们在艺术上个个风姿卓越，异彩纷呈。

世界上的主要民族个个都是能工巧匠。他们不仅盖起了家人居住的房屋，而且，建造了精神上能够安全和富有诗意地栖居之所。当一个个以“思想”、“信仰”（宗教）和“规则”为支柱的精神大厦相继建成之时，人类就摆脱了远古的蒙昧，进入了文化上的“古典时代”。人们期待靠“天启”提升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加崇高和优雅；“思想”、信仰和宗教不仅成了立国之本，而且是立人之本，并给文学提供了一个伟大的灵感的源泉。

在亚洲，三大思想文化体系鼎足而立：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体系、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体系以及波斯—伊斯兰文化体系。印度从远古向着古典时代的过渡最不露形迹。这是因为，它们在哲学与宗教方面早就准备得很成熟，以至于进入古典时代以后，还是在不断地延续和演绎远古时代的神话、吠陀文学、《五卷书》、佛本生的故事，特别是《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所有这些都像是涌流不尽的深井；但是，这种延续性的阐释，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在不断地实现新的跨越，例如作为世界戏剧文学之璀璨明珠的《沙恭达罗》和苏尔达斯、杜勒希达斯的诗歌都是如此。同时，在古典时代，印度教和佛教文学的影响都跨出了国门，在东南亚地区继续衍生和发展，开出繁盛的花朵。东亚诸国在进入封建社会的早期大多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同时也受到佛教的濡染。日本在公元5—6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汉字，到公元8世纪，出现了用汉字写成的《古事纪》，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后，和歌总集《万叶集》、《古今集》和“物语”文学的出现以及随笔散文的发展标志着大和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体系。西亚的情况更加纷繁复杂：公元6世纪穆罕默德一手执《古兰经》，一手执剑，开拓了伊斯兰文明的广阔疆土，构建了至今依然很强势的伊斯兰思想文化体系。早在公元前就已经高度发展的古波斯文明，在被伊斯兰教统治以后，并没有灭绝，相反，它在伊斯兰的腹地，即今天的伊朗地区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在文学方面一枝独秀，为伊斯兰—阿拉伯文明注入了强大的新鲜的活力。

在欧洲，源于西亚的古希伯来文化在广大的地区获得长足的发展，它同古希腊文化并列成为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两“希”（希伯来与希腊）文化的汇流，构成了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蔚然奇观，以《圣经》为题材的戏剧以及圣徒传、由教父写作的忏悔录等成为欧洲中世纪的主流性文学现象。

古典时代的文学不仅是宗教经典的形象阐释，道德劝善的主流并没有淹没人的主体世界，对于人的心灵世界的揭示仍然是古典诗歌、戏剧和散文作品的主要内涵；人们在追求“过一种理想的、道德的和优美的生活”的同时，也不能不感到“信仰”、“规则”对于个体原欲的压抑；在“崇高”和“优雅”的审美追求的背后，不时流露出忧郁和感伤，“贵族式的忧郁和感伤”成为古典殿堂里回肠百转的柔风，甚至成为那些最优秀的作品的主调。在日本的《源氏物语》中，读者会发现，即使是位高权重的君王、大臣，也是不自由的；封建宫廷错综复杂的相互倾轧的人际关系，导致人的堕落、腐化，颓靡之风不绝。怀抱着神圣追求的年轻人，在跨进生活的门槛以后，追求往往化为泡影：神圣的化为庸俗的，道德的化为腐朽的，真诚的化为虚伪的。在这些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里，我们看到了古典殿堂的巍峨建筑中的裂隙，看到了栋折榱崩的危境。当对于神的失望和灰色转化为某种新的期冀时，人类就终结了自己的古典时代。

古典时代的贵族文学大多出自修养有素的文化人之手，结构讲究、格调高雅、语言优美；但也存在着“雅”与“俗”的二元对抗：僧侣与世俗人的二元对立，天国与地上王国的二元对立，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等等。所有这一切（二元对立）都可以在教宗与皇帝、贵族与平民、贵族与僧侣、贵族与武（骑）士的二元对立（互渗）中表现出来。文学上的二元对抗又包含着相互渗透，特别是一些贵族文人涉猎平民文学，使得它们在内涵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二元对抗的文学构成；欧洲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罗兰之歌》等）、骑士传奇和抒情诗、《列那狐的故事》，日本的武士文学，印度的《五卷书》，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以及民间广泛流传的传奇、故事、戏曲等等，构成了与宗教文学迥然不同的另一道灿烂风景。特别是那些由下层老百姓在狂欢、酩酊状态下释放出来的诗歌、笑话、故事，别具一种幽默的、生气勃勃的气质，它们成了后来多次文艺革新取之不尽的源泉。

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远古时期，东方高于西方；而进入近现代，特别是近三四百年，西方跑到了东方的前头。

在欧洲，古典时代的终结和新世纪的开始，是以一个大人物作为标记的，这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的《神曲》既是古典时代的总结，又透露了新世纪的曙光。此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展开了一幅七彩缤纷的社会与人的图画；人们惊喜地发现，人的内心，就像我们看到的外部宇宙一样的广阔、深邃、神秘。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开始，从充满了奇情异想的爱情诗人彼特拉克到具有泼皮般战斗精神的薄伽丘，从名副其实的法国文化巨人弗朗索瓦·拉伯雷到最伟大的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当英国的威廉·莎士比亚登临舞台时，文艺复兴达到高峰。莎士比亚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悲剧被视为欧洲文学的重要里程碑。

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唱了一个短暂的“回旋曲”，出现了一个古典主义复兴的时代，即“新古典主义”时期，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为新古典主义文学（特别是戏剧）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尔后不久，启蒙文学取而代之。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锋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以及其他启蒙学者不仅在思想上非常革命，而且在艺术上也颇多贡献，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札记》，卢梭的《忏悔录》、《新爱洛依丝》，伏尔泰的戏剧和哲理小说以及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等。在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作家及作品有：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福特的《格列佛游记》、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以及农民诗人彭斯等。德国在启蒙运动前，远较英法落后，但到18世纪70年代，陡然掀起“狂飙突进”运动，《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青年歌德和《阴谋与爱情》的作者席勒成为两只报春的燕子，高翔于欧洲上空，令人刮目相看。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被称为“近代人的《圣经》”。

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对整个欧洲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启蒙学者们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并没有实现，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欲望横流、道德沉降的讽刺画面。于是，深沉的绝望、沮丧和颓唐同那些金钱梦、美女梦、鲜花梦混杂在一起，构成一股自我张扬、自我怜悯、自我钟爱的情感浪潮；它创造了一个短暂而辉煌的文学星空——浪漫主义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们可以讲出一连串的名字，如英国的湖畔派诗人、拜伦、雪莱、济慈、雨果、司汤达、梅里美、波德莱尔、爱伦·坡、惠特曼等。这个运动像天空的一群流星，由于它过于炽热、过于明亮，延续的时间就不太长。代之而起的就是现实主义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在一个中心点上与浪漫派一脉相承：所关注的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的问题。现实主义文学比浪漫主义更重视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与和谐。它们像外科医生解剖人体那样，科学而细致地考察和剖析人的内心宇宙与外部环境、种族历史、文化氛围的相互关系，理性、情感和意志的关系，个性、气质乃至深层意识的运行规律，像人体解剖图那样描绘出完整而多样的内心世界体系。由于作家个人主体性的影响，每个人所描绘出的体系各有千秋，表现手法也迥然有异。统观起来，则是一幅极其广阔、丰富、深邃的内心图画——金钱时代人类心灵的全景式、流动式的展开。

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在欧洲的主要国家，也包括美国，成为了文学的主流。英国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和《双城记》等）、哈代和他的威塞克斯乡村小说，法国的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以及福楼拜、莫泊桑的长中短篇小说，德国的托马斯·曼（《魔山》），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德莱塞以及北欧的易卜生、安徒生等人的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俄国是“另一个欧洲”。斯拉夫英雄主义传统、东正教的思想气质以及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相互会通，构成了俄国文学卓然独立的精神特色。在18世纪时，它还是默默无闻，但一进入19世纪就群星灿烂；诞生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等文学巨匠。在19世纪，代表了整个欧洲文学高峰的是俄罗斯的两位作家，即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者同时也是现代主义的重要开拓者。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新的社会环境和问题导致现实主义改变了它的形式和内涵。革命后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索罗维约夫、勃洛克、阿赫玛托娃、肖洛霍夫、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等一大批作家为当代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到了19世纪末，尼采的一声“上帝死了！”使得许多人真的如梦方醒，开始正视眼下的西方的现实：古典时代的理念、信仰和“规则”已经失效，人正在解裂为孤零零的个体，世界越发显得纷乱而无序。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不能不改变自己的形态。代表这一时期特征的非理性主义文学，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继崛起，如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黑色幽默，等等。它们在思想内涵、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方面的革新构成了20世纪文学的奇观。后现代主义对于文学表现生活的真实抱有深度怀疑，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解构“真实”的探索，如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还有的作家尝试着将后现代主义与通俗文学“接轨”，例如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尝试使用侦探小说的结构，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使用科幻小说的样式，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采取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旧故事框架；还有的小说家看重视觉文化的崛起，试图用电影的形式表现新思想，例如新小说派的罗伯·格里叶的《去年在马里安巴》等等。

在最近的三四百年内，同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迅速发展相比，东方文学显得步履蹒跚。对这种态势作简单的否定性评价显然是不妥的。东方文学有它自己内在的深刻而稳定的发展规律。对于这种内在的稳定性的意义，我们至今认识不足。但是，东方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19世纪以降，东方的一些智者看到了这种危机，他们把头转向西方，试图让东方的男子汉迎娶西方的新娘，实现东西方文明的“结婚”；这一婚姻诞生了一批“宁馨儿”，如阿拉伯作家马哈福兹（《宫间街》、《思慕宫》、《怡心园》），日本的夏目漱石（《我是猫》）、川端康成（《雪国》），印度的泰戈尔（《吉檀迦利》、《新月集》），黎巴嫩的纪伯伦以及非洲的索因卡（《解释者》）等，他们的作品不仅为东方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也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参照系统。正像美国总统罗斯福谈到纪伯伦时所说的：“你是东方刮起的头一次风暴，席卷西方，给我们西海岸带来了鲜花。”

显然，在已经揭开序幕的新世纪，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已经不可能分途发展；其相激相荡、相汇相融，必将给整个世界文学带来新的活力和灿烂的前景。

三

综上所述，外国文学可谓名家如林、名作如海。作为一本提供给教学型和应用型大学中文系使用的本科教材，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精选讲授课目，就成为一个需要殚精竭虑加以思考的问题。我们只能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所引的佛家禅语那样：“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取一瓢而知大海。因此，本书拟取“红线串珍珠”的结构，即以文学发展各阶段的概括性描述作为红线，而把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作为“珍珠”。每个章节的“概述”为我们描述了这一时段的文学现象，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个总体的观察视角，帮助我们把握具体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而每一部经典的作品又会折射出这一时期的精神和文化精髓，从而反过来帮助我们把握文学发展的全局。这是阅读和研究文学最有效的局部与整体的循环。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较好地了解各国文学的精髓。

过去的19世纪、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倾斜的球场”，球总是从西方滚到东方。这种情况影响到教科书的编写也是重视西方而轻视东方。历史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感到应该更多地关注东方的文化，更加深入地研究东方文学对于世界的贡献。因此，调整“球场”的倾斜度是必要的。本书适当地增加了东方文学的篇幅，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本书依然采取了东西方两大板块的总体结构。因为这种分法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从总体上观察和把握世界文学发展的态势。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无论东方文学还是西方文学都是一个“筐”，里面装的货色各异。例如，在西方的“筐”里，西欧的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就有明显的差异；东方的“筐”里，印度文学、伊斯兰—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之间的差别更大。在描述各国文学的共同点的同时，尊重它们各自独特的历史和特色，力图通过作品显示它们迥然不同的光彩，也是本书追求的重要目标。

文学教材不应该是包罗万象的“标准答案”，事实上，这样的“标准答案”是不存在的。一本好的教材，不仅应该传授必要的知识，而且要成为启迪智慧、激发学生创造精神的钥匙。本书的编撰者都是对于所编部分具有专门性研究的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他们对所编部分的独特理解和阐释，是这本教材成功的基础。因此，在遵循统一的编写指导思想、要求和框架的前提下，我们充分尊重每一位编写者在谋篇、布局上的独特考虑以及思想、观点、阐述风格上的特色。读者在阅读时，会感受到每一部分之间的这种不同，包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理解。毫无疑问，这对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使之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