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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4世纪上半叶到17世纪初，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时代。在这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在经济、科学和文化上都有重大的变革和发展。在这一时期的文明史上，最重要的词语之一就是“文艺复兴”。
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我们看到的文献里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就狭义而言，指的是公元14—15世纪意大利在文学、绘画、建筑以及科学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对欧洲的影响；在更多的文献中，用这个词概括欧洲步入资本主义时代初期的文明史，特别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乃至德国在文艺、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它同“宗教改革”一起，构成西方近代文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事件。西方人以这一段历史自豪：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把东方甩在了后边。东方人也十分注意西方这段历史，认为东方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文艺复兴”。其实，这种看法是过于笼统、不足为训的。
在我国的一般教科书上，用下述简约的文字描述这一事件：这是一场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旗号、抨击封建专制和教会、以提倡人文主义为目标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我们把英国、法国或意大利人写的以及苏联或我国的一些研究文艺复兴的著作摆在一起时，常会感到手足无措而惶惶然：有的著作把这一时期描绘为热情而混乱，由信仰断裂而导致道德解体、人欲横流（如意大利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而另一些书中却勾勒出一幅赞美人的尊严、追求美与自由的黄金般灿烂的时代图画（如《英国百科全书》1964年版）；苏联的百科全书则凸现了人文主义者反对封建制度、教会统治的战斗精神及其历史局限性。如果你涉足于当时作品的海洋，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更加错综迷离的世界：对人类的热情赞美与恶毒诅咒同在，近乎疯狂的欢乐与同样近乎疯狂的悲哀并存，对人间伊甸园的精心构建与对人间地狱的冷酷描绘交织，对教会神圣的亵渎与诚挚的忏悔融会，“唯物主义的始姐”同时是狂热的基督教徒，猛烈抨击教会丑恶的战斗者临终大都接受涂油礼，“第一个近代人”把中世纪的教父引为知己，思想上的巨人是道德上的侏儒，文化上的智者是品德上的败类，有的悲观主义者被历史证明为时代的先知，而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家却又被捉弄似地成为浅薄之徒；高尚与卑鄙、文雅与粗俗、亮节与猥亵、深沉与浅陋、赤裸裸的人的本能世界与趋于成熟的观念世界、野蛮人强烈而持久的幻想与文明人尖锐而细致的求知欲，纵横交错在一起，展开了一幅七彩缤纷的社会与人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谁能告诉我：我是谁？”
文艺复兴很容易被描绘为几十位博学多艺的文化、艺术、科学巨人创造的历史。这在表面上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布尔达赫所说：“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不是认识的产物（Produkte des Wis-sens）。它们的产生，不是由于学者们发现了失传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珍品并且力求使它们重新获得生命。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是从一个老化的时代的热烈而又无限的期待与追求中诞生的，这个时代的灵魂在自己的最深层受到震动，它渴望着新的青春。”
所谓“老化的时代”就是西方的中世纪；它的更深层的活力诸如经济的（商品经济和航海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诞生）、宗教的（宗教改革）、文化传承（古希腊文明）、科学发明与发现乃至民族性格的因素都在这一时代的内壳中孕育、生长着，并逐步破土而出。因此，文艺复兴是一个多种历史因素相激相荡、相融相汇的综合产物。
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意大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威尼斯，早在公元9、10世纪就在地中海进行商业活动，到10世纪末已成为一个喧闹的城市社会、富庶的商业共和国。公元15世纪时，威尼斯拥有商船3000艘和大批军舰，雇佣了6000名木匠和其他工人。它从东方购买珠宝、丝绸、胡椒、肉桂、丁香等运往西欧高价销售，又从罪恶的奴隶贸易中牟取暴利。佛罗伦萨是意大利北部最大的手工业中心，先后发展了呢绒工业和丝织工业，到14世纪已拥有200多家从事呢绒生产的工场，产额为8万匹左右。它的银钱业也很发达，一些贵族以25%的高息向外贷款，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商人贵族不仅在经济上纵横捭阖、操纵一切，而且掌握政权，早在12世纪威尼斯的政权已由商人贵族所把持，到14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权也由工商业行会代表组成的长老会议所操纵，商人贵族成了“无冕之王”。这些城市由商人家族控制，他们成了画家和著作家的主要赞助人和支持者。
当时的意大利，我们既可以用“繁荣”两个字来描绘，也可以用“混乱”来描绘。从当时人的眼光来看，也许后两个字更容易被认可。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在道德方面的沦落，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充分的描绘。威尔·杜兰这样写到文艺复兴时代罗马的情形：“……在罗马市郊七山之斜坡上，牧羊人牧放着他的羊群；乞丐流浪于街道上，而抢劫的强盗则潜伏在公路上；太太们被诱拐，修女被强奸，朝圣者被抢劫；每人都携带武器。昔日贵族的家族以暴力互争，且阴谋在政治上控制那统治着罗马的寡头元老院。中产阶级人数少而力量薄弱，由20个民族混合而成的繁杂的民众生活在极贫困的状态中……”
而佛罗伦萨的情形并不比罗马好：在它的10万人口中有1.7万乞丐。著名哲学家罗素说过，混乱可以造就莎士比亚，而繁荣则未必。
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壮大，不仅在经济、政治方面排挤、打击封建统治和教会势力，而且改变着社会心态。“上帝的羔羊们”眼睁睁地看到那些本应下地狱的狡猾欺诈之徒——商人们一个个荣享富贵、恣意妄为，上帝却也奈何不得。人们可以凭着自己的才智、狡猾和冒险精神，在一夜之间从乞丐变为富翁。暴发户们的乐观进取精神感染着整个社会，使发财致富的欲望变得更加炽热；不仅世俗的人们，就是教会也受到金钱的冲击。14世纪上半叶，克雷门斯六世提出“免罪令”理论，即用金钱可向教皇购买“免罪令”以避免来世的炼狱之苦。这件事标志着，“人”正在从神的统治之下变为自己的主人。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欧洲的扩展，逐步波及英国、法国、西班牙及德国，构成文艺复兴的社会基础。
被欲望激活了的人们总要创造自己的文化。在新的文化体系还没有构建起来之前，他们首先惊讶地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发现了自己。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被土耳其人攻陷，那里的大批学者携带着古希腊文明流入西欧，逃到意大利讲学。在此前后，又从罗马城的废墟中发掘出许多古代雕像。同中世纪宗教的灰暗生活相比，古希腊的文化、艺术无疑展开了一个鲜活的世界，成为自由与美的象征。它使得许多青年人离开自己的爱人和欢乐的家庭，教士放弃了祈祷书，纷纷挤进语言学家和修辞学家的课堂，学习古代的语言和文化，对于文学艺术的喜爱超过了对经院哲学的兴趣。当时流行的一个口号是：“我去！我去把死人唤醒！”这种对于亡灵的热情呼唤，并不是要退回上古，而是将抛舍给上帝的主体重新索回，从封建专制与教会桎梏下解放自己。
当头脑从蒙昧主义的枷锁下释放出来时，漫无边际的好奇心便增长了，并且从书本转向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从文学性转向科学性，中世纪的思想体系受到怀疑，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盖勒的医学再勉强扩展也不能包括已有的种种科学发现。自然科学的蓬勃兴起给文艺复兴注入了新的生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白尼发现了一个新天体，随之而来的各个科学技术领域都开始突飞猛进。这些成就不仅替新兴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的财富，也大大扩展了人们的精神视野。他们开始认识自然界的丰富宝藏和无限潜能，也开始认识到人自己的巨大威力和无限光明的前途。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一千年的酣梦醒来之后人们竟然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这就激发了他们向四面八方去探险的雄心壮志。但丁、彼特拉克和达·芬奇所醉心的“荣誉”就表现出当时的人们对自己的尊严感。这种物质条件和精神气氛，造就了数以百计的文化巨人，形成一个“巨人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时几乎没有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曾远涉重洋旅行过，不说四五种语言，不精通百艺。”人发现没有什么东西能束缚自己，人要求全面发展自己，“完全人”的理想就是这样形成的。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这样概括西方意识上的转变：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与对外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只能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会集团的一份子——人只有透过某种普通的类来认识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察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认识自己。
对世界作客观的考察和对人的主观强调，亦即“科学与自由”开始成为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前者表现在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一大批科学家的身上，他们为了坚持自然界的客观性而饱尝苦难，甚至有的在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架上献出了生命。而对人的主观强调则更多地表现于文学艺术领域。文学家、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觉醒，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恩格斯对这个时期有一个经典性的评价：“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思维能力、热情、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
文艺复兴区别于古典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民间文化进入殿堂。在整个古典主义时代，下层的老百姓一方面接受来自宗教和封建主的信仰和规则，另一方面并没有抛弃自己在蒙昧时期的切身体验中获得的艺术感受。他们在虔诚地礼拜基督的时候，多少有一点不信任和陌生感——他们更相信自己，喜欢伊索寓言和列那狐的故事。他们在星期日会去做礼拜，但是，到了狂欢节则仿佛变成了另一些人：嬉笑怒骂、狂饮高歌、粗犷而放荡、机智而狡诈。这后者更像是他们自己。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强有力地吸收民间文化，不仅是其中的激情和粗犷，而且采用民间流行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多数都不采用中世纪文学的象征性的、晦涩的、神秘的语言，而倾向于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描绘世俗生活，展现人的活力和欲望，以及进取求知精神；在戏剧、诗歌和小说等艺术形式上都有重大的革新和突破，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发展，以个性的觉醒为中心，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4世纪上半叶到15世纪中叶，是第一阶段；主要的特征为从自然人欲的天然合理性出发，抨击封建政权和教会对人的束缚压制，反对禁欲主义，张扬世俗主义；主要成就在意大利和英国；代表性作家是意大利的彼得拉克（Francisco Petrarca,1304—1374）、薄伽丘（Giovanni Boccaio,1313—1375）和英国的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等。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是第二阶段；主要特征为吸收中世纪逻辑思辨和新兴的自然科学理性的思维成果，张扬人的尊严、雄心、乐观、进取精神，彰显人文主义的思想、形象和风采；主要成就在法国；代表性作家有：《巨人传》的作者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93或1494—1553）、倡导使用并加工法兰西民族语言的龙萨（Pierre de Ronsard,1524—1586）等七星诗社的诗人以及思想极具深度的散文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83—1592）等。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是第三阶段，也是最为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学不仅承袭了前两个阶段的成果，而且对于人性的弱点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的丑恶有深刻的揭示，塑造所谓“忧郁的贵族人物”成为富有深度的文学现象；主要成就在西班牙和英国；代表性作家是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和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只高吻苍穹的雄鹰，在他站立的地方没有第二个人同他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