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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外交已走过近60年的历程，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国经历了冷战时期的严峻考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迅猛发展，不断融入世界，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回顾当代中国外交走过的光辉历程，有着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外交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学术界因其标准不同，有多种划分方法。本书主要以我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为序展开。60年的当代中国外交史，大致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以对国际格局和时代主题的认识转型为依据，可分为前后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同时又以外交战略和政策重点的转变为依据，大体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联苏反美”的战略阶段。“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是该阶段我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方针。这些方针的制定，是综观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做出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选择。新中国建立之初，刚刚结束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时期，百废待兴。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新中国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彻底清除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建立了新型的外交关系，迎来了建国初期第一次建交高潮。这样，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遏制和封锁，走向了国际政治舞台。
60年代，中国推行了“反帝必反修”外交战略，反对“美苏两霸”，侧重反对美国。50年代后期，莫斯科外交中的大国主义开始膨胀，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出现，两国关系也开始恶化。为此，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捍卫世界和平。中国的“第三世界外交”终于在60年代初开花结果，还迎来了第二次建交高潮，许多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4年中法两国建交，更是开启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的先河。
70年代是“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阶段，或被称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苏攻美守”的国际大格局的变化，中苏关系经历了60年代的紧张之后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恶化。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的标志。为此，毛泽东确定了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霸的对外战略，外交策略做出重大调整，提出“一条线”、“一大片”部署，美国成为我国要争取的“一条线”关键国家之一。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所谓“一条线”，就是中国通过团结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西欧直达美国，组成东西一条线；而“一大片”就是在“一条线”原则的主导下，联合亚、非、拉第三世界“一大片”，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在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下，我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2年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80年代是改革开放与外交战略转型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道路。80年代以后，中国外交重点因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邓小平在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后，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两大主题，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期内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因此，国内工作重点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配合国内改革开放事业，我国适时调整了外交战略，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拉开距离，与谁也不结盟，坚持“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力争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90年代以来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国际上开始出现“一超多强”的局面。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中国外交很快走出了1989年后的暂时困难，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从90年代至今，中国积极推动、改善与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关系，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多极化，重视睦邻外交，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努力树立中国负责任、爱和平的大国形象。
外交是国家总体利益和国内政治的延伸。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服务，是当代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特征。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时期，还是后来的邓小平时期，都是如此。但是，随着外交实践的阶段性演变，还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从“革命外交”到“和平、发展与合作外交”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里，在美苏冷战对峙的特殊历史时期，先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遏制中国政策，后有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直接军事威胁，捍卫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始终是中国政府办外交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面临两大问题：国际社会对新政权的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在这两方面，美国都排斥和拒绝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此背景下，要打破政治上的孤立状态，我国实行了联苏反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80年代之前，中国外交战略在于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创造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环境，面对国际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外交工作的重点不得不主要放在反帝、反殖、反对霸权主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方面，以破解西方对我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革命外交”是我国外交前30年演变的基本特点。
80年代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对国际格局和世界形势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改革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外交坚持“全方位”的外交策略，外交政策从为国家安全服务为主转向为国家建设尤其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主。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跨世纪时期正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第二步，并向第三步迈进的关键时期。我国的外交工作一定要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营造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90年代以来，我国与俄罗斯、美国、欧洲和日本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通过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先后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了睦邻互信关系，为国家建设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外交环境。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我国外交的主轴和特色。
从建国后30年到改革开放后30年外交战略方面转型，我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无论是“革命外交”还是“和平与合作”的外交，都是以维护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为出发点的。
第二，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当代外交创新的辩证统一。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文明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世界文明古国中，中国一直屹立于世界东方，并长期领先于其他文明。在国家政治与外交思想上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为人类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殖民者的炮舰外交下，中国发展的步伐受到了阻碍。傲然于世的古代文明和屈辱的被侵略的近代史，这一双重的历史记忆，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始终是中国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时的第一考虑。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所言：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历史悠久，传统外交政策更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历史上中国在亚太地区处于领先地位。鉴于近代中国对西方不愉快的记忆，中国领导人对维护国家主权问题相当敏感。自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国家纷至沓来，中国人视西方是其国耻的始作俑者。因此独立自主、反对外国干涉，不只是中国外交的战术，更是中国外交历史与道德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在谈到香港主权回归时就多次表示，决不做李鸿章第二。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毛泽东在对外关系中多次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周恩来对外宾讲“中国人办外交的一些哲学思想”时说，我们中国人办外交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决不开第一枪”, “退避三舍”。“这些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邓小平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外交指导思想，同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一脉相承，更是充满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和过人智慧。这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外交”相比，是实事求是的外交思想的创新，也是古代卧薪尝胆、后发制人思想的再现与升华。
外交理论或思想，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或外交主管官员对于国际格局与战略以及对外关系的总体看法，是其关于国家对外政策思想观点的归纳总结。
当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与文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外交往中，“外事无小事”。因此，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与思想，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和继承传统中国外交思想的特色，并具有国家最高领导人鲜明的个人特色。三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在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总原则，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无论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格局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还是后冷战期“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主题，中国政府均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放在国家利益的头等重要的地位。不过，在不同时期因为国内外时代背景的变化和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特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我国外交工作主要体现两个理论的指导：一是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二是关于和平、发展与合作时代主题的理论。
第一，国际统一战线理论。
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的前30年时间里，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确保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我国外交理论的指导方针主要为国际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被视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三大法宝。新中国成立后，所谓国际统一战线，是指联合国际上的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反对顽固势力。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把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三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以英法为首的维持现状派；刚刚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它们代表世界的和平派。他们从国际统一战线出发，认为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争取和平派，也就是联合广大亚非拉国家；影响维持现状派，即对英法等国积极争取；孤立主战派，就是指对以美国为首的好战派，要坚决打击。在前30年的中国外交战略中，从“一边倒”、“中间地带论”到“三个世界划分”，都是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灵活运用与具体体现。国际统一战线理论来源于第三国际，但也能够在中国古代“合纵连横”的战国策中找到历史依据。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为新中国的前30年外交团结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突破美国和西方的对华孤立局面，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全面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
当然，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争取和打击的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建国之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并表示要团结世界人民。在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当代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选择了与苏联结盟，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20世纪60年代，苏联开始从中国国际统一战线争取的对象，转而成为与美国一起被反对的“两霸”之一。70年代国际统一战线争取和反对的对象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成为了当代中国要争取的“一条线”国家之一，苏联则成了中国反对的重点。
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不再强调统一战线，但是，在国际多边舞台，尤其是在联合国系统，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某些思想要素和外交策略，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并经常得到运用。例如，在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多边外交中，在国际人权斗争领域，在联合国，第三世界总是中国争取的主要力量，而美国和西方则是中国外交主要的斗争对象。
第二，关于和平、发展与合作时代主题的理论。
同前30年相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外交战略与理论与时俱进，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80年代以前，中国领导人认为，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但是80年代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中国政府开始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出发制定外交战略，把和平、发展放在外交工作的首位，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努力参与联合国的各种活动和国际社会多边领域的合作，还派遣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外交开始从多边外交走向全方位、多边外交，更加突显了发展与合作的时代要求。
即使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暂时受到严重挫折之时，国际上尤其是第三世界有人希望中国扛大旗，挑头与美国和西方对抗。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前，邓小平认为，后冷战的时代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并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我国外交很快走出了困境。
第三，关于领导人外交思想和理论的特色与作用。
许多西方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的学者，尤其是海外华人学者，对决策者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关键性作用，情有独钟。
因此，在谈到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特色时，不得不强调我国几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及其理论特色。本书在各篇开头叙述了各个时期我国领导人对国际格局与国际形势的看法。他们的外交思想成为该时期外交实践的指导方针。60年来，中国外交思想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这是一脉相承又有鲜明特点的两个时期。没有毛泽东“不破不立”、“不断革命”的战略思想，中国外交在70年代初不可能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外交战略理论，中国加入联合国，获得大国地位的承认，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由于“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在外交决策的细节上，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的邓小平始终握有最后的决定权。有专家指出，“毛泽东的批示、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我国从事第一线外事工作的外交官对此感受更为深刻。前外交部长黄华在其回忆录中多次讲到这一问题。例如在70年代初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中，当时我国人民充满了强烈的反美情绪，周边友好邻邦越南和朝鲜深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之苦。如何让本国人民和友好邻邦思想转弯，毛泽东和周恩来既有运筹帷幄的战略高度，又有细致入微的外交工作。在1971年7月9—15日一周的时间里，周恩来总理接待了秘密访华的基辛格，谈判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细节问题。7月12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两千多人参加的北京中高层干部会议，讲解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7月13—15日，他又飞往越南和朝鲜访问，向友好邻邦解释和通报尼克松访华事宜。因为有领导人崇高的威望和细致的工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才得以顺利实施。80年代的对美外交工作更是由邓小平同志全面负责。
如果没有邓小平1977年的再次复出，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悲剧，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也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思想，更具有历史性的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重挫折之时，中国外交坚持“决不当头”、“沉着应对”的方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面前，中国坚决顶住压力，决不屈服，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消解了西方“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制裁和政治压力，消除了周边国家的对华疑虑，营造了有利于我国国内建设所需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曾说，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准确认识所处的国际环境，并在国际舞台上找准定位。这样才能立基于综合国力，弘扬文化传统，扬长避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我国的国际定位如何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地大物博，又是一个周边邻国最多、民族宗教和社会问题复杂相连的大国；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拥护，又是尚未实现最终统一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进出口总额已居全球第三位，但是我国人均GDP排在世界各国百位之后，东西部差距还有扩大之虞。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准确定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于展望我国外交的未来，大有助益。
尽管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的地位逐步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伟大成就，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以经济发展十余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为特征的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媒体的焦点。但是，在周边国家甚至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了针对中国崛起的负面宣传，在军事安全、食品安全甚至玩具安全等方面，它们鼓噪起新的“中国威胁论”。因此，必须如实认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自身实力。弘扬传统文化，高举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旗帜，是我国未来外交战略的必由之路。
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在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适时“有所作为”，提出了“伙伴外交”, “和平、发展、合作”以及“和谐世界、共同繁荣”的外交新理念。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跨世纪外交的指导思想，是新世纪外交工作的战略方针。90年代中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为模式，主动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各种新式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互不对抗为前提，以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为要求，以接触和对话为形式，以协商与合作为目的的双边外交关系的新形式。
2005年8月，外交部长李肇星发表文章，将“和平、发展、合作”上升到新时期中国外交旗帜的高度。
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引起了世界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和谐世界”的理念正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的延伸与深化，与和平与发展一起，构成了中国外交思想的主旋律。200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道路。胡锦涛说：“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新世纪以来的外交工作实践表明，立足亚太地区的“大周边外交”，将成为未来我国战略机遇期对外关系的重点。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我国在大国外交中倡导多边主义、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在中东和非洲等国际关系的多事之地，我国主要是以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身份，尽到了国际责任。而在当前国际格局中，亚太地区成为彰显中国“和平与合作”外交战略与实力的关键性地区。
在多边外交舞台，以亚太为中心的区域层次的多边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10月，中国与东盟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大会在广西南宁召开，进一步推动了睦邻互信关系的发展。而在每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领导人一直倡导“构建和谐亚太、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蓝图。在其他多边场合，我国领导人还提出了许多外交新论述，例如环境外交、生态文明、新安全观、能源外交等。
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多方共识。2005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把“经济外交”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把经济外交纳入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中。
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关键性地位表明中国在亚太安全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六方会谈的框架现在已成为一个持续的进程，北京已经成功举行了多次六方会谈。2007年3月，第五轮六方会谈中中国发挥了东道主的斡旋和调停作用，得到各方的肯定。
在解决我国与周边国家尚存的领土争端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的海疆争端，成为考验外交智慧的试验场。海洋争端尤其是海底油气资源之争，成为21世纪的一大新问题。我国海岸线虽然长达3.2万公里，是“沿海国家”，但远非“海洋大国”。现在我国的陆疆领土问题已基本全面解决，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主要来自海洋，特别是东海和南海方面。各大国在“走向海洋”的战略部署中，存在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中国要化解冲突，维护东亚和平与安全，需要构筑大周边外交新格局。“大周边”包含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澳大利亚等大洋洲国家等，是相对于冷战时期中国与亚洲邻国的陆边外交而言的更为宽泛的一个概念。在新世纪，中国外交立足亚太，走向太平洋与世界，必须把上述国家或地区视为大周边或大周边的延伸，以更好地塑造中国发展的硬环境，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
总之，纵观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演变的历史，研究者发现中国外交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一直谋求“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融入国际社会。当代中国外交依然如此。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开始得到部分国际媒体的认可，被视为“一个大规模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就是整个亚洲的崛起。中国并非凭空崛起，也并非注定要像美国主导西半球那样，主导亚洲地区”。“自尼克松时代与中国恢复关系以来，美国一直在劝说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尽管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但它开始坚信加入区域组织、参加地区峰会和加入WTO，最符合其国家利益。”
西方传媒的这一看法，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新外交，不仅改变了自己，也影响了世界对中国的观感。这当然是我国外交战略未来的正确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作为其分支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也是如此。但是，围绕何谓“理论”、何谓“实践”的基本认识，还存在相当的争鸣。近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纷呈，大体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科学行为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而且国内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理论，尤其是在学生们的学习过程中。然而，套用西方理论无法解释当代中国外交。显然，当代中国的外交理论还是自成体系的。但是，对国外理论研究与方法，我们坚持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希望在教学相长的基础上谈些浅见。
第一，与时俱进，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近现代西方世界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作为马列主义重要分支的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在研究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现实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尽管不是专门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的理论家，没有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观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时代论述，以及斯大林关于民族主义与殖民地的论述，无不闪烁着时代的光辉，并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在其名著《国家间政治》中论述帝国主义理论时，大量引用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中，将马列主义关于战争起源的经济学论述，作为其战争起源论的主要参考元素；当前流行的社会建构主义创始人温特等人，也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发展。在中国也是如此。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它集中体现在对战后国际格局、时代主题、国际关系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新中国外交的伟大实践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外交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这些依然是我们分析国际关系和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方法。
第二，兼收并蓄，吸收当代西方同行的优秀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中国外交同行的交流日益频繁。国外学者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取得了新的进展。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陆伯斌（Robert S. Ross）、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高龙江（John W. Garver），英国的叶胡达（Micheal Yahuda），日本的冈部达味、毛里和子、田中明彦、国分良成、高原明生、浦野起央、真水康树等，他们近年来的著作或编著在传统的国家利益和战略政策分析的基础上，开始注意从国内因素例如意识形态、大众传媒与民意调查、利益集团与游说、经济关系，探讨中国外交的决策过程以及对华政策与决策问题。
海外华人学者因其近水楼台，引进了这些新型的研究方法。刘国力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从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外交。认为分析当代中国外交应有如下的视角：理论与历史文化、大国地位的政治追求、现代化与13亿人民的生存、领导层的交接班等。王伟彬教授的《中国与日本外交政策》，则从内政外交的互动模式角度，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日断绝往来的原因。
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新型的研究方法，也走入了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中。王逸舟的《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从生态政治、公民社会、环境外交等全球视角，研讨中国外交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陶文钊主编的《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除了研究传统的战略问题、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人权问题等，第二部分专门从美国国内因素例如国会、利益集团、思想库、媒体等新的方面来研讨对华政策。张清敏的《美国对台军售研究：决策的视角》，从美国国内政治例如官僚政治与府（会）院关系、利益游说集团等方面探讨了美国对台决策的国内原因。随新民的《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继承了国外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印度档案中提炼了大量的文献，从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决策心理和环境因素等的互动角度，分析中印关系从友好合作到敌对以致边境冲突的过程，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视角，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总之，我国外交所处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和鲜明的领导人个人特色这四个方面，都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借鉴西方新型的研究方法，是我们研讨和学习的新思路之一。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前辈陈乐民先生与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在讨论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时，后者干脆回答说：“理论要能解释现实才叫理论。”
笔者也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兼收并蓄，以我为主，力图从中国外交本身出发来探讨。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倡导要将外交理论与实践系统化、科学化和中国化。这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探索的过程。当代中国外交学的理论和学科建设，尚属初创，更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教材从1986年以来作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身）内部教材使用，经过多次的修订，现在成功申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列入“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予以再版。本次修订是在多年教学使用的基础上，吸取了国内外同仁专家的学术成果，听取了同学们的改进意见，争取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研究与个人见解相结合。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叶自成教授、牛军教授、李扬帆副教授、关贵海副教授、丁斗副教授，外交学院张清敏教授，以及张良福博士等，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新老领导王缉思、袁明、邱恩田、许振洲、贾庆国、李义虎、张汉清、梁守德、潘国华诸位教授为本书的出版，多有关心。对他们的辛劳，表示深深的感谢。即使如此，我们深感挂一漏万，谨以恳切的心情，希望大家指正。
张植荣
2008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