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彩陶是全世界在新石器时代共有的文化现象。在新石器考古文化中，彩陶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器物。彩陶研究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它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传播的？各地彩陶之间的承传关系如何？
1903年，希腊考古学家C．特孙塔斯发掘了希腊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迪米尼，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前2800。彩陶在希腊新石器中期即已出现。迪米尼彩陶多用白、黑两色，衬以器壁的淡赭色。图案有螺旋纹、回纹、粗细相间的带纹等，富丽而奔放。典型器物是双耳大水罐，每每在绕器壁的带纹大花之间穿插以螺旋等图案，是希腊史前彩陶的杰作。
1904年，美国考古学家彭北来在前苏联土库曼南部科佩特特山北麓平原发掘了中亚铜石并用时代的安诺遗址。安诺文化的年代约前5000年初—前3000年初，彩陶为手制的平底钵、碗、罐，用深褐色的单彩或红、黑色的双彩绘出三角、菱形、方格、十字、平行线等几何纹，以及山羊等动物图纹。
1911年，德国学者E．赫茨费尔德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低格里斯河的索万之北的萨迈拉遗址，发现了制作精巧、装饰精美的碗、罐、瓶等陶器。器表涂有黄色陶衣，并以赭褐、黑灰或淡色颜料画的水纹、花卉、动物、人物等图案。
仰韶彩陶出土后，表明彩陶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亦有之。于是，有些西方学者又说，仰韶彩陶是从中亚、西亚等地经由新疆和河西走廊传入中国的。由于当时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刚刚起步，所掌握的资料太少，对于上述论点无法回答。安特生也是如此，只能随声附和仰韶彩陶西来之说。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他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认为仰韶出土的彩陶与近东的安诺以及欧洲的彩陶相似，可能同出一源。由于巴比伦彩陶的年代比较早，所以仰韶彩陶可能是由西方传过来的。但他同时又说，彩陶西来说只是一个尚待证实的假说，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明。尽管如此，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依然非常盛行。
清华学校毕业前夕的李济
采自李光谟著《李济与清华》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田野考古学正在兴起。1925年，时任清华研究院人类学讲师的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李济先生由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28年11月，李济先生应邀在广州中山大学作了题为《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的学术讲演，他在讲演中对安特生的仰韶彩陶西来说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他指出：
1．安氏把他发现的商以前的仰韶文化的年代定为公元前3000年，并认为这与中亚的安诺、欧东的巴尔干及印度的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等地的陶器都有相似之处，即认为在公元前中华文化与西方各处有直接联系。
2．安氏主张彩陶来自西方，不带彩的陶则为当地原有。但是，中国陶器不管带彩的还是不带彩的，原料彼此相似，并没有这么大的区分。英国人法兰克复把欧洲彩陶时期文化作了总结分析，打破了一元论，认为彩陶并非出于一源。法氏怀疑安氏的发现与安诺并无关系，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安氏的结论。
3．中国带彩与不带彩陶器关系密切，如果认为彩陶来自西方，则彩色细致的陶器应在距来源近的地方，但事实上是“愈往西愈粗”，因此，对彩陶来源应作疑问。
4．这一文化与后来的文化有无关系？它与甲骨文是并行的，还是同一条线上的原来的文化？中国有文字历史之前已有文化，而且是固有的，在晋南已经发现十余处。此外，法国人德日进神父在河套发现了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物，这证明中国不但有新石器时代，而且有旧石器时代。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两颗猿人牙齿化石，经鉴定是在冲积期以前（约十万年以前），与爪哇猿人同时，可证实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人类是在史前了。
李济先生的讲话已经过去了将近八十年，这正是中国田野考古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八十年。无数的考古发现证明，李济先生对安特生的西来说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是世界上为数甚少的几大原生的古文明之一。中国的旧石器人类及其遗迹，除了周口店的北京猿人之外，还有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距今70万年的蓝田人、距今万年的金牛山人等等，是世界上猿人遗迹最为丰富的国度。
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更是遍布南北各地。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近年出土了1万年以前的陶片。在南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江苏溧水仙人洞遗址都出土过距今8000年以上，甚至1万年以上的陶片，与国外出土的陶器相比，年代相当，甚至更早。
就彩陶而言，在陕西华县老官台、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黄河流域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彩陶。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天水秦安县的邵店村东，总面积达110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为1.38万平方米，发现房址241座、灶址104处、灰坑和窖穴321个、墓葬70余座、壕沟9条，出土文物近万件。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7800—4800年，包含4个文化期。第一期为前仰韶文化期，距今7800—7300年，不仅出现彩陶，而且出现了栽培粟；第二、三、四期分别与仰韶文化的早、中、晚期对应。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第四层发现三件彩陶片，有白色陶衣，上面施以红色或褐色彩绘。纹饰为变体植物纹和几何纹，线条流畅，已没有原始气味。它的前身在何处？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萧山跨湖桥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年代距今约7000—8000年，该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绘有太阳纹的彩陶。跨湖桥遗址所见的文化特色，与河姆渡有明显不同，两者没有前后传承的关系，但这里出土的彩陶片明显早于河姆渡，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我国南方的彩陶文化有自己体系，出现的时间与北方大致相同。
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中国彩陶进入兴盛时期，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彩陶是杰出的代表。与仰韶文化约略同时期的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两湖地区的大溪文化、辽宁内蒙地区的红山文化等，彩陶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大约到距今5000年前，仰韶文化走向衰落，开始向龙山文化过渡，陶器也随之以全新的面貌继续发展。在山东龙山文化地区，陶器使用轮制，流行一种薄胎陶器，器壁厚度仅2毫米，薄如蛋壳，故人称“蛋壳陶”。蛋壳陶的致密度相当之高，略如瓷器，即使较长时间在水中浸泡，重量也几乎不增加，堪称龙山时代中国陶器的瑰宝。
彩陶在仰韶晚期走向衰落、向东发展成另一种陶器的同时，却向西方继续发展，在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再度发皇，并将中国彩陶推向了巅峰，一直延续到东周时期才消失。新疆彩陶出现和消失的时间都比甘肃、青海为晚。如果我们将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年代标记在地图上，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年代最早的彩陶是在中原和江南地区，年代越晚的越是在西部，与中国彩陶西来说的顺序正好相反。
安特生的错误不光是附和了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还在于他对中国境内彩陶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错误的判断。1925年，安特生在他的《甘肃考古记》中，将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齐家、仰韶（半山）、马厂、辛店、寺洼（卡约）和沙井等六期，认为它们全部属于仰韶期或仰韶文化。今天，任何一位稍具考古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指出安特生分期的问题。安特生几乎把它们的顺序颠倒了。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的文化，年代约公元前2000年，要比半山和马厂晚得多，他却把它排在第一。其次，马厂文化早于半山文化，安特生也把它们排反了。辛店、寺洼、沙井的顺序倒是不错，可惜辛店和寺洼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而沙井的年代已经到了东周，都比齐家要晚。安特生根据如此混乱的排序来说解仰韶彩陶，怎么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呢？此外，安特生认为彩陶上的蛙纹，先是有抽象画法，然后渐次复杂，最后变成形象的画法。事实证明，蛙纹画法的顺序正好相反，是先具象，后抽象。当然，安特生所犯的错误，是时代的局限使然，当时发掘的东西太少，并非安特生有意颠倒黑白。
顺便要提到的是，在安特生发现中国彩陶之后，西方考古学家也在不断地发现新的有彩陶的遗址，以下是年代较早的几处遗址：
1953—1955年，在希腊色萨利地区拉里萨市附近的奥察基遗址发现的新石器中期遗存，有丰富的彩陶，彩绘初为暗红色，后发展为赭红。图案初为四方形、菱形、三角形等几何纹样，后变为火焰纹、锯齿纹，并在器内壁绘回旋涡纹。遗址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4000年。1960年，在马其顿地区的新尼科门迪亚发现了希腊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较多的陶器，初期无彩绘，后期始见简单的红色彩绘。遗址年代为前公元6000—前5000年。
1964年，在西亚黎凡特地区幼发拉底河东岸穆赖拜特发掘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重要遗址，共有17个文化层，分为3期。在10—17层中发现5件低温烧制的陶器，年代约为公元前8000年初，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陶器。这些陶器极为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在该遗址年代较晚的地层中却没有发现陶器。
伊拉克东北部的基尔库克以东的耶莫遗址是农业部落遗址，文化堆积厚8米，从上到下分为16层，下部的11层为无陶阶段；上部为有陶阶段，年代为公元前6100—前5800年，主要为彩陶。早期彩陶的底色为桔黄、浅黄或微红，绘有倾斜的红色线条。而时代较晚的陶器多为粗制陶，且无原始陶器。该地区的阿里库什遗址，在公元前6000—前5700年为有陶阶段，出现彩陶。
此外，分布于伊拉克、叙利亚北部，以及土耳其的东南部山区的哈拉夫文化，形成于公元前6000年末。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哈拉夫文化的彩陶最为优秀，器壁薄，表面涂有奶油色或浅黄色的泥釉，饰以黑、白、桔红色的彩色图案。图案大多为几何形，也有以人和动物为题材的。
如果将中国年代最早的彩陶与之比较，可知两者都出现于距今8000年前后，并没有明显的差距，而陶器彩绘的色调、构图却呈现出明显的区别。事实证明，中国彩陶是在黄河、长江流域独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参考论著：
1．王国栋：《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泛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
2．张力华：《甘肃彩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3．王海东：《马家窑彩陶鉴识》，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