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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青海地区的彩陶，绚丽多姿，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瑰宝。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器物造型、制作技术、构图技巧等等，无不达到高超的水平。下面我们略举数例，以收管中窥豹之效。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用陶器和彩绘来反映人物的神态和生活场景，是甘青地区彩陶中最引人瞩目的题材之一。
在大地湾时期遗址一层发现的一座窖穴中发现了粟的遗存，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粟的实物遗存；此外还发现了十字花科的油菜的遗存。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时期，甘青地区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粟、黍、麻的遗存，以及各种生产工具。柳湾遗址墓葬往往随葬容积较大的陶瓮，瓮内盛满了粟，表明当时的农业已经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
甘青的先民似乎已经不必为食物担忧，他们在农作之余，有着丰富的文化生活。1973年秋，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一件舞蹈彩陶盆，为细泥橙红陶，高12.7厘米，直径28.5厘米，内壁口沿处绘有15人，每5人为一组，携手起舞，发辫、尾饰随之摆动。每组人物之间饰以多道微微弯曲的直线，然后再用一片斜置的树叶分隔。著名舞蹈史家王克芬先生说：“这是迄今为止出土文物中可以确定年代的最古老的一幅原始乐舞图”，“舞人服饰划一整齐，动作配合默契，头饰摆向一致，显然他们有着统一的节奏和韵律，这必然离不开音乐的提示”。
王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舞蹈一定有节奏，而人类最早的打节奏的乐器通常是鼓。那么，甘青地区在这一时期是否有鼓呢？回答是肯定的。考古工作者在青海民和县、甘肃永登乐山坪、兰州红固区等地都发现过彩陶鼓。其中永登乐山坪出土的一件几何纹彩陶鼓，通高45厘米，鼓面直径32厘米，是迄今为止新石器时代最大的一件打击乐器。这种陶鼓，正是《礼记·明堂位》说的“土鼓”，它以陶、瓦为框，再蒙上兽皮做鼓面。既然《礼记》提到它，说明周秦之际的人还能见到这种原始形态的鼓。
上孙家寨出土舞蹈彩陶盆
无独有偶，1995年，青海同德县宗日也出土了一件人形纹舞蹈盆，高12.1厘米，直径23.2厘米，细泥橙陶，内壁上部绘有两组人物，一组12人，一组13人，彼此牵手，下裳作圆裙形，体态轻盈。人物脚下有四道圆圈纹。这两件舞蹈盆向我们展示了先民安居乐业的祥和场面。
对于人的个体形象的塑造，也有不少，年代最早的一件，是秦安大地湾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高31.8厘米。口部是捏塑而成圆雕人头像，披发，额头短发，面颊圆而扁平。双眼、鼻孔和口镂空，形象逼真。目光平直远望，鼻梁挺拔，嘴角微翘，神色平和，恬静自得，十分传神。器身与人体合一，用三列弧线三角形和斜线构成的两方连续图案，浑然天成，妙不可言。
青海柳湾出土一件马厂类型的陶罐，器身用堆塑和彩绘相结合的手法创作了一个裸体人像，五官俱全，双乳袒露，其生殖器似男又似女，难以判断。有专家推测，它可能具有宗教意义。
此外，还有用人头像做器物的盖的设计。甘肃礼县高寺头遗址出土一件红陶人头像，双眼和口也经镂空，双耳有穿孔，头的上部有一圈堆塑的饰物，类似于帽檐。鼻子略呈鹰钩状，面容丰满，颈部粗壮，足见是一位体魄健壮的人物。甘肃东乡也出土过两件人头形器盖，有胡须，颈部有多道圈形纹饰，颈部以下的彩绘有衣裳的装饰效果。
乐都柳湾裸体人彩陶壶
柳湾出土一件陶器，器的上部作人头形，但鼓腹状的器身上布满圈形的图案，但并非同心圆，有一位指纹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指纹图案。
以动物为题材的陶器，在仰韶文化中很多，最著名的一件是1980年在河南临汝出土的“鹳鱼石斧彩陶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画中的鹳直立，微微后倾，圆目长喙，口衔一鱼，旁边有一柄石斧。该画成功地运用了勾线、填色和设骨等绘画技法，鹳用白色，以表示羽毛的轻柔，鱼和石斧用黑彩钩边，内填白色，以表现鱼的僵直和石斧的坚硬，为史前彩陶画的杰作。此外，半坡遗址中以鱼为主题的陶器，更是为大家所熟悉。
动物纹彩陶纹式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动物题材彩陶，比较著名的是石岭下时期的鲵鱼纹彩陶。1958年，甘肃西坪出土一件彩陶瓶，高38厘米，器腹绘有人面鲵鱼纹，人面有须，头上有节支状腮，身体狭长，向一边弯曲，身上饰有渔网纹，仅有两前足，足有四肢。1973年在甘肃武山、1978年在礼县石嘴坪也有与之类似的鲵鱼纹彩陶发现。
青蛙是马家窑文化彩陶中最常见的纹饰。1924年在甘肃临洮马家窑出土一件彩陶盆，器的内壁用写实的手法画了一只蛙，双眼圆瞪，两前肢向前弯曲，两后肢向后弯曲，蛙身几乎圆形，四周空白处用圆点点缀。这是马家窑类型的蛙，到马厂类型，蛙依然是彩陶的主题之一，但大多采用省略的画法，突出蛙弯曲的四肢，而将头部省减，或者将器口代替蛙头。
此外，鸟也是彩绘主题之一，这在青海民和核桃庄出土的陶器中尤其多见，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列举。
甘青地区的彩陶，大量使用了圆圈纹、三角纹、菱形纹、方格纹等几何图案，以及漩涡纹等来构图，既有对称构图，也有不对称构图，视具体情况而定，但都能恰到好处地表现主题。其中最令人坪然心动的，则是对于圆的各种使用，下面举一些实例。
由于陶器绝大多数是圆形的，因此，用圆形装饰最能与器物谐和。但是，纯粹的圆圈容易给人以单调的感觉，而用分割的方法处理画面，则不仅可以使构图活泼，而且可以变换出更多的表现空间。我们在甘青地区的彩陶中可以看到大量等分圆形器身以及圆圈的案例，其中既有等分的，也有不等分的。等分的案例有2等分、4等分、6等分到12等分，再到28、34等分，甚至80等分，令人惊叹！不等分的有3等分、5等分、7等分等等。可见先民已经有了一定的几何知识。当然，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几何学上的等分圆，但却是相当规整的。在行家看来，它们所蕴含的知识信息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已故著名科学史家薄树人先生指出：要将一个圆形分成若干等分，“至少应该有2等分一段圆弧的几何知识，尽管我们现在还说不出来，当时究竟是如何完成这2等分的”。
同心圆图案彩陶
利用同心圆构图也是马家窑文化彩陶中习见的现象之一，它犹如层层外展的涟漪，给人以动感。1959年，甘肃兰州雁儿湾出土一件马家窑文化的陶盆，内面的图案中有15个同心圆，中间的9个同心圆是完整的，外侧的6个同心圆被3组线条遮住了一部分，但从露出的弧线可以知道，这15个圆的同心度相当之高，圆形的线条也非常规整，如果没有圆规之类的工具，要画出如此水平的图案，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件器物的构图还可以看出构图者的匠心，但为了破除繁密的同心圆带来的呆板之气，用3组线条从不同的方向叠压住最外侧的6个同心圆的大部分，使构图更显复杂和生动。
此外，还有用各种几何图形外切和内接来表现变化的手法。例如，1973年甘肃永昌县鸳鸯池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器的壁内接一个画成的双线正五边形，正五边形又内切两个同心圆，而同心圆又内接一个双线的正方形。如此交叠转换，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可谓别具匠心。
刻画符号
在半坡陶器的口沿等部位，经常可以看到刻画符号，关于它们的性质，学术界至今不能取得共识，有学者认为是汉字的滥觞，也有学者认为不过是制陶者给自己的陶器做的记号，与文字毫无关系。甘青地区的陶器上也有类似的刻画符号，其中柳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刻画符号之多，令人瞠目。据统计，柳湾有670多件陶器上绘有符号，如果加以归类，共有139个不同的符号，引起学术界重视。与半坡的陶器不同，柳湾彩陶的符号大多刻在器身正面的下部，字体大小，略似于今天小学生描红用的大楷，而且是用类似于毛笔的工具书写的，笔道舒展、大方。其中有些符号与后世的汉字非常相似，甚至完全一样。但由于多数是单个出现的，没有连缀成句，我们还不能判断它们已经是可以记录语言的工具，只能期待有更多的资料出土，再作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