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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是“从印度阿萨姆到中国云南的山地起源说”，这一说法已经被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所否定，亚洲稻系起源于中国已成定局。但中国幅员辽阔，其起源的具体地区究竟在何地，学术界纷争不已，有长江中下游说、华南说、云贵高原说、云南说、鲁西南或黄河下游说、成都平原说、江西说、安徽说、江苏说等多种意见。虽然以上地区都发现过栽培稻遗存，但在数量上彼此相差悬殊。据严文明教授统计，从1954年到1993年底，中国史前栽培稻遗存的出土地点已经达到146处，其中长江中游有105处，约占71.9％；黄淮流域21处，约占14.4％；华南、云南各9处，四川、辽宁各1处。但是因为史前时期的栽培稻中，中国的长江流域发现得最多、年代也最早，应该就是稻作农业发源地。
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本，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中国的华南等地气候暖温、湿润，特别适宜于野生稻的生长，是野生稻分布范围的中心地区。野生稻分布区的北端，可以到达亚热带的边缘，大致在北纬24度一线。由于普通野生稻的抗寒能力较差，再往北就难以越冬。就地理环境而言，华南地区有充分的理由成为亚洲稻系的发源地。但是，考古学提供的资料恰恰相反：野生稻首先是在它的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区，也就是长江、黄淮地区被人工栽培。如何解释这一似乎有悖于情理的现象呢？严文明教授作了如下的精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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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长江流域四季分明，冬季漫长，食物匮乏，而稻是一种适宜于储藏的食物。长江流域自然状态下生长的野生稻并不多，惟其如此，才需要人工栽培。只有经过人工栽培，稻种才能安全过冬而得以继续繁殖。于是从采集到选种，再到培育，出现了真正的栽培稻。
第二，华南地区炎热多雨，冬季较短，甚至没有冬天，植物茂盛，禽兽和鱼类也比较多，植物来源比较充足，通过采集和渔猎就可以基本解决对食物的需求，故不屑于去采集野生稻这样难以加工的植物，这正是那里长期没有产生农业的原因。
第三，华南地区多丘陵山脉，缺乏较大的平原，人口较少，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形成人口压力，所以缺乏发展农业的内需。而长江中下游有比较广阔的冲积平原，史前文化比较容易得到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天然食物与越冬需求的矛盾比较突出。
第四，黄淮流域的冬季比长江流域更加漫长，尽管当地早已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但由于需求量大，为了扩大粮食储备的范围，所以也积极引进水稻种植。但黄淮地区气候相对干旱，所以仅在水源比较充足的地区种植，在当地农业中的比重也比较小。
第五，栽培作物的产生是一种文化现象，与史前文化的水平密切相关，“必须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产生了培植谷类作物的社会需要，才会变成社会的行动”
。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因素对于产生新的栽培作物的作用日益突出。在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为了修建宫殿、城池以及统治者的大型陵墓，需要征调大量的人力；此外，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脱离农业生产的人越来越多，需要社会提供的粮食的数量也不断增长，发展农业的动因也就更为强烈。
近百年来的研究表明，世界农业起源有三个中心：一是西亚的两河流域，是小麦和大麦的起源地；二是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小米（粟）和大米的起源地；三是中美洲，是玉米的起源地。严文明教授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其他两个起源中心有所不同：“中国实际上包含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起源中心。一个是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起源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起源中心。两个中心逐步发展为两个紧密相连的农业体系，它们互相补充，互有影响，形成为一个更大的复合的经济体系，进而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农业体系至迟在5000年前就已经形成，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之间经历了数千年的融会和发展，为新的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开始迈入青铜时代，并进而造就了灿烂辉煌的商、周青铜文明，正是两大农业中心交融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要说中华文明的悠久和博大，要说它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就首先要从远古的农业文明讲起，不这样认识问题，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化中国。
顺便要提到的是，除了大米、小米之外，中国还是许多其他农作物的原生地。例如大豆，古代称为“菽”，至迟在夏、商时期就已驯化成功。中国是世界上三大果树原产地之一，北方的李、杏、枣、柿、栗，南方的柑桔、橙、柚、龙眼、荔枝、枇杷等，都是我国的先民首先培育成功的。世界上最常用的100多种蔬菜中，有一半原产于中国。这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
参考论著：
1．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3．《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