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是人类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水稻的种属,可以分为非洲稻系和亚洲稻系两大类。非洲稻系起源于尼日利亚,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分歧。而亚洲稻系最早发源于何地,学术界的分歧非常大。
1883年,瑞士植物学家康多尔在他的《栽培作物的起源》中,提出中国是栽培稻的起源中心的看法。20世纪30年代,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最早提出,印度是稻米的起源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是次级栽培区,并说中国稻作是从印度传入的。
瓦维洛夫的理论影响很大,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说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普遍发现了史前时代的栽培稻遗存,有关稻作起源地的争论日趋热烈,意见纷纭,有印度阿萨姆邦起源说、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喜马拉雅山麓“带状”起源说、泰国或东南亚起源说、锡金·大吉岭起源说等,不一而足。
有些学者通过对稻谷遗存、考古学、地理学以及古气候学等的综合研究,提出了稻作多中心起源说的理论。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中心的张德慈教授认为稻作起源可以有多个中心。
著名学者何炳棣教授也主张多中心论,他说:“稻谷大概是在中国南方、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独立驯化的。”
1973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镇—河姆渡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大量古稻,使瓦维洛夫的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镇的浪墅桥村,发掘的面积达2800平方米,依遗址年代的早晚,可以分为两期。早期文化遗存距今约6900多年,文化内涵独特、丰富,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在先后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发掘中,第四文化层都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谷遗存,上层的堆积尤其丰富。在第一次发掘的400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一层或多层由稻谷、稻壳、芦苇茎叶等等混杂而成的堆积层,层层迭压,厚度不等,或10—20厘米,或30—40厘米,最厚处竟达80厘米。由于河姆渡遗址地势很低,而地下水位却比较高,使该文化层完全浸没在水中,与空气隔绝,稻谷保存状况相当完好,举世罕见。出土时,稻秆、稻叶和稻谷与秕谷壳色泽如新,外形完好,有的连稻谷颖壳上的隆脉、稃毛、芒尖仍清晰可辨,个别地方还出土有稻谷与茎叶连在一起的稻穗。
有学者推测,堆积层的厚度原先当在1米以上;假定当时的平均厚度为1米,而其中的四分之一为稻谷和谷壳,则换算成稻谷的重量当在120吨以上。尽管这可能不是一年的产量,而是多年的堆积,但可以肯定,当时稻米的产量不仅可以满足河姆渡人的食用,而且有较多的剩余。有趣的是,在一件陶器上刻着一大束向两侧弯垂的稻穗,给人以稻实累累的丰收印象。此外,在一件陶釜内还发现了残留的锅巴,陶釜相当于后世的锅,表明河姆渡人已经将稻米作为主食。
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的稻谷堆积
采自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
稻谷遗存出土后遇到空气很快炭化,但外形非常完整,颗粒的大小接近于现代栽培稻,每千粒约重22克,比野生稻重得多。经浙江大学著名农史学家游修龄教授鉴定,确认为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的水稻,其学名应为:Oryza Satiya L. subsphsien Tirag由于河姆渡出土稻谷的年代距今近7000年,是当时亚洲所见最古老的稻作遗存,因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在河姆渡遗址的出土物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发现了270多件大型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大多是水牛的肩胛骨,也有少数为胯骨。肩胛骨的臼部经过锉削平整,正面的左右各凿有一个长方形扁孔。有的在骨面中部凿一道纵向浅凹槽,槽下端两侧各凿一孔。肩胛骨的骨面残缺严重,有的仅剩其半。这些肩胛骨为什么要错磨穿孔?它们的用途究竟如何?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后来,在第四文化层出土一件肩胛骨,上部有十多圈藤条穿过方孔捆缚住一截断残的木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它们原来是骨铲,上面的穿孔和纵槽是为了固定和捆缚长柄而开凿的!这是一种与河姆渡遗址沼泽型地貌相适应的复合农具,是文化地理的产物。
骨铲大多出土于稻米堆积丰富的第四文化层,这决不是巧合。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骨铲是河姆渡人在水稻田中除草、翻土、平地、挖沟、引水、排水等使用的农具。先秦文献中将端面宽而薄的翻土工具称为“耜”,所以,考古学家将河姆渡骨铲命名为“骨耜”。骨耜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7000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农具,证明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就已进入了“熟荒耕作制”农业的阶段。游修龄先生认为,我国农业有自己的发展形态,最早的耕地农具就是耒耜。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精制骨耜不同于后来的锄,我国农业的早期形态应该叫做“耜耕农业”。
河姆渡骨耜
苏联库页岛的洛维页次科耶遗址和涅维尔斯克城公民街遗址曾出土一种骨铲,形状、大小和穿孔捆绑方法与河姆渡骨耜都很接近,苏联考古学界把它归属于“发达的新石器时代”,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末—前1000年。在苏联的楚科奇半岛和阿留申群岛、日本北海道东北岸和千岛群岛的“鄂霍次克文化”遗址中都发现过类似的工具,但日本的遗址属于铁器时代,与河姆渡遗址的年代相去甚远。
与骨耜同时出土的还有用动物肋骨制作的骨镰、中耕农具鹤嘴锄和谷物加工用的木柞等,可见河姆渡人早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进入到使用成套农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专家认为,河姆渡水稻的进化程度表明,它距离驯化野生稻的初期阶段至少已有一、二千年的历史。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对于亚洲稻起源中心的争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使得以印度为亚洲稻的原产地、中国稻种来自印度的结论难以立足。
在河姆渡文化之后,太湖流域地区的稻作业不断发展,目前已在20多个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发现稻谷遗存,居民使用的农具更为先进,已多次发现三角形的石铧犁,表明已经在水稻田中使用犁耕。此外,还发现破土器、耘田器、镰刀等农具。水稻田的基本要求是要呈水平状态,否则高处的禾苗就会无水,而低处的禾苗会淹没在水中。为此,需要平整土地,还要有调节水量的沟洫系统。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还发现了4000多年前的稻田,许多块稻田连成一片,并有水沟和储水坑等,说明已经有了排灌设施,稻作业已经比较成熟。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认为,“一个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体系到这时应已基本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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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些否认中国是亚洲稻原生地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没有野生稻,所以不存在培育栽培稻的基础。但是,古文献中关于野生稻的记载很多,如《说文解字》:“秜,稻。今年落,来年自生谓之秜。”何炳棣教授说:“几乎可以肯定秜就是Oryzaperennis,越来越多的稻谷专家认为它可能是稻的祖先。
”《说文解字》中的“耜”也是野生稻的别称。古文献还屡屡可见灾荒时人们采食野生稻的记载,如《后汉书·献帝本纪》说,建安元年(196年)发生灾荒,“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就是例证之一。1978年,中国农科院和各农业院校组成全国野生资源考察协助组,对9个省区的306个县进行普查。据该考察组发表的《我国野生稻资源的普查与考察》的报告,野生稻广泛生长于彼此并不相连的海南区、两广大陆区、云南区和湘赣区。长江下游之所以难以发现野生稻,是由于明清以来,该地区经济发达,土地利用率高,荒地稀少所致,上古时代则必定有野生稻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