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是生自土中，

来自田间的，

这大地，我的母亲，

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

——李广田《地之子》

一

“地之子”,1930年代李广田以之作为诗题；前于他，1920年代，台静农已以此题名他的小说集。“地之子”应属五四新文学作者创造的表达式。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往往自觉其有承继自“土地”的精神血脉，“大地之歌”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性吟唱。亦如古代诗人托言田父野老，新诗人在让他们的农民人物倾诉大地之爱时，往往忘记了那份爱原是他们本人的。赫尔曼·黑塞在他著名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称艺术家、诗人为“母性的人”，此种人以大地为故乡，酣眠于母亲的怀抱，是由于他们富于爱和感受能力。协和广场“对出租汽车司机说来不是审美对象，田野对农夫也不是审美对象” ，这却又不只受制于爱和感受能力，更因为赖土地为生的农夫不可能对田野持“非功利”的审美态度。因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近代知识分子由于摆脱了与“田野”的基本生存联系，脱出了农夫式的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才便于自命为地之子。朱晓平在他的小说里说，知识分子向天，农民向地。或许只有“向天”者才拥有一块与农民的土地不同的“大地”，赖有超越基本生存关系的对大地的凝视，也才会有知识分子的乡村感知和乡村文化思考。

我在这里不免将“地”的不同语义、语用混淆了。李广田与台静农这两位作者，其所谓“地之子”的“地”，应有一点细微的区别。台静农将其小说集题献韦素园，“地之子”显系概括韦素园沉毅坚实的人格风貌。朱自清在他的长诗《毁灭》的篇末写着：“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里的“土泥”，不消说也非指农民所耕耘之地。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代作者关注农民的命运，对发生于乡村的痛苦怀有深切的悲悯之情，但他们更自居为那个空前广阔的时代之子（“时代儿”）。乡村痛苦，在他们的感觉中，是与所在皆有的人生痛苦连成一片的。

已有的文学史著作一般不将李广田归为“主流作家”，但上述诗作中李广田的血缘宣告，却系于风尚。由1920年代末开始的“土地革命”，极大地动员了文学。即使未必出诸自觉，未必全系履行组织、社团的决议，自1920年代末起，大批诗人与小说家，的确将目光集注在了乡村、农民。乡村的破产、贫困化、革命化，成为覆盖性极大的文学“主题”。在这一过程中，“地之子”的“地”，那较空泛的“大地”（意指“实际”、现实生活等等），代之以乡村的农民的“土地”。不止一位诗人以“母—子”作为其与乡村与农民的关系的象喻形式。艾青《献给乡村的诗》中说，那“生长我的小小的乡村”,“存在于我的心里，像母亲存在儿子心里”；臧克家说，他的熟悉农民，“像一个孩子清楚母亲身上哪根汗毛长”（《学习写诗中的点滴经验》）。“母—子”，这一关系的重大性，是不待论证的。上述象喻有极严重的性质：那是传统社会里至为庄严的出身、血缘宣告。

“出自……”“来自……”在传统的意义范畴，甚至意味着“隶属”:“子”是属于 “母”的，“母”对于“子”享有某种权利。此时人们回头看郭沫若写于1919年的《地球，我的母亲！》，或许会有隔世之感。这种以“地球”为母体，自居于其“人类”的“子”，只能出自那眼界阔大激情喷涌的年代，只能出自五四高潮期的时代热情和那一代人曾经有过的世界眼光、广阔浩渺的生存感受。它甚至只能属于郭沫若本人创作中的《女神》时期，年轻诗人隔海遥望祖国之时。此后的历史运动，唤起的只能是极具体的土地感知。生当20世纪，郭沫若也注定了只能是中国之子，时代的儿子。

“母—子”这一种诗式表达，不断受到意识形态加工。其中“母”的语义进一步扩展为“人民”。这种关系式进入知识者的自我意识，其根基之深固，是人所共知的。近十几年，较为年轻的一代作者中，张承志提供了最完整（也最诗意）的关于“母—子”的关系描述：草原母亲与“草原义子”（《黑山羊谣》）；蒙古族额吉（以及哈萨克族切夏，回族妈妈）与她们的儿子。“我伏在草地上，风摇着牧草拂过我的身躯。我睡着了。”“而当我伏在草原母亲的胸脯上时，我只是呼呼大睡。我后来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三岁的小孩子。”（《GRAFFITI——胡涂乱抹》）张承志痴迷于下述自我想象：露出于地平线的，属于那大地那草原与那大地草原息息相通的“赤裸的黑污的小孩”,“那小孩摇晃着张开小手奔跑过来，不管不顾地叫喊着。辽阔的草原灼烫又富有弹性，有一支歌，有一种神秘和消息，从那小孩赤裸的双脚传了上来”。（同上）这里不是狭义的土地（乡村、农民）之子，是“人民之子”。

二三十年代同情、悲悯乡民，以其创作“参与”土地革命，以至直接从事乡村发动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子孙，距乡村都不遥远。近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更制造了亲近土地、农民的机会。上述关系形式及其诗意表达，是中国经济现实（如“城市化”进展缓慢）与政治历史的双重产物。即使这样，仍然应当如实地说，“地之子”从来都不是所有现代史上知识者的自我意识，因而也不宜于被无条件地作为五四新文学与当代文学写乡村、乡民之作的“背景”。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知识者与乡村与农民的关系形式都是极其多样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用以和鲁迅所代表的知识者对比，就举出过所谓“薄海民” ，扬抑之间透露了知识者为近现代历史运动所“改造”的信息。至于关系所经历的当代调整，则正是本文将要谈到的。

二

由上文可知，作为本文题目的“地之子”，并非“地神之子”，而是乡村、农民之子。这是中国知识者关于自身精神、文化血缘的一种指认。上述意义上的“地之子”更是现代史上知识者的话语，他们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一种回答。这回答绝无形上意味，它毋宁说过于朴素，近于童稚，但包含其中的文化骄傲，是十足真诚的。在那几代知识分子，上述“地之子”，甚至不全属隐喻、象征。他们中确有不少人，是农民之子，由乡村中走出，在“走出”之后并未割断了自体与（乡村）母体间的联系。

沈从文反复声称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习作选集代序》）。李广田于上引诗句外，还说“我是一个乡下人”（《〈画廊集〉题记》）,“我是来自田间，是生在原野的沙上的”（《道旁的智慧》）。蹇先艾说自己“是乡下人，所以对于乡村人物也格外喜爱”（《〈乡间的悲剧〉序》）。芦焚（师陀）说：“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边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黄花苔〉序》）许地山的以“落花生”为笔名，芦焚以乡间寻常的“黄花苔”为小说集名，也为使作品更多一点乡土气。老向（王向辰）说“我是天生的乡下人，仿佛连灵魂都包着一层黄土泥”（《〈黄土泥〉自序》），也即以“黄土泥”名集。甚至久居香港的曹聚仁，也说“我永远是土老儿，过的是农村庄稼的生活”（《我与我的世界·我的自剖》）。林语堂也相信自己“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 。对这类自白既须认真，又不可过于拘泥。当中国知识者声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或“土老儿”时，他多半是在说他的思想性格的文化渊源，近缘或远缘。他们将类似话语用做自我诠释时，赋予的意义是因人而异的。曹聚仁自称“土老儿”，说的或是某种生活方式、心灵状态，你大可信以为真；沈从文的自称“乡下人”，是挑战式的身份宣告，也是自我心理暗示。他说过：“黄昏时闻湖边人家竹园里有画眉鸣啭，使我感觉悲哀。因为这些声音对于我实在极熟悉，又似乎完全陌生。二十年前这种声音常常把我灵魂带向高楼大厦灯火辉煌的城市里，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小流氓，正坐在沅水支流一条小河边大石头上，面对一派清波，做白日梦。如今居然已生活在20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烛虚》）纵然时在梦中与家山相亲，却毕竟“已离得很远很远”且不可能归去时仍如当年那个沅水边上呆想的年轻人。至于林语堂，则意在注释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他认定了“农民的儿子”与早年的“农家生活”，使自己“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越的观点而不至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那些青山，如果没有其他影响，至少曾令我远离政治，这已经是其功不小了。”（《林语堂自传》）

这里最值得认真对待的，就是上文所说的“文化骄傲”。这种文化感情在当代社会虽日见稀薄，也并未全然消逝。因而上述“地之子”、“乡下人”迄未成为须赖诠释方可读解的“过去的话语” 。张炜在其《童眸》一作中说：“中国的孩子差不多都是农村的孩子，只不过有人离开土地早，有人离开土地晚……”甚至一度插队的上海知青陈村，也郑重其事地宣称自己“真的是乡里人，没有说谎。虽然我曾苦苦挣扎，竭力摆脱它的引力，但终究还是它的俘虏。它已渗进血管，侵入细胞，刻骨铭心” 。这不全是话语的承袭。你应当能想到知识者的文化血脉、精神传统，他们的深层心理、深层意识。倘若没有这些，在城乡差别巨大，城市化虽缓慢却始终在推进中的现代中国，知识者的上述自白岂非怪特、可疑的？

已有人对于古代中国的“知识阶层”脱出耕战完成其作为“士”的独立姿态的过程作过描述。系于题目，我在这里所关心的更是，士即使经历了此一过程，也未放弃与“耕”相联系的生活方式与价值感情。这一事实导致了极其丰富的文化表现。其表现之一，即士大夫借诸有关古圣先贤的传说，对生产活动的重要性的强调。最著名的，是“舜耕历山”的传说。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孟子·告子下》）朱注：“舜耕历山，三十登庸。”《韩非子·难一》引录了类似传说：“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这里所述，虽是圣人“以德化民”的圣迹，但舜的躬亲耕、渔、陶，必然因此而深入人心。上述传说的神圣性，无疑持久地作用于士的价值意识，使士的不耻于“耕”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其表现之二是，即使在大批的士脱离了耕作（或其他直接生产活动）之后，“耕”作为文化语言以至政治姿态，仍被广泛地采用。《论语》所记孔子时代的大隐，那些耦耕者植杖而芸者，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以为“耕也，馁在其中”的孔子，也不能不敬畏。至于《庄子》中的灌园丈人，以其“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为文化—哲学语言（《庄子·天地》），伯成子高，以“俋俋乎耕而不顾”为政治拒绝的姿势（同上），都不但饶有诗趣，且作为有魅力的“语言”、“姿势”，不断被后世之士所摹拟、袭用。先秦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代有耕稼力田的隐逸高士。其中陶潜及其田园诗作最脍炙人口。陶潜一类诗人对于农耕生活的审美态度，田居中的人生意境创造，较之圣人传说，影响于近现代知识者更巨。——“耕”如此地丰富了士的文化形象，扩大了士的人生选择的余地。“归耕”、“躬耕陇亩”之类，也渐成纯粹的“话语形式”。使用这类话语者，无妨其并无灌园耘苗之实际。耕，实在近乎士除“仕”之外仅余的生道，仅余的存在方式（至少是“存在描述”）。虽然归园者未必亲耕如那位彭泽令，做了官的，却几乎无不兼有田产，仕与耕同为其衣食之资。但无论作为象征形式还是作为生业，“耕”这一种生产活动都不至于被过分鄙薄。

其表现之三，即，士脱离耕战后的结构、功能性独立，在最初即激出了强烈反应，有关的批评角度则被沿用，作为士自我审视、评价的一个方面，在整个封建时代未被彻底放弃过。《韩非子》批评形成中的“知识阶层”，是以其不事农桑（“不垦而食”）、不生产五谷杂粮这种使用价值为主要根据的（参看《韩非子》中《外储说》、《显学》等篇）。读《孟子》、《韩非子》，两千年以下仍可感到当时由“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其地位上升，引出的社会分歧与价值危机。那是一个价值意识紊乱与调整的时期。“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也非自然形成绝无争议的。作为补偿的，应有重农、农本思想——既属治道、官方意识形态、国家思想，也属于为治人者建构意识形态的士的思想。封建社会历史上，务实之士与韩非所谓的“居学之士”、“学者”，俗间所谓“读书人”、“书生”间的价值分歧始终以各种方式延续着。虽然所务之实，未必指农耕，或竟非指农耕，却仍与上述《韩非子》中的批评精神有其贯通。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批评晋中兴以来南渡之士、“世中文学之士”而指其无用，根据之一即在其全不知农事：“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不知有耕稼之苦”,“难可以应世经务”（《颜氏家训·涉务》）。这里将懂得稼穑、农事作为一种教养，读书人即使不耕，亦应知耕。士虽以读书求仕为事，却不但不耻于耕，且以不知耕为耻。中国士大夫鄙商不鄙农。“耕读传家”，耕与读都不卑下。土地乃衣食之源，食不卑下，农作即不卑下。因而以农事入诗自成一种诗体，自号“老圃”亦是一种文人的风雅。这也是农业文明所培植的价值态度。

新文学者的自命“地之子”、自称“乡下人”，多少也出于上述文化精神与文化骄傲，并不全是新时代的平民姿态。“时代精神”与传统渊源于此汇流，也证明着城市化进程的迟滞，与传统价值意识的尚未经受近代冲击。新文学者的上述自白，其意义不止在申明“身份”，更在说明性情、人生态度、价值感情、道德倾向等等。他们骄傲于其知识者的农民气质、“乡下人本色”。以“乡下人”标明文化归属，毋宁看做一面公开揭出的旗帜，用以推销自己、说明自己。这也是那一时期的时髦，在说的人，未尝不暗暗含着点虚荣的。骄傲的乡下人！这自然只是知识分子的骄傲，与真正的乡下人——农民无干。只有知识者才会如此炫示其农家出身的胎记。这种夸炫态度中，又确实有那个时代不无狭隘的平民意识——“平民”几乎等于农民；至少是不大将市民之类一并包括在内的（因而老舍的姿态见出几分特别）。

于是，自居为乡下人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与在泥土中挣命的真正乡下人的文化自卑心理，呈一种有趣的对比。不妨认为，在这组对比中，倒是后者的文化心理更能映照“时代”，也是更直接地源自时代的，其中有20世纪以来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即使如何地迟滞缓慢）引起的焦灼与渴望、梦想与追求，有乡村世界中人极艰难且代价昂贵的价值观念调整（你会想到丁玲的《阿毛姑娘》）。知识分子因其教养和精神生活，也因其与土地的“非基本生存关系”，更利于保存古旧梦境、传统诗趣。“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比“农民”更严整的“传统人格”。却又必须同时说，流寓于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化了的知识分子的自居为乡下人，亦出自比农民自觉、自主的文化选择、价值评估。那是知识分子自主选择、自主设计的文化姿态，其中有唯知识分子才能坚执的个体价值取向。在农民顺应强制性的生活变动时，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又是知识分子文化优势的显示。而农民、乡村的城市化，不也必得由迷恋乡村、迷恋农民人格的知识者最先敏感到并予以文学呈现？

知识分子的“农民气质”及对这种气质的欣赏，其中确有那一时代知识界的普遍的人格理想。冯雪峰说艾青“正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他的诗的外表自然是极知识分子式的，但他的本质和力量却建筑在农村青年式的真挚、深沉，和爱的固执上，艾青的根是深深地植在土地上”,“不论他出自什么阶级，他的爱显然是在农民大众的” 。由彩色的欧罗巴携芦笛归来的艾青，也的确像是愈来愈习于观察生活的农民眼光，比如以农民的眼光打量城市（《浮桥》），以农民的尺码量度城市人（《城市人》）。他的诗作的浑朴处，正令人感到对泥土、对泥色的人生的刻意摹仿。赵树理自然是更极端的例子。孙犁曾说起赵树理留给他的印象：“他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

“知识分子”逐渐消溶在“农民”这庞大的形象之中。这消溶在几代知识分子，引起的竟是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说“轻松”或为人不乐闻，但我们难道至今不仍然随处感觉到这种轻松——解脱了知识分子义务、“使命”的轻松？“痛苦的自我改造”，未必总如描写的那般痛苦。由1940年代起首先体现于解放区文学的无间溶合、认同要求，有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的选择为精神背景。由某一点看，知识分子的接受流行思想，是顺理成章的。五四时期的平等要求，在一种时代氛围下导向对于工农的认同，又以无保留的认同否定了作为起点的平等思想。曾力图以面向工农劳动者达到自我道德、人格完善（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的知识分子，终于被沉重的文化自卑感压倒。五四命题在其历史性演化中被推向对五四精神的否定。

但我仍然要说，上述事实将另一些同样重要的事实掩盖了。瞿秋白论鲁迅，为人称引不置的，就有所论鲁迅与农民、与乡村的精神联系（并以被蔑称为“薄海民”的较有城市气质、都会风格的知识者为反照）。然而鲁迅并不“属于”乡村的、农民的中国，这才使他有可能汇集过渡、转型期中国诸种矛盾的文化因素，并由此铸成有如大海、大地一般广阔的文化性格。上引那些作者的自我告白其为“乡下人”，何尝不也出于某种误会！即使如沈从文，他的乡村描写中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士大夫趣味，见出明晰的传统渊源，与真正田父野老的经验相去不知几何！至于新文学作者上述自我意识及对于城市文明的极端排斥中，有对于失落了“根”的忧虑（亦是一种古老的忧惧）——倒确也并非庸人自扰。

三

读五四新文学，你不但常在“农民”那里察觉到知识者的移情，也每由知识分子人物身上嗅出浓重的农民气味。自我欣赏其农民气质的，自然倾心于农民气质的“人物”，连同坚实强韧一起欣赏或爱怜他们的迂执不知变通，而对于一切机巧怀着近乎生理性的嫌恶。由这种情感态度、价值立场，渲染出了新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的基本色调。你读许地山、王统照、沙汀、王西彦等一大批小说家的小说时，随处遇到农民气质的知识者并明显地觉察到作者的钟爱与悲悯。即使那个狂热自负张扬其“个性主义”的蒋纯祖（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也终于折服于乡村知识者（孙松鹤、万同华）的人格力量，那种土地式农民式的沉重迂拙质朴坚实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对比中竟获得了“信仰”一般的神圣性——我们也较之任何其他场合都更尖锐地觉察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力量的薄弱，他们被大大削弱了的人格自信。

在作家，也许没有比这更为肯定的认同方式了。不只认同一种生活情趣、一种情致意境，而且认同于人、人格，也就认同了造就人、人格的村社文化。甚至不止于认同，还诗化这认同，对于“消溶”激动不已，以之为道德的自我完成。新文学以“农民”与“知识分子”负载民族性格，两大形象系列自不可混淆，其间的文化同一却昭然可见。这的确是“农民的中国”。你由新文学中感觉到农民文化的弥漫和笼盖。

对于农民式的人格的倾倒，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也随处可见。台湾作家王幼华的《两镇演谈》中，一个知识分子人物的人格理想，即“如土地般的容忍、宽宏、冷静，历史般的悠久、坚实。像立在各处的祠房般的让子孙们在他无限无尽的胸脯上跳动、繁殖，终于他们也会衰倒下来，在绵久深厚的土壤上沉落下来成为灰土……”以乡村为对象化了的自身人格—道德理想，寄托其人间光明的信念，是现代史以来发展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王蒙说伊犁这“故乡”是给自己以“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地” 。他感激那些伊犁的农民，说自己“常从回忆他们当中得到启示、力量和安抚” 。但知识分子以乡村为净土，以乡村为“拯救”，确又集中表现着中国士大夫、知识者的弱者心态，他们的缺乏道德自信，他们精神的孱弱、心性的卑弱。

三四十年代，由《田野的风》（蒋光慈）、《田家冲》（丁玲）、《星》（叶紫）、《八月的乡村》（萧军）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新文学写在农民中的知识分子，从事土地革命农民发动以及乡村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其中包含的知识分子经验是远远谈不上深刻的，但有关作品仍具有某种文献价值。你只能惋惜于一些有才华的作者不能给予农民革命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以更大的关注。因为在事实上，这种革命异于历史上农民造反的最突出之点，应系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洪深所写在乡村“布道”的知识者被农民敌视的故事（剧作《青龙潭》），也像是偶尔结出的果子；文学史对此所作的诠释，则将其寓意大大地简化了。

但无论如何，文学作品作为出诸知识者之手的文本，仍然汇集了知识者的心理、情绪、理想愿望等等，提供了研究知识者的丰富材料。其中耐人寻味的，就有与上述“文化骄傲”共生却更隐微曲折的“涤罪意识”。陆象山说过，“士大夫儒者视农圃间人不能无愧”（《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可见知识者对于乡村的愧疚也渊源有自。那种微妙的亏负感，可能要一直追溯到耕、学分离，士以“学”、以仕为事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不耕而食”、居住城镇以至高踞庙堂，在潜意识中就仿佛遗弃。事实上，士在其自身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补赎：由发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到诉诸文学的悯农、伤农。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涤罪意识经三四十年代的积累，由创作中的相似操作而日益加固，以至成为创作者经常的心理暗示，终于被作为某一类作品中稳固的意义单位。我在本书第一章第二节谈到了知识者以漂泊城市为“放逐”。这放逐也可以由另一方面理解为背弃，背弃即是罪错。写乡村亦为补赎。由新文学作者到“五七战士”、知青作者，这里也有一脉精神遗传。1930年代蹇先艾写《乡村的悲剧》，说乡村如此残破凄凉，触目是“陷落在泥潦中的老人、女人、穷人”,“为什么我就应该逍遥在都市之中呢？我诅咒自己”（《乡间的悲剧·序》，商务印书馆发行）。有意思的是，台湾作家张系国在《昨日之怒》里也写到对于乡土的负罪与求赎：“……就好象灯塔的守望者一样，我愿意永远守望着我的老家”,“也许只有做一辈子守望者，我才能弥补我们所做的一切，补赎我们一切的罪过”。而由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中，你一再读到类似的自责，像是非写点什么便不能安顿自己的良心似的。

这种涤罪意识与文化骄傲，同样源自中国知识阶层的早期历史，源自与早期历史、也与整个农业文明的历史有关的价值感情。“传统”一旦为知识者拥有，便显出异常的坚固和异乎寻常的再生能力。这里应当有从事精神创造的知识分子受制于其精神创造物、受制于其自身幻觉的例子。

四

上文谈到了鲁迅。鲁迅与乡村、与农民、与“乡村中国”的关系，确非“地之子”所能描述。由鲁迅所体现的，也应是知识者的精神传统。文学研究者、文学史家曾避讳过阿Q的农民身份、农民性。现在已无须解释，鲁迅即使为发露国民性、民族性，何以选中了有“雇农”身份的人物阿Q。鲁迅以其强大魅力，吸引与影响了几代知识者、小说家。你由新文学史上的张天翼，甚至由当代的柳青、周立波、浩然，都能发觉鲁迅批判精神的遗留。张天翼说过：“现代中国的作品里有许多都是在重写着《阿Q正传》。”（《我怎样写〈清明时节〉的》）

当代文学却是直到近十几年，才公然且坦然地将写农民身上的历史负累作为题旨的。新时期之初，正由高晓声被认为有“鲁迅风”的作品（如“陈奂声系列”）、吴若增的《翡翠烟嘴》等，揭开了乡村小说演进中的另一时期——虽然更像那个过去了的文学时代的回声。写到这里，我想到的还有何士光的《苦寒行》写“阿Q性”、写看客式的麻木与蒙昧时字里行间的历史悲凉感。对前代作家的回应更集中在他的知识分子人物由自身发现“阿Q性”时的沉痛自省：“会不会，这样在大街上走着的，不是我而是老大？我不是也从乡下来？不是也披着衣裳……我明白这念头不是没有根据的时候，禁不住悚然了……”这不免刻露的议论或许倒是便于人们推想鲁迅《阿Q正传》的作意。鲁迅写这小说，何尝不也出自类似的“悚然”、自警！

由更年轻的作家那里也可以发现与前代作者感觉、思路的交叠。《古堡》（贾平凹）写改革者为乡村进步的献祭，一如辛亥革命志士为中国进步的献祭，最痛切处在牺牲者的寂寞。当主人公为之牺牲的“光明”开始呈现，“村人却把什么都忘了”，而且去争抢他被法院判刑布告上的红戳戳：“人都说这红戳戳避邪哩”——一个与《药》（鲁迅）中的“人血馒头”类似的象喻。张炜小说《古船》人物的负罪感，则令人想到“我也曾吃人”这种典型五四式命题。类似的，有时不只是个别意念，而且是具体意象，是作品内在语义结构，甚至是话语形式。我相信这些并不是思索中的偶然遇合，其间有经由文学传统、中国知识者精神传统的意象的传递，感觉、思维及其方式的传递（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经由文学的“有形呈现”也清晰化了）。我尤其感动于不同时代的知识者当着批判农民的精神病象、批判乡村文化时把自己也烧在里面的激情。正是因了这种对于自身更为严峻的省思，今人敢于对“中国知识者”寄予希望。

也恰在这时期，作者们又接续了五四知识者的某种思路，重新审视其与农民、与“乡村中国”的这一重联系，并以此作为知识者自我认识、自我审视的重要方面。何士光说：“长在树枝上的叶片，实在用不着到原始的旷野里去寻根。根就在自己的脚下。我们的重负也不在别的什么地方，而在我们绵延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它所派生的一切悠久、强大而深沉，足以使人头涔涔而汗淋淋。一夜之间哪能挣脱得开？会是一个长长的、反反复复的过程。”（《写在〈苦寒行〉之后》）古华说：“毋需讳言，我们却大都是小农经济的儿子。”（《遥望诸神之山的随想》）知识者的上述反省构成了新时期文学审视、思考乡村文化、农民文化的认识背景。即使以农民、乡村为对象反思整个民族的历史道路不自新时期始，即使重提“国民性改造”的旧有命题也意味着对五四思想的无批判承袭，上述高晓声、吴若增的作品，在当时仍应看做对乡村文学模式的突破。其文化追究的意向，毋宁说是此后文化寻根的先声。

五

孟悦读“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作品《黄土地》，敏锐地发现了镜头所展示的电影作者的世界形象与世界感觉。呈现于这影片中的，是“一片片全然陌生、又空前敞旷的视域，一个个没遮没拦又空前滞重的视觉空间，漫延到画框之外的、沙漠般荒芜无际的黄土地，仅仅是天空的天空，灼灼当顶、居透视中心的太阳，无始无终的固态的河流，覆盖了整个地平线的匍匐求雨的人众，大漠之上小草一般绝顶孤独的个人” 。正是那“一再占据画框和视觉中心”的“巨大物象”，使中国观众感到陌生。在这之前，他们熟知的，是呈现于文字或影视屏幕的“属人的”（而非与人漠然对峙的）、被人据有的（因而人在其上决不渺小的）、从属于人的具体生存需求（而非作为供观照与沉思的历史文本、客体）的土地（以及山川、河流等等）。孟悦以为：“然而也就在这陌生和古老得动人心魄乃至令人恐怖的画面中，我们初次目睹了其他本文（譬如文学）未必提供过的中国寓言，或曰，寓言式的中国图景及历史图景。”（同上）

同一时期的乡村小说，没有产生过足与《黄土地》相比的冲击波，但与陈凯歌同代的小说作者，却用了较朴素、平易（或曰更“生活化”）的方式，说了一点与已有文学作品不同的对大地、土地的感觉。铁凝的《麦秸垛》中乡民与知青的有关感觉构成了对照。小说写乡民对于土地的依恋：“花儿扔下了小池，端村的田野接住了他。小池没有闻见深秋的泥土味儿，只觉着地皮很绵软。” 而麦收之际田垄的无尽延伸却使一位知青绝望，她绝望于土地之大，“她只觉得这麦田，这原野，大得太不近人情了；人在这天地之间动作着，说不清是悲是喜”。这种面对土地时的压迫感，属于知青经验。我猜想，陈凯歌的世界感觉，也应源自类似经验。当这一大批来自城市的学生被抛到了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时，他们经受的冲击是不难想象的。其反应或如张承志似的感动于“广大”而有某种人格向往与人生设计，或者为“广大”所压迫，意识到了生存课题（以及历史文化命题）面前个体的渺小。

坦承其不同于农民的土地感情，无意于认同或摹仿，属于知青之作往往可见的率真。陈村的《蓝旗》写知青的“我”为分到了三分自留地而“愁苦”:“我尽力想象。当年，农民分得土地后的狂喜。当年‘三自一包’时农民的愉悦。全不能体验。我是在水门汀上长大的。和泥土隔离了十七个年头，一旦发现水门汀也是由泥土承载，我是多么失望呵！”史铁生《插队的故事》则写了知青们顽童式地逃避“受苦”（陕北方言，即干活）。王安忆《69届初中生》写插队的雯雯，更有一种近于天真的坦白。在淮北乡下，“她多么想有一间房子。有个房子，便有了自己的世界。有了自己的世界，便可以自己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而用不着象现在这样每时每刻都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她终究还应该有权利为自己留下一点生活。雯雯怕孤独，可这会儿，她跻身在人群中，每一分钟都不能离去，她怀念起孤独来了，她觉得一个人，是很幸福的”。朱晓平《桑树坪记事》中也说：“我已经感觉到，金斗及桑树坪人同我这样的人之间，永远隔着一层。”李锐则以相似的清醒看自己的写作，说自己“刻骨铭心地知道，我写的这些东西，是不会捧在那些捏锄把的手上的。和他们时时刻刻也是世世代代操心的问题相比，文学实在算不得什么，或者说实在是一件太奢侈的东西。所以我不自欺：以为自己的小说可以替他们呼喊苦痛；所以我不自诩：一定要讲自己的小说是‘写给农民看的’；所以我不自信：以为写了几篇小说便可以‘改造国民性’……”（《〈厚土〉自语》）

正由进入了那世界，才发现了“不属于”，发现了自己的世界与那世界间的真实关系。“我”与“他们”之间隔着一层“厚障壁”。他们拒绝制造幻觉。艾青1944年序他《献给乡村的诗》，说那诗集“写的是旧的农村，用的是旧的感情。我们出身的阶级，给我很大的负累，使我至今还不可能用一个纯粹的农民的眼光看中国的农村”。王安忆、朱晓平这一代作者已不再为此而困扰。他们以对距离的坦承，确认了自己作为“外来者”、“漂泊者”的身份。

知青经历使那一代中的有些人发现了“大地”（张承志、马原），由此选择了精神浪游、血缘追寻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使另一些人走向又走出了乡村，确立了与乡村的某种关系——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他们都不再是前代作者所说的那种“地之子”，即使袭用类似的自我描述，他们也私自改换了语义。这或者也与这一代人的“前知青”经历有关。虽然被指示以“接受再教育”，他们毕竟是由革命狂热中走出，（至少其中的一些是）以“小将”的身份下乡的，因而心态本不同于政治流放者。他们当下乡之际，尚未获得知识者的身份，因而也未完全接受“改造”一类指令或暗示。这种情况便于他们在内心深处与乡民摆平（如果不是自居于更优越的位置的话）。下面我们正要说到与此有关的事实，即，正是那些下乡时尚未获致“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知青作者，日后承担了表达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及世界认识的任务，力图以此恢复知识者作为认知主体的位置与有关的认识能力，同时又在身份（“知识分子”身份）未明、训练尚不完备的情况下，以其文字证明着中国文化、知识者精神传统的强大影响力。

因上述种种，进入创作界的这一代人，与其前代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或可谓之“不即不离”。他们不是反叛者，他们有所承袭、传递，也有所放弃，却更关心于为自己的存在取证。一位老作家这样赞扬年轻作者，说“他是真熟悉那块土地，而不象某些人仅仅凭藉插队生活的短短体验，他的根，压根儿就在那块土地里扎着” 。被赞扬者或许果如他所言，而关于另外的“某些人”所说的，却可能属于苛评，令人听出了一度流行的苛刻要求：“扎根”、农民化，以至无我的融入，等等。在本文中，我更关心由“插队生活的短短体验”构成的关系形式，以为这种关系形式为当代乡村文学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

局外感正足以造成一种叙事态度，为局内（更经常的，是自居于“局内”）所不能替代。也许当年从来没有真正“投入”过（如王安忆所述），却正因为未投入，因局外的审视，才有了日后的乡村故事。仍然是王安忆，在其自述中将这一过程说得更坦白也更透彻：当返城后回看那乡村时，对当年并无眷恋的村庄，有了一种“明瞭”之感。“静静地、安全地看那不甚陌生又不甚熟悉的地方，忽而看懂了许多。脑海中早已淡去的另一个庄子，忽然突现了起来，连那掩在秫秫叶后面的动作都看清了，连那农民口中粗俗的却象禅机一样叵测的隐语也听懂了。” 这类乡村故事在文学新潮中进一步精致化，作者面对的与其说是经验中的“乡村”，不如说更是自己的感觉以至知性趣味、形上思考。此刻他已将“乡村”这一“生活世界”置诸“直接对象”之外，他所冷静地处理的，仅仅是他由独异的感觉中提取的东西。这位制作者，其神情更加不适宜于“认同”一类描述，其距“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地之子”也愈益遥远。他在对“经历”的再度分析、体验中，取消了“乡村”作为对象的过分的特殊性，他以形成中的态度面对（包括乡村在内的）广大的对象世界，终于成就了一个有自己的“态度”与方式的小说家——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那一代作者，其中甚或杂有我的想象。即使“想象”，其依据也是由前几年的作品中汲取的。你不妨认为，这批作者以其对乡村的叙事态度、描写方式，透露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农民、农民文化的旧有联系发生着调整、变动的消息。

我在本书中还要谈到这一代作者在其作品中所强调的认知态度——也属他们中的一种态度。这多少来自这一代人真实的乡村经历。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将认知态度“小说结构化”了。作者似乎在以叙事重演当年的认识过程，虽然呈现于作品的认识程序分明是“后期加工”过的。“桑树坪系列”与李锐“《厚土》系列”中的某几部作品，或可视为“文化探险”模式的变体（文化比较是题中应有之义，《厚土·古老峪》等即写到文明人在“野蛮人”中经历的文化震动）。这里尤可注意的，是认知态度对认知主体位置的强调（也可理解为知识者在其与乡村、农民的关系中的自我定位），认知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世界间的距离。认知要求，助成了乡村描写中的“冷静”以至“严峻”。认知与省思过程的合一，则营造着“思想氛围”。这也是当代作品一度为人们熟悉的氛围。

你还发现，（不限于“下乡知青”的）这一代作者，还力图以其乡村小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不只是与农民、乡村，更有与“历史”、与过去、与先人（即农民的祖先）对话。你由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炜的《古船》等作，尤能感知这种意向。对话这一种关系中的平等感是不言而喻的，更无论对话对象的选择所示人的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

与前此的乡村文学微有不同的，还有情感态度。在朱晓平、史铁生的作品中，农民不是精神上的父亲或母亲，而是可以探察甚而至于可以调侃的属于不同文化圈的伙伴，描写中甚至偶有俯怜意味。与他们同代的作者，还用了无姿态——无论同情、赞扬还是批判、折服，向慕还是否弃——叙说。铁凝的《麦秸垛》在我看来即近于此。“无姿态”，也就难以适用“投入”或“局外”一类关系描述。“无姿态”的自然尚属少数作品。《小鲍庄》、《爸爸爸》的或微讽或冷视，都系于认知要求与文化批判要求，且不只是对于“农民性”，而是对于更广漠的农民文化以至“乡土中国”的历史。这种姿态不消说形成在距离感中。尽管富于深度的文化批判应当是一种自我批判，但批判毕竟是在“摆脱”中发生的。

到这里，还只说到了这一代中的知青作者。写乡村表现出更大气魄、更洒脱的笔致的，是莫言、张炜这样一些由乡间走出或有较长久的乡居经历的作者。可用以作为上文中有关描述的补充的，是这些作者写乡村时，绝不较之外来的下乡者更为贴近。张炜毋宁说更迷恋于他有关乡村的思想，他的积蓄已久、过分浓稠的乡村经验，故事的演述中令人时见化不开的思索的凝结物。最为他钟爱的人物，是乡村知识分子（隋抱朴、李芒等），这类人物毋宁说是为思索（表达思索）而存在的。写乡民，他们不但不求逼肖，倒像是更随心所欲，这才有莫言式的恣肆淋漓。较之知青作者的耽嗜方言趣味，他们更钟爱自己（知识者）的文体。莫言对乡土的憎爱交织，更绝然地排斥着单纯的“认同”。他乐于承认他的高密东北乡的“理想性”，说自己“仅仅是借助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名称”而已。

上述任何一种态度，都不是属于整个“代”的。它们只是作为个别现象包含着、呈现着代的经验而已。我在写作本书第四章诸种“知青文学主题”时，深感这一代作者个人姿态的分歧。我由寻求统一、共同性出发，得到的几乎是“无从整合”的结论。当着以这一代为整体而与其前代比较时，令人印象深刻的竟还是知识者精神文化的传承；年轻者的文字中易于被发现的，还是经验为已有的话语形式、文学模式剪裁加工的那种情况。本文已在不止一处谈到了这一代作者与前代作者间的呼应。即使已不是、也不可能是李广田所自称的“地之子”，由他们对农民、对村社文化、对乡村生活情调、美感等等的态度、把握方式上，仍分明可辨前代以及前此无数代知识者、士大夫的影响。还应当说，关系形式经了调整更证明了乡村依然拥有的文化力量。那土地使得一度的进入者乃至行经者不能无所牵系地走出，它必要留一些东西在他们身上，借此证明自己的存在。当它透过你的笔呈现自身时，往往将你也裹挟其中，使你的文字、你的情绪浸染了它特有的气味。

六

我们不妨承认这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方面是，无论有怎样的倡议、号召以至认同、归属宣告，甚而至于自以为融合、溶化，乡村文学作为知识者的创造物，其上的知识者印记从来一目了然，即使（自我）逃避、掩盖也不能不是知识者的姿势。无可逃避的还有语言现实。“大众化”运动只能由知识者发动，作为知识者意愿的表现。因而任一时期的乡村文学，均可作为研究知识者与乡村、农民关系的文本。本书选择的课题正赖此而得以成立。

与此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知识者意识与农民意识（以至二者的话语形式）之间并无绝对分界。在民族文化的大文本中，它们决非可以随时离析、判然区分的。这也同样反映着知识者与农民间关系的真实。其间耐人寻味的是，由 1940年代到“十七年”，知识者于创作中努力清除“知识者徽记”，其作品却未必更有“农民文化”特征；统领创作的理论框架与认识模式，毋宁说更出自知识者的思维运作。而知识者主体意识得到鼓励的“新时期”，乡村小说倒常常让人看出了知识者与农民间的意识同构，如农民式的正义论（与之对应的“正义战胜”的封闭结构，这是几千年间“统治的”结构样式），如农民式的价值论，如农民式衡度历史的道德眼光和道德感情（张炜作品中有较近的例子），如乡村文学特殊强调的“轮回”（亦是历史循环论的“民间形式”）……这里不涉及对否及层次高低的评价，“农民的真理”亦是“真理”。重新发现农民经验中的真理性（并使之小说形态化），竟是与对农民人格、乡村文化批判意识的强化同时发生的！

还应当提到文学中农民式的文化感受和反应，农民在历史变动面前的忧虑，他们依赖既有经验对“光明”承诺的疑虑。经济改革之初王润滋等人的小说，李杭育“葛川江系列”中的某些篇什，都包含有上述农民经验与农民智慧。其他还可以想到农民的时空感觉，当然更不消说农民的方言文化。新时期以来作者们甚至有意对素所避忌的农民的“迷信”行为（如占卜）作正面描写——亦系于“发现农民的思维方式”这一极严肃的旨趣。

或许正因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张扬，使得被掩蔽被模糊了的“知识者与农民意识同构”这一种事实得到了强调。当代作者对此很有自觉。同在大文化笼盖下的知识者与农民，其命运是如此息息相关，被限定了必得纠缠一处难分难舍。命定地担负文化批判任务的知识者无以逃脱下述悖论：审视者自己在某种既定视野之中，批判着本身的农民意识。“长在树枝上”的叶片被指定了描述那树时，不能不带着得之于那树的种种偏见。知识者的上述宿命，或非一两代人所能改变的吧。“农民”在我们这里，早已成为过于广阔的概念，“农民的经验形式”、“农民的情感形式”是如此普遍，以至难以将其与“知识分子”相剥离。无所不在的农民！中国尚未走出“农民的中国”，知识者不可能彻底摆脱“农民性”。知识者不是怪物，他们在生活中承受诸种力量的塑造。完全剔除了“农民性”和其他“性”的纯粹的知识分子，是令人无从想象的。不妨说，正是“农民”的参与，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农民间持久的精神联系，农民文化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渗透，以至知识者对于农民、乡村文化的认同、归属感，助成了乡村文学的延续性、清晰的演进脉络、稳定的美学水准、严整的结构形态、成熟的文体形式（尤其长篇小说），易于形成流派；同时易于因袭，难有奇境奇观，难以刺激文学观念、艺术形式作重大调整。此亦所谓长短互见得失并陈。

本书拟由乡村文学，探究知识者与乡村、农民间的联系，及这种联系经由审美活动在作品中的呈现，作为我的“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方面。乡村那片土地是我时时怀念的。我本人也在我所描述的“知识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