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资本理论及社会资本研究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

第一章
资本理论的演进

所谓的资本，就是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资源投资。从严格的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是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行动中被投资和动员的资源 ，它既是生产过程的结果，又是生产过程的因素。从广义的角度看，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好处的资源，通过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可视的物质和金钱投资以及不可视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可以使之产生增值效应（利润或实现目标的便利）。

社会资本是近十多年来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一个热门概念。它是人们热衷于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并用经济学投资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评估社会资源的产物。要理解社会资本的深刻意义，首先需要我们把它放在资本概念和资本理论发展的背景之下进行历史的考察。本章主要探讨资本概念的语意变迁和资本理论的演进脉络，旨在说明人们对于资本认识的深化如何促进了社会资本概念的产生，以及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如何丰富了资本理论的内涵。

一、“资本”概念的语意变迁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作为一个组合概念，由“资本”（ capital）一词延展过来。“资本”在英文中的本意是指对动物的买卖及占有。 ^[1] 英文“capital”来源于拉丁字“capitalis”，而“capitalis”一词则由印欧字“kaput”衍生而来。语义学研究认为，“kaput”最早在印欧语中的意思是“头”，“头”是远古年代欧洲测量财富的度量方式。一个人拥有越多“头”牛，那么她/他也就越富有。从词源的角度讲，“chattel”（私产，包括私有物品、动物或奴隶）和“cattle”（牛）这两个字也是从“kaput”衍生而来的。

在许多语言中，货币的名称以及经济学所使用的某些术语至今仍然保存着它们与动物买卖及原始贸易在词汇上的关联性。譬如“fee”（费）是从高地古德语中的“faihu”（牛，钱）一词衍生而来；“rupee”（卢布）是从梵文中的“rupya”（银）一词衍生而来；“buck”（一块钱）原指一种鹿皮，“pecuniary”（金钱的）是从拉丁文中的“pecu”（一个人的牛群及羊群）一词衍生而来；“stock”（股票）是从英文中的“livestock”（牲口）一词衍生而来；“peso”（比索）是从梵文中的“pashu”（牛）一词衍生而来，等等。

就近代经济意义上的“资本”而言，据F．布劳代尔考证，“资本”一词在 12 至 13 世纪已具有了“资金”、“存款”、“款项”或“生息资本”的含义。 ^[2] 他举例说，1399 年 2 月 20 日，弗朗西斯科·达蒂尼从普拉托写给客户的信中提出：“当然，如果您愿买些天鹅绒或呢绒，望您先将资本和利润做出担保，其余则悉听尊便”。他还举例说，1380 至 1444 年间，有人已对资本一词作了今天看来相当明确的定义：“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 。

早在罗马法律中，“资本”意指“一笔债款的本金”（区别于利息）；再后来便指合伙人投入合伙企业的货币总和或其等价物。当时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货币性的、仅具有会计学上的意义，主要用在会计师的账簿上。它或者指货币，或者指用货币估价的某些货物。其时，“资本”被一大堆与它竞争的词所淹没，这些词汇包括财富（ riches）、财产（ biens）、资金（ funds）、本金（ principal）等，凡是资本一词出现的地方，都可以用以上这些词汇取代它。

14 世纪，“资本”一词开始为经济学界所普遍使用，并逐渐地在学理层面凸显出来。经济学家们对资本一词的大量使用，从而使其他曾经与之竞争的词汇逐渐弱化，使资本一词终于成为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 15 世纪末到 17 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对资本的最初考察也成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资本理论的历史先驱。不过，此时，重商主义对资本的认识还比较片面：他们仅从流通领域去认识资本，没有从生产领域去了解资本；以货币资本为资本的唯一形式，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17 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逐渐衰落，重农学派的魁奈首先把资本与生产联系起来，用“资本”指明生产投资（垫支概念）。但是，直至 1770 年杜尔阁把资本当做生产性的货币和支配工人的手段使用以后，资本一词才具有了现代意义，其涵盖性从货币资本扩大到生产资料。

至此，古典经济学的资本一词具有了两种含义：一是早先的会计学记账用的资金、存物的含义；二是用在经济学上，指生产要素，它除了资金以外还包括土地、机器、厂房等物质资料。这二者的区别后来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 AdamSmith）发展区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是一种实体性概念，仅指资金和生产要素，而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的资本概念除了这个含义之外，更重要地指出了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和“流动”过程。

马克思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人的结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在 1847 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明确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同时，他还进一步说明，资本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之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这是马克思对资本认识的一个重要进展。不过，马克思此时对资本的历史性质分析还只限于一般性的描述。

在 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认识进一步得到了深化。他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具体历史的分析，即通过资本的产生与再生产过程，揭示了资本的本质。马克思进一步明确地把资本和资本构成的物质实体区分开来，从而把他的资本概念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第一次彻底地区别开来。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中，资本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即从实体性的概念变为关系性的概念。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关于资本概念异质性的重要体现。

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中可知，资本首先与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紧密相连，只有通过商品生产与交换才能产生资本。其次，资本代表着资本家的投资过程，作为生产，它需要聚集和组织劳动力、土地/租金、设备、工具和其他要素。再次，资本的投资过程是一个增值的过程。最后，资本是资本家的生产投资所产生的、并被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商品的生产、交换和资本的循环，从商品的流通中获得资本。

在西方学术界，资本从实体性概念普遍过渡到非物质性概念发生在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 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 G．Becker）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认为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的提出实现了“资本”向广义的扩展，使资本成为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为资本一词的扩展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随后，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

二、资本理论的历史演进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资本形式。 ^[3] 比较社会资本与其他不同的资本形式，有助于明确界定社会资本的含义，深入分析社会资本的性质与构成。人们对资本形式的认识随着资本理论的演进而不断丰富和深化，因此，透过资本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来比较不同资本形式，是充分理解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也是构建社会资本分析架构的基本前提。

如前文所述，人们对资本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简要地分解为以下几个步骤或阶段：

（1）18 世纪古典经济学对资本的阐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将资本视为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资金和以实物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资料，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2）19 世纪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也就是说，作为资本，一方面它能带来“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它可以用来投资。通过劳动力的转换，经过生产与流通等环节，资本最终转变为剩余价值。

（3）20 世纪 60 年代以舒尔茨（ Schultz）、贝克尔（ 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明使用人力资本（ humancapital）概念 ，将资本理解为通过投资获得回报的资源。工人投资于技术和教育以提高其劳动技能，可以创造价值，提高劳动收入。企业通过对职工的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获取更多价值。

（4）20 世纪 70 年代以布尔迪厄（ P． Bourdieu）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提出文化资本（ culturecapital）概念 ^[4] ，认为文化资本由一系列价值（ values）和符号（ symbols）所构成，通过文化投资（教育投资）可以让人们接受某种价值和符号，使之将统治阶级（ dominantclass）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价值。

（5）20 世纪 80—90 年代以布尔迪厄（ P． Bourdieu）、科尔曼（ James Coleman）、罗伯特·帕特南（ Robert Putnam）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发展和阐发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网络也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的资源，投资于这样的社会网络关系，不仅可以使社会成员个体获益，也可以使组织、团体和国家受益。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南在回顾资本理论发展历程的同时，曾经对不同的资本理论形态作了简要的概括总结（如表 1-1 所示）。

资料来源： Nan Lin:“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in Social Capital ： Theo ry and Research ，（ eds．） by Nan Lin，Karen Cook，Ronald S． Burt，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2001． p．5。

毫无疑问，资本理论的历史演进反映了人们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了人们对促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的理解更加全面。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分析之中引入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受过教育、经过培训的健康工人的社会才能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人力资本以及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一起构成了国家财富并且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会逐渐被消耗殆尽，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在不断下降，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日益凸显。然而，最聪明、最胜任的个人的最新的技能和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也是有限的，这些人需要与他人接触以了解、改进、帮助和推广他们的工作，当厂商、同行和顾客都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把其所特有的物质资本和技能结合起来时，经济活动就会更有效率，经济投入也会有更多的回报。 ^[5]

上述关于资本的认识，进一步体现在当代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中。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巴罗（ RobertJ．Barro）曾经对 1965 年以来大约一百多个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进行统计分析，指出对增长有利的主要因素包括：高水平的教育程度，良好的健康状况（用寿命预期衡量），低水平的人口出生率，低水平的政府福利支出，法治以及有利的贸易条件。 在他的分析中，人口资源、政府能力、制度环境以及贸易条件被纳入研究视野，成为被考虑的重要分析要素。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 AmartyaSen）在题为《以自由看待发展》（ Development as Freedom ）的著作中，也分析说明了经济发展的原因，指出政治自由（公民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包括监督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可能性）、经济条件（个人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社会机会（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透明性担保（交易过程的公开性、信息的准确性以及信用担保）和防护性保障（对于遭遇突发性灾难的人和其他贫困及老弱病残者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等社会制度安排不仅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目的，也是促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条件。 ^[6]

毫无疑问，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北京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由柯武刚（ Wolfgang Kasper）和史漫飞（ Manfred Streit）所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 Social Order and Public Policy ）的研究，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经历了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

在 40 年代和 50 年代，经济学家强调调集资本（ K）对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他们假设，增长依赖于资本积累（储蓄、净投资）。50 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开始不满于狭隘地以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此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国民生产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反映着如资本（ K）、劳动（ L）、技术（ TEC）一类投入与预期产出量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供给迅速增长是一种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的因素，而更优良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因此，技术创新成为之后探索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者们集中关注的问题之一。这样的探索使 60 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强调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 SK）的重要影响：即各种能增加所谓“人力资本”那类生产要素的方法。这一研究思路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认识：要保证不断增多的存量资本在应用中具有不断上升的资本生产率，就必须具备较好的技术知识和较好的技能。技能、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被认为是“发展软件”，能够保证“发展硬件”（资本和劳动）变得更有效率。与此同时，也有经济学家关注自然资源（ NR）对增长的贡献，指出节约和合理利用可用资源是维持持续增长的条件。

然而，所有上述分析都还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积累了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什么人们会储蓄、投资、开发自然资源、学习技能。或为什么会不这么做?70 年代，一些经济学家观察收入水平的上升在经济活动的结构成分中导致的系统变化：当收入（工资）水平很低的时候，具有增长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当收入水平上升时，则是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具有增长优势。国民产品的结构突出了一个事实，在总的宏观经济增长现象背后，事实上存在着各种有机演化的微观经济结构。价格高度灵活和要素高度流动的经济一般比僵化的经济增长得更快。因此，结构变迁（ΔSTR）被视为增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企业家（ E）在经济进步中的作用和竞争的重要性也得到了经济学家（如约瑟夫·熊彼特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关注。企业家被认为是动员生产要素、冒险对知识进行创新性应用、并去尝试结构变革的主体。

从 70 年代中期起，旨在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还受到经济史研究的巨大推动。这些研究表明，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公民自由、财产权利、法律对契约的有效保护和受约束的政府）；企业家要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归根结底，依赖于支撑相互信任的制度框架。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更进一步说明，拥有卓越技术的古代中国文明未能成就工业革命，原因在于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即缺乏一定的制度。正是制度发展的不足，使技术进步成果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起作用。制度创新能减少交换活动的交易（及生产）成本，从而实现日益复杂的交换活动。 ^[7] 制度巩固着复杂的、跨越国家和大陆的人际交往关系网。因此，制度被看成是解释经济增长率上持续差异的根本要素。 ^[8]

柯武刚和史漫飞用一个图表概括了迄今为止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增长而形成的理论和要素（见图 1-1）。

资料来源：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24 页。

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纳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中运用的最佳制度呢？这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根据诺斯（ North）的解释，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互相交往的行为的框架 ^[9] 。“博弈规则”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 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是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如此看来，本土化的非正式的规则及其变迁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来说，已有的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构成了经济发展制度性约束的条件，也成为新制度（借鉴的或创新的）运转的基础和前提。在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下，那些被认为能够支持新制度运转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非正式规则——社会习俗和社会规范等——就具有了可以产生增值效应的资源的性质。这些非正式规则往往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关系相联系，被认为内嵌于社会关系之中，因此，最初被社会学家指认为“社会资本”。

三、社会资本：资本家族中的新成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使比较制度分析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也使发展研究成为更加现实的课题。面对这一问题，经济学家做出了如下的思考：

为什么世界上少数国家达到了高度富裕，极为有限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也在接近这个水平，而大多数国家还停留在贫困和停滞状态？造成全球性偏差的一个明显因素是开发和采用先进技术的能力不同。那么，为什么步入了同发达国家生产率差距日益缩小轨道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会如此有限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低收入国家在它们的社会和文化的制约下，难以为引进先进技术配备适宜的制度。

经济学家探索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可能性，希望为低收入国家找到进入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轨道，进而实现缓解贫困的近期目标和赶上发达国家的长期目标。他们提出了有关资本积累、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人力开发、制度改造等一系列主张和建议。

有关贫困问题的经济学研究随着经济发展历史的演进，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认识上的突破。产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多数人摆脱贫困的经济发展过程。日本将这个过程缩短到不足一百年，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又将这个过程缩短到不足四十年。这样的事实表明，发展的机制潜在于表面的落后之中，如果这种机制被适当地开发出来，赶超发展是可能的。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日本东京青山大学教授速水佑次郎提出一种理论框架，试图对经济发展的原理做出解释（图 1-2）。

资料来源：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 页。

速水佑次郎教授在上述理论框架中说明了发展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借助这个理论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资本家族的构成，以及社会资本在这个家族中的地位。从认识发展的角度看，人们最早关注的是物质资源（自然资源），强调货币资本的积累；而后，看重的是人力资源，强调人力资本的开发；再到后来，认识到文化与制度的重要性，从而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以及制度生产力的观点。

当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时候，资本家族又添加了新的一员。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等于为以上的理论框架增加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即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如图 1-3）。

通过这个新的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要素促成了经济发展。在经济方面，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 ）、物质资源（ physical re sources）和技术（ technology）构成了生产的基本要素；在文化/制度方面，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提供了软性环境和制度保障；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组织行为，为交易所需要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提供了可能。

不管人们为社会资本下定义时具体的表述如何不同，但至少有两点是一致的。第一，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的网络关系结构中，体现为一定的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社会信任与规范的来源。 第二，拥有恰当的社会网络关系，个人和公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投资于社会资本，就是投资于成功。正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教授韦恩·贝克（ Wayne Baker）所指出：

我们知道，富裕的社会资本对于创造商业价值至关重要。社会资本能推动信息的交流、知识的共享、相互间的合作、问题的解决、创造力的发挥、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拥有富裕的社会资本的人会获得更高的报酬和更快的提升，因为他们的社会资本能为他们的公司和顾客创造价值。

如同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一样，社会资本是一种生产性的资产。一个人或者公司可以对社会资本进行投资，然后它们就会产生回报。

下图是速水佑次郎教授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图 1-4）。在这个拓展的框架下，来自于社会结构系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即社会资本，被看做促成经济发展的新的要素。

从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讨论来看，有关社会资本的定位问题主要存在两种略有不同的表述：一种是把社会资本看做文化/制度系统中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规范，如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就认为：

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这种规范从两个朋友之间的互惠性规范一直延伸到那些像基督教或儒教之类的复杂而精巧的教条，牵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它们必须能够用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互惠性规范潜在存在于我跟所有人的交往之中，但它只是当我跟我的朋友交往时才成为现实。

另一种表述来自于对社会资本更加广泛的理解，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网络中内嵌的资源（ embeddedresources） ^[10] ，它是人组成社会时结成网络关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资源，是整个经济系统和文化/制度系统运行的基础平台，因而，也是影响这两个系统的各个要素发挥效应和制度运转情况的关键要素。它与上述分析中的制度要素一样，它本身并不构成生产的直接要素，但它影响其他生产要素的利用率。

小结

综上所述，人们将能够通过投资而带来收益的资源称为资本。每一种资本形式都有其不同的动力机制和作用方式，细分资本形式的意义就在于真正区别构成资本的不同要素，从而发现它们不同的动力机制。人们把促成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要素归结为物质资本（主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人力资本、技术资本，80 年代以来，又提出了新的资本构成要素，那就是社会资本。从另外的资本分类标准看，社会资本被看做是对自然资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

人们一直致力于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源，从最早关注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等），到后来看重技术资本（技术资源：技术的改造和创新），再到后来关注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劳动力的管理与开发），直到近年来又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资源：社会结构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反映了人们对于促成发展的资本要素的认识越来越全面深刻。下图（图 1-5）概括并反映了人们对于资本及其投资的认知过程，它向我们显示了资本积累的内容和投资的途径：

随着资本理论的发展，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增长和发展的新要素，其重要地位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今天，社会资本热的出现，或许能够在制度经济学那里得到一定的解释和回应。

制度经济学家诺思（ DouglassNorth）在分析制度的起源和功能的时候指出，人类经历了两类交换形式：一类是简单的交换形式，在这类交换形式中，专业化和分工处于原始状态，交易重复进行，卖和买几乎同时发生，每项交易的参加者很少，当事人之间拥有对方的完全信息，因而不需要通过建立一套制度来约束人们的交易行为以达到合作解。这种简单的个人交易受市场和区域范围的局限，专业化程度不高，但生产费用却很高。然而，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交换的增加，市场规模的扩大，出现了另一类即非个人交换形式。在这类交换形式中，交易变得极其复杂，交易的参与者很多，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欺诈、违约、偷窃等行为不可避免。于是，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就会发生背离，产生“囚犯困境”和“搭便车”（ freerider）现象，如果个人收益与其投入不对称，个人便失去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动力，社会效率也无法达到最优。在这种情况下，制度便应用而生。制度的作用就在于，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

从简单的个人交换形式到复杂的非个人交换形式的一个重要转折是，分工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生产费用（ PC）下降，但另一方面，又会使市场的交易费用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有时会抵消专业化程度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如图 1-6 所示）。

下图表明，经济的发展受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的制约。生产费用的制约作用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因此，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降低生产费用历来是微观经济学讨论的问题，也是个人和企业经济活动中的理性选择。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技术推广和传播的频繁，个人或企业获取生产费用的相对优势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于是，人们开始在如何降低交易费用方面下工夫。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公共物品，其构建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社会网络关系作为维持人们之间信任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的非正式约束的作用也便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1] 参阅约瑟夫 · 希普利：《英语词源词典》（ Joseph T． Shiplex， 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 ），美国 1957 年版，第 7 页。

[2] 参阅 F．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 15 ^th — 18 ^th Century ， vol． II ： The Wheels of Com merce ，N． Y．： Harper and Row，1982，p．233。

[3] 参阅 Nan Lin:“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in Social Capital ： Theory and Research ，（ eds．） by Nan Lin，Karen Cook，Ronald S． Burt，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2001。

[4] 参阅 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 Society ， Culture ．Beverly Hills，CA: Sage．1977． 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 Cambridge，MA: Polity，1990。

[5] 参阅 Michael Woodcock，“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1998，27。

[6] 参阅阿马蒂亚 · 森（ Amartya Sen ）：《以自由看待发展》（ Development as Freedom ），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33 页。

[7] North，D． C．，“The Evolution of Efficient Markets”，in J． J． James and M． Thomas （ eds．）， Capitalism in Contex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258．

[8] 参阅 Olson，M．，“Big Bills Left on the Sidewalk: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and Others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6，vol． 10，3—24。

[9] 参阅 North，D． ， Institutions ，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U．K． and N． 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3—4。

[10] Nan Lin，“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in Social Capital ： Theory and Re search ，（ eds．） by Nan Lin，Karen Cook，Ronald S． Burt，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2001．

社会资本就像车轮，容易朝一个方向转，政府施政更容易使它消亡，而不是使它增加。从今以后，社会资本的保存和积累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弗朗西斯·福山 I/oFiignmR7PVeao3l593cgFP1umoHJew3NzvGY+PlL7pc+nMXDrUC/EDqX8Fn9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