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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是俄罗斯诗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俄罗斯诗歌开始确立自己的民族诗歌艺术形式，逐步摆脱对古代文学以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单纯依赖和简单模仿，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
18世纪初的30年，俄罗斯诗歌没有什么突出成就。俄罗斯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与17世纪没有多少差别。从30年代开始，俄罗斯诗歌出现了新气象。俄罗斯诗人А.康杰米尔在这个时期的诗歌虽然延续了旧的音节诗形式，但是已经开始带有明显的古典主义特征。在他之后，В.特列季亚科夫斯基、М.罗蒙诺索夫、А.苏马罗科夫等人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引进了古典主义的文学传统。
古典主义思潮起源于法国，后来传到欧洲许多国家。古典主义在思想上推崇理性，相信人的永恒本性不受时代、历史、民族的限制，主张克制个人情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民族利益。在政治上尊崇王权，主张开明君主制。在艺术上推崇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理想和艺术典范，要求体裁完美，界限分明，各个体裁应该有自己相适应的语言和文学手段，同时推崇史诗、悲剧、颂诗等高级体，轻视散文、喜剧等低级体以及民间创作。
俄罗斯古典主义基本上承继了上述这些原则和主张。1747年，苏马罗科夫依据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诗艺》，写下两篇诗体论文——《论俄语》和《论诗歌》，他在其中提出：“你要知道诗歌的体裁并不尽然，/一开始写，就要寻找合适的语言……”
1758年，罗蒙诺索夫在《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序言》中，对高、中、低文体以及对应使用的语言作了明确划分，排除了陈旧的古斯拉夫语词，但同时日常口语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俄罗斯古典主义诗歌最主要的创作体裁是颂诗和悲剧，其次是高级体的英雄叙事诗、中级体的田园诗和低级体的寓言和讽刺诗，另外对《圣经·诗篇》的翻译和改写也占有特殊位置。
在引进古典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俄罗斯诗歌民族化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即由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9）和罗蒙诺索夫倡导和完成的诗体改革。1735年，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发表了《俄语诗简明新作法》，他以学者的严谨态度，考察和总结了俄罗斯诗歌的创作情况，提出用“重音诗”替代音节诗。俄罗斯的音节诗主要盛行于17世纪，它是借鉴了波兰诗歌的艺术经验，每行音节数相同，重音不限，但是倒数第二个音节必有重音，这符合波兰语重音位置固定的特点，而重音位置同样固定的还有法国诗歌，只是其重音位置在最后一个音节。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一方面确定了诗歌格律方面的术语概念和基本使用范例，另一方面则试图调和音节诗和重音诗的不同原则，因此他更像是改良者，而非革命者。罗蒙诺索夫在留学德国时，在研究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德国诗歌的创作经验，写下《论俄文诗律书》（1739），并随信附上自己按新方法创作的长诗《攻占霍丁颂》（1739）。他在信中进一步提出俄罗斯诗歌正确的发展道路应该符合俄语的特点，即由固定数目和位置的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组成音步，如由两个音节构成抑扬格和扬抑格，由三个音节构成扬抑抑格、抑抑扬格、抑扬抑格（其中扬为重读音节，抑为非重读音节），每行音步数目固定，轻重音节形成规律排列。诗歌的行末应当押韵，可以押阴韵（如波兰），也可以押阳韵（如法国）。相比之下，罗蒙诺索夫的改革更为彻底，他把许多可以变成必须，后来俄罗斯诗歌在不同发展阶段有所变化，但是基本延续了这条道路，一直发展到20世纪，才由于纯重音诗（每行音节数和位置不限，重音数目相同）和自由诗（不押韵的非格律诗）的出现，多少有所改变，但整体风貌依旧。
俄罗斯古典主义确立时，并没有立即找到自己创作的天地，而是与国外和古代文学翻译、移植、改写有着密切关联，但同时这些翻译和改写又不仅仅是简单复制原作，而是具有时代和个性特征。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创作很具有代表性。他曾经留学法国，1730年回到俄罗斯，同年他出版了自己用诗体翻译的17世纪法国作家保罗·塔尔曼的长篇小说《爱岛旅行》，一举成名。作品虽然最终以赞颂功名高于爱情而结束，但是其中爱情——这一世俗题材的引进，对当时文化生活是一个重要促进。1733年他进入科学院，并且在1745年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位教授（相当于院士），他在语言修辞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766年他用诗体翻译了法国启蒙主义先驱者之一，作家弗朗索瓦·费讷隆的小说《忒勒玛科斯》。在这部作品中，他创作性地试图用俄语的扬抑格和扬抑抑格相混合方式，来复原荷马史诗形式，以此来承载先进的启蒙主义思想。这部作品由于风格古拙、用词拗口、词序凌乱、没有韵脚而受到当时人们的不解和嘲笑，直到后来，普希金才对之给予了公正评价，认为他比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更为理解什么是古希腊的六音步。此外，他还翻译过罗马史、布瓦洛的《诗艺》等作品，写过一些颂诗、戏剧作品以及许多关于诗歌艺术的文章和著作。
俄罗斯诗歌格律创建初期，在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以及苏马罗科夫之间曾经发生过若干次关于诗歌艺术的论战。最初的论战是在前者和后两人之间展开的，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根据古希腊罗马诗歌传统和波兰诗歌影响，以及多少考虑到民间文学传统，认为扬抑格最好。而罗蒙诺索夫则出于古典主义的审美原则，认为抑扬格和抑抑扬格更好，因为它们是“上升”的格律。苏马罗科夫则位居其中，主要偏向后者。斗争的结果双方都有所妥协，诗歌的格律开始中性化，与内容和体裁有关但是并不绝对，各种形式高下难分。后来在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之间又发生了争论。苏马罗科夫及其弟子更偏向于中级体创作，并且在诗歌创作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他的立场与以前有所不同，开始在人格和艺术风格方面反对罗蒙诺索夫，称其为“金丝笼子里的小鸟”，并写诗嘲笑其颂诗大而不当、华而不实。
18世纪中期，在苏马罗科夫周围聚集了众多青年诗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追随者，其中有不少人颇具才华。其中最有才华的当数М.赫拉斯科夫（1733—1807），他曾被当时人称作“俄罗斯诗歌的指挥官”。虽然罗蒙诺索夫等人一直推崇古典主义的英雄长诗，但是他们主要的创作领域却是崇高体的颂诗，真正实现这一创作追求的首推赫拉斯科夫的长诗《俄罗斯颂》（1779）。这部长诗描写的是伊凡雷帝征服喀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全诗用严格的6音步抑扬格写成，篇幅巨大，诗行总数比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多一倍，容量多两倍。作品赞颂摆脱了野蛮人统治的俄罗斯，认为征服喀山的胜利“如同明亮的朝霞照亮了俄罗斯”。后来他还以更大的篇幅，创作了描写罗斯受洗的长诗《弗拉基米尔》（1785）。
另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是A.勒热夫斯基（1737—1804）。他在十四行诗创作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在60年代初写的可以称得上是“诗歌戏法”的几首诗，首先是内容相反的两首十四行诗，把它们左右拼接起来就成为了第三首诗，当然诗的内容局限于爱情，但这多少代表了苏马罗科夫诗派的试验倾向。此外，В.迈科夫（1728—1778）、И.博格丹诺维奇（1743—1803）还创作了一些具有讽刺色彩和滑稽模仿性质的作品，特别是博格丹诺维奇的长诗《杜申卡》（1783）突出表现出对古典主义思想的怀疑，从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古典主义诗歌创作逐渐走向末路，面临危机。
事实上，俄罗斯古典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某些自己的特点。从罗蒙诺索夫等人的创作中，明显可以感觉到17世纪“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影响，而18世纪后半期的诗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伏尔泰等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众多因素相互作用，以多种方式交织在18世纪末期的几位重要诗人如Г.杰尔查文、А.拉吉舍夫、Н.卡拉姆辛等人身上。
作为两极，拉吉舍夫倾向于古拙和厚重，古典主义形式中蕴涵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而卡拉姆辛则偏于感伤和忧郁，提倡用日常生活语言（贵族沙龙式的）从事写作，他的创作具有感伤主义情调。二者之间，杰尔查文的创作最为复杂多样，他的诗歌无论主题还是形式，都在力图拓展更多的诗歌空间，寻找更多的形式和表现手段。他们为19世纪初俄罗斯诗歌繁荣时期的到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安基奥赫·德米特里耶维奇·康杰米尔（Антиох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антемир，1708年9月10日出生，1744年3月31日去世）是18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讽刺诗人，同时也是翻译家和外交家。
诗人出生于摩尔多瓦王公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政治家，曾经领导过摩尔多瓦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解放斗争（1710—1713）。战争失利后举家投奔彼得一世，成为其亲密战友。诗人少时受过良好的教育。1730年曾参与一些进步贵族反对限制君权的宫廷斗争。斗争虽然胜利，但是他并没有得到重用，相反从1731年起长期派驻国外，1738年先在英国，后来是在法国，直到去世。
早在学习期间，康杰米尔便开始翻译古罗马以及意大利、法国的文学作品，后来还曾写过一些不成功的爱情诗。他真正具有成就的创作，是他在1729—1739年间在俄罗斯以及在法国所创作的九首讽刺诗。这些讽刺诗都具有双重标题，一个指明诗的主题，另一个则指明诗歌的针对对象或者对话者。其中重要的当数第一首《告理智（致诽谤学术者）》、第二首《费拉列特和叶甫盖尼（论堕落贵族的妒忌和傲慢）》和第七首《致尼基塔·尤里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大公（论教育）》。
康杰米尔的讽刺诗继承了古罗马的尤文纳斯、贺拉斯以及法国古典主义布瓦洛等人的传统，在颂扬知识、理性和美德的同时，揭露和批判现实中存在的种种愚昧、自私、贪婪和虚伪等恶习。在承认人的天性一成不变的同时，又主张用美德教育来克制人的情欲，以求得对社会风气的改变。在《告理智》中，他一方面揭露保守势力对科学的攻击，但也同时写出了启蒙者的“智慧的痛苦”。在第二首中通过两人的对话，揭示出真正的高贵不是来自血统，而是美德。而《论教育》则是从正面提出了美德教育的重要性。不过，他的讽刺诗虽然有现实生活基础，但是又并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正如他在第四首中所说：“我用诗嘲笑有恶习的人，而内心却在为他们哭泣。”康杰米尔的讽刺诗使用的是改良后的音节诗形式，诗歌语言努力接近生活语体，内容活泼，运用了许多成语、谚语，以求作品能更广泛地被人接受。
除了讽刺诗，他还写过颂扬彼得一世的颂诗——《彼得颂》（未完成，1730）和诗论《哈里东·马肯金给友人论俄罗斯诗歌写作的一封信》（1744年死后发表，其中的人名是作者本名字母打乱后的重新组合）以及许多翻译作品。
加甫里拉·罗曼诺维奇·杰尔查文（Гаврила Романович Державин，1743年7月3日出生，1816年7月8日去世）是18世纪俄罗斯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反映了社会时代的风云变迁，是俄罗斯诗歌从发展初期到迈向辉煌的承先启后者。
他出生于一个不富裕的具有鞑靼血统的古老贵族家庭，早年曾在喀山中学学习。1762年参军，曾经参与平定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的仕途生涯几经沉浮，最高时担任过女皇的内阁秘书以及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司法部长，但也曾因为为官公正得罪过许多权贵，因为作品的批判锋芒而被君主疏远。1783年他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颂诗《费丽察》使他声名大振，深得女皇欢心，由此获得“费丽察的歌手”的美誉。
在他担任高官期间，他的家成为首都文人墨客经常聚集的场所。1803年退休后，他曾主持具有保守倾向的文学团体——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座谈会。晚年的杰尔查文冬夏分别居住在彼得堡和自己的兹万卡庄园。
杰尔查文是在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的。1779年，他与里沃夫等诗人接近，接触到了卢梭、哥德尔等人的哲学思想，这是他诗歌发展道路的一个转折。在《密谢尔斯基大公之死》（1779）中，他明显把个人情感因素带入诗歌创作，在对人生苦短、逝者如斯的感怀中，把颂诗与哀歌传统结合在一起。
《费丽察》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创作这首诗，他借助了叶卡捷琳娜女皇写给孙子的童话：被俘的基辅王子赫洛尔，在费丽察公主（意思是“幸福”）帮助下，由她的儿子拉苏多克（意思是“理性”）指引，寻找无刺的玫瑰（意思是“美德”）。杰尔查文一方面把费丽察比作女皇，把她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予以歌颂，同时，他对女皇的歌颂又是与对其周围的权臣恶行、包括自己的不良行为的讽刺和批判结合在一起的，这些讽刺不是针对抽象的人性、人的品质，而是针对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和事件。诗歌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亦庄亦谐，颂扬与愤怒、批判与调侃相结合。这都是对古典主义颂诗传统的突破，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批判精神。
杰尔查文的批判精神更为突出地体现在他根据《圣经·诗篇》第81篇改写的《致君王与法官们》（1780），他在诗中揭露了世间君王和权贵们的恶行，并且呼吁最高的君王——上帝来到人间，恢复公正，“成为大地唯一的君主”。这首诗虽然依托《圣经》，但是人们不难看出其锋芒指向，难怪女皇看后，说它是“雅各宾党人的诗歌”。
给杰尔查文带来广泛国际声望的作品，是他的《上帝》（1784）一诗。该诗一发表便被译为英、法、德等西方语言以及日语。这首诗充满火热激情和宏伟气势，渗透着泛神论的“宇宙观”。作者一方面感叹人在宇宙面前的渺小，但是同时当人认识到世界的统一，他就成为所有世界、世间万物的纽带和精华，其精神比肉体更长久，“我的肉体化作灰烬，/我的理智驾驭雷电，/我是王——我是奴隶/我是蛆虫——我是上帝！”
杰尔查文晚期的诗歌中有不少杰出的抒情诗，如隐喻显赫一时的波将金公爵一生的风景诗《瀑布》（1794），哀悼妻子的抒情诗《燕子》（1792），特别是他的《致叶甫盖尼（兹万卡的生活）》（1807）等农村题材的作品，对以往的所谓“阿纳克瑞翁体”诗歌以及田园诗的传统作了大胆创新，他破除了传统的虚拟化情调，描写许多世俗生活场景和情感。
杰尔查文的创作，在传统的古典主义面临危机的形势下，有意通过主题、体裁和诗歌语言、格律、韵律的变化，开辟新的诗歌发展道路。在他的作品中，现实因素和个人因素逐渐得到强化。虽然在他身上，“巴洛克”风格、传统古典主义以及前浪漫主义诸多成分并没有总是和谐统一起来，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的俄罗斯诗人，这诗人是俄罗斯人民生活的忠实回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忠实的反响”
。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1711年9月8日出生，1765年4月4日去世）是18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学者，也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
罗蒙诺索夫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兼渔民家庭，在邻居的帮助下受过简单的教育。1731年离家来到莫斯科，进入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学习，1735年被派往德国学习矿业课程，后来因为与导师发生冲突而出走，1741年回到彼得堡，1742年开始在科学院工作。他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是物理和化学，有许多重要发现，同时他对历史、语言学和修辞学等诸多学科颇感兴趣，也都有所建树。1755年，在他倡议下创办了俄罗斯第一所近代大学——莫斯科大学。在生命晚期，他还成为艺术院院士和斯德哥尔摩等多所外国科学院院士。
罗蒙诺索夫的文学声誉，首先是和他所倡导的诗体改革分不开的。他随自己论诗书简附上的《攻占霍丁颂》，被别林斯基称作是“俄罗斯文学的发端”，颂诗描述了庆祝胜利的宏大场面，字里行间表现了俄罗斯军队获胜带来的巨大喜悦和自豪感。
罗蒙诺索夫的诗歌创作主要体裁是颂诗。他在1747和1748年写下的《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赞颂女皇的英明，特别是其对科学文化事业的大力支持，让诗人相信不久俄罗斯的科学也将像军事胜利那样，出现自己的牛顿和柏拉图。罗蒙诺索夫对科学和理性的推崇，也体现在他的两首著名的“科学诗”《夜思上苍之伟大》（1743）和《晨思上苍之伟大》（1747？）之中。根据自然神论观点，罗蒙诺索夫把自然看成是“造物主”意志的直观体现，人们应该像太阳一样，用自己的眼睛去认识和照亮大千世界。他的《夜思上苍之伟大》提出了对北极光的自然成因的推测。
罗蒙诺索夫的组诗《与阿纳克瑞翁的对话》（1747—1762）是他独特的诗歌宣言，与那位生活于公元前6—5世纪的、以歌颂美酒和爱情而闻名的古希腊诗人相反，他认为自己的诗琴是为英雄而拨响，是为祖国利益而鸣响的。
罗蒙诺索夫的颂诗，追求空间广阔，气势宏大，言辞瑰丽，呈现出“无序的抒情”，许多词句在不同作品中有时似乎可以互换，而不损害作品主旨，因此也有人认为他的古典主义诗歌明显带有“巴洛克”甚至是“文艺复兴”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