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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期，俄罗斯产生了新兴的社会阶层——靠为国家行使文职和战争义务而获得社会地位的贵族阶层，他们对曾经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建功立业、成为各公国首领左膀右臂的社会上层显贵大贵族阶层如今仍旧享受的“不劳而获”的世袭领地特权感到不满，同时由于俄罗斯沙皇对大贵族不断干预政事不满转而支持贵族阶层，因而使其成为了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巩固起来的中坚力量，但这个过程是在大贵族与沙皇和贵族阶层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这一斗争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并且与此内容相符，该时期的文学作品以“讲话”、书信、小品文等具有辩论性质的政论体裁作品为主，与此相关，为更有力地打击对手、增强表现力度，这些政论基本上都渗透着浓厚的讽刺意味，为后来俄罗斯真正的讽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的修士马克西姆·格列克（1480-1556）是该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笔锋涉及国家政治和宗教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捍卫禁欲的同时批判修道院神职人员酗酒暴食、贪恋金钱、荒淫无度的恶行，揭露在封建采邑制度下形成的好逸恶劳的生活方式对修士阶层道德品质的恶劣影响以及一些教会滥用职权、草菅人命、道貌岸然的行为，对附属于修道院的农民辛苦劳作却食不果腹的遭遇表达深切的同情，对行使正义、关心民众的明智君主充满期待。或许与多年接受罗马天主教文化熏陶有关，格列克的创作逻辑缜密，条分缕析，严格遵守雄辩术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规则，只使用书面语言，这与其他俄罗斯作家大量使用口语、俗语、充满感性色彩的创作有很大区别。
格列克对沙皇与大贵族之间的斗争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他采取的是折中的态度，力图调和矛盾。他认为，沙皇的支柱是大贵族和军人，后者应当为前者效力，而前者应该因后者的功绩给予慷慨奖赏。与其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杰出的政论家、新兴贵族阶层世界观和利益的捍卫者伊凡·别列斯维托夫，他的政治纲领在讽刺政论《马哈麦特苏丹的故事》（1547）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作者通过拜占廷的康斯坦丁大帝三岁登基、其大臣因而觊觎王位以及土耳其苏丹马哈麦特的故事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他的故事是讲给命运相同的伊凡雷帝听的，他要让年轻的沙皇知道，显贵的权力过大而且滥用职权正是俄罗斯国家混乱不堪、大臣们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借助阐述坚决果断的马哈麦特的施政纲领，作者劝喻俄罗斯沙皇应当限制甚至剥夺显贵的权力，倚赖贵族阶层，发展军队，改革税制和审判制度，清除贪污受贿，制订严格的法律制度，在关心臣民福利的同时建立如苏丹一样的专制君主威严。别列斯维托夫的政论文文笔犀利，一语中的，语言朴实，用词简约，讽刺辛辣，是俄罗斯政论作品的典范。他的观点对俄罗斯社会思想史的发展乃至俄罗斯国家的未来走向具有深刻影响，羽翼丰满了的伊凡雷帝后来使其部分改革措施得以付诸实现。
沙皇与大贵族阶层的论争在伊凡雷帝本人与库尔勃斯基公爵的通信中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激烈。库尔勃斯基在一场战斗中失利，因担心沙皇会治罪而逃到当时不断向俄罗斯进犯的波兰、立陶宛国避难，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早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1564-1579年他写了数封虽发给沙皇本人但实际却是面向全体俄罗斯人的公开信，伊凡雷帝回复了两封具有同样性质的信函。他们站在各自立场上，一个批判沙皇的专制独裁政治，另一个坚决捍卫自己“天赋”的独裁权利，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坚信自己遵照的是“上帝的旨意”。从文风上说，前者作为格列克的学生，也像自己的老师那样严格遵守“雄辩术和语法规则”，文笔优雅，语调隐忍，但也充分表达出沙皇的罪孽“罄竹难书”，同时他还嘲笑了沙皇不遵守写作规矩的、“充满物性、闹哄哄的信笺”，这样的信笺是“如此野蛮，不仅是有学问和懂道理的伟丈夫，就连没文化的人和儿童都会笑话，在人们不仅遵守语法和雄辩术，而且精通辩证法和哲学的异国就更为可笑”。沙皇的两封回复信函具有更浓郁的感性色彩，嬉笑怒骂，无所不用，他愤怒之极时使用“臭大粪”、“恶狗”、“丑陋的黑脸”等恶毒骂人话的做法在古代文学中是空前绝后的。伊凡雷帝书信的说理性强，语体风格杂糅着书面语、口语甚至俗语，有的地方言语极其刻薄，极具讽刺性，它们充分表现了作者非凡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骄傲躁动的灵魂，展现了作者敏感、变化无常的矛盾性格，这些书信还使读者充分领略了沙皇与大贵族之间为争夺皇权所进行的斗争的血腥和残酷。
1523年费洛菲长老阐述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思想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得以巩固和最后确立的理论基础。与此相关，宗教题材和世俗题材的文学都打破了区域局限而具有了泛俄罗斯性质，比如，1526-1530年在都主教丹尼尔倡导下完成的编年史在记述历史事件时强调俄罗斯历史与拜占廷历史的联系，强调自基辅历任大公以来俄罗斯独裁统治的君权神授性；1563年在都主教马卡里倡导下完成的《皇族血统等级书》捍卫独裁统治思想，试图通过系统地记录大公和各公国统治者的生平阐述俄罗斯国家历史，主线从留里克王朝一直写到当时的伊凡雷帝王朝，表明后者的沙皇血统是正宗的。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与其说作者表现的是历史真相，不如说他寄托的是自己的美好理想，在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表现上偏离了历史的事实。
如果说《皇族血统等级书》塑造的是理想的明智君主的形象，那么，西尔韦斯特牧师的《治家格言》（16世纪中期）塑造的则是世俗世界中的人的理想形象：人最重要的是要遵守宗教礼仪，无条件地服从沙皇的命令。该书的大部分篇幅表现的是对丈夫的规范上：丈夫应当成为一家之主，应当代表家庭在上帝和君主面前承担责任，应当负责教育儿子敬奉上帝和君主；丈夫的另一项重要义务是“教诲”妻子，使之操持家务、教育女儿，妻子应完全服从丈夫……该书对如何清扫房屋、如何悬挂圣像、如何储藏物品、如何制作食物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治家格言》因面向俄罗斯普通百姓，因而语言通俗易懂，并因其对治理家庭极其细致的规范而成为了解当时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
叶尔马莱伊·叶拉兹姆的《彼得和费弗罗尼亚的故事》（16世纪中期）是该时期使徒行传体裁作品的杰作，但内容和形式皆与传统使徒行传有很大区别。这部作品以其形象的生动、语言的朴实和口头民间文学的表现手法载入俄罗斯古代文学史册。除了主人公的名字取自历史之外，故事情节皆源自民间传说，其简练的语言、内容丰富的人物对话、一波三折的情节发展、谜语式对话方式和对开明仁慈之国家统治者形象的塑造都鲜明体现出该作品与民间文学的紧密联系，其中还直接引入了两个民间文学情节：关于诱惑者火蛇的魔法童话和关于智慧处女的童话。该书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出身普通、但智慧超群的农家女子形象。此外，作品表现出主人公对爱情坚持不懈的追求，其中因具有男主人公为美人放弃江山、男女主人公“不能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死后两次被分开但最终却神奇地得以同冢合葬、类似我国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忠贞不渝的情节而使爱情第一次成为文学表现的中心主题。
17世纪初是俄罗斯历史的多事之秋，史称“动乱年代”：因抵抗贵族阶层的剥削和压迫而爆发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俄罗斯人民经过多年浴血奋战击溃了因俄罗斯国内政权不稳而屡次入侵并攻城掠地的波兰人和瑞典人，推翻了外国政权扶持的傀儡沙皇伪德米特里一世和二世。《关于无限光荣的俄罗斯王国的新故事》（1610-1611）是直接表现当时现实的，是向侵略者发出的讨伐檄文，作者不详。该作品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信仰正教的俄罗斯“东方”与信仰天主教的波兰和信仰新教的瑞典所代表的“西方”的对峙：“让我们跟随与西方对峙的我们的斯摩棱斯克城并对其表示赞赏。”作品对为了一己之利而卖国求荣的大贵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这些“犹大”“不配被直呼名字，只配用杀人的恶狼来称呼他们……”如果举手投降，那么，“不仅是信仰我们正教的人，连每一个稍有怜悯心的异教徒……都会叹息着说：‘如此伟大和光荣的土地怎么会被摧毁，如此伟大的王国怎么会被荒废，如此富饶的圣殿怎么会被盗窃！’”以此激发全体俄罗斯人的民族激愤，同仇敌忾，共同赶走侵略者。该作品被称作俄罗斯民主文学的先驱，因为没有具体情节的整部作品是向俄罗斯人民发出的抗战呼号，其中第一次出现了如“伟大的干涸海洋”一般的全体人民形象。
随着17世纪市民阶层和农民阶层人数的扩大和力量的增强，文学也在不断满足其要求的同时，越来越摆脱宗教规范的限制而走向全面“世俗化”，不仅出现了情节和主人公皆虚构的日常故事、讽刺小说、戏剧、诗歌等新的体裁，而且原有的体裁，如历史故事、使徒行传等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故事中的历史事实逐渐被艺术虚构所取代，而使徒行传也变成日常故事和自传性质的写作，这一切都表明俄罗斯社会个性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表明俄罗斯文学已经向新时期的文学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不幸和厄运的故事》（17世纪中期）是日常故事体裁作品中杰出的一部，作者不详。该作品以诗体写成，中心主题是表现年轻一代人的悲剧性命运，他们想要割裂与古老家庭生活习惯的联系及其与《治家格言》所规范的道德要求的联系。就内容来说作品可以划分出九段：第一段追溯人类先祖亚当、夏娃因“人心不明事理”及其子孙“忤逆父母、摈弃温顺”而被上帝罚做苦工并经受巨大磨难，最后在上帝引导下走上“解脱之路”。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的作者没有把人的罪孽推到魔鬼头上，他认为是人自身的贪婪导致了最终的堕落，因此人应当为自己的罪孽负责。第二到第八段可以看作是对第一段思想的具体展开，描写了一个羽翼丰满但却“理智不全”的出生于宗法制商人家庭的小伙子在尘世间历经磨难最后成为修士的过程：他“羞于服从父亲和听命于母亲，他想要的是随心所欲的生活”，于是他带着一大笔钱来到“人间”，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小伙子听信谗言被“拜把子兄弟”骗个精光，他“羞于面见父母和族人”，“遥远未知的异国他乡”的宴会也不能让他高兴起来，他遵照那里好心人的建议变得聪明起来，而当他夸耀凭借智慧赢得的财富和幸福时，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不幸—厄运”降临到他头上，告诉他不幸和厄运才是伴随人一生的伙伴，“哪怕你变成飞鸟钻上云霄，哪怕你变成鱼儿遁入蓝色海洋，我还是会在你的右手下面躲藏！”无处可藏的小伙子最后进了修道院，而“不幸留在大门外面”。作者在第九段总结道：“我们的故事到此结束。主啊，让我们摆脱万劫不复的苦难吧，给予我们永世的光明天堂！”
《不幸和厄运的故事》表现的摈弃现世而追求最高精神价值的世界观是未来俄罗斯文化的基调，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叶夫多基莫夫对此有精辟的总结：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凡是暂时的、尘世间的事物，都是平淡无奇、无足轻重的”
。这种世界观的最终形成一方面与宗教在俄罗斯人民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影响巨大的作用有关，更与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人民的历史遭遇有着直接的联系。作品中大量使用的生动灵活的口语和“不幸-厄运”形象的引入以及排比等表现手法的运用表明其与民间文学具有紧密的联系，同时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看法。
《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17世纪70年代）是同时代的另一个日常故事，作者不详。其故事情节与《不幸和厄运的故事》极其相似，它们都因对广阔的生活画面的描写、大量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普通人命运的表现、主人公情感和矛盾的内心世界的勾画及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叙述而被看成是俄罗斯小说的直接源头。
如果说上面两部作品表现的是主人公的悲剧命运，通过对主人公结局的描写表明了作者对违背传统道德的否定态度和对人生无常的认识，那么作者同样不详的、半个世纪之后产生的《弗洛尔·斯考别耶夫的故事》（17世纪末）的主人公——出身卑微的贵族斯考别耶夫却是一个蔑视一切伦理规范而未受任何惩罚、通过狡猾的计谋获得了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人。该作品的故事情节极富戏剧性，19世纪60年代的戏剧家阿维尔基耶夫以其为蓝本创作出《俄罗斯贵族弗洛尔·斯考别耶夫的喜剧》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该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穷光蛋”斯考别耶夫为了娶一个“极受沙皇恩宠”的近臣的女儿阿奴什卡而贿赂其贪财的母亲，通过男扮女装参加其家里举办的少女晚会并诱奸了女孩；第二次他故伎重演，装扮成马车夫并假冒阿奴什卡在修道院当修女的姑姑，以姑姑的名义把阿奴什卡拐出家门并秘密结婚的主意却是尝到男欢女爱之乐而欲罢不能的阿奴什卡出的。通过威胁、耍赖、苦肉计和装可怜等等高超的演技，他逼迫阿奴什卡的父母同意把女儿嫁给自己。不但如此，怜惜女儿的父母还陪送了六驾马车的嫁妆，于是“斯考别耶夫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到处结交名流”，而当妻子的父亲把两个领地交给他管理并在死后把“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让他继承以后，他“就这样生活在巨大的荣耀和财富之中，留下众多子女并死去了”。故事在此处戛然结束。
有趣的是，这样一部在俄罗斯文学走向“世俗化”时间不久之后产生的、很难说存在所谓“正面人物”的作品却对中心主人公没有丝毫讽刺：作者没有谴责斯考别耶夫的狡猾和离经叛道，而是欣赏他的机智和灵活，不认为他的行为是可耻的；没有批评阿奴什卡的“堕落”，而认可她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叛逆传统的做法。作品中所有的讽刺都指向“家长”们：他们一方面痛哭流涕地指责晚辈的做法，表现“家长的威严”，另一方面又以实际行动“支持”子女的行为，这与据考证身为小官吏的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立场有关，反映了17世纪末典型的生活现象，那就是：出身于贵族阶层的、越来越要求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开始主宰舆论的新的社会“名流”产生了，而旧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观衰败了。
同样受当时的时代生活所决定，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的讽刺故事产生了。虽然不断崛起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一直很卑微，并且不得不忍受来自官僚机构和教会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讽刺作品的矛头也大多直接指向官僚机构和教会，其中又以讽刺法庭的草菅人命、法官的贪得无厌为主。以民间故事为基础创作的、具体产生时间和作者皆不详的《不公正的审判》（又译《舍米亚卡的审判》，17世纪）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该讽刺故事虽然短小，但趣味横生：穷弟弟借富哥哥的马去拉柴火，不小心弄断了马尾巴，气愤的哥哥去告状，弟弟为免付“车马费”也跟去了；晚上哥哥在一个熟识的牧师家住下并与牧师一起用餐，饥肠辘辘的弟弟因牧师不请他吃饭而闷死了牧师襁褓中的儿子，于是牧师也一起去告状；感到必死无疑的弟弟想要投河自尽却撞死了在沟里洗澡的一个市民，人们抓住他并将之扭送法庭；无计可施的弟弟认为只有贿赂法官才能逃脱厄运，但他一无所有，只能拣起一块石头用手帕包起来放到帽子里，正是弟弟在每次判决前举起的这块石头改变了诉讼的结果，使误以为弟弟为“每一个案子”都带来了“酬劳”的法官舍米亚卡做出了“不公正的审判”。法官对哥哥说：“既然他弄断了你的马的尾巴，那就等马长出尾巴以后再把它领回去……”他对牧师说：“既然他弄死了你的儿子，那就把你的妻子交给他，直到生出儿子以后再让她回来……”他对父亲被撞死的儿子说：“你爬到桥上去，让弄死你父亲的人站到桥下，你从桥上跳下来撞死他，就像他撞死你父亲一样。”这样的审判让人哭笑不得，而结果却更是出人意料：哥哥为取回自己的马向弟弟付了5个卢布；牧师为了不让自己的妻子跟那位弟弟生儿子，付了他10个卢布；丧父的儿子为了不从桥上跳下来，也只好以付钱的方式解决问题；法官派仆人向弟弟讨要“酬劳”，但得到的回答是：“假如他判我有罪，我就用这块石头打死他。”这个回答让法官惊出一身冷汗，也让他“感谢和赞美上帝”，此外，“欢天喜地并赞美上帝”的还有那位平安无事、收获甚丰的弟弟。
《卡利亚津的诉状》（17世纪末）和《母鸡和狐狸的故事》（17世纪末）都是讽刺神职人员的，前者通过卡利亚津修道院修士们向法庭递交的诉讼状控诉了修道院主持加夫里尔亵渎神灵的腐化生活和修士们普遍酗酒、贪食、淫荡的现象，而后者借助民间文学中具有象征寓意的动物形象表现了神职人员的虚伪、自私、贪婪和堕落。
17世纪中期，沙皇政府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开始对酒精类饮料的生产和销售实行垄断，全国上下到处都是所谓的“沙皇酒馆”，收税官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以“取悦君王的恩宠”，利用俄罗斯人贪杯的弱点向他们强行兜售烈酒，直接导致了更多酗酒者的产生。谴责“沙皇酒馆”是讽刺故事《酒馆醉汉的节日》（17世纪后半期）的主题，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刻画了收税官利欲熏心、冠冕堂皇的形象，指出“沙皇酒馆”是“基督徒灵魂的扼杀者”，酗酒带给人的只有灾难和不幸，它使人丧失尊严，道德沦丧。以教堂颂歌的形式讴歌“沙皇酒馆”使该作品的讽刺性更为突出和醒目。作者以讽刺的语气提到了深受酗酒之苦的“新受难者”，并以一个酒鬼的“使徒行传”形式结束了故事的叙述：“他们可是为了上帝忍受这些灾难，他们可是真正的受难者，他们可是配得上赞美之词。”酒鬼即基督教受难者的认识虽然在这部作品中是以讽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该作品的主要目的是把酗酒作为“沙皇酒馆”产生的后果来批判的，但作为俄罗斯的顽症，酗酒现象几乎伴随俄罗斯文学始终，后期的很多作家把关注点更多地投向酒鬼的内在心理动机和道德层面，并把酒鬼与基督教受难者划上了等号，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来定题目为《酒鬼》但最后写成《罪与罚》的小说中塑造的马尔美拉多夫和在《白痴》中塑造的用十字架换酒喝的士兵。
从《一个酒鬼的故事》（17世纪末）的内容甚至可以推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马尔美拉多夫直接源出于此。作者以诙谐的语调、民间文学同语反复的表现形式讽刺了教会及其冠冕堂皇的僵死教条，通过对比“一生喝酒无数、杯杯赞美上帝、夜夜向上帝祈祷”的酒鬼和一系列圣徒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对律法惩罚的虚伪和真正恩惠之爱思想的深刻认识。酒鬼来到天堂之后却被拒之门外，他六次敲门之后得到的是五次拒绝，拒绝开门的是三次拒绝承认耶稣而犯了不信之罪的使徒彼得，用石头打死圣徒斯捷凡而违反了“不许杀人”戒律的使徒保罗，遣走仆人霸占其妻而犯了“不许奸淫”戒律的大卫王，拜偶像并拒绝上帝而犯了“不许拜偶像”戒律的所罗门王，杀死阿里乌教派奠基人而违反“不许杀人”戒律的圣徒尼古拉，只有在《福音书》中写出“要相互爱怜”的“基督的朋友”使徒约翰把他放进了天堂的大门并让他坐了最好的位子。
对圣父们的质疑他回答道：“圣父啊！你们不但不会与酒鬼说话，也不会与滴酒不沾的人说话！”作者以此表明，酒鬼在道德上高于那些自以为是的“遵守教规者”，是否遵守教规不应该表现在口头上，而应该用心灵去信仰，犯罪而认罪可以得到精神解脱，犯罪而不知罪才是真正的堕落。
17世纪中期，牧首尼康实行的宗教改革是俄罗斯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事件，改革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直至今天仍具有影响力的分裂教派，又称旧礼仪教派。从表面上看，尼康的改革表现在按照希腊教会的宗教礼仪改变俄罗斯正教徒的祈祷形式，比如改二指祈祷为三指祈祷，改全身礼为半身礼，等等。此外，尼康主张按照希腊文本修改已经深入人心的神学书籍和祷告词，但实际上其目的却是为了挽回教会在俄罗斯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地位，巩固教会的封建特权，因此它与沙皇政府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不谋而合，故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甚至法律认可，改革标志着教会附属世俗政权的新阶段开始了。与此同时，它却引发了声势浩大、参加人数众多的分裂教派运动，这一方面与分裂派教徒的心理特点和信仰方式有关，他们信奉祈祷礼仪形式几乎达到迷信的程度，因而绝不接受祈祷外在形式的任何变化，也绝不认可祷告词有丝毫改变，同时这也与沙皇政府意图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和与教徒渴望实现“神圣罗斯”精神理想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关；另一方面，分裂教派运动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政府的民主性质，参加者有受到国家和教会双重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乡村教士阶层，还有沙皇政权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夙敌——世袭大贵族阶层。
这一时期的教派纷争在旧礼仪教派运动的思想家、坚定捍卫“旧信仰”而最终被处以火刑的、才华卓著的作家阿瓦库姆大司祭（1621-1682）的创作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他一生完成的作品约有80部，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创作是俄罗斯文学史中第一部自传体裁作品《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1672-1673）。
作品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我所呈现的个人生活从少年到55岁之间。”尽管如此，作者并未面面俱到地平铺直叙55年的生平，而是选取了这一时间段中最重要的片段：出身于“热心醉酒”的牧师父亲和无限虔诚、“总是教导我心存神威”的母亲组成的家庭中；遵照母命娶了“圣母恩赐帮助我实现解脱”的虔信宗教的妻子，并在20岁的时候成为祭司，献身上帝；经历生命中最初的考验：因“内心燃烧着淫欲烈火而把右手放到火焰上直到邪恶的火熄灭”、因保护孤女寡母而遭受殴打和驱逐、因拒绝为“淫荡”大贵族的儿子祝福而被扔到河里，等等；开始与尼康斗争并遭数次流放；回到莫斯科被囚禁；被剥夺教会职衔及最后一次流放。
该作品自始至终充满着斗争的激情，作者通过对自己重要生平事迹的记述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意志非凡、坚强不屈、为信念绝不妥协的俄罗斯人形象，其个人生活的主题与表现行政长官的残酷和无法无天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与批判尼康通过“皮鞭和绞刑架”确立新信仰的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此使这部自传作品超出了个人局限而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作为世俗政权和教会专权的批判者，阿瓦库姆表现为英勇无畏的斗士；作为一切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卫士，阿瓦库姆表现了深厚的人道情怀；在志同道合者和家人面前，阿瓦库姆又充满深情厚谊，表现出无限体贴和关怀，他是妻子的好丈夫、孩子们的好父亲和朋友们的好伙伴。除了作者个人的丰满形象以外，阿瓦库姆还塑造了光辉感人的女性形象——自己的妻子阿纳斯塔霞·马尔科夫娜：她无怨无悔地陪伴丈夫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在精神上给予丈夫无限的支持，在丈夫被流放到北方时独自承担抚养儿女的重担，用自己唯一值钱的衣服换粮食，用草根、树皮做出食物，让孩子们不至于饿死……可以说，她是19世纪追随丈夫去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前身。
该书最鲜明的特点是其现实主义色彩，其主要表现是作者对自己生动具体的生活经历、历史事件、日常生活场景、流放地和传教地区自然风景的真实描写，与此同时，整部作品洋溢着一个赤子浪漫的爱国激情，这一点在作品一开始就通过作者对俄语的热爱表现出来：“敬仰主、听到他声音的你们啊，不要为我们朴实的语言感到羞愧，我爱我们自然的俄罗斯语言，因而不习惯用高深的诗句修饰文章……我也不关心辞藻的华丽，不贬低我们的俄罗斯语言……”阿瓦库姆的创作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得到了后人充分的肯定，高尔基就曾经说过：“大司祭阿瓦库姆的书信及其《行传》的语言和风格是热烈、激情的斗士演讲文无与伦比的典范。”
文学的乡土化、世俗化和民主化是17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在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文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居民的人数不断扩大，与欧洲国家的更多接触使一些文化人渴望了解更多的欧洲文化成就，因此学院派诗歌，即与西方巴洛克创作风格一脉相承的重音诗产生了，该体裁作品是18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前奏。
俄罗斯重音诗的奠基者是白俄罗斯人波洛茨基修士（1629-1680），他既是诗人和戏剧家，又是教育家和欧洲文化的鼓吹者及传播者，为俄罗斯文化启蒙和书籍印刷术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作的近四千首诗歌和两部戏剧在生前结为两本集子：《节律创作或构诗》（1679-1680）和《盛开的花园》（1678）。作为一个启蒙者，波洛茨基重视文学创作的教化功能，认为诗歌和戏剧都是传播知识、推广道德观念的有力武器；作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宫廷诗人，他创作了大量的赞美沙皇的颂诗，成为18世纪古典主义诗人创作颂诗的摹本，在他的创作中首次出现的理想君主与暴君对照的主题，后来成为18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中心主题。除了颂诗和劝喻诗以外，诗人还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讽刺诗，其中的杰出作品是《修士》，作者的三声“呜呼！”引出了对修士酗酒、贪恋美食和淫荡生活的严厉指责和批判。《浪子的寓言喜剧》是以福音书浪子回头的寓言为蓝本完成的诗体戏剧，由六场及序曲和尾声八部分组成，序曲和尾声表达了作者的劝喻，核心部分塑造了一个浪荡子的形象，他通过花言巧语摆脱了家庭束缚，像“笼中小鸟”一样飞到外面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分得的家产挥霍一空，最后痛哭流涕地重返父亲怀抱。
波洛茨基在创作中禁绝“下里巴人”的口语而只使用崇高语体的书面语，在某些诗歌的表现形式上借鉴了源自巴洛克建筑的创作手法，比如：使用两种色彩写作，他还创作了心形、星形和迷宫形状的所谓立体诗歌，从中可以看出其创作对20世纪初俄罗斯表现主义诗歌的影响。
综上所述，古代俄罗斯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是极其紧密的，重大历史事件都相应地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追求国家统一、讴歌人的精神美德、讽刺社会道德沦丧使“文以载德”成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一步步摆脱宗教教条和规范的过程中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风格、创作手法等方面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新时期俄罗斯文学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养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