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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俄罗斯小说的发展和演进是18世纪俄罗斯文学总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18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则又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急剧变革的背景上完成的。特别是文化领域中的变革——当代文化的“世俗化”倾向和“西欧化”潮流，西欧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念以及基于文学传统的新的文学创作实践——对包括小说在内的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态势和实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古代文学走向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时期，在启蒙主义文学的总体背景上，先后产生出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其中，感伤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与新型小说体裁的确立以及小说作品的创作具有直接的联系。
感伤主义又称“主情主义”。作为文学思潮，它源自于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因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感伤的旅行》而得名。感伤主义是启蒙主义“理性”理念遭到重创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这一历史现实的产物。一方面，对“理性”力量的怀疑和失望，致使人们将目光转移到人类生活的情感层面；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差别的加剧、生活的动荡不安又促使文学内部感伤情绪的滋长。这都为感伤主义思潮的萌生提供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基础。感伤主义文学观的基本特征是：深切同情底层民众的疾苦，张扬人类的情感作用；将向善之心确定为人的天性和本质；艺术的功能首先是培养人的感情。感伤主义主要描写人物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以期在读者身上唤起同情和共鸣。生与死、黑夜与孤独等主题以及低沉、阴暗和郁闷的基调都凸现出感伤主义文学的审美取向。感伤主义文学的主要体裁有：哀歌、日记、旅行记、书信体小说等。
俄罗斯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18世纪60年代。较之于西欧感伤主义文学，它具有自身的特征。而这一切又是与俄罗斯社会政治状况和文化发展水平所引发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一是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及对专制政体的质疑态度；二是对农奴制制度势微的忧虑和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惧情绪。
作为欧洲文学史上基本的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现实主义的勃兴与文艺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现实主义的主旨即是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矛盾。在西欧，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与资产阶级力量的最终确立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密切相关。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为：客观真实性和社会批判性。18世纪后期俄罗斯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类特征，小说创作中反抗专制农奴制的民主理念和同情下层农民的人道主义情感，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在俄罗斯文学中的萌生。
在18世纪俄罗斯，与文学整体转型相应，小说创作也呈现出其过渡性特征，例如中篇小说体裁多出自对外国小说的模仿或改编。18世纪俄罗斯小说在继承和发扬俄罗斯古代小说优秀传统基础上，借鉴了西欧小说体裁的诸多成分，特别是18世纪后期的小说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流体裁——艺术小说——提供了艺术上的，特别是思想上的资源。
在彼得一世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实绩和文学现象则是中篇小说。须指出，这一时期中篇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同对西欧同类体裁作品的翻译和改作联系在一起。这些小说作品在情节构成方面运用了传统惊险小说的情节要素。然而从本质上说，其主题和内容却反映出彼得一世时期接受西方教育的“改革一代”所具有的平权理想和独立人格，他们为追求个性自由、功名成就和自主爱情所做出的努力，他们与传统文化观念决裂的勇气以及借此所获得的文化视野的开放性。
在彼得一世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小说作品有以下三部：它们分别是《俄罗斯水手瓦西里·科里奥茨基小史》、《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的故事》和《俄罗斯商人约安和美少女叶列奥诺拉的故事》。
《俄罗斯水手瓦西里·科里奥茨基小史》是以手抄本形式出现的佚名作品。故事描写了水手瓦西里·科里奥茨基的一系列奇遇。他在周游西欧列国期间，一次海难之后沦落荒岛，并从海盗手中救出佛罗伦萨国王之女。两人随即坠入情网。之后，俄罗斯水手克服重重困难，经历了生死考验，终于与公主完婚，并继承了王位。首先，较之于16世纪和17世纪俄罗斯小说作品，《俄罗斯水手瓦西里·科里奥茨基小史》获得了广阔的欧洲视野；其次，与18世纪俄罗斯启蒙思潮相应，主人公对科学知识抱持强烈的兴趣，并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第三，在爱情的观念和方式上，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欧洲近代文明的规范。须指出，俄罗斯古代文化传统成分（如主人公形象身上的宗教、家庭观念）以及混杂性的小说语言（教会斯拉夫语和外来语并用）等同样表现在这部作品之中。这些现象表征出俄罗斯近代小说创始阶段的过渡性特征。
与上述作品不同，《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的故事》所叙述的中心内容并非冒险经历，而是情感体验。它描写了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与两个西欧少女的爱情纠葛。作者将普通人物和日常生活的冲突引入作品，特别是对内在的心理冲突给予了真实和细腻的展示。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提出了新的价值观念，如骑士精神、个性自由、骑士爱情、忠诚、严肃的感情，等等。
日常心理小说《俄罗斯商人约安和美少女叶列奥诺拉的故事》则叙述了一个不畏强权、冲破门第、追求爱情自由的故事。虽然主人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使得结局具有较浓的悲剧色彩，但其中表现出的启蒙精神却具有较高的认识意义。
18世纪下半期，Ф.埃明的惊险小说在俄罗斯文坛具有较大的影响。须指出，埃明的这类散文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仿作或改作的性质。其中较具原创性的作品有《爱的花园，又名坎贝尔和阿里塞娜永存的忠贞》和《多舛的命运，又名米拉蒙特的奇遇》。埃明的代表性作品为《爱尔涅斯特与多拉弗拉的通信》。这部书信体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卢梭《新爱洛绮丝》的影响。《爱尔涅斯特与多拉弗拉的通信》被视为教谕小说，它描写了穷贵族爱尔涅斯特与望门之女多拉弗拉的爱情悲剧。小说涉及到社会政治、伦理和哲学等主题。虽然较之卢梭，这部小说的启蒙主义立场具有较大的妥协性，然而它对人的个性体验、普通人的生活权利予以了确认。另外，作为小说重要艺术特征的人物心理分析，标志着18世纪甚至是19世纪俄罗斯心理小说建构的最初尝试。
18世纪具有广泛影响的“流浪汉小说”在小说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具有代表性的“流浪汉小说”有《小丑和骗子索维斯特德拉的奇遇》、《万卡·卡因的生平和冒险经历》、《小伊万·戈斯季内依的奇遇》（1785－1786）和《不幸的尼卡诺尔，又名俄罗斯贵族H的冒险经历》。其中，《小丑和骗子索维斯特德拉的奇遇》对俄罗斯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传统诸多要素的继承，使得小说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万卡·卡因的生平和冒险经历》主人公的名字则取自于18世纪30、40年代莫斯科盗贼之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小说文本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短篇小说集《小伊万·戈斯季内依的奇遇》再现了普通平民的生存状态、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忧愁。
М.丘尔科夫的小说创作在18世纪后期小说史上地位突出。其长篇小说《漂亮的厨娘，又名一个淫荡女人的奇遇》（1770）叙述了平民女子马尔托娜克服种种困难和阻碍，努力为自己谋求幸福生活的故事。马尔托娜反叛现存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约、否定伪善的社会伦理、追求自我生存价值以及文本对诸多民间文学成分的运用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部小说的民主主义精神。丘尔科夫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故事和童话集《讥嘲者，又名斯拉夫童话》（1766－1789）。它基于17世纪传统的文学资源写作而成，其中包括流浪汉小说（日常生活小说）和骑士童话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小说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针砭时弊，对上流社会的伦理道德持批判的态度。第二部分则讴歌了古代俄罗斯骑士战胜艰难险阻、追求高尚爱情的执著精神。《讥嘲者，又名斯拉夫童话》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都体现了两种成分——西欧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的结合。总之，丘尔科夫的《讥嘲者，又名斯拉夫童话》在体裁方面所表现出的文学成就，对18世纪和19世纪俄罗斯诗歌和俄罗斯小说的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另外，М.波波夫的长篇小说《斯拉夫童话》，В.列夫申的《俄罗斯童话》也是同类小说体裁中的重要作品。
列夫申的日常生活小说《被唤醒真让人气恼》和《新潮贵族的故事》尽管艺术水平并不理想，但是它们在反对古典主义价值理念、提倡文学的民族化和民主化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М.赫拉斯科夫的长篇小说《努玛·蓬皮里，又名繁荣的罗马》（1768）以及《卡德姆与加尔莫尼亚》（1786）和《波里道尔，卡德姆与加尔莫尼亚之子》（1794）在当时也颇具影响。
18世纪俄罗斯小说史上最为杰出的作家应推А.拉吉舍夫和Н.卡拉姆辛。拉吉舍夫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沙科夫》的第一部分描写了乌沙科夫和俄罗斯大学生的国外生活。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将普通人形象引入传记体裁作品，其人物形象塑造突破了传统的“神圣性”，传达出友谊、科学和革命等内容。
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则以其鲜明的革命立场和民主意识（“法制社会”、“人身和财产平等”、“宗教信仰和出版自由”）以及语言文体方面的独特性，成为18世纪俄罗斯最具影响的小说作品。作为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卡拉姆辛的小说创作标志着18世纪俄罗斯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
卡拉姆辛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有《弗洛尔·西林》（1791）、《一个俄罗斯旅行家的书简》（1792）、《苦命的丽莎》（1792）、《贵族之女娜塔莉亚》（1792）、《博恩高利姆岛》（1794）、《尤利娅》（1794）、《赛拉·莫列娜》（1796）和《当代骑士》（1802—1803）等。《一个俄罗斯旅行家的书简》与俄罗斯、西欧同类体裁的其他作品不同，作为一部关于西欧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对西欧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艺术和风俗文化都给予了全面的介绍。《苦命的丽莎》尽管并不具备西欧同类体裁作品所表现出的反封建立场，但它通过塑造丽莎这一理想形象提出了“农家女也能够爱”，农民与贵族一样也具有感受生活和爱情的能力和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主主义精神。《贵族之女娜塔莉亚》反对古典主义美学观，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人物的情绪和内心世界，这为19世纪俄罗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本实践开拓了道路。18世纪90年代浪漫主义小说为日常生活小说所取代。日常生活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引进、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物心理过程的探索成为这类体裁作品的显著特征。《尤利娅》则属于俄罗斯早期日常生活心理小说之列，它对人物情感的把握、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和对人物心理过程的展示预示了19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创作的诸多特征。《当代骑士》（未完成）则首次揭示了儿童心理的演变过程。
综上所述，18世纪俄罗斯小说的发生和发展是在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西方化”和“世俗化”背景上完成的。启蒙主义价值理念则是它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18世纪俄罗斯小说在主题思想、情节设置、人物塑造、艺术手法和语言文体等方面都与对西欧文学和古代文学的接受和继承联系密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其“过渡性”特征。须指出，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无论在基于西欧文学背景对创作方法、艺术手法进行探索方面，还是在对传统文学成分的发扬方面都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成果和经验。这一时期俄罗斯小说在主题和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实绩为19世纪俄罗斯小说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尼·米·卡拉姆辛是18世纪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卡拉姆辛的文学创作仅仅有13年（1791-1803），但是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作家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他在小说创作上的尝试和革新标志着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辛（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мзин，1766年12月1日生，1826年5月22日去世）出生于西姆比尔斯克省的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时代，卡拉姆辛起初就读于由法国人创办的西姆比尔斯克寄宿中学，后他被送往由莫斯科大学沙登教授主持的寄宿中学继续学业。沙登中学的教育理念对卡拉姆辛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782年，卡拉姆辛赴彼得堡服役，一年后退役返回故里。在西姆比尔斯克，作家结识了著名社会活动家И.屠格涅夫，并在后者的引导下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在莫斯科，卡拉姆辛加入了Н.诺维科夫组织的文学社团，为其主编的《儿童读物》撰稿。其间，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裘力斯·恺撒》，创作了小说《叶甫盖尼和尤里雅》（1789）。
1789年，由于政见不同，卡拉姆辛与诺维科夫的“友谊学社”决裂，随后出访西欧各国。西欧游历归来，卡拉姆辛创办《莫斯科杂志》，发表了《一个俄罗斯旅行家的书简》（1791-1795；1797-1801）、《苦命的丽莎》（1792）和《贵族之女娜塔莉亚》（1792）等代表作品。
1801－1803年，卡拉姆辛主办《欧洲导报》，这本综合刊物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社会和文学等问题。1803年，卡拉姆辛在《欧洲导报》上发表历史小说《城总管夫人玛尔法》（1803）。随后作家便潜心历史研究，开始撰写历史著作《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1816年，继前8卷出版后作家又完成了3卷。《俄罗斯国家史》以其翔实的史料和形象化语言被认为是俄国史学研究最具价值的成果之一。
卡拉姆辛所持的感伤主义文学观认为，“自然”是艺术对象和艺术灵感的主要源泉。也就是说，只有“自然”才是艺术永恒的范本，艺术作品只是“自然”的摹本。“自然”包括外部世界（大自然）、内心世界和“人的本性”等。感伤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主题则是“忠于自然”、“想象的自由”和“愉快的印象”。
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是卡拉姆辛的代表性作品。它叙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农家姑娘丽莎清纯美丽，温柔善良。父亲去世后，她与母亲相依为命，清贫度日。由于母亲年迈体弱，失去了劳动能力，丽莎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她编织、采集，为维持生活日夜操劳。一次，在莫斯科街头卖花时，丽莎与贵族青年厄拉斯特相遇，俩人一见如故。年轻英俊的厄拉斯特的善良和爱心深深打动了丽莎。两个年轻人坠入爱河。每天晚上，这对情侣都相拥漫步于林间小道，潺潺河边。不久以后，丽莎委身于她心爱的人。然而，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厄拉斯特的“爱情”便发生了变化，他对丽莎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趣。两人见面的次数也随之越来越少，丽莎为此备感忧伤。厄拉斯特告诉丽莎自己将随军奔赴战场，这一消息对丽莎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它让丽莎悲恸万分。几个月后，丽莎在莫斯科街头再次与厄拉斯特相见。丽莎激动万分，奔向前去……这时，厄拉斯特赌牌已输得近乎一贫如洗，他决定迎娶一名富孀。厄拉斯特塞给丽莎一百卢布打发了她。丽莎来到白桦林掩映的池塘边，忆想往日的恋情，她悲痛欲绝，再也不能承受失恋的打击，最后跳入了池塘。
《苦命的丽莎》中的主要人物有二：农家少女丽莎和贵族青年厄拉斯特。丽莎的情感世界则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在对两位主人公的塑造方面，作品呈现出二元对立的艺术思维。丽莎所具有的角色特征包括：女性、农家出身、“自然性”、纯洁善良、温柔多情、忠贞不渝和完美主义等；而厄拉斯特则包括：男性、贵族出身、“文明性”、恶习、欲望、移情别恋和实用主义等。
《苦命的丽莎》通过对主人公丽莎的爱情得而复失痛苦过程的描述，揭示出“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尖锐冲突，对“文明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表达出民主主义的平民立场。在《苦命的丽莎》中，主人公丽莎被作家赋予了田园诗或牧歌的形象特征。丽莎美丽、善良、温柔、纯洁，她懂得爱——无论是对亲人的爱，还是对情人的爱——同时她能够践行自己的爱，这特别表现在她拒绝别人的求婚，对厄拉斯特一往情深、忠贞不贰，并且具有献身精神等方面。在这部小说中，这种情感的纯洁是与大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此，自然美与心灵美、心灵的欢愉和悲伤交相辉映。从某种程度上说，丽莎形象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她体现出大自然的纯粹性和原初性。这一主题体现出感伤主义的审美理想和创作理念。另一方面，《苦命的丽莎》则又突破这种“自然”法则，将历史传统引入小说。社会性的介入在主体层面上首先表现在丽莎形象中。丽莎对于爱情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男性的委身，对自身人格独立的忽略即是一例：“她已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的全部委属于他了。为了他一个人而生活，而呼吸。像羊羔似的，在所有的事上都依从于他的意志，把他的快乐视为自己的幸福。”
与丽莎的形象相比，厄拉斯特的形象则更具社会性或现实性。厄拉斯特出身于上流社会。感伤主义文学和田园诗的熏陶，使得这位贵族青年萌生了对“另一种生活”的幻想：“人人都无忧无虑地在芳草地上游憩，在清泉中沐浴，向野鸽那样互相亲吻，在玫瑰和桃金娘树下休息，所有的人全都无需操劳地欢度日子。”基于这种幻想，厄拉斯特对丽莎本人及其“自然”生活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对丽莎一见钟情，决定冲破世俗观念的藩篱建立“人格平等、心心相印”的生活。但是，上流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于厄拉斯特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当他对丽莎失去新鲜感以后，便逐渐疏离她，并最终为了财产之利冷酷地抛弃了丽莎。须指出，这一形象的塑造突破了传统童话的框架而获得现实批判的意义。
感伤主义文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是“自然”和“情感”。它们决定了小说《苦命的丽莎》的艺术风格。《苦命的丽莎》的艺术风格首先表现在对自然富于诗意的描绘，通过对“大自然图画”内在生命的展现，突显出感伤主义“反理性”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同时为揭示情感完成“心—物”对应结构。其次，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对主人公丽莎的心理状况作了真实、细腻的刻画和描写，展现了她的期待、矛盾、喜悦、忘我、悲伤和绝望等一系列心理特征。通过对丽莎心理过程的展示，感伤主义小说的基本审美功能得以实现。第三，在小说语言方面，同古典主义文学对语言的要求相悖，作家运用口语进行写作，虽然这种“口语”还不能称之为是“大众化的口语”，但其中毕竟出现了诸多口语词汇、口语语法等元素。与此同时，非叙事性话语的运用也为叙述者的情感抒发提供了语言前提。这一切都为俄国近代小说的生成、发展提供了语言范型。
作为对18世纪主流文学思潮——古典主义的反拨，卡拉姆辛的感伤主义文学所体现的创作实绩在文学主人公、文学体裁、文学语言等方面均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卡拉姆辛和感伤主义流派的创作对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生成都具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以此开辟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
亚·尼·拉吉舍夫是18世纪俄国最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拉吉舍夫的小说作品所体现的民主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标志着18世纪俄国小说发展的顶峰。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адищев，1749年8月31日生，1802年9月23日去世）出生于萨拉托夫省库兹涅茨克县的一个贵族家庭。在童年时代，拉吉舍夫接受了历史、宗教和民间文化等方面的教育。7岁时，作家被寄养到莫斯科的舅父家中。在莫斯科，法国家庭教师和莫斯科大学教授的授课给拉吉舍夫幼小的心灵播下民主和科学的种子。1762年，拉吉舍夫进入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866年，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并与其他同学一起被派往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大学学习期间，除专业课程以外，拉吉舍夫接触到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书籍。在接受卢梭、狄德罗和马布里等人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之后，青年拉吉舍夫成为了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1771年10月，拉吉舍夫学成回国，先后在元老院、军事法庭、贸易部和海关管理局等处任职，由此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拉吉舍夫加入诺维科夫领导的“努力印书社”，并于1773年出版译著《论希腊史》。《论希腊史》的作者马布里是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这部译著的一条注释中，拉吉舍夫首次发表了针对专制政治的檄文：专制政治是最违反人性的一种制度。法律赋予了君主以处置罪犯的权力，但是君主违法却赋予他的裁判者——人民——以同样的和更大的权力去处置君主。
1781－1783年，拉吉舍夫创作长诗《自由颂》（1781-1783）。《自由颂》所表现出的“反抗专制压迫，争取平等自由”的主题，贯穿于作家一生的创作之中，同时成为18世纪后期俄国最具革命性的社会思想。
1789－1790年，拉吉舍夫先后完成了《给一个住在托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1782）、《乌沙科夫传》（1789）和《何谓祖国之子》（1789）以及代表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在这些著述中，作家提出了民权、公民责任以及“以暴力推翻专制农奴制”等思想。后期，作家还撰写有《论人、人的死亡和不朽》（？）、《关于中国市场的信》（1792）等著述。拉吉舍夫的《旅行记》刚一出版，立即被当局全部焚毁，只剩有数十册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1858年，《旅行记》由赫尔岑主持在伦敦出版第二版）。与此同时，作家遭到沙皇当局逮捕，先被法庭处以死刑，后被改为七年流放。1801年3月，亚历山大一世登基，作家获得赦免，并被任命为宪法委员会委员。然而作家的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根本无法消解，他的民主理念也不可能得以实现。在全部理想化为乌有之后，作家于1802年9月23日自尽身亡。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拉吉舍夫的代表作，也是18世纪俄国文学经典作品之一。《旅行记》以其“反抗专制和农奴制社会”的深刻主题以及鲜明的革命性和民主意识标志着18世纪俄国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萌生。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以“旅途见闻”的形式描绘了18世纪俄国社会的全景画面。在《旅行记》的卷首语中，拉吉舍夫援引了著名诗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诗句对当代俄国社会予以形象化的概括：“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它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共分26章，除少数章节以外，都以作者沿途所经的驿站站名为标题。各篇相对独立的题材又经由统一的主题——“反抗封建专制农奴制，同情农民悲惨境遇”联结起来。这部作品的重要章节包括《索菲亚》、《托恩纳》、《柳班》、《丘多沃》、《斯巴斯卡亚·波列斯季》、《波德别列齐耶》、《诺夫哥罗德》、《勃隆尼齐》、《扎伊佐沃》、《克列斯季齐》、《亚热尔比齐》、《瓦尔达伊》、《叶德罗沃》、《霍季洛夫》、《上沃洛乔克》、《维德罗普斯克》、《托尔若克》、《铜村》、《特维尔》、《戈罗德尼亚》、《扎维多沃》、《克林》、《彼什基》、《黑泥村》等。
在该书题辞中，作者表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我举目四顾，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我扪心自思，我发现，人们所遭受的不幸原是人们自己所造成，而且往往只是由于人们未能正视周围的事物……我发现人的拯救者就是他自己。”“揭去翳障，睁开眼睛，就能幸福。”“……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对错误的东西，我觉得任何人都能够造福他人，这时我心中迸发出莫可名状的欣赏！就是这种思想激励我写下这部作品。”
《旅行记》的主题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农民的生存权利和人格权利；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冲突；沙皇权力和国家制度的非法性等。
第一，农奴制制度下农民的悲惨境遇。在《旅行记》中，农民的苦难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柳班》、《上沃洛乔克》、《彼什基》、《铜村》等章节中，作家描绘了失去人格尊严和活动自由、沦为劳役工具的农奴，被迫从事超负荷的劳动，甚至不可能像牲口那样得以片刻休养生息。他们在地主眼中只是“既无意志又无愿望的工具”、“套着颈轭的健牛”。与此同时，他们用艰辛的劳动换得的只是饥肠辘辘、衣不蔽体的赤贫生活。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农奴作为商品可以被任意买卖，无论他们为地主家业做出过多大的贡献和牺牲，甚至祖孙三代对主人具有救命、养育之恩。在此，农奴非人的遭遇，主人毫无人性的残忍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一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废除农奴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第二，专制国家政体的腐败和非法性。在《斯巴斯卡亚·波列斯季》一章中，作家通过“梦”的方式，描绘了沙皇政府专制统治下万马齐喑的局面，文武百官尔虞我诈，无能虚伪，极尽谄媚之能事。与此同时，作家通过“云游女人”的“去蔽”行动，揭露了沙皇统治的残酷血腥、政府官僚的阴险狡诈和凶残贪婪，指出整个俄国到处充斥着腐败贪污、司法欺骗和违法犯罪。
作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贵族革命家和思想家，拉吉舍夫从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以其“暴徒”文学彻底否定了俄国专制农奴制存在的合法性，讴歌了俄罗斯农民的美好品德和自由信念，肯定并号召他们为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旅行记》对专制和农奴制的俄国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深刻的批判，因此引起沙皇当局的震怒，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拉吉舍夫肆意诽谤、攻击现存制度，具有煽动叛乱之嫌，指出作家“是一个比普加乔夫还坏的暴徒”。
在艺术结构方面，《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主要运用了感伤主义文学的典型体裁——“旅行记”体裁，但是作家在此已经突破感伤主义文学“旅行见闻”和“感情抒发”等一般程式，将现实主义描写、社会批评等文体要素引入文本，与此同时其叙述者范围的选择方面也有所扩大。其次，在写作语言的确定方面，作者分别选取了民间口语和教会斯拉夫语，这使得其创作语言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特征，从而增强了文本的审美效果。第三，非叙述性话语的运用使得叙述、议论相互结合，增加了文本的思辨性和论战色彩。如《柳班》中，旅行者写道：“地主的农民在法律上不是人，除非他们犯了罪，才能把他们当人审判。只有当他们破坏社会秩序、成为罪犯的时候，保护他们的政府才知道他们是社会的成员！”又如《彼得堡》中，“地主对农民的关系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官，又是他自己所作的判决的执行人，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作原告，被告对他不敢说半个不字。这就是带着枷锁的囚徒的命运……”
作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拉吉舍夫的文学创作成为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以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直接的思想资源。拉吉舍夫自由、民主和解放的社会思想对普希金、十二月党人以及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将国家的未来寄托于民众，暗示出解放运动的必然性。作品首次号召人民以革命暴力去摧毁旧的社会制度，谋求一个公正、人道的未来社会。在俄国文学史和俄国社会思想史中，《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启蒙主义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