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谈及管理要有制度,但是又不能百分之百地去执行。如果百分之百地去执行,制度就会变得僵化。另外,在管理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见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是一些麻烦,这叫作例外。
但是,有太多的例外毕竟不是好现象。那样的话,法规、典章就不起作用了。如果法规不能概括大部分现象,那还算什么法规呢?所以,例外越来越多时,我们就会明白是法规、法令本身出了问题,就要赶快修订法规、制度。
中国人考虑事情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依法处理,法怎么规定,就怎么处理;而中国人会把法放在心里,叫作“心知肚明”。我们懂得,只要一把法规、制度提出来,大家就伤感情了,伤了感情大家就不和气,不和气的结果就是自己一定倒霉。所以,很多人在执法时,都有顾虑。整个社会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制度化首先要考虑到合理化,只要制度很合理,大家就能够遵守。
作为中国人,要先把情拿出来,从情入手,而不要从法入手。所有中国人要把法放在心里当腹案,心中有一把尺,这把尺就是合理,但是嘴巴要合情。嘴巴专门讲情,心里想的是理,肚子里面是法,就百无禁忌,什么都通。
看到员工做不好事情,老板马上处罚他,这样做很冒险。因为这种结果可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如果骂错了,老板会下不了台。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处理起事情来都会给对方面子,这样做一定有道理,对方会很容易接受。一开始就骂他,他就会抗拒。
“许多中国人都是讲歪理的”,这句话大家会认为可笑,但是年龄大一些的人都有夫妻对话的经验、体会:道理都是相对的。请看这位先生与太太的对话,就充分代表了这部分人的特点:
先生:“明天开始放长假,我们出去溜达溜达吧。”
太太:“放长假大家都出门,人多车多,凑热闹干什么。”(她永远是对的)
先生:“既然这样,我们就留在家里好了。”
太太:“在家多无聊。”(你看她又对)
先生:“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先生有点儿生气了)
太太:“问你呀,怎么老问我呀。”(你看她还是没有事,你在这儿忙得要死)
这段对话说明道理是相对的。这类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说东的时候,他就给你说西;你说北的时候,他就给你说南。他永远不跟你凑在一起,你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只要得不到老板的心,你跟老板怎么谈都谈不妥。
员工:“这件事我马上去做好不好?”
老板:“你急什么,有的是时间。”
员工:“那我明天再去。”
老板:“你为什么要等到明天,你今天要干什么?”
员工:“那我到底该干什么?”
老板:“你不会动脑筋?你不会想?什么都问我,要把我累死了!”
有很多人经常说自己口才好,我感觉很可笑:口才好?人家不过是让你,不跟你辩解而已。要说辩论,没有人辩得过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阴阳思维非常厉害。请看下面的对话:
老板:“你最近在干什么?”
部属:“我在填表格。”
老板:“表格有什么重要的,你填不填有什么关系?”
碰到这种情况部属该怎么办呢?
有的老板很奇怪,凡是你认为重要的,他都说不重要。“你没有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没有做的那才重要。”这就是老板的心态。你总在办公室里面忙,他觉得很奇怪:“外面的事情谁做,整天搞这些没用的表单吗?这些是骗人的,真正的事情谁去干呢?”你跑到外面去,他又会说:“你整天在外面跑,表单谁填呢?”可见,你永远没有办法调试得让老板满意。
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家事同理,家里人也是这样,夫妻两个人越来越看不顺眼时就是这样。同样,子女在家,父母觉得很烦:“你整天不工作,在家虚度时光。”子女不在家,很忙,回来很晚,父母又会说:“家里是旅馆呀,回来睡个觉就走了。”
那么,怎样才能化解这些问题呢?我的经验是:要把情摆在当头,见面就给他面子,他有了面子,就很讲理。也就是说,要中国人讲理,你只要给他面子就行。
还是上面那个例子,让我们看看如何应对这个老板。作为部属要思考一下:自己一定有什么地方对不起老板,他才会这样,他是借故这样做,并不是真的自己怎么做都不对。他一定有心结,把这个心结一打开,事情就化解了,就没事了。
的确,我们很少就事论事。因为我们的认识是,人和事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认识是,人和事可以分开。例如,西方人听到一句话,他仅就这句话进行判断;而我们听到一句话先问“是谁说的”,搞清楚了再来判断(你不告诉我谁说的,我不可能判断)。在我们看来,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人,老板跟你有心结,你去道歉没有用,去说明也没有用。你就要想明白大概是因为什么事情得罪了老板,再从行动上来改善,老板自然就理解了。遇到事情怎么办?要讲情、理、法。遇到矛盾,要用行动去化解,不要用语言去辩解—越辩矛盾越大。老板要有老板的魅力,干部要承上启下,基层员工要实实在在地把工作做好,大家各司其职。
揣测没有错,中国人一定要揣摩别人的心思。孔子说,你讲话时,眼睛要看对方,如果你讲话时,眼睛不看对方,你就跟瞎子一样。但是不能投其所好。一察言观色就投其所好,那是小人;察言观色之后合理地调适,才是正确的做法。
如果你完全不察言观色,不理解老板的心思,老板跟你越离越远,结果会怎样呢?我认为大多数管理者不会把人炒鱿鱼,也不会把人调职,只要“急速冷冻”,让你什么事也不能做,你就自动走了。你走了,他还会想:走了更好。
我观察了近三十年发现,一个中国人只要有了面子,他就会很讲理。而情就是给对方面子。
某人要插队(北方人叫“加塞儿”—编者注),如果你说:“没关系。”他会不好意思地说:“我站你后面。”如果他一插队,你就说:“你为什么插队?”他就会说:“我比你来得早,哪里是插队,我是临时有事出去一下,怎么是插队?”
在中国排队跟在西方排队不一样。西方人排队一定要人在那里,中国人是用眼睛在排队,眼睛看到哪儿,哪儿就是他的位置。你能把他怎么样?你能天天跟人家吵架吗?你天天吵架自己还做什么呢?
如果一看有人要插队,你就说:“你很急,站在我前面来。”对方就会说:“没关系,我站在你后面。”我们就是这样,只要有面子,就很爱护这个面子,就不能不讲理;如果没有面子,就可以蛮不讲理—反正我已经没有面子了。
让一个人没有面子,自己是最吃亏的,这个道理千真万确。这方面我们有太多的案例可供参考。
就拿一家公司来说,老板是公司的掌舵人,要有一定的魅力和一套独特的管理方法;中层干部扮演的是承上启下的角色,既需要对老板负责,又要对基层员工负责;而基层员工只要实实在在地把工作做好。
如何才能让这家公司正常运转呢?西方管理科学给出的答案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建立起一套管理制度。这时,问题就来了:有了制度就万事大吉了吗?如果执行制度严重伤害到某个人的面子怎么办?
我的建议很简单:做什么事情要先从情开始,不要先从法开始。我给你面子,你很讲理,就不必谈法了;我给你面子,你不讲理,我再给你一次面子,你还是不讲理,我就翻脸无情,就要依法处理。这样做,对方没有话讲。
这就是依法处理有前提的全部真相。在中国为什么讲情与法,情在前,法在后,自然有其道理。
不仅当老板、当干部的要给人面子,对于员工来说,也有这种可能。比如说,别人在你排队的时候插队,那就让一让:“你来,你有急事。”对方会很感激,不停地致谢:“我确实有急事。”这就叫作将心比心。
我们出国一定要通关。大家排队排得整整齐齐的,有一个人公然插队,警察就走过来:“你插什么队?”此人一定会说:“我不插队,我不想要插队。”马上拿起东西就往后走。然后他说:“有没有听到广播,我是那架飞机最后一名旅客,全机都在等我,我是因为来不及才插队。”警察一听,马上会说:“我送你进去。”
这就叫例外。大家都遵照规定,例外谁来处理?
那么,也存在一种可能,这个人确实脸皮很厚,你给他面子,他反而利用你这个面子。怎么区分呢?放心,这种人迟早会吃亏的,因为他养成了一大堆坏习惯。
大多数中国人是这样的:以后大家彼此还会交往,你给他面子,他很讲理,大家很愉快;你给他面子,他就占你的便宜,你第一次让他占,以后就知道,他这个人在你面前没有什么面子,你再不会给他面子了。所以,当领导的,对这个人客气,对那个人不客气,他是要分辨的。
作为员工来说,也要特别准确地去进行判断。当你得到人家给的面子时,要格外地讲理,你就会非常愉快。
有人会认真地告诉你那条路怎么走,你到底要不要相信他?他说的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你不相信他,你就会吃亏,因为他是真的;你相信他,你也会吃亏,如果他是假的。
我们的药是真的,就很管用,但是有真药就会有假药。这就是我们社会的麻烦:只要有真的东西就一定会有假的,假的总是屡禁不止。怎么办?所以,平常就要广结善缘,人家自然会告诉你,会帮助你。
吃亏一时,但是占便宜永久,这叫作君子;吃亏一时,又一直吃亏下去,就是呆瓜!吃亏一次,你对这个人就要有警惕性了,以后他讲什么你都不大会听了,这样就好了。吃亏一次怕什么?你吃得起。习惯占便宜的人是他的命不好,因为他会养成坏习惯。
凡是舍得的人,福气都很好;凡是舍不得的人,都没有什么福气。这不是迷信,是他内心的需求:吃不起亏的时候,就一定要占便宜,那以后就没有度量和能力可以吃亏了。有的人根本不在乎,吃一点亏算什么?这个人的福气永远很好,他就不会缺钱,因为他有这个气度,自然就会有所收获。
有人会说,一个人没有钱,怎么会舍得呢?但是有的人还是会舍得,钱自然就会进来,这是很有奥妙的事情。典型的事例比如加薪。我到公司去,第一步会问员工:你们的薪水是谁给的?有人会说“是老板给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老板卖了自己的一栋房子给你钱吗?老板也不会印钞票,哪里会给你钱?有人会说“是公司给的”,也不对呀,公司也不会印钞票,从哪里给你钱?真实的答案是:钱是你自己赚的。你想加薪,你想赚得更多,你就要奋斗更多。如果我要加薪,我就会问自己,不要问老板:我好好做,我的销售做得好,我自然就加薪了,求老板是没有用的。
制度是很僵化的东西,必须要有软件配合才有用。
规定大家上班不能迟到,有用吗?没有用。我辅导的公司从来没有人迟到过,我只用一招就够了。
我告诉老总:“如果你的部属6点半上班,你就6点上班。”果然,所有的经理乖乖地早早都到齐了。老总说:“你们这么早来干吗?”经理们第二天到得更早。假如老总说:“你就应该这么早来。”那么,经理们第二天准迟到。
其实,所有的经理心里都很清楚:老板看到自己了,老板知道自己是勤奋的。
员工上午8点上班,他一定要工作到下午5点,所以他不能太早上班,他很辛苦,越是干部越是要早来晚走。
在美国,有的CEO早晨4点就上班,因为那时候,路上车很少、路况很顺,停车位也很宽松。停好车后,他就开始想,今天要找这个人谈什么,跟另一个人谈什么。一看到某人来,就找他谈,谈到他按部就班去做事,CEO就没事了,可以去打高尔夫,可以去睡觉。这才叫作会当CEO。跟大家一起挤车子、打乱仗、匆匆忙忙、不想事情,这不是好的CEO。
制度是帮助我们把有形的规范好,但是在制度之外还有软件,要靠我们去运作,这就是中国式管理—还有很多东西是无形的。中国式管理非常人性化,会让每个人都没有压力,都非常愉快,这是西方人做不到的。
如果什么都比较清楚的话,大家就按照清楚的东西去做;如果什么都不清楚,又要做好,可能心理压力会大一些。
老板不高兴了,他告诉你:“今天这桌子没擦干净。”你赶紧去把它擦干净了,这很简单。但是如果老板很不高兴,他又不告诉你,就算你把整个屋子都打扫完,也有可能他是因为院子不干净而生气,你怎么能知道呢?
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哲学道理:当我们认为清楚的时候,可能经常是看错了;当什么都不清楚的时候,可能又是非常清楚的。
我常常讲,干部一脚踏进门来,猜得到他会说什么话、知道他要谈什么,才是个好老板。一旦等他开口,你就很难跟他沟通了。
生产科长一进门,老板马上知道他要谈加班费的问题,因为他一直觉得加班费不高。等他一开口,你再跟他谈很难,不同意会让他很没面子,同意又会增加开支。好老板就要在他未开口之前,看看有谁在场,正好总务科长在,那是老天爷帮忙。老板就开始训斥总务科长:“你这个家伙不想想看,你整天花公司的钱,你还在啰唆,你看人家生产科,没有花公司的钱,都在尽心尽力地做,加班费那么低都没有人讲话,你还讲什么?”然后转过身来再问那个生产科长:“有事吗?”他一定会说“没有”。这件事情就这样处理了,很简单。
如果总务科长不在,总还有别人在。如果真是没有人在,这个忙别人帮不上,老板就赶快拨电话,骂得更凶:“你这个家伙乱来,你看现在生产科长在我这儿,他很委屈你知道吗?部属天天抱怨加班费那么低,他都好言相劝,为公司大局,哪像你!”生产科长一听就走了。
这一招很厉害,但不要常常用,否则就没有人信你这套了。这还没完,等人走了以后你就要开始想办法如何调整,这样才行。我们的办法必须是整体配套的才行。
老板这样做也不轻松,对他的要求是很高的,绝对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作为一个CEO,公司里面最近哪一个部门有什么事情,你心里要很清楚,一看下属脸色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总之,处理问题的玄机非常多,需要我们在处理事情之前进行非常周密的思虑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