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地中海、黎凡特和中欧：
公元前1100年—前800年

在希腊本土的宫殿体制终结（约公元前1200年）后的一段时期里，许多定居点和宗教场所仍有人使用，然而整个爱琴海地区却进入了以前人们所说的希腊“黑暗时代”，其特征是宫殿体系的彻底崩溃，对外交流及人口广泛迁移的停止。“黑暗时代”这个说法已经过时，因为根据我们现在对这一时期的了解，这样的表达语气过于消极。我们应当更加中立地谈论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这段过渡时期。在地中海世界的不同地区，这一过渡发生的时间是不同的（在希腊是在公元前1070年前后），其最早的阶段被称为“铁器时代早期”，是本章所要讲述的重点。从组织方式和对外交流方面来看，铁器时代早期的世界远没有过去那么复杂，但是到了这一时代末期，对外交流的水平再次有所提高，尤其是和近东的交流。这里我们将把爱琴海、意大利和中欧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放在一起考察，将它们与近东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联系起来。

要想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优卑亚岛上的勒夫坎第（Lefkandi）遗址是最佳的出发点。这处遗址得名于现代的一个村庄（其古代名称不得而知），位于优卑亚岛西海岸的中间地带。至少从公元前2400年起，这里就有了一个定居点，在宫殿时期，它受到位于底比斯的阿马林索斯（Amarynthos）宫殿的支配。该宫殿位于勒夫坎第以东大约15千米处，在底比斯的线形文字B泥板中曾被提到。到了公元前1200年前后，随着包括底比斯在内的宫殿体制的崩溃，勒夫坎第繁荣起来。在公元前12世纪，这里至少两次受到暴力破坏，但是都很快得到了重建。在一座探入大海的小山上，即今天被称为色洛波利斯（Xeropolis）的海角，有一个占地约7公顷的繁荣的大庄园。铁器时代早期，人们继续生活在勒夫坎第，直到公元前8世纪末。至关重要的是，宫殿体制崩溃之后，在我们所说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之间并没有出现断裂。

“铁器时代早期”一词对于勒夫坎第来说十分贴切。社会高层人士已经获得了新的冶铁技术，在该地武士们的坟墓中发现了铁制刀剑和矛头。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在2006年至2008年对这处遗址进行发掘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座长12米、宽5.5米的巨大建筑，是公元前12世纪建造的，在公元前12世纪后期被重建之后，其长度至少有15米，宽度至少有8米。这想必曾经是勒夫坎第一个名门望族的居所。2006年至2008年的发掘还发现了一堵复杂的双重墙的一部分，这堵墙建于公元前11世纪或公元前10世纪，似乎是用来标志定居点入口的，其前面堆积着一些仪式的遗留物。

勒夫坎第居民的墓地也极为重要。对于考古发掘工作来说，在同一个地点发现同一时期的房屋和墓地是很难得的。在勒夫坎第，我们能够研究比较生者之地和死者之地。墓地位于住宅区以西约500米的山坡上，从那里能够俯瞰位于色洛波利斯的定居点。那里至少有5处独立的墓区，有193座坟墓和104处火葬堆，占地约5公顷。从铁器时代早期起，这里就被用作墓地。这个山坡上并没有更早的坟墓，这表明和来自色洛波利斯的证据相反，勒夫坎第的定居点此时正在经历剧烈的变化。随葬品最丰富的墓地位于山顶上的图姆巴（Toumba，现代希腊语中的“土丘”）。公元前950年前后，图姆巴所在的这块区域被平整好，在中间位置挖了两口竖井作为一男一女的坟墓（见图8）。男人在柴堆上被火化之后，他的骨灰被一种特殊的布料包裹起来，放入一只有两个把手的青铜罐中，这是一件在那之前100年从塞浦路斯进口的珍贵物品。这只青铜罐被放置在其中的一口竖井中，一起放进去的还有特制的铁器、一把剑、一支矛头以及一块磨石。青铜罐旁边的木棺中安置了一个女人的遗体，可能是这个男人的妻子，她身上有大量的黄金首饰，其中一个黄金吊坠是一件年代更久远的宝物，可能是从叙利亚进口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700年。她的头边放置着一把象牙手柄的铁刀。这里放了把刀，男女二人可能在同一时间下葬，女子并没有被火化，这些事实都表明，她很可能是被杀或自杀的，目的是给她的丈夫陪葬。另有四匹马被献祭，它们的尸体被掷入另外一口竖井中。

这些随葬品与此前几个世纪的截然不同。在青铜时代后期，武士们的葬礼与其他葬礼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之处：仅仅是有的坟墓中有武器，有些则没有。相比之下，在铁器时代早期的图姆巴以及其他地方，武士们的葬礼远比其他同代人的葬礼奢华：勒夫坎第的武士们是铁器时代早期社会的精英阶层。在铁器时代早期武士的葬礼上，杀死马匹，以及在许多情形下故意毁坏武器，都是为了炫耀家族财富，表明这个家族有条件破坏或摧毁价值连城的物品。同样新颖且引人瞩目的是图姆巴坟墓里埋葬的那些稀有而珍贵的古董，这些宝物把这个家族和久远的过去联系起来。

最后，在图姆巴坟墓里，男人和女人的入葬方式不同，这是性别差异的新标志。这个女人有奢华的随葬品，体现出这一时期上层家族中女性地位很高。与此相似，在大约公元前850年的雅典中心，也有一些奢华的坟墓，其中最早的属于一个女人。在她火葬用的柴堆上，有几十个被打碎的精美器皿。她的骨灰与精美的珠宝一起被放置在一个华丽的陶器里。紧靠它的是一只用黏土做成的箱子，顶上有五个粮仓的模型，这象征着这位女性的财富来源。

图姆巴坟墓很豪华，还有祖传宝物随葬，说明葬在此处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当时社会的领导人物。在猜测他们的头衔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巴昔琉斯”一词。在迈锡尼时期（见前文，第17—18页），“巴昔琉斯”指的是地方官员，但是到了公元前7世纪，它指的就是个体或集体意义上的“贵族”了。葬在图姆巴的人肯定地位高贵，可以以此来称呼。在图姆巴的墓葬和后来荷马在《伊利亚特》（见后文，第107页）中描述的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的葬礼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屠杀马匹，将遗体火化，将骨灰用昂贵的布料包裹后放置在一个特殊的金属容器里。这些相似之处以及与此前青铜时代墓葬之间的差异表明，荷马“史诗”的素材并非源自宫殿时代，而是源自他所处时代之前被称为“黑暗时代”的那几个世纪。

两个竖井墓穴之上建有宏伟的建筑物，进一步说明葬在图姆巴的人地位很高。高约1.3米的碎石基座上曾建有一座巨大的长方形建筑物（长50米，宽14米），墙壁用泥砖砌成。这座建筑物有一个门廊、一个前厅、一个中厅，在过道的两侧分别是两个竖井和两个小房间，此外还有一个拱形的房间；拱形房间外面环绕着一个走廊，这可以从曾用来支撑屋顶的柱子留下的空洞看出来。整个建筑一定参照了住宅的形式，但据我们所知，它比当时希腊的任何一座住宅都大得多。它的长度是公元前8世纪“百尺神庙”的一半，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700年间的500年里，它的确是希腊世界已知的最大的建筑。该建筑尽管规模庞大，但可能从未投入使用，并且在建成后不久就被拆除了大部分。所幸随后在它上面堆起了一个巨大的土丘，这才为考古学家留下了石头基座和1.5米高的泥砖墙。

尽管这座不同寻常的建筑物有时被称为“英雄祠”（heroön）或祭祀英雄之地，然而无论是在被拆毁之前的建筑物之内，还是在后来堆起的土丘之上，都看不到向逝者敬献供品的迹象。这个土丘仅仅是这场盛大葬礼的标志。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土丘东面、建筑物曾经所在位置前方的区域被用作一些格外富有的男性与女性的墓地。后来被埋葬在图姆巴的这些人希望把自己表现为最初埋葬于此的夫妇的后裔，以此维护他们勒夫坎第名门望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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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勒夫坎第以及希腊世界其他几处遗址这些非比寻常的变化，需要放在整个近东世界的背景下看待。建立于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的近东政治体制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结果无论在何地，有关这一时期的书面记录流传下来的都很少。和线形文字B一样，近东的书写系统和书写方式与特定的宫殿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随着这些体制的崩溃，这种书写方式也宣告终结。

埃及边界的相对稳定可能表明了整个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安定。其实，直到公元前11世纪，埃及实际上都被两个统治者分而治之，一个是在尼罗河口附近坦尼斯（Tanis）的国王，另一个是在埃及中部底比斯的大祭司。利比亚人经常从西部对埃及发起侵袭；事实上，他们曾成功夺取埃及的王位。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王朝。埃及学家称新王国灭亡后的350多年（前1070—前712）为第三中间期，这一时期的埃及动荡不安。埃及缺乏稳定统一的政府，在公元前11世纪失去了对黎凡特地区的控制权，虽然在公元前950年和公元前850年之间，它重新建立了和这一地区的联系。在一连串灾难性的内战以及南部努比亚人的攻占之中，这一时期宣告结束。

小亚细亚中部的赫梯王国也经历了长期动乱。虽然它在公元前第二千年后半期曾经是近东的主要国家之一，但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这个王国彻底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国。在前赫梯王国的东南部有很多小国，其中一个的都城是幼发拉底河畔的迦基米施（Carchemish）。这是一个有城墙的巨大城市，面积约110公顷。这些各自为政的新生国家自认为是赫梯王国的继承者，事实上现代学者称他们为“新赫梯诸国”（Neo-Hittite states）。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借用之前赫梯国王的名字，声称自己才是赫梯王国的真正继承者，其中一位国王还模仿过去的赫梯国王，自称为“大国王”。在公共雕塑中，他们继续沿用赫梯人用过的形象；虽然他们没有使用赫梯人的语言，却在赫梯象形文字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字系统。这些新兴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并没有统一，但是依然十分繁荣，这部分要归功于乌拉尔图（Urartu）王国（在亚美尼亚地区）与地中海国家之间利润丰厚的金属交易。

在之前赫梯王国的中心地区形成了名为弗里吉亚（Phrygia）的新王国，其首都在戈尔迪翁（Gordion，现代的安卡拉附近）。到了公元前8世纪，弗里吉亚的势力向东扩张，一直延伸到之前赫梯王国的首都哈图萨。同时代的亚述文本中提到公元前8世纪后期的“穆什基人的国王米塔”（King Mita of Mushki），他就是后来希腊传说中那位著名的点石成金的弥达斯（Midas）国王。随后，在弗里吉亚王国西部产生了以萨迪斯（Sardis）为中心的吕底亚王国。在公元前8世纪，吕底亚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到了公元前7世纪时，随着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王朝的诞生，它的势力增强了，并最终对小亚细亚西部的所有希腊城邦称霸。吕底亚人还声称他们才是意大利半岛（见后文，第73—74页）伊特鲁里亚人的祖先。

在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受到来自西面势力以及南方巴比伦的多次入侵，公元前第二千年时一度辉煌的亚述帝国被大大削弱。在公元前105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关于亚述和巴比伦的文献十分缺乏，但是从公元前10世纪中叶起，亚述人再度支配了整个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就是所谓的新亚述帝国（前883—前610）的开端。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亚述进一步向西扩张，而这将对黎凡特沿海地区的海洋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见后文，第89—91页）。

随着埃及、赫梯和亚述三者之间原有的势力均衡被打破，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的黎凡特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自行其是的状态。位于现代黎巴嫩的铁器时代的城市，比如推罗、西顿（Sidon）、比布鲁斯（Byblos）和其他一些城市，都是早期青铜时代城市的直接继承者。所有这些城市都坐落于地中海沿岸，其中几个在近海的岛屿上，高大的山脉（现称黎巴嫩山，从北部的哈马一直延伸到南部的戈兰高地）使其免受内陆动乱的影响。当地的居民自称迦南人，《圣经》也这样称呼他们，但希腊人称他们为“腓尼基人”。这个名字可能是从“ phoinix ”一词衍生而来的，在希腊语中，这个词意为“紫色”，因为腓尼基人十分擅长生产紫色染料，而在古代世界，紫色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现代学者沿袭希腊人的说法，用“腓尼基人”一词来称呼那些住在现代黎巴嫩区域，没有被以色列人逐出的迦南人（尽管这样做在青铜时代的“迦南人”和铁器时代的“腓尼基人”之间人为制造了一种断裂）。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在拥有强大海军的推罗的领导之下，腓尼基人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势力，和南边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有贸易上的往来，其贸易网络向南一直延伸到红海。公元前9世纪，他们的势力范围又开始向西扩展（见后文，第77页）。

正是在这一时期，以色列国诞生了。尽管当时的以色列只是黎凡特几个挣扎求生的小国之一，但是对我们来说，它的兴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圣经》中对这一过程的漫长叙述构成了欧洲历史遗产的核心。

在文化记忆的创造方面，《圣经》叙事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圣经》的前五卷即《摩西五经》，从《创世记》开始讲起，讲到以色列人寄居埃及，后来在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并在旷野中流浪四十年。这部分内容以摩西之死为结局，辞世之际，他从尼波山（位于现代约旦）顶俯瞰应许之地。在《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中，这个故事继续展开。对我们来说，这部分叙事尤为重要。这些文本的组织过程极其复杂，但是一般认为，这段历史的第一个版本大约形成于公元前620年，第二个版本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50年，即以色列人被掳至巴比伦期间。因此，《圣经》这几卷对以色列国形成过程的叙述并不是对同时代事件的客观讲述，而是一种回顾式的讲述，带有其独特的神学、政治和社会用意。

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以色列人征服了应许之地迦南（通常认为这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而这也引出了一些特别的问题。《约书亚记》的前12章讲到，在约书亚的领导下，以色列人从东面渡过约旦河，一举征服应许之地。然而，《士师记》的前几章提到，完成征服的是若干独立的部落，而不是统一的以色列。尽管如此，两种说法都把以色列人的到来表现为一次军事征服。

一个世纪的发掘工作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史料，这些史料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圣经》叙事的评价，但是对这些史料的解释有很多争议。这些困难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学者个人的宗教动机，部分是因为（和有关特洛伊战争的情况一样）把考古证据与历史叙事联系起来，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对于长时段的文化过程，考古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但是它不大擅长阐明特定事件的历史。

尽管有些历史学家主张考古证据证实了《圣经》中提到的“征服”模式，但其中有某种诡辩的成分。在约书亚的号角声中，耶利哥（Jericho，今称“杰里科”）的城墙轰然倒塌，这个故事人们很熟悉，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判断案例，因为据说耶利哥是约书亚渡过约旦河后征服的第一个城市。20世纪30年代，在耶利哥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堵在毁灭性的火灾中倒塌的巨大城墙。发掘者认为这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那堵城墙。遗憾的是，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发掘表明，这堵墙的最后阶段可追溯到公元前2350年左右，比《圣经》中那件事发生的时间早了一千多年。现在似乎已经很清楚，公元前1200年前后（以色列人征服时）的耶利哥是一个相对较小、防守薄弱的地方，并没有大型的城墙。从公元前14世纪后期到又有人定居的公元前11世纪和公元前10世纪，耶利哥的考古证据一片空白，而以色列人对这一地区的征服应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在此情况下，很难将《圣经》上的讲述与考古证据对应起来。

至于附近据说被约书亚征服的城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以耶利哥西北部的艾城（Ai）为例，《约书亚记》生动描述了它被攻占的经过。艾城遗址保存完好，已经得到充分挖掘。公元前第三千年后期，艾城被毁，然后遭到废弃，直到公元前1150年前后，在这片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定居点废墟上，才建立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而到了公元前1050年前后，这里再次被废弃。据《约书亚记》记载：“约书亚将艾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这个故事之所以会产生，似乎是因为在《约书亚记》成书的公元前7世纪，艾城依然是一片废墟，满目苍凉。当以色列人来到迦南时，这个据说被约书亚摧毁的繁华之地实际上已经荒废了千年之久。

对这一区域的多年考古调查显示的情况，与《圣经》中讲的有很大的不同。这里发生的不是联合起来的军事征服，而是一个长期的和平定居过程，这一过程从公元前12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1世纪。最早的以色列定居点位于少有人居住的山区，就在耶路撒冷的北面。耶路撒冷南面的犹太从公元前10世纪以后才开始有人定居。如果这一证据可靠的话，那么公元前7世纪的《圣经》叙事就是将一个缓慢、和平的过程变得更具戏剧性了，目的是强调以色列服从耶和华旨意的重要性。

在《圣经》中，以色列人在这一地区定居的第一个阶段被称为“士师时期”，其后则是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大卫的统治时期大约是公元前1010年到前970年，所罗门则是从公元前970年到前930年。《圣经》对他们的统治进行了高度理想化的描写。遗憾的是，关于公元前10世纪考古学证据依然非常少，我们几乎完全依赖于《圣经》的讲述。虽然有怀疑论者对大卫和所罗门的存在提出质疑，但仍然有几个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表明，《圣经》中对这两位统治者的描述是有历史内核的。首先，在加利利北部的但城（Tel Dan），人们发现了一段阿拉米语的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50年前后，上面就出现了大卫的名字，说大马士革的国王吹嘘自己战胜了“大卫之家”（House of David，即犹太地）的王和以色列的王。从这段铭文可以看出，大卫是犹太一个王朝的创始人，是一位征服者，而在犹太的北面，还有以色列的另一个王朝。其次，《列王纪上》所描述的所罗门圣殿形式和在考古上已经得到充分证实的一种神殿相一致，这种神殿出现于公元前1300年至前800年之间的黎凡特，后来再没有出现过。再次，根据《列王纪上》的记载，在所罗门去世之后，也就是罗波安（Rehoboam）在位期间，埃及法老示撒（Shishak）对犹太发动了一次入侵。在公元前925年前后建造的埃及卡纳克神庙群中，有一段法老舍顺克一世（Shoshenq I，即示撒，约公元前945—前924年在位）的铭文，上面也提到了这次入侵。来自埃及的这份证据强有力地证实了《圣经》中的说法，表明《列王纪上》的作者能够接触到公元前10世纪的王家编年史；假如作者提到大卫和所罗门时是在讲述一个传说，在讲到其后罗波安的统治时却突然转入历史，那就太不可思议了。最后，《列王纪上》提到一位“推罗王希兰”（Hiram，前969—前936年在位）和所罗门是同一时代的人。根据后来出现的一份显然很精确的推罗列王表，就在这一时期，的确有一位名叫希兰的国王，这表明这部分内容是符合史实的。

那么，这一切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总体看来，《圣经》中关于从大卫开始的这段时期的讲述可能大致脉络是正确的。大卫占领了耶路撒冷，将其作为新建立的王国的首都。他把约柜迁移到这里，并且可能筹划建造一座圣殿，试图把对耶和华的崇拜集中于王室的庇护之下。后来，在大卫的城市以北200米处的一个山顶上，他的继承者所罗门建造了这座神圣宏伟的宫殿。

考古证据十分匮乏，因为圣殿的遗址后来被派作他用，即使有一些证据，也很可能被埋在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的地下了。由于山顶相当狭窄，为了建造圣殿，所罗门砌筑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平台。这个平台的面积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不少于5公顷，大约和当时定居点其他部分的总面积相当。在设计风格上，这座圣殿和早期迦南人的神庙很相似，但是规模更大，更加宏伟，因此需要大量的当地劳动力。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所罗门与腓尼基人合作开发通往南方的贸易路线。因此，他能够为圣殿的建设聘请腓尼基的工匠，购买最上等的木料（黎巴嫩山的香柏木）。尽管如此，这座圣殿和这一地区此前建造的任何一座神庙都有很大的不同。就像所罗门据说曾经宣称的那样，这座圣殿是“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的。尽管此前和此后近东的神庙里通常都会有神像，但所罗门的圣殿却是“为耶和华之名”建的，里面并没有供奉偶像。

《圣经》回顾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时带上了理想化的色彩。这种叙述在王国瓦解和所罗门的圣殿被破坏之后最终定型。我们应该避免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在公元前10世纪，犹太教的各个方面都已经牢牢确立。就连《圣经》的讲述本身也明确表示情况并非如此。主要的宗教改革被认为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当时约西亚王对其他形式的崇拜采取了激进的行动，下令要庆祝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太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这个一带而过的句子提醒我们，犹太教的制度是长时间逐渐演进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性的改革或革命的结果，虽然大部分《圣经》文本并未表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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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东的这个动乱时代，现代的解释已经从总体转向具体。原有的总体解释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来自神秘的“海上民族”的持续压力导致了古老超级大国的垮台。在上一章的最后，我们已经提到这些“海上民族”，他们被认为是导致克里特和希腊本土宫殿体制最终崩溃的可能原因之一。

和多数单一原因的解释一样，这类解释也行不通。关于海上民族，已经明确证实的只有在埃及文本中提到的两次御驾亲征，分别发生于公元前1220年和公元前1186年。其中一个文本声称：“赫梯、科德（Kode，土耳其南部的奇里乞亚）、迦基米施（幼发拉底河流域）、阿尔扎瓦（Arzawa，赫梯王国西部）和阿拉什亚（Alashiya，即塞浦路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阻挡他们前进。”虽然乍看之下十分清楚明确，但是这段话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不能字字当真。也许只有在以打败他们为荣的埃及国王眼中，“海上民族”才是一股统一的势力。这一时期的迦基米施并没有受到海上民族或其他任何人破坏的迹象。在维护以前赫梯王国传统方面，这里的新赫梯王国表现出绝对的延续性。诚然，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哈图萨本身被摧毁，但是并没有海上民族入侵的迹象。来自哈图萨以北山区的默默无闻的卡斯卡（Kaska）民族在很长的时间里时不时地对赫梯人发起攻击，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是罪魁祸首。

与其将神秘的海上民族视为近东地区旧秩序解体的主要原因，不如先考察一下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有各种迹象表明赫梯王国内部有不少问题，包括来自统治精英内部的反对，王权的衰落，以及臣属变得越来越不驯服。通过土耳其东南部沿海的一个港口进行的粮食进口对近东地区至关重要，但是这种进口遭到了破坏。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赫梯王国才派遣海军远征，以恢复他们对塞浦路斯的支配。

近东地区一直以来都在遭受各种小规模的侵扰，在这一时期，这些侵扰的增多加剧了各超级大国的内部问题。海盗对沿海地区的小规模侵袭可能变本加厉。在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12世纪，来自小亚细亚南部的其他民族似乎成为雇佣兵，待价而沽，为各个国家服务，例如他们参与了利比亚人对埃及人发动的战争。埃及人有时也会招募雇佣兵，其中的帕来塞特人（Peleset）作为驻军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随着在埃及外部埃及人势力的瓦解，帕来塞特人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群体。他们东面的邻居和对手以色列人称这个好战的民族为“非利士人”（Philist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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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腊世界来说，千年之交席卷近东地区的剧变也很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们给希腊正在发生的变化提供了一系列的类比。中央控制的瓦解是整个近东地区的共同主题，但是在不同的地区，其形式是不同的。埃及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亚述最终恢复了其原来的帝国，而赫梯帝国却分崩离析，分裂成了几个小国，地方王朝成功地将土地据为己有。对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迈锡尼王国的崩溃，赫梯帝国的瓦解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类比。

近东地区的动荡也对希腊世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乌鲁布伦沉船所代表的那种繁荣的贸易网络要想继续存在，就离不开近东稳定的转口港。乌鲁布伦沉船可能来自乌加里特，但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乌加里特受到劫掠，而这意味着这一贸易网络的终结。只有在能取而代之的新的近东转口港出现后，新的贸易网络才能形成。

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体制分别于公元前1350年和公元前1200年前后崩溃，有人称其后的时期为“宫殿时期后的黄昏”（postpalatial twilight）。不过这毕竟是黄昏，而不是彻底的黑暗。在很多地方，光明依然在持续。在克里特岛上，大部分定居点的规模的确缩小了，但是有些地方依然很繁荣，新的房屋不断被建起来，如干尼亚和马利亚。此外，新的地域单位也得以形成，这些定居点远离大海，坐落于便于防守的地方。例如，在斯法基亚，人们生活在一个名叫克洛卡西亚-卡斯托洛（Kolokasia Kastro）的新定居点，它位于一个陡峭的山坡上，北面是悬崖，其他几面几乎全部是峭壁。这里海拔大约600米，视野十分开阔，向南可以俯瞰沿海的平原，向北可以看到峡谷。在年代上，克洛卡西亚-卡斯托洛和附近的帕特斯亚诺斯-科法拉（Patsianos Kephala）重合，后者坐落于两座小山之间的马鞍状山脊上，地势平缓。公元前800年前后，后者完全取代了前者。和克洛卡西亚-卡斯托洛相比，帕特斯亚诺斯-科法拉的海拔要低很多，只有大约250米，因此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山地、平原和海洋的资源。

虽然克里特岛上宫殿对宗教生活的控制结束了，但人们继续在很多以前的地点进行敬拜。在整个这一时期，山顶和洞穴的圣所依然深受欢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但是，这里要注意，这句话不能做太多引申。宗教场所的延续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宗教行为或信仰的延续性。由于宗教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政治结构，随着宫殿体制的崩溃，它也注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完全被一笔勾销。就像我们在第一章有关皮洛斯的叙述所表明的那样，重要的是人们是怎样利用他们对过去的仪式和场所的了解。

在克里特岛上，古老宫殿的遗址非常显眼，它们被重新利用，但不是作为定居点，而是用于宗教上的目的，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克诺索斯，铁器时代早期的定居点就位于宫殿的西面，宫殿本身被用作各种祭仪的场所。在泉室（Spring Chamber）里的一种祭仪部分模仿了青铜时代双斧神殿的祭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9世纪。最晚在公元前8世纪，就在这座宫殿的南边，建起了一座供奉得墨忒尔（Demeter）女神的新神殿。这座神殿也位于一个水源的旁边，可能是泉室祭仪的直接延续。到了公元前8世纪，在宫殿中央庭院的西南角，兴起了一种新的祭仪，敬拜者们肯定知道这个场所过去的历史。在宫殿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幅米诺斯公牛的壁画直到公元前8世纪依然清晰可见。

这一时期，宫殿北边的坟墓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和铁器时代早期克诺索斯的神殿是有关系的。这块墓地于公元前11世纪投入使用，起初有很多种不同的坟墓。从公元前9世纪末开始，有些人被埋在墓室里，可能重新利用了青铜时代的墓室。最早的墓葬非常奢华，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这里出现了大量较为简朴的墓葬。陶器葬品也受到了青铜时代器物特点的启发。在公元前9世纪，通过夸大自己和古代建筑与陶器风格之间的联系，有些家族似乎在克诺索斯当地社会赢得了更显赫的地位。我们很难说清铁器时代的这些新群体究竟是怎样看待他们青铜时代的祖先的，但从他们在古老的宫殿遗址上举行仪式的做法以及上层人士的埋葬方式看，他们十分急切地要将他们所处的世界和宫殿时代的遗存联系起来。

从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早期，在希腊本土，青铜时代的迈锡尼文明并不是突然消失，而是逐渐消亡的。宫殿被毁后，迈锡尼和梯林斯宫殿的所在地并没有被抛弃。那里重建了很多房屋，新建了很多宏伟的建筑，但是到了公元前11世纪早期，卫城的作用发生了改变：在迈锡尼和雅典的卫城里发现了一些墓穴，这可能标志着古老的山顶定居点最终被抛弃了。这些墓穴都是简单的坑洞，而不是以前几个世纪那种精致奢华的墓室，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标志。随着迈锡尼文明的逐渐衰亡，文化的地域性变得越来越强。在优卑亚岛上，底比斯崩溃之后，五处青铜时代的主要定居点中有四处得以保留，而它们此前控制着岛上的大部分地区。在公元前1050年后开始的这一时期（铁器时代早期），已知的定居点有14个，其中大部分面积不大，但是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早期，这里可能一直有人居住。我们提过的勒夫坎第可能是优卑亚岛上典型的主要定居点。尽管勒夫坎第至少经受了两次大规模的破坏，但是从迈锡尼文明的终结到公元前第一千年早期，这里的历史并没有出现断裂。

尽管如此，对于迈锡尼宫殿体制崩溃后几个世纪里的希腊世界，考古学描绘出的画面让人沮丧。总体来说，希腊本土定居点的数量在公元前12世纪减少了三分之二，在公元前11世纪又减少了三分之二。这是一个低谷时期，此后情况开始恢复，定居点的数量在公元前10世纪翻了一番，在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再次翻倍。当然，定居点的数量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键在于定居点的规模。如果公元前11世纪时单个定居点的规模比此前和此后都要大，定居点数量上的下降就不会那么重要。但事实上，铁器时代早期定居点的规模通常要比此前和此后的要小。有人试图统计人口究竟下降了多少，但是就我们当前所知的情况而言，这样的统计还为时过早。

显然，在青铜时代末期，人口出现了下降，而在铁器时代早期，人口再次增加。不仅定居点的数量减少了，定居点本身也没有以前那么复杂。聚集的或“核心式”的定居点确实得以延续，尤其是在克里特岛上，其面积在1公顷到4公顷不等，但是在希腊本土，不少所谓的“定居点”仅仅是几个零散的群落，每个群落只有几户人家。没有中央组织的迹象，没有宏伟的石头建筑，也没有明确划定的公共空间。

后来的希腊人似乎保留了人口大幅下降的记忆。公元前7世纪的史诗《库普利亚》（ Cypria ）粗略地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其叙述的时间范围大致止于荷马的《伊利亚特》开始之处。这部史诗声称，宙斯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导致人员伤亡，目的是缓解当时世界上人口过剩的情况。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对宫殿时期结束之后人口灾难性锐减的模糊回忆。对于这部史诗的听众来说，和特洛伊战争之前的时代相比，世界变得更狭小、更糟糕了。

关于希腊的复苏，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古老的外部联络的重建。在青铜时代，这些海外联络大部分是由宫殿负责的，但这一时期建立新联络的是一个新的阶层。在公元前11世纪，勒夫坎第和爱琴海地区的其他定居点之间维持着联系；到了公元前10世纪，它成了以优卑亚岛为核心的联系网络的一部分，和希腊本土中部、色萨利沿海和爱琴海诸岛上的其他群体保持着联系。可以部分证明这种联系的是，从大约公元前950年开始，在和黎凡特重建联系的过程中，优卑亚岛走在最前列。公元前11世纪，希腊和黎凡特的联系已经减少，但是在公元前10世纪，由于强大的推罗城成为一个新的中心，黎凡特的形势彻底改观了。公元前950年至前900年，越来越多优卑亚岛生产的陶器出现在推罗和黎凡特的其他地方，其中包括酒杯和双柄罐（可能被用来运输橄榄油）。这些陶器可能表明优卑亚人在这一地区短暂出现过，他们是为寻找声望物品而来的。至于带来这些陶器的究竟是优卑亚人还是腓尼基人，还是很有争议的，本书第三章将对此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从黎凡特传播到优卑亚岛的重要的声望物品之一是一种新的金属——铁。在勒夫坎第的墓穴中发现的剑和矛头所用的铁可能就来自塞浦路斯，要么是直接运来的，要么是经推罗人之手来的。

在这一时期，塞浦路斯的主要金属资源非常重要。在青铜时代，塞浦路斯被称为阿拉什亚，对东西两边的地区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青铜产地。乌鲁布伦沉船中的青铜可能也来自塞浦路斯。公元前13世纪末主要国家瓦解、海外市场关闭后，塞浦路斯岛上的城市定居点在公元前12世纪被废弃了。这里城市生活的中断时间并不长，尤其是相对于爱琴海地区漫长的衰落而言。公元前11世纪和公元前10世纪，塞浦路斯岛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城市定居点，这种定居模式一直延续到古典时期结束。

这种新型的定居点可能和来自爱琴海地区、说希腊语的定居者有关。在后来的时期，有传说声称塞浦路斯的王国是由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创立的。据说岛上的萨拉米斯城（Salamis）就是埃阿斯（Ajax）同父异母的兄弟透克耳（Teucer）建立的。不仅如此，不寻常的是，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塞浦路斯岛上的文字并没有消失。在青铜时代，塞浦路斯人曾使用一种当地文字，这种文字源自米诺斯人的线形文字A。由于这种文字似乎不仅仅在管理城市中心时使用，因此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宫殿的文字不同，在青铜时代塞浦路斯岛上的中心城市被废弃之后，这种文字幸存下来。铁器时代出现的“塞浦路斯音节文字”（Cypriot syllabary）可能就是从这种文字发展而来的。这种音节文字被用来记录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新的希腊语，另外一种是当地语言，即所谓的“埃泰尔塞浦路斯语”（Eteocypriot）。即使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字母被发明之后，在塞浦路斯，这种音节文字依然被用来记录希腊语，事实上，这种文字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都还有人用。

塞浦路斯当地书写系统的历史反映出文化延续性之强大，而这也表明了铁器时代塞浦路斯当地社会的强韧性。稳定的新定居点很早就得以建立，部分是因为岛上居民能够从生产青铜转换到生产铁。塞浦路斯岛上的小国是地中海世界最早组织铁的工业生产的国家，它们的繁荣和这种新技术密不可分。吸引腓尼基人来到这个岛屿的主要是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他们在塞浦路斯南部沿海的基蒂翁（Kition，现代的拉纳卡）建立了他们最早的海外殖民地（见后文，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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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的希腊传说，特洛伊战争之后时期的特征就是说希腊语的民族在爱琴海盆地的大规模迁徙。在爱琴海地区，据说有四次主要的迁徙：伊奥利亚人（Aeolian）向东渡过爱琴海，波奥提亚人（Boeotian）向南进入后来所谓的波奥提亚地区，多利安人向南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奥尼亚人（Ionian）向东到达小亚细亚。按照公元前5世纪的猜测，伊奥利亚人是最早开始迁徙的，然后是波奥提亚人，在特洛伊沦陷60年之后是多利安人，在特洛伊沦陷80年之后是爱奥尼亚人。

对于后来的希腊人来说，这些大规模的迁徙构成了其历史意识很重要的一部分，围绕这些迁徙也产生了丰富的神话传说。波奥提亚人声称他们被从希腊北部的色萨利驱逐出去，向南迁徙到了底比斯周围的地区，这里此前被称为“卡德摩斯（Kadmos）之地”。卡德摩斯被认为是底比斯的创立者，生活在英雄时代早期，他还被认为是一个王朝的开创者，这个王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特洛伊战争之后。到现在为止，一切还都说得过去。关于卡德摩斯，奇怪的一点是他还被说成腓尼基人，据说他遵照父亲的命令，徒劳地寻找已经被宙斯诱拐到克里特岛的妹妹欧罗巴。波奥提亚人声称他们所占领的是被驱逐的卡德摩斯后人的土地。到了公元前5世纪，他们的移民身份已经得到了公认。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多利安人也自认为是移民。据说他们最初来自希腊中北部地区，曾为了帮助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回到他们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故土而入侵希腊南部。和波奥提亚人的迁徙传说一样，到了公元前5世纪，这个故事也已经广为人所接受。在后面的两章中，我们将考察后人是怎样利用多利安人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传说的。多利安人入侵被认为造成了很大的动荡，还导致爱奥尼亚人被从其在伯罗奔尼撒北部的故土驱逐出去。根据最流行的说法，爱奥尼亚人先是定居于阿提卡地区，后来又在雅典国王科德洛斯（Kodros）的率领下再次迁徙。就像我们在第四章会看到的那样，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用这个故事来支撑雅典作为爱奥尼亚人“母城”的说法。但是，关于爱奥尼亚人的迁徙，可能还有一种更早的说法，根据这一说法，爱奥尼亚人直接向东行进，渡过爱琴海，来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根本就没有在阿提卡地区停留过。

据说，爱奥尼亚人在东迁过程中征服了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的12座城市。科德洛斯的一个儿子奈琉斯（Neileus）率众来到米利都。爱奥尼亚入侵者杀死了所有的男性俘虏，娶了他们的妻女。米利都人有一条法律，禁止妇女和丈夫同桌共餐，禁止对丈夫直呼其名，据说这条法律就源自这样的强制婚姻。公元2世纪，有人指出奈琉斯的坟墓就位于米利都城南门附近一条主干道的左边。据说在同一时期，在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后不久，爱奥尼亚南部的岛屿［现代的佐泽卡尼索斯群岛（Dodecanese）］也被来自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殖民，他们就是多利安人。

这些迁徙是否确有其事还有很大争议。虽然后来的希腊作家所展示的很多细节经不起认真考察，但是语言学和考古学证据的确表明后来的这些传说并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现代的语言学分析表明，公元前7世纪时，爱琴海地区有三种主要的希腊语方言。所谓的西希腊方言主要在希腊的西北部和中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使用，伊奥利亚方言用在色萨利、波奥提亚和小亚细亚的西北部，阿提卡-爱奥尼亚方言用在阿提卡、优卑亚岛、爱琴海诸岛中部和小亚细亚沿海的中部地区。这三种方言的分布模式和关于迁徙的传说非常吻合。

然而，这幅“方言地图”是否真的可以构成关于这些迁徙的独立证据呢？答案还不那么明确。希腊人自己很清楚整个希腊的方言分布情况，很可能正是这样的方言分布才催生了后来希腊人关于这些迁徙的传说。此外，我们也不能认为语言分布模式就是一波又一波大规模迁徙潮的结果。少数人的迁徙也会导致语言或方言的变化。例如，爱奥尼亚的方言比较统一，其原因可能是后来当地不同方言的融合，而不是有一批说同样方言的人迁徙到了这里。

虽然有这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毫无疑问的是，古典时期小亚细亚中部和西北部的语言地图和青铜时代的有很大的不同。公元前第二千年后期，这一地区的居民使用的是卢维语，这种语言并不属于希腊语。公元前第一千年中期，这里的人使用的是希腊语的一种方言。在这一变化的背后，迁徙很可能起了作用。

考古学证据也能提供参考。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迈锡尼国家的崩溃不能被归因于多利安人的入侵。同样，我们也不能轻易说多利安人在“宫殿时期后的黄昏”渗透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占领了这个已经被削弱的地区。在这一时期，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定居点的数量和规模都在下降。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没有什么可以表明此地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入侵。事实上，从考古学上来看，多利安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早期”民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推翻多利安人进行了某种迁徙的说法，正如在考古学上，早期的以色列人往往很难和迦南人区分开来，但这并不表明《圣经》中关于以色列人迁徙的讲述完全是虚假的。

关于爱奥尼亚的情况，我们可以比较确定。随着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迈锡尼宫殿的崩溃，加上东部赫梯王国的衰落，小亚细亚西南部和中西部的迈锡尼定居点变得很容易遭受攻击。统治米拉万达（米利都）的曾经是赫梯国王图德哈里亚四世的一个封臣，他主持修建了一段城墙。公元前1200年之后，这里在外敌的入侵面前已经是门户大开，到了公元前1100年前后，这里肯定已经被摧毁了。然后就是一个新的开端。在古老的城墙遗址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公元前11世纪时的陶器，这些陶器和同一时期爱琴海西部地区的陶器有密切的联系。公元前10世纪，来自米利都的陶器继续模仿爱琴海西部地区的风格，但用的是当地的黏土。这或许表明有些外来的工匠已经在米利都定居。陶器风格上的相似性很难证明奈琉斯率众从阿提卡地区迁徙到了米利都，但是它们的确表明这些后来的传说有一些历史依据。

这些迁徙的传说不能被用来重构希腊本土宫殿体制崩溃之后几个世纪的事件。后人的这些传说服务于当时的需要，但是如果因此就声称后来的希腊人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凭空捏造过去的事件，以此确立自己的身份，这未免过于多疑。希腊人对于一系列事件的认识将特洛伊战争及其对当世的影响联系到了一起，这种认识建立在对公元前11世纪和公元前10世纪爱琴海地区真实情况的记忆之上，这种记忆虽然模糊，却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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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转变的形式是不同的。在爱琴海地区，宫殿体制崩溃，定居点被废弃，新的定居点分布于一些不那么容易接近的地方。这个新时代的现代名称是“铁器时代”，这个说法来自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一场重大技术变革。在宫殿时期，人们就开始使用铁了，但是仅限于很少的场合，比如用作特殊的礼物或用于一些仪式。公元前11世纪和公元前10世纪，冶铁技术可能从塞浦路斯传播到了整个爱琴海地区。人们找到了可靠的铁矿来源，因此到了公元前900年，铁已经成为一种实用的金属，青铜则成为装饰性的金属。这一技术上的变革部分是由当地新产生的精英所推动的，他们的地位建立在这一新技术带来的丰厚利润之上。

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中欧，情况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冶铁技术也传播到了这里，其时间稍微晚于地中海地区，但是没有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从公元前1300年到前700年，定居点的数量和规模增长缓慢。在整个这一时期，立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的巨石阵一直被使用，这表明西欧的文明并没有出现断裂。在核心建筑周围的坑穴里，人们发现了青铜时代后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当地陶器。公元前1100年前后，人们挖掘沟渠，将巨石阵的入口朝着埃文河延伸了2千米。这并不说明巨石阵的仪式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和克里特岛上铁器时代人们对青铜时代宫殿零星的使用相比，有关巨石阵的活动迹象表现出，那里铁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连续性要强得多。

由此继续向南，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从法国到波兰的广大区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中欧）来看待。虽然在这一区域内部也有差异，但是中欧地区和西欧（大西洋体系，即伊比利亚半岛的西海岸和法国，以及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以及北欧（北欧体系）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中欧各地区的第一个共同特征是埋葬方式。公元前1300年前后，这里总体上从土葬转变为火葬。火化之后，骨灰被收集起来，装入瓮中，埋在专门的坟地里。火葬并没有完全取代土葬，在有些地区依然全部实行土葬，但是骨灰瓮埋葬的做法十分盛行，以至于从公元前1300年到前700年之间的这一阶段被称为“骨灰瓮时代”。

有时，骨灰瓮坟墓之上会堆起一个土丘，甚至还建有复杂的石拱墓室，里面有丰富的随葬品，这样的坟墓遍布整个中欧地区，被认为是当地要人的坟墓。和在勒夫坎第的情况一样，他们的后人很看重对先人的记忆。虽然从土葬到火葬的转变可能和人们对于逝者或来生的信仰有关，人们开始认为遗体不过是更高存在的载体，但这只是猜测。在有大量记录的公元2世纪和3世纪，发生了与此相反的变化（从火葬转为土葬），这种变化就与信仰上的变化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中欧开始实行骨灰瓮埋葬可能仅仅是一种时尚。

中欧地区的第二个主要共同因素是生者的社会组织。在整个中欧，社会似乎都掌握在武士领导者手中。大量的青铜武器被非常浪费地用于各种仪式，有的作为随葬品，有的用于祭祀，这些人的声望由此可见。战斗是当时很能赢得声望的行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有很多战争。战争带来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些被精心摆放在随葬品中的青铜武器似乎就是为了展出，也许既是为了随葬，也是为了炫耀。毕竟，单薄的青铜胸甲虽然花哨，但是在抵挡剑击时，还不如一件简单且便宜很多的羊皮短上衣好用。武器方面的证据已经非常丰富，让我们可以清楚了解什么是各地共有的，什么有地方上的差异。一套典型的武士装备包括青铜头盔、胸甲、护胫甲、圆形盾牌、剑和带青铜尖头的长矛。多瑙河地区、阿尔卑斯山西北部、西欧和意大利半岛北部的武士装备各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头盔的具体形状、剑和矛头的设计，以及盾牌和护胫甲上的装饰。武器的地域差异部分证明了地域格局的存在，虽然它们未必意味着强大的地区政权的存在。

在技术上，这个区域也很统一。关于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玻璃生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真正意义上的玻璃生产始于黎凡特，正如在乌鲁布伦沉船上发现的那175块彩色玻璃所表明的。在欧洲发现的这种玻璃可能是以玻璃块的形式进口的。当地生产的一种原始玻璃和真正的玻璃不同，这种原始玻璃被称为“费昂斯”（faience，即釉砂）。由于制作费昂斯所需要的温度比真正的玻璃要低很多，因此费昂斯较容易生产。在意大利半岛北部的发掘已经发现了玻璃珠，上面还附着玻璃的熔炉以及部分熔化的玻璃。对这些玻璃的分析表明它们是用当地材料做的，而不是用从东方进口的材料。这项技术很值得拥有，因为它可以生产出色彩鲜艳的物体。费昂斯很吸引人，其生产技术传遍了整个温带欧洲。这一工艺生产规模不大，只被用来生产彩色的珠子，使用范围却很广。

青铜制造是这一时期中欧的重要技术。在公元前1300年，用铜和锡合成青铜的工艺并不稀奇，公元前第二千年后期，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生产规模也大幅扩大。铸模变得更加复杂，失蜡铸造工艺被发明出来，利用这一工艺制作出的物品细节更加精致。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如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就采用了这一工艺。在他的自传中，他生动描述了这一工艺过程。青铜工匠似乎是流动性的。对于打算熔化并重新利用的破烂青铜物品，流动的青铜工匠肯定会仔细埋好，以便以后回来再次利用。这些熟练工匠的流动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广大的区域之内，青铜物品的风格相对一致。例如（见图9），来自德国中北部地区的一个骨灰瓮和来自意大利半岛中部的几乎同样大小，形状也很类似，上面的装饰图案也一样。在中欧各地，不仅埋葬方式一样，葬礼上所使用的物品也一样。

武士精英位于当地社会金字塔的最上层，我们上文考察的青铜武器就属于他们。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财富和权势，是因为他们控制着当地金属的生产和物品的流动。他们生活在最大的定居点上，支配的区域面积却并不大，只有方圆150至200千米。他们下面是居于从属地位的精英，生活在较小的定居点上。这部分人下面是单个的农庄，也许还有20至60个小村落。这些从属的精英所控制的区域面积可能方圆20至25千米。换句话说，骨灰瓮时代的社会有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虽然每个“国家”的规模不大。公元前1100年前后，武士精英的定居点开始建造防御工事，这说明个别社会开始变得野心勃勃。例如，在德国西南部，定居点沿着河谷分布，各定居点间隔10～15千米，非常均匀。这些防御工事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大部分有城防的定居点都有曾经遭受破坏的迹象。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邻邦的入侵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位于波兰中北部的索别茹切（Sobiejuchy），这个设防的定居点规模不大，已经得到充分的发掘，因此可以作为中欧这一时期定居点的典型例子。这个定居点最早可能建于青铜时代后期，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它坐落在一个湖中岛屿上，面积约6公顷，四周有防御用的木栅栏。这个定居点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对很多作物进行集约型的种植，其中包括谷子、小麦、斯佩尔特小麦、二粒小麦、豆子、小扁豆和豌豆。人们饲养包括猪、绵羊和马在内的牲畜，有时也会捕食野生动物和鱼类以补充蛋白质。无论是在牲畜养殖方面，还是在种植比以前时代更多种类的作物方面，索别茹切都是一个典型的中欧定居点。这里的房屋有足够的空间储藏粮食。陶制的织布机线坠子表明他们自己纺织衣物，金属物品也在当地制造。木栅栏之内到处都是房子，它们的平面图已经无法重现，但是附近的一处遗址发现了一座很大的房子（长9米，宽8米），房子还有上层。

索别茹切的墓地距离定居点有500米，也已经被发掘。根据坟墓的数量估计，约有600人生活在这里。这意味着和青铜时代的普通定居点相比，索别茹切的面积要大不少。这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一时期中欧人口普遍增长的证据。定居点的规模变大了，但索别茹切基本上依然是一个自给自足型的定居点，并没有进口奢侈品，家用的陶器和同一时期15千米之外的定居点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方面，它可以代表这一时期中欧的大部分定居点。就当地资源来说，这里很富有，但是在声望物品的进口方面并非如此。这个定居点看不出精心规划的迹象，也看不出行业专门化的迹象，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原始阶段的城镇。

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半岛北部和中部的定居点规模也扩大了。意大利半岛中部后来被称为伊特鲁里亚，对该地区各个时期的命名表明，在公元前第一千年的早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名称是：青铜时代晚期和“末期”（前1300—前900），铁器时代早期或维拉诺瓦时期（Villanovan Age，前900—前700），后者得名于博洛尼亚附近的维拉诺瓦定居点。但事实上，和中欧的情况一样，这里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发展也是连续性的。青铜时代后期，定居点由小村落组成，坐落在天然易于防守的地方，定居点的平均面积只有4～5公顷。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定居点的数量增加了，伊特鲁里亚南部较大定居点的规模也有了显著的扩大。

其中一个定居点是坐落于山顶的维爱（现代的韦约），我们前面看到的青铜骨灰瓮就来自这里的墓地。根据对地面的考古勘察，村落散布在这个山顶定居点的各处。村落越来越大，事实上很快就达到了这一区域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村落发展为维爱的主要城市中心，公元前5世纪时，城墙所包围的面积达190公顷。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这一区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其源头可以清楚地追溯到铁器时代早期。意大利半岛北部的中央集权国家似乎是当地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受到希腊本土或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城市发展（下一章将对其进行描述）的影响。

维拉诺瓦时期之后，从公元前700年开始的阶段被称为伊特鲁里亚时期。就像青铜时代末期和维拉诺瓦时期之间的划分一样，这一现代的叫法意味着一种大断裂，可能当时还有新移民到来。关于伊特鲁里亚人来源的问题在古代就曾引起热议。我们不知道伊特鲁里亚人自己是怎样讲述他们的来源的，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将他们的历史追溯到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人。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由于长期饥荒，在一位名叫第勒努斯（Tyrrhenos）的人的率领下，吕底亚有一半人口西迁。他们定居在意大利半岛中部，放弃了原来的名称，以首领的名字将自己命名为第勒努斯人。

虽然希罗多德的说法依然有拥护者，他们认为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定居在了意大利半岛北部，在公元前8世纪占领了维拉诺瓦的定居点，但是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伊特鲁里亚人的语言很难归类，在意大利半岛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语言只有一个“近亲”，就是爱琴海利姆诺斯岛（Lemnos）的居民在使用希腊语之前所使用的晦涩难懂的语言。无论其真实的源头在哪里，它肯定不是从吕底亚语演变而来的。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此地在维拉诺瓦时期末遭到毁灭的迹象，甚至连遭到攻击的迹象也没有。同样，也没有迹象表明公元前700年之后的伊特鲁里亚居民和此前居住于此的人有什么不同。和伊特鲁里亚人来自东方的说法相反，现在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伊特鲁里亚时期是从维拉诺瓦时期演进而来的。

在意大利半岛和中欧的骨灰瓮社会长期演进的过程中，东方人开始对地中海中部和西部沿岸区域施加重大影响。第二宫殿时期，米诺斯和迈锡尼的商人将活动范围向西扩大到了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和撒丁岛。乌鲁布伦沉船上发现的一把剑就是他们带来的，这把剑可能来自西西里岛或意大利半岛南部。第二宫殿时期之后，地中海中部地区继续使用爱琴海风格的陶器，但是通过对制作陶器的黏土进行科学分析，人们发现在公元前13世纪，这些陶器是意大利半岛南部地区生产的。在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制度崩溃之后，爱琴海地区的工匠想必迁徙到了意大利半岛南部，在此生产陶器，迁徙要么是永久性的，要么是季节性的。

与此同时，塞浦路斯的商人和工匠也在地中海中部地区活动，虽然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在公元前13世纪和前12世纪，尤其是公元前12世纪，塞浦路斯与地中海中部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金属冶炼方面。在这两个岛屿上，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这一时期的铜锭。在撒丁岛上，至少在26处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铜锭。对铜中的铅同位素进行的科学分析发现，撒丁岛上的铜锭来自塞浦路斯北部的铜矿，虽然撒丁岛当地就有铜矿。不仅如此，撒丁岛上发现的很多冶金工具也可以被证明来自塞浦路斯，比如大锤、钳子和炭铲。尽管如此，撒丁岛上生产的青铜雕像却完全是当地的设计，描绘的是武士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人物，比如敬献祭品的牧羊人、摔跤手、乐师和正在哺乳的妇女。

大致在这些物品从东方进口到撒丁岛的同一时期，撒丁岛上的本地定居点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岛上已知的石头建筑（ nuraghi ，石塔）超过4 000座，实际可能多达7 000座。其中最简单的是用巨石建造的高塔，高达18米，但并非完全使用当地材料。有的石塔周围有一圈外墙，大部分位于大定居点的中央位置。在岛上的很多地方，它们之间相距不到2千米，可能代表了这个岛屿历史上最集约型的土地使用方式。大部分石塔似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二千年的下半叶，有的直到公元前第一千年依然在使用。石塔所代表的人口的快速增长，加上从塞浦路斯传来的冶炼工艺，表明在第二千年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撒丁岛达到了很高的繁荣水平。

无论是在撒丁岛，还是在地中海中西部的其他地方，从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塞浦路斯人在贸易上的联系，到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此创建定居点（下一章将对其进行讲述），两者之间都有长达4个世纪的间隔。现在人们逐渐开始关注这几个世纪。从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撒丁岛乃至伊比利亚半岛上发现的塞浦路斯饰针来判断，公元前12世纪之后，塞浦路斯人在西方依然很活跃。现在很清楚的一点是，在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人创建最早的定居点之前很久，他们就已经活跃于西方。我们已经简单回顾了铁器时代早期腓尼基势力的兴起，以及此后他们在东部和南部的商业扩张，而这和以色列的所罗门王也产生了关系。在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的商业一直向西扩张。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在撒丁岛南部的诺拉（Nora）为他们的神灵建了一座神庙。在公元前9世纪或公元前8世纪克诺索斯附近一个腓尼基人的坟墓中，既有来自腓尼基珠宝商的珠宝，也有来自撒丁岛的一个陶器。

截至公元前10世纪，有些腓尼基人可能已经到了地中海的最西边。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大西洋沿岸的韦尔瓦［Huelva，古代的塔尔提索斯（Tartessos）］，人们发现了400余件青铜物品，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中期，其中包括92件矛头、62个矛尾锥、78把剑、29把匕首、17个箭头、若干头盔碎片、14个扣子、10只戒指、4个完整的安全饰针，还有5条项链。这些物品是在一个河口处被发现的，可能是一次沉船事故留下的，也有可能是堆积的祭祀品。大部分武器制作于大西洋沿岸地区，剑是典型的向北直到不列颠的大西洋沿岸风格，还有件爱尔兰风格的矛头。因此，这些物品表明，这一时期大西洋沿岸各地区之间文化和商业上的联系非常密切。但是也有一些物品来自地中海东部地区，例如一件青铜头盔可能来自亚述，两种不同风格的安全饰针来自地中海东部地区、塞浦路斯和黎凡特。这些物品表明，早在公元前10世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民族和大西洋贸易路线上的民族之间就已建立了联系。黎凡特和塔尔提索斯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以至于在《希伯来圣经》中，“他施的船”（ships of Tarshish）成为大型商船的统称。推罗的希兰和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定期航行到红海，寻找“金银、象牙、猿猴、孔雀”，使用的就是“他施的船”。

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头几个世纪里，中欧、地中海西部、爱琴海地区和黎凡特这几个地区非常不同，最明显的差异不是东西之间的差异，而是这一时期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和以南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地中海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腓尼基、塞浦路斯、希腊本土、撒丁岛还是意大利半岛北部，都可以看到经济和政治腾飞的迹象。所有这些非常不同的社会都在经历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快速的技术进步和复杂国家的成形。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在中欧以及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类发展的迹象。不管原因何在，温带欧洲的骨灰瓮社会并没有和它们的南方邻居一样经历这种腾飞。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本书两位接受希腊和罗马史训练的作者抱有文化偏见，专门研究中欧的考古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地中海地区的腾飞不容易解释，但应当将其与农业的成功集约化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养活增加了的人口），与强大社会纽带和当地领导者的出现联系起来，还要与商人的存在联系起来，是他们的贸易活动促进了家乡的发展。无论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决定性地领先于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地中海城邦的时代即将到来。 f0YZct3LOhbzYv5sgehFWUmLcClxJgB2i+CUT4Ng4/4bMVQDWQi+4a0SQ6HGVu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