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路上很热闹，路两边竖着用玉米秸秆和草席搭的屏障，头顶也盖着草席，所以整个看起就像马戏团或土著村子的入口通道。我们慢慢穿过由草席覆盖的通道，出来后就是一片开阔地，火车站原来就在那里。路在河堤下面，河堤上挖了不少洞，洞里都有步兵。太阳正在落山，我抬起头，朝河堤那边看，看到小山的上方飘着奥地利人的侦察气球，正好是在夕阳照不到的阴暗面。我们把车停在砖厂的另一边。砖厂的窑和一些深坑被改造成了包扎站。这里有三名医生，我都认识。我跟少校聊了几句，得知进攻开始以后，我们的车装好伤员，就要原路返回，穿过那段草席覆盖的通道，回到山脊上的大路，那里有一个急救站，然后由别的车把伤员带走。他希望这条路不会堵塞，来来去去就这一条路。给这条路装了屏障，是因为奥地利人就在河对面，看得一清二楚。这个砖厂因为有河堤掩护，步枪和机关枪都打不到。本来有一座桥过河，但桥已经被摧毁了。开始轰炸以后，他们会再搭一座桥，还有一些部队会从上面河道拐弯的地方过去，那里水浅。少校个头矮小，留两撇向上翘的胡子。他在利比亚打过仗，制服上有两条证明他挂过彩的条章。他说如果进展顺利，会帮我搞到奖章。我说我也希望一切顺利，说他的心意我领了。我问他有没有可以让司机们待一会儿的掩体，于是，他派了一名士兵带我去看看。我跟着那个士兵去，看到了那个大掩体，感觉很不错。司机们很满意，我就让他们在那里待着。少校叫我跟他和另外两名军官喝一杯，我们喝的是朗姆酒，口感很柔和。外面天色渐渐暗下来，我问进攻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说天黑就开始。我回去找司机们。他们正坐在掩体里聊天，看我进去，就都闭嘴了。我给他们每人一包香烟，是马其顿香烟，卷得松，烟丝都掉出来，抽之前两头都得先拧一下。马内拉打着了打火机，给每个人都点了烟，打火机的形状像菲亚特汽车的散热器。我把我打听到的情况告诉他们。

“为什么下来的时候没看到急救站？”帕西尼问。

“就在拐弯的地方再过去一点。”

“那条路一塌糊涂。”马内拉说。

“他们会把我们炸成……”

“有可能。”

“吃饭怎么办，中尉？一打起来，我们就没饭吃了。”

“我这就去看看。”我说。

“我们是要在这儿待着，还是可以到处转转？”

“待着吧。”

我又回到少校的掩体，他说战地厨房马上就弄好，司机们等会儿可以来领饭。他们要是没有餐盒，他可以先借给他们。我说他们应该有。我回去，跟司机们说饭一送到我就去领。马内拉说他希望能在轰炸开始之前送到。我在的时候他们都不说话。他们都是机械师，都很讨厌打仗。

我出去看看车，看看外面有什么情况，然后回来和四名司机一起在掩体里坐着。我们背靠着墙坐在地上，抽着烟。外面已经差不多黑了。掩体地上的土又温暖又干燥，我肩膀顶着墙，腰贴着地，这样很放松。

“谁去进攻呢？”加沃齐问。

“狙击兵。”

“都是狙击兵吗？”

“我认为是的。”

“是兵力不够发动真正的进攻吗？”

“可能是声东击西，会另外发动真正的攻击。”

“那些人知道由谁去进攻吗？”

“我觉得他们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马内拉说，“他们要是知道，就不会去进攻。”

“会去，”帕西尼说，“狙击兵都是傻瓜。”

“他们很勇敢，守纪律。”我说。

“他们块头都很大，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掷弹兵块头也很大。”马内拉说。这是个笑话，大家都笑了。

“上次他们不上去进攻，结果每十个人处决一个。当时你不在，对吧，中尉？”

“对。”

“有这回事，他们把他们排成一排，每十个人挑出一个来，让宪兵执行枪决。”

“宪兵，”帕西尼说，他朝地板上吐了一口痰，“可是，那些掷弹兵个个人高马大，都超过六英尺。他们就是不肯去进攻。”

“要是所有人都不去进攻，仗就算打到头了。”马内拉说。

“那些掷弹手没有这样的觉悟，他们是害怕。家庭出身都很好。”

“有几个冲上去了。”

“有两个不肯上去，被一个上士给毙了。”

“还是有些人上去了。”

“那些上去的人都不用排队等着挨宪兵执行。”

“有一个被宪兵枪毙的是我的老乡，”帕西尼说，“他不但长得人高马大，还很聪明。他经常去罗马，喜欢泡妞，老跟宪兵队员混。”他笑了起来，“如今，他们家门口有警卫拿着刺刀看着，他的父母和姐妹都跟外界失去了联系。他父亲被剥夺了公民权，甚至不能投票，他们家不受法律保护，谁都可以去抢他们家的东西。”

“要是不这样搞，就没有人会去进攻。”

“有人会去，阿尔卑斯部队会去，那些志愿兵会去，有些狙击兵也会去。”

“狙击兵也有临阵脱逃的。他们故意不提而已。”

“中尉，你不该纵容我们说这种话。军队万岁！”帕西尼说。他的挖苦大家都听得懂。

“我知道你们平时会说什么话，”我说，“只要你好好开车，不过分……”

“别让别人听到，对吧？”马内拉说。

“依我看，还是抓紧把仗打完吧，”我说，“不是哪一方说不打了就算完的。如果我们不去打，结果只会更糟糕。”

“不会更糟糕的，”帕西尼很客气地说，“还有什么比打仗更糟糕呢？”

“打败仗更糟糕。”

“我不相信，”帕西尼还是很客气地说，“打败仗又怎么样？到时大家就各回各家了。”

“他们会来抓你回去。他们会霸占你的家，霸占你的姐妹。”

“我不相信，”帕西尼说，“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去抓吧。应该让大家保护自己的家园，让他们的姐妹好好待在家里。”

“他们会绞死你。反正他们会逼你再去当兵，到时你就不能再开救护车了，你得去当步兵。”

“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绞死吧？”

“外国就不能逼你一直打仗，”马内拉说，“打完第一仗，大家就都跑了。”

“就像捷克人。”

“我想你是没尝过被征服的滋味，所以你不知道有多糟糕。”

“中尉，”帕西尼说，“我们明白你让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吧，我觉得，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打仗，我们开救护车的感受不到打仗有多么糟糕。可是，那些人有了切身感受之后，却停不下来，因为他们都疯了。也有人永远感受不到，有人害怕他们的军官。之所以打仗，都是军官造成的。”

“我知道打仗很糟糕，但我们必须打完。”

“打不完，仗是打不完的。”

“打得完。”

帕西尼摇着头。

“不是打赢就算完的。我们就算拿下圣加布里埃山又怎么样？就算接着将卡索、蒙法尔科内和的里雅斯特都拿下又怎么样？然后我们会在哪儿？你今天看到那一座座山了吗？你认为我们能全拿下吗？只能指望奥地利人停战，必须有一方先停战。我们为什么不先停呢？他们南下意大利，也总有一天会觉得累，自己会走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可是，如今大家眼里只看得见枪炮。”

“你真会讲。”

“我们会思考，我们读过书，我们不是农民，我们是机械师。即使农民也不觉得打仗是好事情，没有人不恨这场没完没了的仗。”

“国家统治阶级都是白痴，他们什么也不懂，永远都不会懂，这才造成了遍地战火。”

“他们还从中牟利。”

“大多数人没有牟到利，”帕西尼说，“他们是白痴，一整天都莫名其妙，损人不利己。”

“我们闭嘴吧，”马内拉说，“我们别为难中尉了。”

“他爱听着呢，”帕西尼说，“他会站到我们这边的。”

“还是算了吧。”马内拉说。

“中尉，我们可以吃饭了吗？”加沃齐问。

“我去看看。”我说。戈尔迪尼站起来，和我一起出去。

“中尉，要我帮忙吗？”他是四个人中最安静的。“你想去就一起去吧，”我说，“到时再看看。”

这时外面已经漆黑，探照灯光柱在山上来回扫着。阵地后面的路旁有一排卡车，卡车上装着探照灯，有时候晚上在路上也会碰到这些卡车。此时，有一个军官在指挥，操作探照灯的兵都战战兢兢。我们走过砖厂，来到总包扎站。入口盖着树枝，晚风吹着被太阳晒干的树叶，在黑暗中发出沙沙的响声。里面点着一盏灯；少校坐在箱子上打电话；一个上尉医生说进攻提前了一个小时，他给了我一杯白兰地。里面有一张木板桌，桌上的脸盆和塞着塞子的瓶子等器械在闪闪发光。戈尔迪尼站在我的身后，少校放下电话站起来。

“现在开始，”他说，“又推回到原定的时间。”

我望着外面，外面一片漆黑，奥地利人的探照灯射到我们背后的山上。不一会儿，我们背后就枪炮齐鸣，轰炸开始了。

“萨沃亚万岁！”少校说。

“少校，饭呢？”我说。他没有听见，我又说了一遍。

“还没来。”

这时，一颗大炮弹落到砖厂外面爆炸，接着又是一声爆炸，在爆炸声中，可以听到砖块和土块像下雨一样落下的声音。

“有什么可以吃的？”

“有一点干面。”少校说。

“也行。”

少校跟勤务兵说了一句话，那个勤务兵就消失在黑暗中，然后端回来一铁盆通心粉，通心粉是煮熟的，但已经冷了。我让戈尔迪尼端着。

“有奶酪吗？”

少校不大乐意地又跟勤务兵说了一句话，勤务兵又钻进洞里，拿出来一块白奶酪。

“多谢。”我说。

“你最好先不要出去。”

外面有人抬了东西在门口放下，两个抬东西的人有一个探头进来。

“抬进来吧，”少校说，“你们怎么回事？难道要我们亲自出去抬吗？”

两个担架兵一人抱着伤员的腋下，一人抱着双腿，把伤员抬了进来。

“把外衣撕开。”少校说。

他拿着一把镊子，镊子夹着一块纱布。两个上尉医生脱下外套。

“滚出去。”少校冲着两个担架兵说。

“我们也走吧。”我对戈尔迪尼说。

“你最好等到炮击结束再走。”少校转过头来跟我们说。

“他们等着吃饭。”我说。

“那就随你便。”

我们出来后使劲跑着穿过砖厂。一颗炮弹在河岸边爆炸，紧接着又炸了一颗，但我们没听到爆炸，只感到一阵风突然朝我们吹过来。我们俩都被吹倒下了，然后先看到火光，再感受到冲击力，闻到火药气味，然后才听到炸弹碎片的呼啸声和砖头碎片掉下来的声音。戈尔迪尼站起来，拼命跑向掩体，我跟在他后面，手里抱着奶酪，奶酪光滑的表皮盖上了一层灰尘。三名司机坐在掩体里面，靠着墙，抽着烟。

“来吧，爱国者们。”我说。

“车怎么样？”马内拉问。

“还好。”

“中尉吓坏了吧？”

“你真他妈的说对了。”我说。

我拿出刀子来，打开，抹了一下刀口，刮掉奶酪表皮上的那层灰尘。加沃齐把通心粉盆递给我。

“你先吃吧，中尉。”

“不用，”我说，“放地上，大家一起吃。”

“没有叉子。”

“别扯淡。”我用英语说。

我把奶酪切成小块，撒在通心粉上。

“坐下来。”我说。他们坐下来，等着。我把手插进通心粉，一把抓起来。

“抓高一些，中尉。”

我把手举直，通心粉就松开了，接着放下来，凑到嘴边，吸进去，扯断，在嘴里嚼，再咬了一口奶酪，再嚼，然后喝了一口酒。味道像生锈的铁。然后，我把盆传给帕西尼。

“什么玩意儿？”他说，“放太久了，我一直搁在车里的。”

大家都开始吃，嘴巴凑进盆里，叼起来，吸进去。我又吸了满满一嘴巴，啃了一点奶酪，用一口酒灌下去。有东西落到外面，地晃动了一下。

“420炮，要么就是迫击炮。”加沃齐说。

“山上没有420炮。”我说。

“他们有斯柯达大炮，我见过坑。”

“那是305。”

我们接着吃。这时听到好像有人在咳嗽，接着听到像火车引擎启动的声音，再紧接着又听到爆炸声，地又晃了一下。

“这个掩体不够深。”帕西尼说。

“是迫击炮。”

“是的，长官。”

我啃了一口奶酪，吞下一口酒。刚才的嘈杂声还没完全停，我又听到一声咳嗽，然后听到一阵“啾啾啾”的声音，然后看到一阵火光，像高炉的炉门突然打开一样，再接着蹿进来一阵白光，白光随即变成红光，再接着又是进来白光再变成红光，一阵光总是伴随着一阵强风。我使劲喘气，但一直喘不过来，我觉得身体不像是我的，我感觉浑身都失去了知觉。我是一下子就失去知觉的，我想我可能已经死了，不过，人要是死了，是不会这么想的。接着我感觉身体浮起来，不过我没有飞出去，而是马上摔到地上。我又能喘气了，我活过来了。掩体被炸得稀巴烂，有一根木梁被炸断，掉在我面前。我抖了一下头，听到有人在哭，我觉得那哭声是歇斯底里的。我想动，但动弹不了。我听到河两岸机关枪和步枪的枪声大作，我又看到一阵火光，有几颗照明弹升上天空，在空中爆炸，把整个夜空照得白花花的，接着我听到火箭发射的声音，然后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这一切都在一刹那间，然后，我听到身边有人说话：“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我扭动身体，奋力把腿拔出来，翻身摸到他。那是帕西尼，我一碰到他，他就尖叫起来。他的腿朝着我，在黑暗中，我借着一闪一闪的火光看见他的两条腿都被炸了，在大腿以下，有一条彻底断了，另一条腿还连着一点肉，也还有裤子连着，上面剩下的那一截不停地抽搐，和下面的一截基本已经分离了。他咬着手臂，不停地呻吟：“哎哟，我的妈呀！哎哟，我的妈呀！马利亚，救命，马利亚，救命！哦，耶稣，打死我吧，耶稣，打死我吧！哎哟，妈呀，哎哟，哎哟，妈呀！马利亚，拜托，打死我吧！痛死了，痛死了，痛死了！哦，耶稣，拜托，马利亚，拜托，别折磨我了！哎哟，哎哟，哎哟。”接着，他像噎住了，停了一下，然后接着呻吟，“妈呀，妈呀，哎哟！”然后，他就没声音了，他咬着手臂，腿上剩下的半截不停地抽搐着。

“来人！”我大喊，“来人！”我想靠近帕西尼，想把他的腿包扎起来，但我动不了。我奋力挣扎，我的腿好不容易动了一点点，我用双臂和肘部撑着往后爬。帕西尼已经没声音了。我在他身边坐起来，解开外套，想撕开衬衣的下摆。我撕不开，我咬破一个口子，想从那里撕开。这时，我想到了他的绑腿。我穿着羊毛袜子，但帕西尼裹着棉布绑腿。司机都裹绑腿，但帕西尼如今只有一条腿。在解他的绑腿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没必要折腾了，已经没必要止血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我推了他一下，确认他已经死了。其他三个人呢？我坐直身子，可是，就在我坐起来的时候，我感觉脑子里面好像有东西在动，在眼球的后面往外面顶。我又感觉腿有点温、有点湿，我的鞋子里面也有点温、有点湿。我知道我也挂彩了，我身子向前探，伸手去摸膝盖。我没摸到膝盖，就把手往里面伸，发现膝盖在下面的腿肚子上。我在衬衫上擦了一下手，这时又有一颗照明弹慢慢落下来，我看着我的腿，我吓坏了。哦，天啊，我说，赶紧让我离开这里吧！不过，我知道这里还有三个人。我们原有四个司机，帕西尼死了，还剩下三个。有人抱着我的腋下，有人抬起我的腿。

“还有三个，”我喃喃自语，“一个死了。”

“我是马内拉。我们去找担架，但没找到。中尉，你怎么样？”

“戈尔迪尼和加沃齐呢？”

“戈尔迪尼在救护站让人家包扎，加沃齐抬着你的腿。抱着我的脖子，中尉。你伤得重吗？”

“伤到腿了。戈尔迪尼怎么样？”

“他还好。是一颗大迫击炮弹。”

“帕西尼死了。”

“是的，他死了。”

有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他们两个人都扑倒，把我摔在地上。“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抱住我的脖子。”

“别再把我扔了。”

“刚才是因为我们被吓到了。”

“你们都没受伤吧？”

“都有一点点。”

“戈尔迪尼还能开车吗？”

“我觉得不行。”

在到达救护站之前，他们又把我摔了一次。

“你们浑蛋。”我说。

“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我们保证不会再摔了。”

包扎站外面一片漆黑，地上躺着很多人。他们把伤员抬进去，然后又送出来。门帘拉开让伤员进出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包扎站里的灯光，他们把死人放到一边。医生们正忙着干活，把袖子都卷到了肩膀上，身上沾满了血，像屠夫。担架不够用。有些伤员乱叫，但大多数都挺安静。风吹着门上头的干树叶，晚上越来越冷。不断有人抬着担架来，他们放下担架，把人放下就走了。我来到包扎站，马内拉到里面去叫出来一个中士医生，让他给我的腿包绷带。他说伤口吹进去那么多灰尘，所以没有出很多血，他们会尽快帮我处理。他说完又进去了。马内拉说，戈尔迪尼不能开车。他的肩膀被炸到了，他头上也有伤。他情况不算很糟糕，但现在肩膀不能动，他靠着一堵砖墙坐着。马内拉和加沃齐各自带着一车伤员走了，他们能开车。英国人派来了三辆救护车，每辆车上有两个人。脸色苍白的戈尔迪尼带一个司机到我这儿来，那个英国人弯下腰。

“你伤得怎么样？”他问。他身材很高，戴着一副钢框眼镜。

“腿。”

“应该不是很严重。要来一根香烟吗？”

“谢谢。”

“他们跟我说你损失了两个司机。”

“是的，一个死了，还有就是带你来的这个。”

“真倒霉，要我替你们开吗？”

“我正想问你。”

“我们会好好开，完事就送回去。你们是206吧？”

“是的。”

“那地方很漂亮。我见过你，他们跟我说你是美国人。”

“是的。”

“我是英国人。”

“不会吧！”

“没错，英国人。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吗？我们部队里也有一些意大利人。”

“很高兴你们愿意替我们开车。”我说。

“我们会用心开，”他直起身来，“你的这个伙计非要带我来见你。”他拍了一下戈尔迪尼的肩膀。戈尔迪尼痛苦地皱了一下眉头，然后笑了。英国人用纯正的意大利语对他说：“我见过你的中尉，这件事就算妥了吧？我们接管这两辆车，你就不用再担心了。”他顿了一下，“我得想办法把你们送走。我去找医务官，把你一起带走。”

他朝包扎站走去，一路上都是伤员，他走得小心翼翼。我们看见门帘拉开，灯光射了出来，他走了进去。

“他会关照你的，中尉。”戈尔迪尼说。

“弗雷，你怎么样？”

“还好。”他在我身边坐下。过了一会儿，门帘又拉开，两个担架兵跟着那个身材高大的英国人出来。他带着他们来到我身边。

“这位就是美国中尉。”他用意大利语说。

“我等等吧，”我说，“有很多人伤得比我更重，我问题不大。”

“走吧，”他说，“别硬撑了，血淋淋的英雄不好当。”然后，他用意大利语说：“小心抬，当心他的腿，他腿上伤着呢，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嫡子。”他们把我搬上担架，抬进包扎站。里面，每张台子上都有伤员在做手术。小个子少校看着我们，怒气冲冲。然后，他认出了我，挥着镊子对我说：“你还好吗？”

“还好。”

“是我把他带进来的，”那个高个子英国人用意大利语说，“他是美国大使的独子。你得空就把他处理好，我带他跟第一车走。”他俯身对我说：“我等会儿去找他们的副官给你办病历，很快就办好。”他转身走向门口，欠身走出去。少校把镊子扔进脸盆里。我紧盯着他手上的动作，他现在开始扎绷带。然后，担架兵把那个人从台子上抬下来。

“美国中尉交给我。”一名上尉说。他们把我抬上一张台子。台面很硬，很滑。气味很浓，有化学药品的气味，也有甜甜的人血气味。他们脱掉我的裤子，中尉军医开始检查，一边念念有词让上士副官做记录：“左右大腿、左右膝盖和右脚多处浅表伤，右膝盖和右脚创伤较深，头皮有多处开裂的伤口（他把伤口撑开，问我疼吗？我说疼死了），头骨可能骨折，执勤时受的伤。这样写你就不会被军事法庭认定为自残了。”他说，“你要喝点什么？白兰地吧？你这是怎么搞的？你当时想干什么呢？想自杀吗？给他打一针防破伤风针，在两条腿上都画个十字记号，谢谢。我来清理一下，洗洗，再包扎。你的血凝结得很漂亮。”

副官抬起头，问：“是怎么受伤的？”

上尉军医说：“被什么打到的？”

我闭着眼睛说：“迫击炮弹。”

上尉的手术很痛，肯定是在切开组织。他说：“你肯定吗？”

我咬着牙保持姿势，肉被切开的时候，我感觉肚子都在颤抖。“肯定。”

上尉医生好像找到了有价值的东西。他说：“敌军迫击炮碎片。你要我再找一些东西吗？不过我觉得没必要。这些东西都要做记号，这样疼吗？好吧，再过一会儿，你会觉得现在这点疼都不算什么，真正的疼痛还在后头呢。给他一杯白兰地。刚被打到的时候比较麻木，不大觉得疼，不过没问题，只要不感染，就不用担心，现在很少发生感染。你的头怎么样？”

“哎哟。”我说。

“那就不要喝太多白兰地了。如果有骨折，最好不要让它发炎。感觉怎么样？”

我浑身都在冒汗。

“哎哟。”我说。

“我想你肯定骨折了。我把你包扎起来，头别乱动。”他开始扎绷带，他的手很快，三两下绷带就扎紧了，“好吧，祝你好运，法兰西万岁！”

另一名上尉医生说：“他是美国人。”

“我记得你说他是法国人。他会说法语，”上尉说，“我以前就认识他，我一直以为他是法国人。”他一口喝下了半杯白兰地，“把重伤号抬过来。多拿一些防破伤风针来。”上尉朝我挥挥手。他们把我抬起来，我们就出去了，出门的时候门帘拍到我的脸上。到了外面，上士副官跪在我身边，“姓什么？”他轻声问，“全名叫什么？军衔？出生地？哪个军团？”等等，等等。“你受了这么多伤，我很同情，中尉。希望你现在感觉好一些。我让英国救护车送你去。”

“我没事，”我说，“非常谢谢你。”少校刚才对疼痛的预测完全正确，我现在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兴趣，一切都跟我没关系。过了一会儿，英国救护车来了，他们把我放到担架上，把担架抬到和救护车持平，把它推进去。我旁边还有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人，我看到他只剩下鼻子露在绷带外面，颜色蜡黄。他的呼吸很沉重。接着又有几副担架被抬起来，抬得更高，从我们上面的吊索滑进去。那个高个子英国司机过来，朝车里看了一眼。“我会开得很稳，”他说，“不会让你们难受。”我感觉到引擎启动，感觉到他爬上了前面的座位，感觉到刹车松开、离合器踩下去，然后我们就上路了。我静静地躺着，虽然浑身疼痛难忍。

救护车慢慢上山，路上很拥挤，车子走走停停，有时还要倒车，后来终于开得比较快。我感到上面有东西滴下来，起初滴得慢，像有节拍感的雨滴，过了一会儿却变成了小瀑布。我冲司机大喊，他把车停下来，从座位后面的窗洞看进来。

“什么情况？”

“我上面这个人大出血了。”

“很快就到山顶了，我不能把这个担架单独搬出去。”车又向前开，瀑布继续流。在黑暗中，我看不清楚是从上面帆布的哪个点流下来的。我很想挪一下身体，别让血都洒在我身上。血还是洒在我身上，流进我的衬衣，我感到有点温，有点黏。我本就感到冷，腿上疼得厉害，这么多血流到我身上让我感到恶心，想吐。过了一会儿，从上面担架流下来的血少了，又从瀑布变成了雨滴，我听到也感觉到上面的帆布动了一下，可能是担架上的人找到了舒服的姿势，接着就不动了。

“他怎么样？”那个英国人转过头来问我。

“我们马上就到了。”

“他死了，我想。”我说。

血滴得很慢，像太阳下山后形成的冰柱。车在黑夜中爬着山，车里很冷。到了山顶，他们把那副担架拉出去，推进来另一副担架。我们接着赶路。 lGZUjKWaU2MtodLPTr4dhnAelnc6LBwZ99Tt8NaiDIXrNwe6RBDNVojTKU9S53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