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第二天下午，我从山上的第一个急救站下来，把车停在中转站门口，那里的人会把伤员和病号按他们的病历分门别类，然后在病历上注明哪些人要送到哪个医院。刚才一直是我在开车，所以我坐在车里，让司机送病历进去。那天很热，天气晴朗，天空湛蓝，道路是白色的，尘土飞扬。我坐在菲亚特车里高高的座位上，脑子一片空白。有一支部队刚好路过，我看着他们走过去。大家都很热，满头大汗，有些戴着钢盔，但大多数人把钢盔扛在背后。钢盔大多太大，戴着的人差不多都看不见耳朵。军官都戴着钢盔，不过他们的钢盔大小比较合适。这支部队属于巴西利卡塔旅，他们领章上的红白条纹就是很明显的标记。部队过去后，过了好一会儿，又有一些零散的士兵经过，这些都是掉队的。他们都汗流浃背，灰头土脸，显得有气无力。这些掉队的过去后，又来了一个士兵。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来到我们车旁边的时候，就在路边坐下来。我下车，朝他走过去。

“你怎么了？”

他看了看我，然后站起来。

“我这就走。”

“你有什么问题？”

“打他妈的仗！”

“你的腿怎么了？”

“不是腿的问题，是疝气。”

“你怎么不坐车？”我问，“你为什么不去医院？”

“他们不让我去，中尉说我是故意扔掉了疝带。”

“我摸摸看。”

“都出来了。”

“哪一边？”

“这里。”

我摸到了。

“咳嗽。”我说。

“我怕咳嗽了会胀得更大。今天早上到现在，已经大一倍了。”

“坐下，”我说，“这些伤员的病历弄好后，我就带你走，去找你们的医务官。”

“他说我是故意的。”

“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我说，“这不是负伤。你早就有了，对吧？”

“但我扔掉了疝带。”

“他们会送你去医院。”

“中尉，我不能跟你们走吗？”

“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

这时，司机拿着车上伤员的病历，从门里走出来。

“四个去105，两个去132。”他说。两家医院都在对岸。

“你开车。”我说。我扶那个发疝气的士兵上车，让他跟我们坐在一起。

“你会讲英语吗？”他问。

“会。”

“你觉得这仗打得怎么样？”

“恶心。”

“真恶心。他妈的，我也觉得恶心。”

“你是美国来的吗？”

“是，我家在匹兹堡。我知道你也是美国人。”

“我意大利语讲得不地道吗？”

“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又是个美国人。”司机看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用意大利语说。

“中尉，你非要送我回去我们部队吗？”

“是。”

“我们医生知道我有疝气。我扔掉了见鬼的疝带，我本想搞大一些，就不用上前线了。”

“明白。”

“你不能送我去别的地方吗？”

“如果再靠近前线一些，我就送你去急救站。可是，到了这里，你要有病历，我才有办法。”

“如果我回去了，他们就会让我去手术，然后会让我一直待在前线。”

我想了想。

“你也不想去前线吧？”他问。

“不想。”

“他妈的，这是在打什么仗啊？”

“这样吧，”我说，“你下去，到路边摔一跤，把头撞破，我等会儿回来接你，然后送你去医院。阿尔多，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我们靠边停车，我扶他下车。

“我就在这里等你，中尉。”他说。

“一会儿见。”我说。我们继续走，开了大约一英里，就赶上了那支部队，然后过了河。河水混着雪水，从桥桩中间奔流下去。接着，我们穿过平地，把伤员分别送到两家医院。我们往回开得很快，因为是空车，我也着急去接那个匹兹堡人。我们又碰到那支部队，此时比刚才更热，所以行军速度更慢一些，后面跟着那些掉队的散兵。再接着，我们看到一辆救护马车停在路边，两个人抬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将他抬进去。他们是特地来找他的。他对着我摇摇头，他的头盔掉了，前额发际线那里流着血，鼻子上破了一块皮，流着血的伤口沾着尘土，头发也白花花的，都是尘土。

“你看看我的头，中尉！”他冲我大喊，“算了，他们找到我了。”

回到别墅的时候是下午五点钟，我去洗车的地方冲了个澡。然后，我就在房间里写报告，除了裤子，我就穿着一件背心，窗户打开着。再过两天，进攻即将开始，到时我会跟着车去普拉瓦。我已经很久没有给美国那边写信了，我知道我应该写，但过了这么久都没写，现在想写也写不来了，实在没什么可写的。我寄过几张战区明信片，把上面的文字都画掉，然后写几个报平安的字。这样应该可以敷衍他们了。这些明信片陌生而又神秘，在美国还挺受欢迎的。这是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战场，但我觉得，跟以前的意奥交战相比，这次算是很不错的，打得够狠。奥地利人的军队是专为拿破仑打大胜仗准备的，哪个拿破仑都能打赢。我希望我们也有拿破仑，可惜我们的指挥官是胖得流油的卡多纳将军，而督战的厄玛努埃尔国王却是一个身材干瘪、伸着长脖子、留着山羊胡子的小男人。在右翼指挥作战的奥斯塔公爵倒还不错。他长得太帅，成不了伟大的将军，不过他起码看上去像个人。很多人希望他当国王，他长得像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指挥第三军。我们是第二军。第三军有英国的炮兵连，在米兰的时候，我遇到过他们的两名炮手。他们都是好人，我们在一起玩了一个晚上，留下很美好的记忆。他们俩都身材高大，但很腼腆，懂得感恩，很善解人意。真希望我是跟英国人一伙的，那样的话，心情会舒畅得多。不过，我还是有可能阵亡。跟着救护车没有危险。也不对，即使开救护车也有危险，英国人的救护车队就不时有司机阵亡。无所谓，我知道我不会阵亡。我不会在这一仗里阵亡。我是局外人。这场仗对我本人的威胁，跟电影里的战火差不多。不过，我还是祈祷快点看到尽头，也许就在今年夏天吧。也许奥地利人会自己先绷不住，他们以前打仗总是绷不住。这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说法国人已经完蛋了，里纳尔迪说法国发生了兵变，军队倒戈开向巴黎。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说：“算了，他们还是被拦下来了。”如果不打仗，我想要去奥地利，我想要去黑森林，我想要去哈尔茨山。

哈尔茨山在哪里呢？喀尔巴阡山也在打仗。无所谓，反正我不想去那里。不过那里可能也很漂亮。如果不打仗，我也想去西班牙。太阳下山了，天慢慢凉下来。晚饭后，我要去找凯瑟琳·巴克利。希望她这时候已经下班了，希望现在就跟她一起在米兰。我会跟凯瑟琳·巴克利在科瓦吃饭，然后，在闷热的傍晚，我们会在曼佐尼大街上散步，然后走过运河，沿着运河边走去酒店。也许她会跟我去，也许她会把我当成她那个已经阵亡的未婚夫。我们走进酒店大门的时候，门童会脱下帽子向我们致敬。我会去礼宾接待处拿钥匙，她站在电梯旁等着，然后我们会走进电梯，电梯会慢慢往上走，每到一层都会咔嚓停一下，到我们那一层也会咔嚓停下来。服务生会来帮我们开门，然后站在门旁边，她走出去，我也走出去。我们穿过通道，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拿起电话让他们送一瓶卡普里白葡萄酒来，要他们把瓶子放在银桶里，桶里放满冰块，然后会听到走廊传来冰块碰撞银桶的咔嚓声。接着服务生会敲门，我会说请把东西放在门口。因为我们会光着身子，因为天太热了，窗户开着，燕子从屋顶飞过，天黑以后，走到窗口会看到很小的蝙蝠，蝙蝠先在屋顶盘旋，然后落到树上，我们会一起喝卡普里白葡萄酒，门是锁着的，天很热，床上只铺一条床单，我们会一整夜做爱，那就是我们的米兰之夜。要这样才对。我想快点吃好饭，然后去找凯瑟琳·巴克利。

饭堂里人声嘈杂。我喝了酒，因为今天晚上我要是不喝酒，就不算是兄弟。我跟神父畅谈爱尔兰大主教，爱尔兰大主教好像是个高尚的人，但他遭受了冤屈，我一个美国人，对他的冤屈也是有责任的。其实，至于他有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听说过，我是不懂装懂。听到大家对他的丰功伟绩夸夸其谈，如果我显得什么都不知道，那是很不礼貌的，尽管这些都可能是误会。我觉得他的名声还是很不错的，他是明尼苏达人，但在很多地方都留下美名，号称是“明尼苏达的爱尔兰”“威斯康星的爱尔兰”“密歇根的爱尔兰”，等等。虽然这样听起来更像是个地名，不，不是的，没那么简单。是的，神父。真的，神父。也许吧，神父。不是，神父。好吧，也许是吧，神父。你比我更了解，神父。你知道更多关于它的事情。神父是好人，但很无聊；军官都不是好人，但也很无聊；国王是好人，同样无聊。酒是不好的东西，但不无聊。它会让牙齿上的珐琅质软化，然后粘在嘴巴里。

“神父被关起来了。”罗卡说，“因为他们发现他名下有年息三厘的债券。当然那是在法国。在这里的话谁会抓他？他说他不知道有五厘的债券。他是在贝济耶被抓的，我刚好在那里，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就去监狱探望。很明显，债券是他偷来的。”

里纳尔迪说：“胡说八道，我不相信。”

“你爱信不信，”罗卡说，“我是说给我们这位神父听的。这件事寓意深远，他是神父，他听得懂。”

神父笑着说：“你继续说，我听着。”

“当然，有些债券不了了之，但神父确实有三厘的债券，还有一些地方债券，我忘了具体是什么样的债券。于是，我去了监狱。这个故事的要点就在这里，我站在他的牢房外面，像一个去忏悔的罪人跟他说，‘祝福我吧，神父，因为你有罪’。”

大家笑得更加狂野。

“他怎么说？”神父问。罗卡没有理睬他，倒是像要跟我解释这个笑话，“你听懂了吗？”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如果听得懂的话。他们再给我倒了酒，于是，我讲了一个英国列兵被迫淋浴的故事。接着，少校讲了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再喝了一些酒之后，我又讲了赛马骑师捡到一便士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有个相似的故事，好像是有一个公爵夫人晚上睡不着觉。这时神父就走了，然后，我讲了一个推销员在凌晨五点顶着凛冽的西北风抵达马赛的故事。少校说他听人报告说我很能喝，我说这是假的。他说那肯定是真的，我们可以当着酒神巴克斯的躯体来试试真假。我说别烦酒神了，他说一定要让酒神巴克斯见证，我要和菲利普·维琴察·巴锡一杯杯地干，两个人比下高低。巴锡说不行，没什么好比的，因为他已经喝了我的两倍多。我说他在胡说，不管酒神巴克斯在不在，菲利普·维琴察·巴锡或者巴锡·菲利普·维琴察整个晚上滴酒未沾。我问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他说你呢？是恩里克·弗雷德里科，还是费德里科·恩里克？我说来吧，比就比吧，我们决个胜负，别管什么巴克斯。于是，少校给我们拿来大杯子倒红酒。我喝到一半说我不想再喝了，我想起来我要去哪里。

“巴锡赢了，”我说，“他比我厉害。我得走了。”

“让他走吧，”里纳尔迪说，“他要去约会。我都知道。”

“我得走了。”

“改天再比，”巴锡说，“你养足精神再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桌子上点着蜡烛，所有军官都非常兴奋。“晚安，先生们。”我说。

里纳尔迪和我一起走出来，我们站在门口。他说：“你喝醉了，最好别去。”

“我没喝醉，阿迪。真的没醉。”

“你可以嚼点咖啡。”

“胡说。”

“我去拿，宝贝。你先来回走走。”他果真拿来一把烤过的咖啡豆，“嚼嚼吧，宝贝，愿神明保佑你。”

“你是说巴克斯吗？”我说。

“我陪你走一趟吧。”

“我真的没事。”

我们一起走着穿过小镇，路上我一直嚼着咖啡豆。到英国人别墅的门口，也就是在那车道上，里纳尔迪跟我告别。

“晚安。”我说，“你怎么不进去呢？”

他摇了摇头。“不，”他说，“我喜欢简单的乐趣。”

“谢谢你的咖啡豆。”

“不用谢，宝贝，没什么。”

我顺着车道走进去，两边的翠柏在路上投下轮廓清晰的影子。我回头看见里纳尔迪站在原地看着我，便向他挥手致意。

我坐在别墅的会客厅里等凯瑟琳·巴克利下来。我听到走廊里有人走过来，我站了起来，但那人不是凯瑟琳，是弗格森小姐。

“你好，”她说，“凯瑟琳让我告诉你，她很抱歉，她今天晚上不能来见你。”

“挺遗憾的，她不是身体不好吧？”

“她身体确实不太好。”

“请你转告她，我很挂念她。”

“好的，我会跟她说。”

“你觉得我明天来看她好吗？”

“我觉得好。”

“谢谢你，”我说，“晚安。”

我走出门去，突然，我感到一阵孤独和空虚。我曾经觉得去找凯瑟琳是闹着玩的，今天我喝多了，差点忘了来找她。可是，等我来了又见不到她，我感到十分寂寞和空虚。 UKMHP09kWCCWXo3QD1+jkVLy2QZyXLHdD7bgARDsfnVsa8zoFBVvYrTpDp1x7A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