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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色列在冷战期间是一个有价值的战略盟友，当苏联解体的时候那个理由也不存在了。根据中东方面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他自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以色列支持者——的说法：“在冷战期间无论以色列具有什么样的战略价值，当冷战本身走向终结的时候，那一价值也就明显不存在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家伯纳德·赖克（Bernard Reich）是好几部美以关系著作的作者，他在1995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指出：“以色列对美国的军事或经济重要性是有限的。”布兰代斯大学国防专家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rt）在2003年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以色列对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而且在许多方面是一项负资产。” [28] 随着冷战走入历史，很难不使人想到以色列战略价值的衰落。
事实上，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证明了以色列正在成为一项战略负担。虽然美国及其盟国最终集结了40多万军队来解放科威特，但是却并不能够将以色列当作基地，或者让以色列国防军参战而不会危及脆弱的反伊联盟。而当萨达姆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以希望激怒以色列作出将导致联盟分裂的回应的时候，华盛顿却不得不分出资源——爱国者导弹群——来防卫以色列，使以色列成为局外人。当然，以色列虽然并不要为这种情形负责，但这却说明了以色列正成为一项负资产而非资产所达到的程度。就像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威廉·沃尔德格雷夫（William Waldegrave）告知下议院的那样，美国现在可能正意识到，同以色列的战略联盟“如果在这样的危机中都不能派上用场，那么以色列就不是特别有用的”。伯纳德·刘易斯也明白这一点，他写道：“（以色列战略价值的）变化在波斯湾战争中清楚明白地显示了出来……当美国最希望的是以色列置身冲突之外——默不作声、无所作为，以及尽可能不为人所关注——的时候……以色列就不是一项资产了，而是毫无关联——有的人甚至说是一个麻烦。” [29]
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共同面临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立即为冷战结束后的美以合作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但是情形并非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奥斯陆和平进程一直在进行之中，而且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正在下降：从1994年的67人死亡和167人受伤，降低到2000年只有1人死亡和12人受伤——奥斯陆和平进程失败后，以色列的伤亡人数又上升了，2001年和2002年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分别为110人、918人和320人、1498人。
美国决策者更加关注伊斯兰恐怖主义——包括基地组织，特别是在这一系列的攻击之后：1993年炸毁世界贸易中心的企图失败、1996年对沙特阿拉伯霍巴塔（the Khobar Towers）综合住宅区的袭击、1998年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炸弹攻击、2000年在也门对美国巡洋舰科尔号的攻击。虽然许多应对这些问题的新计划在进行之中，但是恐怖主义还没有被广泛地看作对美国的致命威胁。“全球反恐战”直到2001年9月11日才开始认真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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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虽然在这一时期里以色列和美国都担心像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流氓国家”，但这些国家都太弱小，以至于构不成对美国本身的严重威胁。人们认为，这4个国家在2000年的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到美国的40%，国内生产总值加到一起只有美国的5%多一点，而它们的军事开支加在一起则还不足美国国防预算的3%。 [31] 伊拉克正遭受联合国的惩罚性制裁，武器检查人员忙于摧毁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伊朗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努力走得并不是太远；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相互间经常龃龉不断，因而使得对这些国家的遏制甚至更加容易，并降低了试图推翻它们的需要。
相反，美国对伊朗和伊拉克采取了一项“双重遏制”的政策，为调解叙以之间的最终和平条约作出了严肃但却并不成功的尝试。 [32] 美国也进行着那一拖延不决但最终成功的努力，说服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补偿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爆炸遇难者家属，这是一次经济制裁与耐心的多边外交相结合的活动。 [33] 由于美国本身就能够应对这些问题，因此用不着以色列的实力来完成这些目标。
换言之，以色列并不被看作一个值得珍视的盟国，因为美国的决策者相信，对付这些所谓的“流氓国家”来说，它的帮助并非至关重要。相反，华盛顿之所以担心这些国家，是因为它已经承诺过保护以色列。例如，关于伊朗，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主要争论点是伊朗反对戴维营和平进程、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以及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企图。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由于现有的美以之间的关系而被扩大了。 [34] 当然，华盛顿在该地区确实存在着同以色列并无关联的利益——例如它阻止任何单个国家控制波斯湾，从而使自己能够获得石油的愿望，而它对这些利益的追求偶尔会与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产生摩擦。尤其要说的是，即便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美国也会毫无疑问地反对伊朗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觊觎。但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使得这些问题似乎更加紧迫，而不是使之更加容易处理。
直到2001年9月11日，来自恐怖主义的危险以及由各种“流氓国家”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为华盛顿无条件地支持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引人注目的战略理论。这些关注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需要美国的帮助，却不能够解释美国为什么愿意如此慷慨地提供这样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