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遏制苏联熊

当以色列于1948年成立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它当作战略资产。这个新的国家被认为是弱小的，并且可能是易遭受攻击的；而且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承认，把以色列抱得太紧将削弱美国在中东其他地方的地位。杜鲁门总统之所以支持联合国的分治计划并承认以色列的地位，不是出于战略动机，而是出于他对犹太人遭遇的真切同情，出于他的宗教信念——允许犹太人回到他们古代的家园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出于他意识到对以色列的承认会得到美国犹太人强烈的支持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国内政治利益。 ^[6] 与此同时，包括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内的几位高级顾问则反对杜鲁门的这一决定，因为他们相信这将危及美国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推动苏联对这一地区进行渗透。就像凯南在1948年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所指出的那样，“支持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极端目标”将在中东地区“损害美国的总体安全目标”。具体而言，他认为这种支持将为苏联增加机会，危害石油特许权，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基本权利。 ^[7]

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种观点已经遭到销蚀。肯尼迪政府的结论是，由于苏联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援助不断增加，因此以色列理应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 ^[8] 以色列领导人反复强调其作为潜在盟国的价值，而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所取得的令人震惊的胜利，则通过生动地展现以色列的军事威力来使这些观点得到强化。就像在前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尼克松和基辛格将增加对以色列的支持看作抗衡苏联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有效方式。 ^[9] 在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作为美国“战略资产”的形象开始扎根；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形象则成为了信条。

在1967年至1989年期间，以色列的战略价值理由是容易让人理解的。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以色列帮助美国在那一重要地区遏制苏联的扩张，偶尔也帮助美国处理其他的地区危机。 ^[10] 通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十月战争使得像埃及和叙利亚这样的苏联附庸国在军事上失败、蒙羞，以色列也毁坏了苏联作为盟国的声誉，但却提升了美国的声望。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冷战战略的核心要素：完全支持以色列将使得埃及或叙利亚不可能重新获得1967年丧失的领土，从而表明得到苏联的支持在价值上是有限的。这一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结出了果实，当时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断绝了与莫斯科的关系，转而重新与美国结盟——这是为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进行铺垫的突破性发展。以色列不断取得胜利，也迫使苏联在每次失败后花费宝贵的资源来重新武装它的附庸国——这是一项使得超负荷运转的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任务。

通过向美国提供有关苏联的实力、苏联的附庸国以及范围更广的中东地区的情报，以色列促使美国进行更广泛反对苏联的活动。例如，1956年以色列间谍得到了一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S.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谴责斯大林的“秘密讲话”稿件后，就立即将它交给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允许美国国防专家进入一架由伊拉克叛逃者获得的米格21飞机中，让这些专家接触那些在1967年和1973年战争中缴获的类似的苏联装备。 ^[11] 最后，美国还可以进入以色列的训练设施，接触以色列国防公司开发的先进技术，并同以色列专家协商反恐和其他安全问题，因而从中获益。为支持以色列而进行辩解事实上是正确的，而且在这一时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净资产。然而，情形并非像以色列的辩护者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明显，而且在这一时期有些美国专家还曾对此质疑。 ^[12] 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直接的经济负担之外，同以色列不断增进的伙伴关系使美国承受了巨大的代价；而且因为以色列帮助远远比它更加强大的伙伴的能力，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性。

第一，虽然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确实帮助美国制衡像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那些苏联的附庸国，但是，在将那些国家推向莫斯科的怀抱方面，首先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埃及和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一直都很激烈；尽管这些国家数度发出请求，但它们却不能够从华盛顿那里得到帮助。虽然那时候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慷慨度不可与现时同日而语，但是美国依然对以色列的生存作出了承诺，并且不会做任何会削弱其安全的事情——美国尤其不愿意向埃及或叙利亚提供可能用于反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武器。结果，当以色列1955年2月对加沙地带的埃及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并导致37名埃及军人丧命，以及另外31人受伤的时候，埃及总统纳赛尔被迫转而向苏联寻求武器。纳赛尔反复称对加沙的攻击是个“转折点”，促成了阿拉伯世界与莫斯科的第一笔武器交易——这使得苏联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中东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对加沙的攻击也导致纳赛尔关闭了同以色列政府进行秘密谈判的一个管道，从努力限制阿拉伯渗透的温和立场转向积极支持的立场。 ^[13] 由于同以色列之间的不断冲突，美国又不愿意向这些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因此它们除了向苏联人寻求帮助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虽然它们自己对更接近莫斯科也是满怀疑虑。 ^[14]

第二，虽然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给苏联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这也给阿以冲突火上浇油，阻止了和解的进展——这是一个依然缠绕着以色列和美国的结果。虽然尼克松-基辛格战略最终成功地将埃及拉出了苏联的轨道，但是，主要通过冷战的多棱镜来看待中东问题的倾向——因此无论如何都是支持以色列，却也导致美国对数次有希望的和平机会视而不见，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不断发出的信号，显示他有意在1971—1972年间达成协议。 ^[15] 当基辛格在1975年对一个私人团体进行讲话的时候，他回顾道，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1971年达成临时协议的努力，“由于1000名埃及士兵是否被允许跨越苏伊士运河”的问题而破裂了，“那个协议将阻止1973年那场战争的爆发。我现在必须说，由于我本应该更加支持罗杰斯的努力而却没有那样做，因而对此感到抱歉”。 ^[16]

第三，对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兴起的反美主义浪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以关系的扩大和深化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赖斯大学的乌萨玛·马科蒂希（Ussama Makdisi）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奥斯曼帝国那些阿拉伯省份中的形象一般来说都是正面的；那些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将美国看作一个大国，一个不像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帝国主义大国。” ^[17] 即使在以色列成立之后，由于美国努力在中东扮演平衡的角色，由于直到1967年以色列的主要武器供应国还是法国而非美国这一事实，因此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敌意依然有限。美国与像纳赛尔的埃及那样的“进步”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的冲突，部分反映了有关以色列的分歧，但也是源于美国对那些保守的中东君主——伊朗国王、约旦国王侯赛因、沙特王室——的支持，这些君主也都对纳赛尔满怀敌意。对于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它对这些政权——华盛顿将他们看作“温和的”，而其对手则被认为是“反动的”——以及以色列的支持，使得许多阿拉伯人的愤怒倾向不断加强，他们将美国看作前英帝国角色的继承者。 ^[18]

随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与日俱增，阿拉伯人对美国的仇恨也随之增加；由于以色列对西岸地区、加沙地带、1967年对戈兰高地的占领，以及由于以色列随后对生活在逐渐为人们所知道的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镇压，这种仇恨进一步得到加强。在冷战期间，这种情形使得一些中东的政权更有兴趣与苏联维持紧密关系，并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就像有些具有先见之明的分析家在20年前所预测的那样，它也同样有助于阿拉伯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美国预算管理局军事援助处的前负责人哈里·肖（Harry Shaw）曾发出警告：“以色列在西岸地区的定居点政策与美国的利益目标相左，且与美国的政策相反。缺乏一项朝向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共同承担责任的和平协议的进展，削弱了那些愿意生活在和平中的阿拉伯人的地位，强化了伊斯兰激进组织和其他对稳定的中东——这将符合美国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安全——缺乏兴趣的阿拉伯人的影响力。” 如果以色列不是美国的盟国，那么美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虽然几乎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美国更为平衡的方法将使一个重要的摩擦源得以消除。以色列的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家摩西·达扬（Moshe Dayan）明白这一基本事实。在他的回忆录中包含了1973年十月战争时他与基辛格进行会谈的一次富有启迪性的叙述。达扬写道：“虽然我偶尔发表评论说美国是唯一一个打算支持我们的国家，但是我的沉思默想则告诉我，美国实际上宁可支持阿拉伯国家。” ^[19]

对以色列的支持使得美国增加了额外的成本，如十月战争期间阿拉伯的石油禁运和减产。决定使用“石油武器”是对战争期间尼克松决定提供以色列22亿美元紧急军事援助的直接回应，这一回应最终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伤害。由于更高的石油成本和国民生产总值约两个百分点的降低，石油禁运和石油减产单单在1974年就使美国多花费了485亿美元——大致相当于2000年的1400亿美元。石油危机也导致美国与其关键的欧洲和亚洲盟国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 ^[20] 就美国所关注的更为广泛的冷战事态而言，打败苏联的两个附庸国可能是正面的发展，但是美国为这一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虽然以色列对冷战作出的其他贡献是有益的，但是却不应夸大这些贡献的战略价值。例如，以色列确实向美国提供过有益的情报，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耶路撒冷提供给华盛顿的情报决定性地改变了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进程，或者使美国能够给予其共产主义对手以致命性的一击。美国从中得到的主要好处是可获取以色列缴获的苏联武器、有关他们的战场行动数据，以及移民到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带来的情报。美国利用这些信息来开发武器和发展自己的战术，这些东西在两个超级大国就要相互厮杀的时候是会有价值的，在它（美国）已经进行的与像伊拉克这样的苏联附庸国战斗时，其对于美国的帮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是三流的，而在1991年打败萨达姆或者在2003年推翻他的时候，美国几乎不需要很多帮助。进入以色列的训练设施和同以色列专家进行协商也是有益的和值得称赞的，但是这些安排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或者对它最终赢得对苏联的胜利来说，从来就不是根本性的。

事实上，对于以色列所给予的“帮助”来说，其价值有时候是令人怀疑的。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报告说，虽然“对（以色列）有关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情报缺乏质量感到震惊……但他们的战术性军事情报却是一流的。可是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敌人。我见过这种政治情报，它很糟糕、离谱得可笑……基本上都是流言蜚语式的材料” ^[21] 。有几次以色列也向美国提供了错误或者误导性的情报，目的可能是为了鼓励美国采取以色列想要的行动。例如，在六日战争爆发前夕，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将埃及的实力和企图描绘得十分恐怖可怕，而美国的情报官员则相信，以色列所描绘的这种图景既不正确，又带有政治动机。就像国家安全顾问W.W.罗斯托（W.W.Rostow）告知约翰逊总统的那样：“我们不相信以色列人提交给我们的评估……会像他们呈交给他们自己的高级官员的评估那样严肃。我们相信这可能是以色列企图影响以下一个或多个事件而精心策划的棋招：（1）向以色列提供军事装备；（2）对以色列作出更多的公开承诺；（3）赞成以色列的军事主动权；（4）向纳赛尔施加更多的压力。” ^[22] 就像我们在第八章中将更为详细讨论的那样，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以色列也向美国提供了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最为令人吃惊的报告，从而对美国误判萨达姆·侯赛因的真正危险起了作用。 ^[23]

以色列也不是在该地区保护美国利益的可靠代理人。当马丁·克雷默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支撑着东地中海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是“部分地维持中东地区秩序的一种低成本方式”的时候，他都夸大了这一关系所带来的收益而有意对其中的成本轻描淡写。 虽然东地中海地区的稳定是理想的，但与石油丰富的波斯湾形成尖锐对照的是，那一地区并不是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所在。而如果以色列的战略价值是源于它在该地区执行“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角色的话，那么它一直做得不那么出色。1982年它对黎巴嫩的入侵使得该地区更加不稳定，并且直接导致了黎巴嫩真主党的建立。真主党是一个民兵组织，许多人相信它应该对美国使馆和海军陆战队军营遭受的毁灭性袭击负责，那两次袭击使美国付出了250多条生命的代价。虽然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要为这些死去的人负责，但是为了打理以色列所形成的那种局面，生命的损失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中的一部分而已。以色列对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长期殖民活动——以色列用美国的援助间接资助这一活动，部分地用美国武器进行这一活动——也导致了两次起义：其中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被杀。因此，克雷默严重高估了以色列作为低成本“区域稳定者”的价值。

以色列战略价值的局限性，因其无力对美国无可争辩的利益——获取波斯湾的石油——起到作用而进一步得以凸显。尽管以色列有着自负的军事威力，但是冷战期间，在吓阻苏联直接攻击西方的石油供应，或者如果发生区域战争对石油供应进行保护方面，美国并不能够依靠以色列的帮助。就像哈里·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以色列官员明确拒绝以色列在超出其国家的近距离防御地区之外与苏联地面部队进行接触……这些以色列人承认，那些认为以色列部队会推到自己的国界之外去与插入波斯湾的苏联军队进行遭遇的想法，是牵强附会的。” 根据美国五角大楼一位前官员的说法：“以色列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总是被夸大得荒腔走板。在20世纪80年代，当我们在为中东地区规划应急计划的时候，却发现以色列人在95%的情况下对我们几乎都是没有价值的。” ^[24]

结果，当1979年伊朗国王倒台的时候，人们关心的苏联可能入侵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而美国不得不创建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来抗衡那一威胁，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阿拉伯国家安排基地驻扎和作战物资的提前部署。五角大楼并不能够依靠以色列本身来吓阻苏联，也不能把以色列当作一个前沿基地——虽然以色列愿意美国这样做，因为如果美国那样做的话，将在阿拉伯世界引起政治问题，使得防止苏联介入该地区甚至变得更加困难。就像肖在1986年所评论的那样：“利用以色列作为平台来将美国军队投送到阿拉伯国家的想法……在以色列之外并未得到广泛的支持。阿拉伯分析家认为，接受穿过以色列国土的美国帮助的阿拉伯政权，将不会得到自己人民的信任，因而就更加可能倒台……美国官员也对利用以色列作为基地的可信性保持怀疑。以色列这样做的基本用意，可能是诱使美国与以色列结成更紧密的关系，并在不用对以色列提出特别承诺要求的情况下来强化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逻辑。” 以色列对美国进行帮助在实力上的局限性，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波斯湾显现出来了，当时两伊威胁到波斯湾石油运输的安全。美国及其数个欧洲盟国加强了在该地区的海军力量，开始为油轮护航，并最终向一些伊朗巡逻艇发起了攻击，但是在这些行动中，以色列未起到任何作用。 ^[25]

最后，虽然在冷战期间以色列作为战略价值的理由是有限的，但是人们并没有对美国为什么向以色列提供如此多的经济、军事和外交支持，作出完整的解释。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花上数十亿美元来捍卫它的北约盟国——欧洲是一个主要的工业权力中心，必须使之避免苏联的控制；同样容易理解的是美国支持像沙特阿拉伯那样的富油国背后的战略动机，虽然它们之间的政治价值存在着尖锐的反差。然而，在以色列这个例子中，此类显而易见的战略动机从来就没有像上面的例子中那样表现得清楚明显。虽然亨利·基辛格可能使用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方式在莫斯科与开罗之间打下楔子，但是他私底下承认：“以色列的力量没有阻止共产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扩散……因此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即因为以色列防止共产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扩散，因此一个强大的以色列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以色列的强大是为其生存而提供的。” 当他在1980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罗纳德·里根可以称以色列为一项“战略资产”，但是他却没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以色列的战略价值，而相反却提到各种各样的道德考虑来解释他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支持。 ^[26]

富有创见的以色列分析家早就承认了这一基本现实。就像以色列专家、特拉维夫大学贾菲战略研究所前所长夏伊·费尔德曼在他自己的美以安全合作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对以色列支持动机的战略维度方面，从来就没有包括这些关系的核心内容。相反，由于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寻求的目标是使得美以关系建立在对共和党政府更具吸引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战略维度得到不断地强调。然而，美以战略合作的意义，以及以色列被视为一项美国战略资产的程度，却从来没有达到美以关系中其他因素的高度。”根据费尔德曼的说法，那些“其他因素”是大屠杀后对以色列的同情、共有的政治价值、以色列受欺压的形象、共同的文化联系，以及“犹太人团体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 ^[27] Bru6mw0ctj0bAld60FRpnb1glsvGkA++7WSsKFEKjWNXn6CtnEpr38fdwhgoab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