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给予以色列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支持，提升了美国的总体战略利益，那么这将使人能够容易理解这种支持。例如，如果美国对那些华盛顿先前认为的敌对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含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那么这种对以色列的慷慨援助就可能是正当的；如果美国得到大量的利益回报，如果这些利益的价值超过了美国所付出的经济、政治成本，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就可能是有意义的；如果以色列拥有关键的自然资源——如石油或天然气，或者说如果以色列占据关键的地理位置，那么为了与之维持良好关系或使之不为敌手所控制，美国就可能要向其提供支持；简言之，如果以色列有助于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或更加繁荣，那么就容易解释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如果美国支持以色列使美国在世界上赢得额外的朋友、不会削弱美国与其他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就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并不使人感到吃惊的是，那些赞成美国给予以色列慷慨支持的人，一直在进行诸如此类的辩解。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像斯蒂文·斯皮格尔和A.F.K.奥根斯基（A.F.K.Organski）那样的学者认为，以色列已经成为冷战中的主要战略资产，认为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所产生的利益，这种援助是一项交易。 ^[1] 就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华盛顿的代表海曼·布克班德在1984年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竭尽所能地帮助人们理解，对以色列的帮助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2] 今天，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宣称，美国与以色列具有“深厚的战略伙伴关系，目标是针对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并且说美以在国防和国土安全上的合作被“证明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其重要性在日益增加”。 新保守派的美国新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称以色列“是美国反击国际恐怖主义最坚定的盟友”，而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JINSA）则说，“美以战略合作是美国全球安全平衡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根据以色列沙勒姆中心（Shalem Center）研究员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研究员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的说法，美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不是因为“对大屠杀的愧疚或共有的民主价值”，而是因为对以色列的援助“支撑着东地中海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并且“为维持中东部分的秩序”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方式”。 ^[3] 以色列战略家埃弗雷姆·因巴尔（Efraim Inbar）同意这种说法，并宣称：“由于以色列的战略位置和政治稳定，以及它的技术和军事资产，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作为重要战略盟友的原因非常充足。” ^[4]

美国对这个犹太国家进行广泛支持的战略理论，并非将这一政策描绘为慈善行为或道德责任，当然也不是国内游说的结果。 ^[5] 相反，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被说成是反映了美国的全面战略利益：美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是因为这样做被认为使得全体美国人更加安全。

我们在本章中揭示，这种观点从最好的方面来说是过时的，而从最坏的方面来说则根本是错误的。对以色列的支持在过去可能产生过战略利益，但在最近这些年里，支持以色列的经济和外交成本增加了，而所带来的利益则大大减少。事实上，以色列不是美国的战略资产，相反，它已经成为战略负担。强烈地支持以色列使得美国更加脆弱，使美国在取得重要而紧迫的外交目标方面更加艰难。对于美国来说，虽然有着引人注目的理由来支持以色列的生存和保持对以色列生存的承诺，但是，美国目前对以色列支持的程度，以及这种基本上无条件进行支持的特性，却不能够以战略理由来使之正当化。

一开始，我们来评估一下以色列在冷战期间的作用，因为认为以色列是战略资产的说法在这一时期最具说服力。然后我们来考虑一下苏联解体后所沿用的这种观点——具体而言，使得支持以色列正当化的这种观点，是因为两个国家共同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和一伙“流氓国家”的威胁。我们的研究显示，这种观点并不能够为给予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提供可信的战略理论。 exhRExqaUe0SKdhQ6wQGBGnn3OTpx1NKN4+UjGjWYrGadD1rBy2NKyP0Z2JeOj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