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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8年以色列成立以来，美国中东政策的许多重要因素已逐渐围绕着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承诺打转。就像我们将要在第二章中进行的详细讨论那样，这一倾向甚至随时间流逝而更加明显。注意以下以色列在美国盟友中所享有优势地位的最后一个标志：自1976年以来，六位以色列领导人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过讲话，这一数字比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讲话的次数总和都要多。
这或许是一个琐碎的标志，然而，考虑到这六位领导人所代表的整个国家人口在2007年还不足纽约人口的情况，那么这一标志是引人注目的。
伊扎克·拉宾的观点是正确的：美国对以色列的慷慨大方“在现代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开始是适度的慷慨，然后变成了无出其右的“特殊关系”。就像米切尔·巴德和丹尼尔·派普斯所说的那样：“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中最为异乎寻常的关系。”
这种支持取得了一个积极目标：它有助于以色列的繁荣兴旺。对于许多人来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美国这些年来向以色列提供的全部支持的正当性。由于这一纪录，2003年6月进行的一次皮尤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因而就并不令人吃惊：在进行调查的21个国家——其中包括像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美国盟国——当中，其中20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或多数民众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太有利于以色列”。或许更加使人吃惊的是，以色列也有多数民众（47%）同意这种看法。 [91]
虽然美国从其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以色列无可否认的成就中获得了大量利益，但是它的所给却大大高出它的所得。如果以色列是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生存和继续增长从根本上来说使得美国更加安全，那么这种慷慨大方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存在着迫切的道德理论来对以色列维持如此高水平的物质援助和外交支持，那么这种慷慨大方也很容易解释。但是，情形并非如此。我们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表明，战略利益和道德动机，都不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继续给予以色列如此慷慨大方、毫无条件的支持。
[1] 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报道“海外贷款和拨款”的《绿皮书》（ Greenbook ），以色列在整个2005年从美国得到了1538.947亿美元（2005年价值不变的美元）。参见http：//qesdb.usaid.gov/gbk。
[2]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说法，美国在1949年到1959年没有直接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参见Clyde 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6， 2005， pp.13—14， Table 3。美国确实在1958年向以色列出售了100架无坐力反坦克炮，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作为以色列在1958年约旦危机问题上支持美国而得到的奖赏。 参见Warren Bass， Support Any Friend ： Kennedy ' s Middle East and the Making of the U . S .- Israeli Alli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51，以及Douglas Little，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1957—196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5， no.4（November 1993）： 566。据威廉·H.莫特四世（William H.Mott Ⅳ）报道，在以色列的独立战争（War of Independence）期间，以色列秘密地得到了额外的500辆半履带装甲车，并且还在1951年至1952年期间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坦克。华盛顿还在1954年资助以色列购买法国战斗机，“这是美国对于法国军工业发展的军事援助的一部分”，并且在1955年也提供了类似的资助，即购买法国的“神秘”（Mystere）战斗机。因为法国曾经是这些资助的表面受益者，所以这些金额并没有归入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之中。莫特报道，在1946年至1955年期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总额达到了9450万美元，1956年至1965年期间又增加了1.891亿美元。参见William H.Mott Ⅳ，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ssistance ：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2）， pp.176—177。
[3] 参见Zach Levey， “Israel's Quest for a Security Guarante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954—1956，”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2， no.1/2（1995）。扎克·利维（Zach Levey）描述说，戴维·本-古里安对这一时期美国担保的好处持一种矛盾的心理。他虽然承认大国保护的价值，但是却担忧这可能削弱以色列的自治地位。利维还指出，某些以色列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是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将美国的担保看作是对本-古里安和其他人所支持的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进行约束的一种方式。
[4] Michael Brecher， Decisions in Israel '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191—192， p.220.
[5]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Norton， 2001）， pp.172—173.
[6] Ibid.， pp.178—185；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 - Arab Conflict ，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2001）， p.290， pp.297—300； Brecher， Decisions in Israel ' s Foreign Policy ， pp.282—303； Steven L.Spiegel， The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Making America ' 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p.74—82，以及David Schoenba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15—123.
[7] 根据沃伦·巴斯的说法：“肯尼迪政府……是美以关系中关键的一个总统任期，因为这是双方关系从1950年的冷漠交往，过渡到我们今天所见的全方位联盟的关键。” Support Any Friend ， p.3。亚伯拉罕·本-泽维将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开始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特别是追溯到以色列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即美国保证支持那些受到“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中东国家），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等各种危机中对美国的支持。参见 Decade of Transition ： Eisenhower ， Kenned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 Israel Alli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以及Littl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8] 肯尼迪在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形容美国的承诺时显得更加谨慎。参见Bass， Support Any Friend ， 3， p.183，以及Spiegel，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pp.106—107。
[9] 沃伦·巴斯指出，以色列游说集团（巴斯将以色列游说集团描述为“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的权力源”）在20世纪60年代并非那么有权有势；并且他说：“几乎没有证明文件表明，霍克防空导弹的销售是出于国内因素的考虑。”没有证明文件虽然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然而，美国总统们及其顾问一般都不可能承认重要的战略选择是出于国内因素的考虑来决定的。巴斯还承认，“当以色列（有关霍克防空导弹销售）观点的形成仅仅只是出于战略考虑的时候，结果并不明朗的中期选举——无论怎样悄无声息——本来几乎不会成为障碍”，他还进一步观察到，“肯尼迪是一个政治动物，并且他知道霍克防空导弹销售将只对亲以色列的选民和捐助者有益”。Bass， Support Any Friend ， pp.145—150，也可参见Spiel，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pp.106—110，以及Mordechai Gazit， President Kennedy ' s Policy Toward the Arab States and Israel （Tel Aviv： Shiloah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Studies， 1983）， pp.30—55。
[10] A-4天鹰战斗轰炸机的销售协议也是在此时签署的，虽然这批飞机是在7年之后才交货的。参见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 The Arms Trade with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1）， p.532， p.535。
[11] 同上书，以及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6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6）。
[12] 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2， p.10，以及Matthew Berger， “Good News—and Bad—for U.S.Aid to Israel，” JTA . org ， March 28， 2003。
[13] Edward T.Pound， “A Close Look at U.S.Aid to Israel Reveals Deals That Push Cost Above Publicly Quoted Figures，” Wall Street Journal ， September 19， 1991.
[14] Jeremy M.Sharp， “U.S.Foreign Aid to Israel，” Report for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5， 2006， pp.5—6.
[15] Duncan L.Clarke， Daniel B.O'Connor， and Jason D.Ellis， Send Guns and Money ：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U . S . Foreign Policy （Westport， CT： Praeger， 1997）， p.24； 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10，以及Shirl McArthur，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of Total Direct U.S.Aid to Israel： ＄ 108 Billion，”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online）， July 2006， pp.16—17.
[16] 美国国会研究处还报告说，有大约4%的保证金作为防止不还款的储备而放在国库账户里。对于100亿美元的贷款来说，这笔拨款总共达到4亿美元。参见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3； Larry Nowels and Clyde Mark， “Israel's Request for U.S.Loan Guarantee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8， 1991，以及Sheldon L.Richma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Israeli Loan Guarante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1 ， no.2（Winter 1992）。
[17] 按照美国国会研究处马克的说法：“据统计，以色列每年从慈善业中得到了10亿美元，从长短期商业贷款中也得到了相同金额的10亿美元，并从以色列债券收益中得到了大约10亿美元。”参见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summary page。以色列国债通过以色列发展公司（Development Corporation for Israel， DCI）在美国售卖，这些债券禁止转让，被以色列政府看作一种“稳定的海外借款来源，以及维系海外犹太人纽带的重要机制”。虽然从1951年至1989年的平均利率为4%（随着美国财政部利息在1980年后急剧上升，这一利率意味着大量的“爱国的折扣”），但是“近几年来以色列发展公司的债券供给却必须向市场价格变动了”。据报道，2006年的以色列债券销售额达到了12亿美元，而通过出售这些债券所积累下来的总资金现已超过250亿美元。参见Suhas L.Ketkar， “Diaspora Bonds： Track Record and Potential，”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 August 31， 2006，以及 Avi Krawitz， “Israel Bonds Raises ＄ 1.2 billion in 2006，” Jerusalem Post ， December 10， 2006。
[18] Dale Russakoff， “Treasury Finds Bite in Israel Bonds； 1984 Law Places New Tax on Artificially Low Interest Rates，” Washington Post ， September 12， 1985； “Tax Report，” Wall Street Journal ， August 20， 1986，以及Russell Mokhiber， “Bonds of Affection，” Multinational Monitor （1988），登录http：//multinationalmonitor.org/hyper/issues/1988/04/mm0488_10.html。
[19] 独立前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获得武器所作的秘密努力，在以下这本书中有所叙述：Leonard Slater， The Pledg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0）。
[20] Shimon Peres， Battling for Peace ： A Memoi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p.119； Michael Karpin， The Bomb in the Basement ： How Israel Went Nuclear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pp.135—137，以及Avner Cohen， Israel and the Bomb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7， p.70。
[21] 以色列国防军之友，“Mission Statement，”登录www.israelsoldiers.org，以及Aimee Rhodes， “New York Dinner Raises ＄ 18m for IDF，” Jerusalem Post ， April 3， 2007。
[22] 就像一本耶路撒冷银行以色列慈善事业指南最近所建议的那样，“虽然管理美国对外慈善援助的法律一直存在，但是这些法律都是模糊的，并且结果很少执行。来自个人以及美国501c（3）法规规定中的公司 501c是美国国内税收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中的一条规定，其中列举了28类非营利组织可免除某些联邦收入税。——译者注 [American 501c（3） corporations]对以色列的慈善捐赠是不受监控的，而且这些捐赠的最终用途是难以跟踪和确定的”。该指南警告说，2001年9月11日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Bank of Jerusalem， “Help Them Help You： A Recommendation for the Israeli Charity，”登录www.bankjerusalem.co.il/indexE.php？page=588（accessed March 28， 2007）。
[23]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 1967—1977 （New York： Times Books/Henry Holt， 2006）， pp.218—219.类似地，据报道以色列政治学家戴维·纽曼（David Newman）曾将以色列犹太人代理处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这两个机构，描述为“在同一把伞下面”进行运作，“因为它们的官员相同、部门相同、对活动进行监督的管理人员相同”。参见Amy Teibel and Ramit Plushnick-Masti， “As Israel Leaves Gaza， Bill for Its Settlement Ambitions Is Shrouded in Mystery，”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10， 2005。
[24] Nathaniel Popper， “Jewish Officials Profess Shock over Report on Zionist Body，” Forward ， March 18， 2005，以及“Summary of the Opinion Concerning Unauthorized Outposts”（the Sasson Report），登录www.fmep.org/documents/sassonreport.html。
[25] “U.S.Tax-Exempt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to Israel： Donations， Illegal Settlements， and Terror Attacks Against the US，” Middle East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Note ， October 5， 2005，登录www.irmep.org/tec.htm。
[2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6），登录http：//hdr.undp.org/hdr2006/statistics； and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05 Quality of Life Rankings，”登录www.economist.com/media/pdf/QUALITY_OF_LIFE.pdf。
[27] Mitchell G.Bard and Daniel Pipes， “How Special Is the U.S.-Israel Relationship？” Middle East Quarterly 4， no.2（June 1997）： 43.
[28] Bishara A.Bahba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s Energy Securit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1， no.2（Winter 1982）： pp.118—130.协议的初始文本，参见“Israel-United State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eptember 1， 1975”，以及“Memorandum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srael—Oil，”登录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Peace/mou1975.html和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Peace/cdoilmou.html。也可参见“Oil from Iraq： An Israeli Pipedream，” Jane ' s Middle East / Africa Report ， April 16， 2003，登录www.janes.com/regional_news/africa_middle_east/news/fr/fr030416_1_n.shtml。
[29] William B.Quandt， Camp David ： Peacemaking an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6）， p.313； Spiegel，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pp.371—372； Moshe Dayan， Breakthrough ：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Egypt - Israeli Peace Negotiations （New York： Knopf， 1981）， pp.274—276； “Israel： Oil Supply Arrangement，” Memoranda of Agreement， United States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Series 9533， 30 UST 5994（Washington， DC， March 1979）， pp.5989—5996； Judith Miller， “Israel Pressing U.S.on Oil Sales Accord，”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7， 1980，以及Steven Rattner， “U.S.and Israel Reach Agreement on Oil，”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16， 1980。
[30] Alfred Prados， “Jordan： U.S.Relations and Bilateral Issue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9， 2002，以及USAID， “Greenbook”。
[31] David Rogers and Edward T.Pound， “How Israel Spends ＄ 1.8 Billion a Year at Its Purchasing Mission in New York，” Wall Street Journal ， January 20， 1992.
[32] 引自Steven Pearlstein， “U.S.Military Office Defends Israeli Aid； Closer Scrutiny of Program Described as Unnecessary，” Washington Post ， July 30， 1992。也可参见David Rogers and Edward Pound， “The Money Trail： U.S.Firms Are Linked to an Israeli General at the Heart of a Scandal，” Wall Street Journal ， January 20， 1992； Rogers and Pound， “How Israel Spends ＄ 1.8 Billion”； Joel Brinkley， “Israeli General Pleads Guilty in Bribery Case，” New York Times ， March 28， 1991； Hillel Kuttler， “U.S.Defense Procurement Faults Led to Dotan Affair，” Jerusalem Post ， August 12， 1993，以及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Foreign Military Aid to Israel： Diversion of U.S.Funds and Circumvention of U.S.Program Restrictions，” GAO/T-OSI-94-9， Washington， DC， October 1993。
[33] Dov S.Zakheim， Flight of the Lavi ： Inside a U . S .- Israeli Crisis （Washington， DC： Brassey's， 1996）.达夫·S.扎克海姆（Dov S.Zakheim）是里根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和富有经验的国防分析师。虽然他也是个正统派犹太人 犹太人按着他们对旧约礼教法典严格恪守的程度，可分为正统派犹太人（Orthodox Jew），不重法典只重伦理的改革派犹太人（Reformed Jew），以及居间的保守派犹太人（Conservative Jew）。正统派犹太人最易分辨，他们穿戴全黑，男人蓄有黑色卷曲络腮胡子。他们的少年人头顶一块比我们熟知的瓜皮帽小很多的圆盖（Kipah）。他们具有最强烈的民族骄傲感，对法典的恪守也严谨到外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他们最大的羞辱就是成为“外邦人”，若是家族中年轻一代有人信了基督教，或是与“外邦人”通婚，那么家族会悲恸地为他举办丧礼，宣告他在家族中的死亡。——译者注 （Orthodox Jew）和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对拉维（狮子）多用途战斗机项目真正费用评估所进行的坚决努力，并最终导致这一项目的取消，使他的品性受到反复的攻击。事实上，他报告说，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Moshe Arens）曾一度称他为“家族的叛徒”。参见See xv， pp.256—257，也可参见Duncan L.Clarke and Alan S.Cohen，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Lavi Fighter，” Middle East Journal 40， no.1（Winter 1986），以及James P.DeLough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AVI，” Airpower Journal 4， no.3（Fall 1990）。
[34] 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8； Carol Migdalovitz， “Israel： Background an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for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31， 2006， p.19，以及Duncan L.Clarke， “The Arrow Missi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Strategic Cooperation，” Middle East Journal 48， no.3（Summer 1994）。
[35]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on Strategic Cooperation，” November 30， 1981，张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阿瓦隆项目（Avalon Project at Yale Law School，） 阿瓦隆项目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有关法律、历史和外交数字化文件图书馆的名称。——译者注 的网页上，登录www.yale.edu/lawweb/avalon/mideast/pal03.htm。
[36] Yitzhak Benhorin， “US to Double Emergency Equipment Stored in Israel，” Ynetnews . com ， December 12， 2006.
[37] （夏伊·）费尔德曼也指出，对美国来说，把这些装备从以色列转移到它最有可能进行军事部署的地区——波斯湾，将是困难而昂贵的。参见Shai Feldman， The Future of U . S .- Israel Strategic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1996）， pp.45—46。也可参见 Clarke et al.， Send Guns and Money ， pp.162—163。
[38] 这些发展记载在这些作品中：Spiegel，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pp.410—411； Migdalovitz， “Israel： Background and Relations，” pp.18—19； Bard and Pipes， “How Special Is the U.S.-Israel Relationship？” Clyde Mark， “Israeli-United States Relation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November 9， 2004， pp.9—10，以及Schoenba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 pp.280—281。
[39] Jeffrey T.Richelson and Desmond Ball， The Ties That Bind ：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KUSA Countr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90）， p.173， p.304； Jeffrey T.Richelson， “The Calculus of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4， no.3（Fall 1990）： 314，以及Benjamin Beit-Hallahmi， The Israeli Connection ： Who Israel Arms and Wh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pp.40—41。
[40] Jeffrey T.Richelson， The U . S . Intelligence Community ， 2nd ed.（Cambridge， MA： Ballinger， 1989）， pp.275—277，以及Seymour Hersh， The Samson Option ： Israel ' 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p.3—8。
[41] Ephraim Kahana， “Mossad-CIA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14， no.3（July 2001）： 416.
[42] Robert Norris et al.， “Israeli Nuclear Forces， 2002，”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58， no.5（September/October 2002）： 73—75，以及“Israel Profile： Nuclear，”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登录www.nti.org/e_research/profiles/Israel/Nuclear/index.html。
[43] Bass， Support Any Friend ， p.198， p.206.
[44] 引自Karpin， Bomb in the Basement ， p.237。
[45] Cohen， Israel and the Bomb ， p.193.白宫助理罗伯特·科默（Robert Komer）后来声称，虽然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作出向以色列提供美国武器的决定，乃是刻意说服耶路撒冷不要寻求核武器努力的一部分，但如果这是实际上的目的，那它明显是失败的。就像迈克尔·卡尔平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既要迪摩纳的‘产品’（即核武器），也要美国的进攻性武器。而这正是以色列最终所得到的东西。” Bomb in the Basement ， p.238.
[46] Bass， Support Any Friend ， p.252.
[47] Hersh， Samson Option ， pp.188—189.（沃伦·）巴斯将约翰逊总统解决以色列迪摩纳核武器问题的方法，描述为“愿意满足于相互容忍的口是心非的程度”。 Support Any Friend ， p.252.
[48] Avner Cohen， “Israel and Chemical/Biological Weapons： History， Deterrence， and Arms Control，”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8， no.3（Fall—Winter 2001）.
[49] 在某些年份里，虽然苏联对古巴的援助金额与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金额一样庞大（大约每年30亿美元），但这些援助是用美元与比索的汇率来进行估价的，因而高估了苏联援助的总额。由于古巴的人口大约是以色列的两倍，所以苏联对古巴的人均援助额实质上低于美国对以色列的人均援助额；而且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时间要比莫斯科资助哈瓦那的时间更长。卡斯特罗也是一个更加驯服的代理人。就像乔根·多明古茨（Jorge Dominguez）所指出的那样：“古巴并不反对苏联的利益；它在行使自治权的时候不忘记与苏联的利益保持一致。在一些关键时刻，比如苏联入侵阿富汗，古巴采取了有损本国利益的政策。……甚至在苏联的国内政策与古巴自己的政策相左时，古巴对莫斯科的批评也是小心谨慎的。苏联的严厉霸权因而对古巴的自治形成了真正重要的制约。” To Make a World Safe for Revolution ： Cuba ' s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11 and Appendix B.
[50] Quandt， Peace Process ， p.249.某些资料来源声称，贝京事实上并没有食言，因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他并没有发起对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的讨论，但却只是在美国国会议员向他询问此事时对这一销售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显然，在里根的回忆录中，这位前总统并没有发现对贝京行为的解释具有说服力。“我不喜欢让一个外国——任何一个外国——的代表，试图干涉我们的国内政治进程以及我们外交政策的制定……我感觉他（贝京）食言了，并且我对此感到气愤。” Ronald Reag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p.412， pp.414—416.
[51] 联合国242号决议的英文文本在下面这本书中被重印：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Readings and Documents ， ed.John Norton Moo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083—1084。也可以参见David Pollock， The Politics of Pressure ： American Arms and Israeli Policy Since the Six Day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2）， p.74。
[52] 尽管1968年以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升级，但是美以关系却经常因为这两个因素受到制约：有关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支持水平的争议，以及以色列不愿接受各种各样的调停者所提出的任何和平建议。然而，美国为了迫使以色列作出让步而采取武器限制的努力，总的来说是失败的，而且这些让步是通过保证提供额外的支持而赢得的。参见William B.Quandt， Decade of Decisions ：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1967—197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97—98， 100—102； Pollock， Politics of Pressure ， pp.74—77； Brecher， Decisions in Israel ' s Foreign Policy ， pp.487—488， 493—496，以及Spiegel，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pp.190—191。
[53] 引自Brecher， Decisions in Israel ' s Foreign Policy ， p.493。
[54] Shlaim， Iron Wall ， pp.603—605.
[55] Dennis Ross， The Missing Peace ：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Fight for Middle East Pea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4）， p.478.
[56] 本-泽维继续写道：“1996年至1999年期间，华盛顿与耶路撒冷的战略关系继续得到拓展……拓展的内容包括战时在以色列预置武器和弹药，以及发展包括箭式导弹、鹦鹉螺高能战术激光武器（Nautilus）和加速阶段拦截（Boost Phase Intercept）在内的反导弹系统。两国定期在像联合政治军事规划小组、联合安全援助规划小组和联合经济发展小组这样的小组中会晤。事实上，美国以色列联合委员会的战略规划……如期于1999年2月21日召开，尽管以色列决定取消怀伊河协议中所规定的重新部署。”“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The Netanyahu Era，” Strategic Assessment （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Tel Aviv University）2， no.2（October 1999）。
[57] 关于对福特命运的重新评估，参见Quandt， Decade of Decisions ， pp.267—271； Edward Tivnan， The Lobby ： Jewish Political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p.89； Charles McC.Mathias Jr.， “Ethnic Groups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59， no.5（Summer 1981）： 992—993，以及Spiegel，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p.296。
[58] 卡特后来回忆道：“我认为贝京用那该诅咒的定居点蓄意破坏了整件事情（《戴维营协议》）。他知道他撒谎了。离开戴维营不到12小时，他就受到了巨大的（国内）压力……当我们离开戴维营时，我们对过渡期间无任何协议没有异议。在过渡期间，我们将对最后和平协议进行谈判。这是绝对完全达成共识的。”引自Kenneth W.Stein， Heroic Diplomacy ： Sadat ， Kissinger ， Carter ， Begin ， and the Quest for Arab - Israeli Pea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256。
[59] 克林顿怒火的爆发引自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 “Camp David： The Tragedy of Error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August 9， 2001， p.60。
[60] William B.Quandt， Camp David ： Peacemaking an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6）， pp.103—104.
[61] 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 1970—1985 ， rev.ed.（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38—143.
[62] William B.Quandt， Peace Process ：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 3rd ed.（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p.307—310，以及Glenn Frankel， Beyond the Promised Land ： Jews and Arabs on the Hard Road to a New Israe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p.301—304。
[63] 这一立场变成了人们所知道的“内格罗蓬特主义” 。参见Michael J.Jordan， “Symbolic Fight for Israel at U.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December 8， 2003。
[64] 美国对安理会谴责以色列的两项决议案投了赞成票，即谴责以色列于1953年对凯比亚村（Qibya）的血腥攻击 沙龙率领101部队于1953年10月袭击了位于约旦河西岸约旦控制区内的凯比亚村（Qibya），杀死了70余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还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译者注 ，以及于1981年对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袭击。它也在1990年对联合国672号决议和681号决议案投了赞成票，这两项决议案批评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驱逐巴勒斯坦人。美国于1985年对联合国573号决议案投了弃权票，该决议案谴责以色列轰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突尼斯的总部，并于1996年对联合国1073号决议案投了赞成票，该决议案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附近修建一条隧道表示关注。
[65] Marc Perelman， “International Agency Eyes Israeli Nukes，” Forward ， September 5， 2003.
[66] 迈克尔·B.奥伦在《六日战争：1967年6月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Six Days of War ：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一书中，虽然提供了对六日战争范围广泛的研究，但却毫无疑问是亲以色列的报道；对此进行令人信服的纠正，参见Roland Popp， “Stumbling Decidedly into the Six Day War，” Middle East Journal 60， no.2（Spring 2006）。对此进行更为平衡的最新处理的另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的观点，参见Tom Segev， 1967 ： Israel ， the War ，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 trans.Jessica Cohen（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67] 所引用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的话，参见Spiegel，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p.141；约翰逊总统对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发表的评论，引自Popp， “Stumbling Decidedly into the Six Day War，” p.304。罗兰·波普（Roland Popp）还指出，“美国政府内几乎没有人对此怀有任何疑问，即以色列（关于迫在眉睫的阿拉伯国家攻击）的警告是子虚乌有的”（p.302），而且威廉·匡特还报告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曾告诉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说，他们“确信如果敌对行动开始，不管是谁先发起攻击，以色列将轻易取胜”。 Decade of Decisions ， p.50.
[68] 约翰逊在5月26日晚会见埃班时给了他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的结尾写道：“我必须强调，没有必要使以色列本身对敌对行动的开始承担责任。以色列将不会被孤立，除非它决定这样做。我们无法想象以色列将作出这个决定。”引自Brecher， Decisions in Israel ' s Foreign Policy ， p.393。约翰逊在5月28日致艾希科尔的信重复了类似的警告。
[69] 用威廉·匡特的话来说，当约翰逊“于6月5日上午被战争已经开始的消息惊醒时，他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惊讶。毕竟，他已采取步骤向以色列人保证，5月26日的‘红灯’已变成黄灯……他在6月3日向（以色列总理利维·）艾希科尔的信中暗示，‘黄灯’的意思是要‘小心’，‘如果遇到麻烦，别指望美国’。这一观点在（阿贝·）福塔斯[（Abe）Fortas]和（阿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的评论中得到重申。但是，大多数驾车人都知道，黄灯等同于绿灯”。匡特还指出：“虽然约翰逊并未向以色列人大开绿灯，但他对以色列人的行动已撤销了自己的否决权。” Peace Process ， p.38， pp.41—42，以及Cheryl Rubenberg， Israel and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p.120.
[70] 在对奥伦的《六日战争》一书进行评论时，匡特指出：“约翰逊（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单独采取行动，并在一段时间内他的确说到做到。到5月底的时候，他显然已经改变了主意。以色列人迅速意识到这一变化，而当他们决定进行战争的时候，这一变化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约翰逊为什么如此犹豫不决，然后他为什么却对以色列采取了强硬路线，或者为什么他后来改变了主意。”“Book Review： Six Days of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6， no.4（Summer 2004）： 147.对约翰逊施加的其他压力，包括写信运动，参见Segev， 1967， pp.253—254， 264—265， 304。
[71] Quandt， Peace Process ， pp.43—44.
[72] 1967年6月8日，在六日战争进行中，以色列飞机和鱼雷舰袭击了西奈半岛外公海区的美海军情报船只自由号（USS Liberty）。这次袭击打死34名美国水兵，并对自由号情报船造成了严重损坏。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声称，这次袭击是基于错误识别而导致的意外事件，并向美国道歉和赔付了1300万美元。遭到这次袭击的幸存者、其他美国海军军官，以及许多美国官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都相信，这次袭击是蓄意而为的；主张这个观点的人还认为，随后的调查是草率而不全面的。其他评论者则对以色列有关该事件的说法进行辩护，并把袭击看成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对此进行的不同叙述，参见James Bamford， Body of Secrets ： Anatomy of the Ultra Secret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A.Jay Cristol， The Liberty Incident ： The 1967 Attack on the U . S . Navy Spy Ship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2）； James M.Ennes Jr.， Assault on the Liberty ： The True Story of an Israeli Attack on an American Intelligence Ship （Gaithersburg， MD： Reintree Press， 2003）； Oren， Six Days of War， pp.263—271，以及Segev， 1967， p.386。
[73] 有关（1967年至1970年期间的）消耗战外交的总结，参见Lawrence Whetten， The Canal War ： Four - Power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4）。那些有益于以色列人的观点包括Ya'acov Bar-Siman-Tov， The Israeli - Egyptian War of Attrition ， 1969—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以及Jonathan Shimshoni， Israel an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 Border Warfare from 1953 to 197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4。
[74] Quandt， Decade of Decisions ， p.147.也可参见Pollock， Politics of Pressure ， pp.112—114， 124， 126—127，以及Brecher， Decisions in Israel ' s Foreign Policy ， p.510。
[75]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Little， Brown， 1982）， p.468.
[76] 通过帮助以色列在战场上占得上风，尼克松和基辛格设法说服埃及和叙利亚接受停火，并认识到苏联支持的局限性。参见Quandt， Peace Process ， pp.113—115， 118。
[77] Stein， Heroic Diplomacy ， pp.78—79.
[78] Ibid.， p.86， p.90； William Burr， ed.， The October War and U . S . Polic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October 7， 2003），以及Quandt， Peace Process ， p.118。
[79] “Kissinger Gave Green Light for Israeli Offensive Violating 1973 Cease-Fire，”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新闻稿，2003年10月7日，以及Quandt， Peace Process ， p.120， p.461nn62， 63。肯尼思·斯坦报告说：“基辛格告诉以色列领导人，如果他们的意图是用饥饿来迫使埃及第三军就范，那么美国将‘与他划清界限’。但基辛格并没有告知以色列人不要加强他们在军事上的优势。达扬需要另外的72个小时，而基辛格则对此加以默许。”斯坦还指出：“由于以色列不受惩罚和得到基辛格的许可——尽管萨达特对此并不清楚，但是以色列却违反了停火决议。” Heroic Diplomacy ， p.92.
[80] “U.S.-Israe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eptember 1， 1975.”国会立法（Section 535， P.L.98—473， October 12， 1984）增加的规定，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放弃恐怖主义”。参见Clyde Mark， “Palestinians and Middle East Peace： Issu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24， 2002， p.2。
[81] Shlaim， Iron Wall ， pp.337—340.就像史蒂文·施皮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此也允诺了一项同以色列一致的统一战略，从而限制了美国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独立对话的能力。”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 p.302.有关国会在1984年的行动，参见Clyde Mark， “Israeli-United States Relation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8， 2005， p.9。
[82] 战争的借口是对以色列驻伦敦大使的暗杀企图。这一行动完全缺乏黑格所要求达到的标准，它既同以色列—黎巴嫩边界线的局势毫无关系，也不是由亚西尔·阿拉法特或法塔赫下令进行的，而是由阿布·尼达尔（Abu Nidal）领导的巴勒斯坦持不同政见团体所为。就像施罗姆·本-阿米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应该知道，当他在与沙龙谈话中使用不必要的含糊不清的语言时，以色列政治家们对其中的细微差别和未尽之意并不是特别敏感”。参见Ben-Ami， Scars of War ， p.179； Quandt， Peace Process ， pp.250—251； Ze'ev Schiff， “The Green Light，” Foreign Policy 50（Spring 1983）； Ze'ev Schiff and Ehud Ya'ari， Israel ' s Lebanon War ， trans.Ina Friedman（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 pp.71—73； Avner Yaniv， Dilemmas of Security ： Politics ， Strategy ， and the Israeli Experience in Leban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02—103， 105，以及James McCartney， “Officials Say Haig Let Israel Think U.S.Condoned Invasion of Lebanon，” Philadelphia Inquirer （online）， January 23， 1983。
[83] Shlaim， The Iron Wall ， p.416.
[84] 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指出，到停火开始生效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成功地击败了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并限制了遭遇战的范围……同样重要的是，叙利亚因寻求早早停火而任由以色列将战争重点放在贝鲁特。在停火之后的那些日子里，以色列部队继续往前挺进到南贝鲁特和东贝鲁特，并且通过黎巴嫩前线的军队建立了领土上的联系”。 War for Lebanon ， p.138.
[85] George P.Shultz， Turmoil and Triumph ：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New York： Scribner， 1993）， p.112.
[86] Quandt， Peace Process ， pp.258—259.
[87] 引自Edward R.F.Sheehan， The Arabs ， Israelis and Kissinger ： A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Pleasantville， NY： Reader's Digest Press， 1976）， p.199。
[88] 在美国谈判代表丹尼斯·罗斯对和平进程的叙述中，他提供了大量有关克林顿政府适应埃胡德·巴拉克总理偏好的谈判策略的例子，特别是为同叙利亚达成一项和平协议方面所做的并不成功的努力。参见Ross， Missing Peace ， pp.530—532， 539， 550—551， 578—580。而就像阿加（Agha）和马利（Malley）在他们有关戴维营的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不过最终在几乎所有这些不可靠的战术判断上，美国要么是放弃、要么是退让，结果是出于对巴拉克正试图做的那些事情的尊重，美国不情愿地默许他做那些事情。”“Camp David： The Tragedy of Errors，” p.60.
[89] Ron Pundak， “From Oslo to Taba： What Went Wrong？” Survival 43， no.3（Autumn 2001）： 40—41。
[90] “Lessons of Arab-Israeli Negotiating： Four Negotiators Look Back and Ahead，” 2005年4月25日中东研究所小组讨论副本；Nathan Guttman， “U.S.Accused of Pro-Israel Bias at 2000 Camp David，” Ha ' aretz ， April 29， 2005，以及Aaron D.Miller， “Israel's Lawyer，” Washington Post ， May 23， 2005。
[91] 被问及的问题是：“你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什么看法——你认为这些政策公平吗，或者说它们太过偏袒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人？” 参见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2003）， p.5，以及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Wave 2 Update Survey； 21 Publics Surveyed， Final Topline（2003），” T-151，登录http：//pewglobal.org/reports/pdf/185topline.pdf。